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琦：处理《为“钱”正名》风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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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郭琦（1917年7月-1990年9月9日）曾任西北大学校长和党委书记，本文选自他的回忆录。
整天要碰到和学生有关的新的问题和矛盾，等着解决。就比如我们经济系有个叫张维迎的同学。
我是咋个子知道张维迎的大名呢？
我当时住在学校办公室，一周回家两次去拿饭。这天我早上起来之后，还没吃早饭，电话来了。我一听赵长河（注：时任陕西省委科教部部长）打来的，他开门见山给我说，学校有个叫张维迎的学生，发了篇文章，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必须开除。赵长河这样说，我也是没有雅量，在电话里也吼他，我说，你下什么命令？发一篇文章就开除学生？我什么都不知道，恶劣影响是你的判断，还是组织上的判断？
赵长河见我这么说，把电话摔了。
我正要去找人，问问张维迎是那个系的学生时，姜秉正来了。拿着一张《中国青年报》给我看。我大概看了一下，文章的题目叫《为“钱”正名》。姜秉正给我介绍说张维迎是个陕北娃，平时表现还好，学习方面也冒尖。
张维迎这个文章的主题是讲钱是个好东西，过去我们采取清教徒的态度对待钱，这是错误的。他甚至引用了列宁的一句话的意思，说那个钱就是勋章，就是功勋。
我给姜秉正说，他写这个文章，说明他还是看了些书，爱学习，有自己的想法。
这是我对张维迎这篇文章大致看了一下之后，最初的判断。
我坐下来，也在想赵长河为啥子那么判断，要开除他。简单粗暴是肯定了，但背后也不是没有原因。小平同志刚讲过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和清除精神污染的问题，张维迎的文章是不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是不是精神污染？需要不需要清除？我需要有个判断。针对一个学生，针对一篇文章来处理一个学生，我在师大工作的时候，在那样一种五六十年代“左”的大环境下，还没有遇到过。然而在西大遇到了。假如我考虑了赵长河的说法，开除了事，倒是不会费大力气。
张维迎的文章在发酵，北京好几家报纸发文章，连续发文，基本上站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和清除精神污染的角度来批判张维迎的文章，火药味不小。这时候呢，章泽（注：时任陕西省委书记）喊我去他那里，说谈一下张维迎文章的问题。
见了章泽，我问章泽是啥意思？
章泽说我怎么搞得，反应太慢了，动作慢，人家北京都动起来了，一周一次的发文章，咱们不能没有反应嘛。
我给章泽讲，啥子叫动作慢？跟北京的风，咱们也组织批判文章？我看不妥吧。他这个文章有错误的地方，我又不是看不出来，但也不是一点道理都不没有嘛。《为“钱”正名》也有积极的地方，你要让我写文章，我就写他文章里积极的地方。
章泽说，我不和你争，我叫你来是商量事情呢，咱把赵长河也喊来，一起商量。赵长河来了，直接说文章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表现，是精神污染，这样的学生必须开除，开除了他，也是表明我们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清除精神污染方面和中央保持一致。
我反问赵长河，你说《为“钱”正名》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我问你，你对资产阶级了解多少？我又了解多少？咱俩不敢说了解的全面了，透彻了吧。张维迎是个啥？一个学生，还是正在学习的阶段，他又能对资产阶级那一套了解多少？大家都没有个啥子了解，你给人家扣帽子，说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是精神污染？你觉得说得通说不通？
赵长河说我不看报，北京报纸上那些批判文章都不对？我说，那些批判文章，我确实都没有完整的看完过，但有一点，我清楚，你不能说我开除一个学生，把这个学生认定为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开除了，来表示学校和中央保持一致。
章泽、赵长河和我没有商量个结果出来，不欢而散。
回到学校和党委、常委几个人商量怎么个搞法。老巩，巩重起（注：时任西北大学校长）他们几个人都支持我的两点想法：
第一，不搞批判，但展开讨论。一批判性质变了，整人嘛。我讲，咱们整人还整的少了？不能再整人了。
第二，不要让学生做检讨。人家有些想法，写出文章发表了。检讨啥子，有啥可检讨的。他一检讨，是不是表示我们以后要把年轻学生的嘴堵上，不让人家思想了，不要人家说话了？不能要求学生检讨，这是原则。
当时在学校也展开了讨论，首先在经济系的老师里头展开了讨论。到底张维迎的这个观点对不对。
当然了，经济系好几位老师都认为不对，也写了文章，有个别老师还是比较偏激，说，以后像张维迎这种学生写文章，学校要审核，不能让学生乱写文章。老师的话说到我面前，我就笑了，给他说，学生写文章咱们作为老师，作为学校方面来说，应该鼓励，鼓励他们多写文章，多投稿多发表，咋个还能设置障碍嘛。学生写了文章，想给你看，请你看，可以，不愿意给你看，把稿子投出去了，那是人家的自由，咱不能限制人家的自由。
我也不是批评这些个别老师。“左”的思想是建国后的一个长期存在，有些“左”的思想还停留在思维中，要理解他们，不可能一下子把“左”的思想就都能清除完。
总归呀，我当时坚持一点——既然把这篇文章中存在的问题在学校公开了，那大家就把讨论继续下去。
继续一讨论，张维迎同学就来找我。他那个意思我能理解，问我是不是要批判他，是不是需要他检讨。
我告诉他不存在这个问题。我告诉他，既然你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就我个人来说，不同意你的看法，但我们可以评论它。
当时我个别和他谈，我在学校党委会上的发言也是这样谈的——我说你理解列宁讲的那个所谓钱、勋章，他指的是什么呢？是不是突击手？劳动英雄？指那些我们给他优厚的奖励？是指这个意思，而不是我们今天社会上存在的一切向钱看。
我认为要把这两个问题分开。
当然在“左”的情况之下，割资本主义尾巴，吃大锅饭，我是持反对态势，这一点我们意见一致。
现在我们要区别两点：
第一点，就是我们要讲经济效益。讲经济效益，你就要讲钱的价值问题。
第二点，要强调按劳付酬，不能吃大锅饭。劳动好的，工资就要高，技术好的，贡献大的，都应该给奖金，这我都赞成。当时，我们已经提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呢，我也赞成。我们还要讲究经济效益，要讲究产值，要讲究减轻损毫，要主张资金流动快一点，这都讲钱的问题，公家的钱，集体的钱。我们也讲按劳分配，多劳多得，优劳得优奖。但是，我们社会上现在存在的另外一个问题，什么事都说钱，没有钱就不行，按劳付酬成为按酬付劳，你说多少钱，我给你做多少事，这就不对了。
学校党委的态度很明确，起码张维迎的“为‘钱’来正名”只正了一半，有一半不应该正的——个人的私欲上头，不能提倡，也还要提倡共产主义劳动，这和“左”是两回事。
这样一种讨论，不管《为“钱”正名》的张维迎同学本人如何，对多数的同志，还是起到了一定的好处。所以这个讨论的方式，我认为还比较稳妥，我们既旗帜鲜明，又使同学们受到了一定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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