译论 | 黄勤 刘晓黎：译者行为批评视域下《肥皂》 中绍兴方言英译策略对比分析
【译论】专题回顾：
摘要：对方言的有意识运用是鲁迅小说的显著特点。本文统计出鲁迅小说《肥皂》中使用的绍兴方言共49条，将其划分为拟声类方言、詈言、地方民俗类方言、俗谚和地方特有表达用语5类。基于译者行为批评视域，借助艾克西拉总结的11种文化专有项翻译策略类别，对比分析4个典型英文译本再现原文方言时的异同。文章发现：1) 4个译本中方言的标准化译法使用频率最高；2) 蓝译本采用删除法的频率远高于另外3个译本；3) 4个译本均未采用重复策略。本文运用译者行为批评理论分别对上述发现的社会性动因进行了阐释，并指出方言翻译研究不应囿于规约性理路，要兼顾语言性求真与社会性务实。
关键词：鲁迅；译者行为批评；肥皂；方言；英译策略
鲁迅小说《肥皂》于1924年3月27日和28日在《晨报副镌》上连续发表，后收录于短篇小说集《彷徨》。小说以肥皂为线索，截取了四铭一家日常生活的一个断面：四铭带着肥皂回家，从而引发了四太太从新奇到抵触再到接受的心理渐变。其间贯穿了夫与妻、父与子、民众与新文化运动等多组矛盾，波澜迭起，层层推进。夏志清 (2001：39)认为，“就写作技巧来看，《肥皂》是鲁迅最成功的作品，因为它比其他作品更能充分地表现出鲁迅敏锐的讽刺感”。
小说的成功离不开作者对语言的精心打磨。鲁迅主张“从活人的嘴上，采取有生命的词汇，搬到纸上来”(鲁迅 1981：296－297)，“博取民众的口语”(鲁迅 1981：384)熔铸于作品中。因此，鲁迅小说中总是夹杂方言土语，这是一种在北方口语基础上带有明显绍兴方言痕迹的“炼话”，是经过加工的文学方言，故具有突出的研究价值。本文拟考察《肥皂》中绍兴方言的使用情况，基于译者行为批评视域，借助艾克西拉(Aixel)总结的11种“文化专有项”(culture-specific item)翻译策略类别，对比分析译于4个不同时代的典型英文译本对原文中方言再现的异同，以期对后续方言翻译研究有所助益。
依照谢德铣 (1979)、倪大白 (1981)、任宝根 (2005)、吴子慧(2007)等相关工具书，笔者对《肥皂》中的绍兴方言进行仔细甄别，发现典型绍兴方言共49处，可分为拟声类方言、詈言、地方民俗类方言、俗谚和地方特有表达用语5类。
纽马克 (Newmark 1988：195)指出，在翻译方言时，译者的首要任务是识别原文中方言的具体功能。这主要体现在展示语言的俗俚用法、强调社会阶级差异、突出当地文化特征等3个方面。李颖玉等 (2008：64)认为，方言的使用有确立地理背景、表明人物身份、反映地方民俗、产生幽默效果、使语言简洁、使人物生动等几种功能，而且时常是兼而有之。具体文本不同，方言功能有异。我们在吸收借鉴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归纳出《肥皂》中绍兴方言主要具有以下功能：
一是展现地方特有风俗，强化作品真实感。如：
(1)四铭太太正在斜日光中背着北窗和她八岁的女儿秀儿糊纸锭，忽听得又重又缓的布鞋底声响，知道四铭进来了，并不去看他，只是糊纸锭。(鲁迅 2015：178)
此例中画线部分“糊纸锭”系典型的绍兴旧俗。纸锭是用锡箔制成的一种迷信用品，一般糊成元宝形，其中较大的金元宝用以祀神，较小的银元宝用于祭祀先祖或是故人。新中国成立前，绍兴几乎有一半人以从事锡箔业、制造冥币为生，故获“锡半城”之称(裘士雄等 1985：176-179)。小说以四铭妻女糊纸锭为开篇，奠定了写作场景的地域真实性，同时也揭示其家境的寒微，以此反衬四铭购买肥皂行为的反常性，为后文谋篇布局埋下引子。
二是帮助刻画人物形象，生动展现人物行为。如：
(2)“……伙计本来是势利鬼，眼睛生在额角上的，早就撅着狗嘴的了；可恨那学生这坏小子又都挤眉弄眼的说着鬼话笑……”(鲁迅 2015：181)
