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把日本战犯送上了绞架

他把日本战犯送上绞架

© 徐敏｜文

东京国际军事法庭全体法官，前排右二为中国法官梅汝璈

在国家博物馆“复兴之路”大型展览中，有一件黑色法袍整齐地叠放在展览柜中。

这件法袍的主人，就是原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梅汝璈。当年，东京法庭对是否判处战犯死刑存在很大分歧，部分法官不赞成死刑，来自印度的法官帕尔，甚至主张判决所有甲级战犯无罪。值此正义面临蒙羞之际，如果不是梅汝璈力挽狂澜，折冲樽俎，以无可辩驳的证据，争取到了半数法官的支持，东京审判将是另外一种面貌。

历史，将永远记住梅汝璈法官的名字。

梅汝璈，1904年出生于江西南昌一户农家。1924年，他从清华学校毕业后赴美留学，先后就读于斯坦福大学和芝加哥大学，获文学学士和法学博士学位。1929年梅汝璈返回中国，历任山西大学、南开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教授，并长期担任国民政府立法委员之职，对于各项法规的制定与推行，多有胜人一筹的贡献。抗战胜利，他代理立法院外交委员会主席之职，是国内享有盛名的法学界权威。

1946年2月15日，盟军最高统帅部根据各同盟国政府的提名，组成东京国际军事法庭，由来自美国、中国、英国、苏联、法国、荷兰、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印度和菲律宾的11名法官，共同负责东京审判。中国方面指派的法官是梅汝璈。面对千百万冤死的同胞，梅汝璈立誓：“我既受国人之托，决心勉力依法行事，断不使战争元凶逃脱法网！”

法庭组建伊始，澳大利亚籍庭长韦伯爵士宣布，把中国法官的座次排在英国之后。梅汝璈当即表示反对，他义正辞严地指出：“如论个人之座位，我本不在意。但既然我们代表各自国家，我认为法庭座次应该按日本投降时各受降国的签字顺序排列才最合理。首先，今日系审判日本战犯，中国受日本侵害最烈，且抗战时间最久、付出牺牲最大，因此，有八年浴血抗战历史的中国理应排在第二。再者，没有日本的无条件投降，便没有今日的审判，按各受降国的签字顺序排座，实属顺理成章。”

说完，梅汝璈愤然脱下象征审判权力的黑色丝质法袍，拒绝参加法庭预演，他说：“今日预演已有许多记者和电影摄影师在场，一旦明日见报便是既成事实。既然我的建议在同仁中并无很大异议，我请求立即对我的建议进行表决。否则，我只有不参加预演，回国向政府辞职。”

在梅汝璈据理力争的坚持下，庭长韦伯当即召集所有法官参与表决，结果达成一致意见，入场顺序和法官座次均按日本投降日各受降国签字顺序排定，中国居于英国之前。整个预演虽然推迟了半个多小时才得以进行，但梅汝璈最终为中国争取到了应有的国际地位，捍卫了民族尊严。

1946年5月3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日本东京正式开庭，开启了一场被称为“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国际审判活动”。

1948年4月，法庭工作进入起草判决书阶段。在梅汝璈的争取下，由中国法官负责起草判决书中有关中国的部分。梅汝璈在助手的协助下，在300余页的初稿上倾注了大量心血。他主张判决书中单设一章对南京大屠杀予以说明，获得了法庭的同意。

到了量刑阶段，法官们对是否判处战犯死刑产生了很大分歧，由此引发激烈争辩。一些来自未遭日军过多侵略践踏国家的法官，不赞成死刑。为此梅汝璈日夜与各国法官磋商，经历了多次争论，最终法庭投票表决，以6∶5的微弱多数，判决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松井石根等7名甲级战犯以绞刑。

据后来公开的档案和梅汝璈的回忆，11名法官在最后的投票中是以6票对5票的微弱多数对7名被告做出了绞刑判决，这对于中国法官和检察官来说，真可谓是一票险胜。

除梅汝璈外，其余5票赞成票是谁投的，由于投票前所有法官宣过誓，不予公开，不做文字记录，也无摄影拍照，整个投票就成了一个永久的秘密。好在公理与正义终究得到了彰显，将7名战犯无一例外送上了绞架。