此例中的“眼睛生在额角上”和“撅着狗嘴”均为绍兴俗语。其中“眼睛生在额角上”意为“眼睛只是朝上看，比喻高傲而又势利的人”(谢德铣 1979：25)，是鲁迅对绍兴俗谚“眼睛生东额角头”的改造使用。《越谚》卷上《语言·头字之谚》收录有“眼睛生东额角头”，注曰“傲视世人”(范寅 2006：92)。
此处“东”为绍兴方言介词，意为“在”。“撅着狗嘴”指“嘴巴高高翘起，显出一副瞧不起人或很不高兴的样子”(汪宝荣 2015：177)。小说中四铭到杂货店买肥皂，囊中羞涩却又东挑西拣，遭到店铺伙计嘲笑，事后四铭在家人面前用这两处俗语抱怨伙计势利，其表达效果远远比“势利”二字生动形象，活灵活现地还原出伙计当时对四铭行为的不屑。
三是节省文字，增强文学感染力。如：
(3)他眉头一皱，擎向窗口，细着眼睛，就学程所指的一行念过去：“……”。(鲁迅 2015：180－181)
此例中的“擎”和“细”均为绍兴方言动词。“擎”指“举起、用手托着”(任宝根 2005：24)，“细”指“眯着(眼睛)”(倪大白 1981：154)。这两个词精简而准确地描摹出四铭阅读字典时的动作和神情：四铭皱着眉头，手托着字典迈向窗边，借着光线眯起双眼看下去。文字的节俭与生动强化了这一连串动作的感染力。
四是产生幽默效果，增加作品的讽刺力量。如：
(4)他好容易曲曲折折的汇出手来，手里就有一个小小的长方包，葵绿色的，一径递给四太太。(鲁迅 2015：178)
此例中的“汇出手来”体现了鲁迅娴熟的乡语驾驭能力。“汇”意为“从怀里或衣服袋子里拿出手来，或把手伸进窄小、弯曲的地方(如树洞)，然后费力地把手拿出来”(谢德铣 1979：25)，强调拿回过程的曲折缓慢。文中以此描绘四铭从“布马褂底下的袍子的大襟后面的口袋”里掏出肥皂的艰难，暗讽其形态的可笑与心性的肮脏。
上述方言所发挥的不同功能对于小说的成功来说，意义和作用不可小觑。因此，如何在译入语文化中找到与原文本中的方言意义相当、功能相仿的对应语，是摆在译者面前的难题，这也导致了译评者观念的分野。长期以来，方言翻译策略批评的争论焦点集中在“方言对译”的合理性上，其主要支持者有林以亮(1984)、郭著章(1994)、刘重德(1991)、王恩科(2015)等，而主要反对者有傅雷(1984)、王佐良(陈国华1998)、孙致礼(2003)、韩子满(2004)等。争论的话题多为英语方言汉译，其经典例证便是张谷若先生将《德伯家的苔丝》中英国威塞克斯方言译为我国山东方言。在反对“方言对译”的声音中，不少论者赞成采用目的语中比较通俗、口语化的语言来翻译源语方言，如韩子满(2002)、王艳红(2008)、陈胜利(2013)。
然而，学术研究探讨的往往是方言翻译的理想情况，是该怎么译这一具有规定性倾向的的问题。而译者的翻译实践受多方因素制约，体现出的是会怎么译。二者往往处于相互割裂的状态，而译者行为批评理论可以有效地调和这种二元对立。
译者行为批评是一种“集中于意志体译者在翻译社会化过程中的角色化及其作用于文本的一般性行为规律特征”(周领顺 2014：1)的研究。该研究基于充分描写，统筹翻译内外，将译者视为语言人身份与社会性角色的双重载体，不仅面对原文，也面向社会，由此延展出“求真—务实”译者行为连续统评价模式。
“求真—务实”译者行为连续统评价模式的现实出发点在于“人是典型的意志体”，而“意志体译者不仅具有语言性的属性，同时也拥有社会性的属性，兼及服务‘作者/原文’和‘读者/社会’的双重责任”(周领顺 2014：64－65)，因此既要“求真”，又要“务实”。区别于传统意义上“求真喻俗”中静态的以忠实原作为中心的求真，此处“求真”是描写意志体译者之行为的动态概念，指“译者为实现务实目标而全部或部分求取原文语言所负载意义真相的行为”；“务实”表示“译者在对原文语言所负载的意义全部或部分求真的基础上为满足务实性需要所采取的态度和方法”(周领顺 2014：76－77)。“求真”和“务实”分别位于连续统的两端，中间是各种渐变状态，渐变的过程反映了译者角色的微妙变化，由“求真”滑向“务实”，从语言性走向社会性。
“求真”与“务实”是辩证的关系，二者相互区别又融为一体。“求真”是“务实”的基础，是确保翻译之为翻译的根本，而翻译活动本身是一项具有目的性的社会行为，因此译者行为表现为“务实”高于“求真”，却又不能无视“求真”。落实到译者行为准则上，便是“求真为本、求真兼顾务实；务实为用(上)、务实兼顾求真”；相应的译者行为评价标准则建立在“对求真度(译文和原文)和务实度(译文和社会)及其对二者之间平衡度的把握上”(周领顺 2014：106)。下文我们将依托该标准分析评价小说《肥皂》中绍兴方言的翻译情况。
西班牙学者艾克西拉(Aixela 1996：61－64)针对文化专有项的翻译划分出了11种翻译策略。张南峰(2004：21－22)认为，艾克西拉的这一分类以描述为基础，以方便翻译的描述研究为设计目的，体现出不同程度的异化和归化，排列有序，细致详尽。本文沿用这11种翻译策略对《肥皂》中的方言翻译策略进行判别与标注①，依次为：1) 重复：照抄原文；2) 音译法；3) 语言翻译法：尽量保留原文中文化专有项的指示意义；4) 文外注释；5) 文内注释；6) 使用同义词；7) 有限一般化：选用译文读者较熟悉的另一源语文化专有项进行替换，使译文读者更易接受；8) 绝对一般化：选用目的语中一个中性的非文化专有项来翻译文化专有项；9) 归化法；10) 删除法；11) 自创法。其中前5种是文化保留法，后6种是文化替代法，从策略1)到策略11)，译文的归化程度递增。
对译者行为的研究只有在尽可能客观描写的基础上才有可能给予比较合情合理的解释(周领顺2014：81)，鉴于上述11种翻译策略是对译者行为的客观描写，基于此统计结果的译者行为阐述与批评具有解释力。
迄今为止，《鲁迅小说集》有4个重要英文译本：王际真选译本(Wang 1941)、杨宪益与戴乃迭合译本(Yang＆Yang 1960)、莱尔译本(Lyell 1990)、蓝诗玲译本(Lovell 2009)。本文选择《肥皂》上述4个英译本进行分析，力图反映不同时代的经典译本中方言翻译策略的具体表现形式，并阐述不同译者行为的动因，以期对方言翻译有所启发。4个译本以下分别简称为王译本、杨译本、莱译本和蓝译本。以下表格中的数字分别对应上文的11种翻译策略。
拟声类方言使描写生动逼真，富有音乐性。表1显示，在处理拟声类方言时4位译者采取了多元化的翻译策略：王译本和杨译本以绝对一般化(策略8)和归化法(策略9)为主；蓝译本以绝对一般化(策略8)和删除法(策略10)为主；莱译本多用语言翻译法(策略3)。
以“橐橐”为例，“橐橐”在绍兴话里读作“笃笃”，指在楼梯和地板上较轻的走动声(任宝根 2005：214)，4个译本选用了各不相同的英译策略。王译本的“clap，clap”在形式上契合归化法，但在语义上与原文有所偏离。文中的“橐橐”是学程在走动时皮鞋底与地面摩擦而发出的声响，与“clap，clap”所示的手掌拍击声在意义上有所区别，其文本指示意义的求真度不高，但鉴于其还原了拟声音效，实现了部分文学功能，该译文仍具有一定的效果务实度。杨译本的“tramp”按策略类别属于绝对一般化，意为沉重的脚步声，程度过深，其语义求真度一般。不过对目的语读者来说，他们并不知晓原文中该拟声词的音响程度，同时“tramp”对他们而言是一个熟悉的概念，放在译文语境中衔接自然，故该译文的务实度较强。莱译本的“squeak squeak”十分特别，该组合方式或先将“橐”译为“squeak”，再进行叠加，以实现对原文形式最大限度的求真，按策略类别当属语言翻译法。然而“squeak”有表示“尖厉”的语义倾向，与原文有较大差异，其语义求真度较弱，不过读者能从中获取拟声信息，故具有一定的务实度。蓝译本采用删除法，是对原文的零求真，但译本上下文衔接紧凑，未对读者产生干扰，不失为一项务实之举。