在5票反对票中，有一票是清楚的。来自印度的法官帕尔，主张判决所有甲级战犯无罪。还在法庭开庭的第一天，他第一次走进法庭，尚未落座，便双手合十，向被告席上的日本战犯施礼，以表达他对战犯的善意。帕尔坚持认为，这些日本甲级战犯都是无罪的。帕尔的理由是：侵略战争是国家行为，国际法的追诉对象只能是国家，而不能罪及个人。

最终，在梅汝璈的据理力争下，帕尔的荒唐理由没有得到多数支持。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战犯的行刑地点确定在巢鸭监狱。行刑时，按照抽签的先后次序，第一个上绞刑台的是土肥原贤二，此后依次是东条英机、松井石根、武藤章、板垣征四郎、广田弘毅和木村兵太郎。36分钟后，最后一个战犯木村兵太郎死去。

几个小时后，已是黎明时分，盟军总部的军用吉普车在蒙蒙细雨中，把火化后的战犯骨灰抛洒到荒野上。

1948年底，南京政府任命梅汝璈为行政院政务委员兼司法部长，并电催在日本的梅汝璈回国履新。在历史转轨之际，梅汝璈选择了经香港乘船北上，应邀出席在北京举行的中国人民外交学会成立典礼。随即在新政权中担任职务，先后出任外交部顾问、外交学会常务理事、法学会理事、全国人大代表、人大法案委员会委员等职。

开初一段时光，梅汝璈身披东京审判法官的荣光，处处受到敬重。周恩来有次在会上介绍说：“今天参加这个会的，还有刚从香港回来的梅汝璈先生，他为人民办了件大好事，为国家增了光，全国人民都应该感激他。”

但渐渐地，他便意识到自己处境微妙。作为外交部顾问，他学的是全盘西化的法学体系。而新政权各方面都模仿苏联制度，实行社会主义法学，这与梅汝璈所学的“三权分立”体制相互冲突，格格不入。这使梅汝璈陷入了尴尬境地，他既无法重回大学，走上法学教师的岗位，又不能继续从事司法顾问的工作。他从此成了一个多余的人。行政级别连降四级，在外交部的同僚眼中，他犹如前朝遗老，只在茶余饭后被人提起。非但如此，他还成了外交部急需改造的旧知识分子。

为了跟上形势，他开始一笔一划地抄写俄文单词，一字一句地阅读苏联的法学教材。这位昔日里叱咤风云于东京审判的大法官，成了新时代中一名恶补功课的小学生。

文革中，梅汝璈遭到了更加严厉的批判，外交部的造反派在抄家时搜出了他在东京审判中穿过的法袍，如获至宝，以为抓住了梅汝璈的反革命证据，一度试图烧毁，后经梅汝璈据理抗争，法袍才得以幸存。

在风雨如晦的日子，梅汝璈自知前路艰险，仍不放弃《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写作，决心为后人留下一部亲历的现场记录。1973年，69岁的梅汝璈最终没能扛过命运的安排，带着未能完成的半部著述，在北京抱憾而终。

有研究者发现，几十年来，梅汝璈名字出现的频率及受关注的程度，和中日关系的起伏关联。中日关系紧张时，他便被人翻出来赞赏；中日关系缓和时，他则被搁置一边视而不见。甚至于，他写的《关于谷寿夫、松井石根和南京大屠杀事件》的文章，也竟然遭到了莫须有的指责，被扣上煽动“民族仇恨”、“鼓吹战争报复”的罪名。更有对那段历史毫不知情的白痴，指责梅汝璈为汉奸、卖国贼，颠倒黑白到了丧心病狂的地步。

1960年代，日本右翼势力妄图为侵略战争翻案，将受到东京审判的日本战犯迎入靖国神社，为其设立灵位。对此，梅汝璈曾撰文多篇，予以驳斥。他在其中一篇揭露南京大屠杀的长文中写道：“我不是复仇主义者，我无意于把日本帝国主义者欠下我们的血债写在日本人民的账上。但是，我相信，忘记过去的苦难可能招致未来的灾祸。”

这，又何止于南京大屠杀呢？

参考资料：

1、靳昊《梅汝璈：正义审判千秋凛然》

2、百度百科《远东国际军事法庭》

3、百度百科《梅汝璈》

4、闻汐《民族脊梁”梅汝璈：东京审判将7名战犯判处死刑，晚年受辱而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