原文中共有7处詈言，均出自四铭与妻子的私下对话，作者以此生动地刻画四铭人前斯文、人后刻薄的真实面目。4个译本选取的翻译策略差异并不显著，均以绝对一般化(策略8)、归化法(策略9)和语言翻译法(策略3)为主，其中绝对一般化(策略8)使用频率最高。
以“撅着狗嘴”为例，这是四铭攻击店铺伙计势利眼的骂詈俗语，其文学功能在于凸显四铭尖嘴薄舌的人物特征。王译本与杨译本采用语言翻译法，将“狗”的文化意象保留，分别译为“assume a doggish snout”和“pull a long dog's face”，力图形象地再现四铭眼中小伙计的傲慢与势利，在译者行为连续统上更偏向语言性求真，靠近“原文/作者”一端。不过，“狗”在东西方文化中的附加色彩或有不一，西方读者能否感知其中的谩骂意味直接影响译文的效果务实度。莱译本与蓝译本采用绝对一般化，将其处理为目的语读者更为熟悉的概念“make faces”和“sneer at”，是译者为避免引起读者理解困扰的社会性务实行为，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减损了原文方言的骂詈效果与文学功能。这样一来，原文的形象化语言特征被抹去，方言詈辞的粗俗色彩全无，人物个性也由此趋于平淡化，故文本求真度较弱。
除了拟声词与詈言，还有不少地方民俗类方言还原了绍兴风土人文的面貌。下页表3为《肥皂》中地方民俗类方言的英译情况。
地方民俗类方言发挥着展现地方独特习俗、强化作品真实感的文学功能。表3显示，对于地方民俗类方言的翻译，4个译本基本采取了绝对一般化(策略8)这一翻译策略。
较为特殊的是“糊纸锭”的翻译，“糊纸锭”是绍兴旧习，能够鲜明地展现地方风俗。王译本采用语言翻译法(策略3)，仅翻译其字面含义“make paper ingots”，并未说明其特殊用途，不免让读者茫然，故其务实度较弱。其他3个译本均先采用语言翻译法(策略3)，再加以文内注释(策略5)“for the dead”“funeral”，指明了该祭祀习俗的文化意义，通过译出绍兴文化的异质成分保留了译文的地域色彩，看似与“原文/作者”一端更为靠近，实则在客观上帮助读者进一步了解原文内涵，吸引其阅读兴趣，更好地达到了务实的效果。不过，4个译本均忽略了纸锭的材质，即锡箔纸。或许可以处理为“paste tinfoil ingots for the dead”，以兼顾语言性求真与社会性务实。
除了民俗民风，一方百姓在生产生活中创造的俗谚也极具地方特色。表4为《肥皂》中绍兴俗谚的翻译策略。
谚语通俗凝练，富有感染力。对于绍兴俗谚的英译，4个译本明显地表现出趋同性，都倾向于采用语言翻译法(策略3)。不过，在仅有的3个俗谚中，蓝译本有2处采取了删除法(策略10)。
以“天不打吃饭人”为例，该谚语意为雷不打正在吃饭的人，比喻一个人有多大的罪过也须待他用完餐再处理(谢德铣1979：25)。原文是晚餐时分四太太对四铭的规劝，文字简洁，明快有力。4个译本中，仅有蓝译本采取删除法，其余3个译本均采用语言翻译法，直译出该俗谚的指示意义，但对“天”的翻译存在细微差别。王译本与莱译本将其译为“Heaven”，唯有杨译本译为“thunder”，显然，杨译本更贴近原文内涵，正如口语中常用的“雷(轰)”，具有最佳的语义求真度。不过，直译法不可避免地损害了俗谚的文学功能，译文稍显拖沓，上口性较差，无法表现四太太的灵机巧思。在顾及原文语义求真的同时，3个译本也体现出了较高的社会务实度，这是由于直译该俗谚的字面义恰好符合原文的饭桌语境，读者可轻松地获取文本信息。
《肥皂》中还有大量的其他绍兴方言，大多用以描写人物动作、外貌、语气和个性等特征，此处合并归为“地方特有表达用语”。表5统计了针对它们的翻译策略：
地方特有表达用语多用于人物描摹，具有使文字洗练、生动展现人物行为、产生幽默讥讽效果等文学功能。表5显示，在对地方特有表达用语的英译中，绝对一般化(策略8)使用频率最高，仅有少量译文采取归化法(策略9)和删除法(策略10)，其中删除法多为蓝译本所采用。
以“汇出手来”为例，“汇”在小说中指四铭伸手从窄小的衣袋里缓慢费力地掏出肥皂这一微妙肢体动作，幽默并富有讽刺意味。裘士雄等(1985：13)认为，“汇”字精当而传神，成功地刻画了四铭的肮脏心理。王译本与杨译本采取绝对一般化策略，分别将其处理为“extricate”与“extract”，这两个词都含有几经曲折最终好不容易抽出手来的意思，与原文语义贴近，并且实现了与原文相似的幽默讥讽功能，四铭急切而又滑稽的猥琐形象呼之欲出，因此其求真度和务实度都很高。莱译本采用绝对一般化，将其译为“recover”，仅保存了“收回、抽回”的意思，肢体动作的简化遮蔽了人物内心活动，人物个性也因此而平淡化，其文本求真度一般。不过，莱译本的译文通俗晓畅，务实度较强。蓝译本则采取删除法，上下文语境连贯，务实性较强。
综合4个英译本对小说《肥皂》中5种方言类别的再现情况，可以发现绝对一般化(策略8)、归化法(策略9)、语言翻译法(策略3)和删除法(策略10)出现次数最多，其中又以绝对一般化(策略8)的使用频率最高，这一翻译策略在4个译本中的使用频率分别为71%、69%、57%和61%。删除法(策略10)以蓝译本使用居多，其使用频率高达20%，而其他3个译本对删除法的使用频率仅在5%左右。同时，重复(策略1)在4个译本中几无采用。这3种现象不得不引起我们的重视与深思。
“求真—务实”译者行为连续统评价模式的内核在于对已有翻译现象进行描写和解释，分析译者行为背后的社会性动因。上文已描写并归纳了《肥皂》中方言的英译策略，下文将尝试基于这一理论模式对其中呈现的突出特点进行解释。
首先，方言的标准化译法在国外的翻译批评中历来颇受冷遇。Azevedo (2009)认为，方言的标准化译法会篡改原文风格，扭曲人物形象，丢失文化涵义，因此译者应尽量避免采用。Sanchez (2009)指出，用标准语翻译方言效果往往会不尽如人意。国内方言翻译批评界对此更是鲜有涉及。如前文所述，在探讨方言翻译策略时，国内论者大多围绕方言对译、方言的通俗化翻译等话题争执不下，对方言的标准化译法几无涉足。事实上，在方言翻译的实践层面，标准化译法早已被广泛采用，以至于已成为一种翻译共性(Pinto 2012：159)。这种被视为“最激进”的译法 (Berezowski 1997：88)虽为主流译评所忽视，却也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与必然性。Leppihalme (2000)在对一部芬兰语小说的英译文进行实证考察后指出，将原作中的方言译成标准英语确实会损害方言所提供的营造社会文化语境、刻画人物鲜明个性、增强幽默感等功能，但其结果未必全是负面的，因为读者往往并不在意原作者的语言身份 (linguistic identity)，吸引他们的更可能是译文的其他方面。欣赏原文不一定落在欣赏原文的语言表述上，也可以是欣赏作者的思想(部分求真)，所以就有了读者定位这样的务实之举(周领顺2014:78)。值得注意的是，方言的标准化译法可由其他诸多社会性因素引致。比如在酬赏结构 (reward structure)的支配下，译者一般倾向于将原文语言标准化以规避风险 (Pym 2008：326)。此外，编辑指南、时间紧缺、翻译辅助资源缺乏等因素均会促使译者采用标准化译法 (Ｒosa 2012：93)。
其次，蓝译本较其他译本更多采用删除法(策略10)也有其根据。这是译者基于社会需求甚至掺杂个人私念的目的性取舍行为，是一种务实性调整。在一次采访中，被问及对方言翻译的看法时，蓝诗玲坦言自己并不懂绍兴方言，也不想把方言带进译文里。她认为方言很难翻译，因为它是最自然、最口语化的表达，一般而言在目的语中找不到对等物。尽管译者有多种处理方式，如方言对译，但她认为这种策略危险很大。她还特别强调，自己的书主要是给普通英国读者看的，他们并不关心译文是否准确地再现原作风貌，因为他们也没有读过原文。重要的是，得让读者相信鲁迅小说的可译性及世界影响力 (Wang 2014：8-9)。可以肯定地说，在鲁迅小说的方言翻译问题上，蓝诗玲为迎合目的语读者的接受心理，实现务实的社会效果，更多地表现出了一个经营者的角色，是半译者身份的社会－语言人，其译者行为表现为“务实”高于“求真”，乃至弃“真”务实。译者的潜心经营助推了译本的成功，该译本被收入企鹅经典文库，汉学家华志坚 (Wasserstrom 2009)称赞其为鲁迅享誉于汉语世界之外提供了最好的机会。
最后，重复(策略1)这一策略的零使用也彰显出意志体译者的社会性。这具体表现在遵守英美评论界所倡导的主流翻译规范。Venuti 在大量考察发表于英美主流报刊的书评后指出，行文流畅(fluency)是当今英美评论界审视英译作品的主要标准。一部被认为流畅的译作除了使用当代英语、通用英语和标准英语之外，还要避免采用外国文字 (Venuti 1995：2-5)。这或许有助于解释4个译本均未使用重复策略(策略1)，即照抄原文的原因。这是译者为了使译文适应接受环境而做出的妥协与努力。
总之，在小说《肥皂》中绍兴方言的英译问题上，4个译本的译者均展现出较强的社会性和务实性，在译者行为连续统上偏向“读者/社会”一端。因原文全面求真之无解和译者审时度势的双重作用，方言俗语的部分文学功能和形式特征被淡化甚至消除，绍兴浓厚的水乡风情被稀释，方言塑造的人物形象趋于扁平化。然而，原文的所指意义和交际意义在很大程度上得以保留，确保了关键信息的有效传递，同时译文读起来简洁流畅，有助于目的语读者迅速进入鲁迅的小说世界。
翻译活动是一项有目的性的动态活动，翻译研究应是结合翻译内外因素的动态研究。译者行为批评基于充分描写，统筹翻译内外，将译者视为面对原文同时也面向社会的典型意志体，兼及服务“作者/原文”和“读者/社会”的双重责任，对翻译批评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译者行为批评视域下的“求真—务实”译者行为连续统评价模式为客观评价译者行为及译文质量提供了操作指南。该评价模式观照下的方言翻译研究摆脱了“忠实”之争和规约某一“最佳译法”的理想情况，着眼于多方因素制约下的译者在方言翻译过程中进行语言性求真与社会性务实的程度，探寻译者行为背后的社会性动因并尽可能地对此给予合情合理的解释。这为我们深入了解方言翻译乃至于进一步认识翻译活动本身打开了一个突破口。
参考文献与注释省略，全文请参阅《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19年第4期
作者简介：
黄勤：华中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文学翻译研究、翻译家研究、翻译史研究、英汉语篇对比研究
刘晓黎 ：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文学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