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开始在财政部科研所工作，历任研究室副主任、主任、科研所副所长，于2001-2014年间任所长。在国民经济、财政税收、金融、公共事务等的理论、政策研究领域，有数十年的丰富工作经验。1988

谢谢主持人。大家好！读了人大重阳研究报告以后，还有听了前面吴晓求教授的开篇致辞、后来廖群博士进一步的介绍以后，我想抓紧时间谈一谈自己的点评和相关的认识。我认为应该高度评价王文所长领衔、廖群博士执笔、课题组各位共同努力形成的这样一份非常有份量、我觉得非常及时的研究报告。我非常赞赏和高度认同吴晓求教授在前面致辞（实际也是做的主旨发言）里他的大思路、所表述的主张和提出的我们应该积极考虑的一些要领。我读下这份报告来，感觉报告四个部分可以说是两大取向，一个取向是要给出我们当前面对的这个形势的基本判断，第二个取向就是需要怎样认识中国应该采取的对策思路和掌握我们相关的工作要领。第一个大的方面，我认为基本判断归结为“大裂化”，是很好地直观反映了可以从俄乌冲突感受和透视的整个世界的裂变演化趋势，虽然这个“裂化”原是化学名词，但是我们从汉语的表述来看，直观上就可以体会到，一个是“裂变”，一个是“演化”。在前面有大家都关注的逆全球化的极端主义、单边主义、霸凌主义、民粹主义、原教旨主义等等这些迹象的强化之后，当下又有了俄乌冲突形成的应该讲是二战之后令人最为紧张的军事冲突局面，一度使人类社会感觉核战争阴云密布，现在也不能说已经解除了这方面的警号。这显然使整个世界的裂化明显加剧，这是我们这个报告很清晰地给出的一个基本的判断。跟着的是把这个判断又延伸到关于“全球经济的新冷战渐行渐近不容忽视”这样一个非常有警示意义的表述上，这跟前面所说到的“裂化”就顺理成章地更好说明了它的挑战，说明了形势的严峻。当然，这个“裂化”在简要的归纳来说，我也认为确实要继续观察所谓强权集团和对应强权的反强权集团之间基本态势的演变——裂化中它的“裂变演化”这个局势，我们要紧密地跟踪。接着第二大视角，就是对策思路和中国的要领方面，我认为报告非常好地提出了要在能源、货币、贸易、投资四大领域全力地来尽早防范新冷战，这是给出了应特别抓住的一些重点。报告跟着明确地、我认为非常有内涵地主张中国要尽力阻止或者推迟新冷战，我完全赞同这样一个基调、这个基本思路。而且报告随后很好地主张了我们对内要强实力，对外要促成反冷战的所有力量合在一起的一种阵线，以及中国面临的未来一个重要考验，是怎么样加快推进人民币的国际化。这些内容我读下来，感觉可圈可点，应给予高度评价。这个报告形成的预警，做出的前瞻和强烈主张的、力争有所作为的这样一些建议和认识，在当下非常及时。所提出的建设性的看法，实际上也是要供方方面面参与讨论，供决策层积极地作为决策参考。研究形成这样一些认识、意见完全必要，而且我认为十分重要。作为研究者，我觉得还可以补充讨论的有如下这样几点。第一个是中美之间的贸易战，在近期应该看到它有降温的特点——这只是从贸易关系来说，但是这就很值得因势利导。报告的图表2，列出了中美贸易之间双方举措的你来我往，读者可以看到，在2021年10月11日以后，双方全都是和缓的措施了，这样一个迹象非常值得我们注意。还有第二点，是俄乌冲突这方面，我观察在冲突爆发之后，双方进入了一个相持阶段，这个迹象已经相当明显。更多的分析当然要说很多的话，俄罗斯方面，一般人们认为它一开始的意图显然是速战速决，但是无奈地进入了这样的一个持久战，而且现在已有相持阶段特征的状态，对未来也有种种预测，但至少现在相持阶段迹象明显的同时，我们看到了多方斡旋的作用似乎有所抬头。比如欧洲的一些领导人和国际红十字会的参与，美和俄两边的防长还有了被评价为“专业、得体”的一小时通话，等等。这些迹象我们也要加以注意。第三点，美国和欧洲方面这一段时间的通胀压力陡然上升。前面一段已经注意到这个趋势，现在压力更为明显了，而且这个上升的速率相当可观。在经济方面约束政治考量的这种作用，按照一般的逻辑它也会抬头：美国在国内的物价上升，现在已经成为美联储需要反复出手在升息轨道上操作的一个现实压力，也会继续释放出一些潜移默化的影响和制约。再有第四点，我们也要注意到，中美关系在更全景的观察上来看，双方都应该说有了一些姿态调整。虽然美国还在台湾问题、中概股问题等等方面着意施压，但是我感觉中国方面应对的策略是更为有理有利有节了，迄今应该注意到美国那个议长佩洛西她要窜访台湾，不管什么原因吧是降格了，所谓中概股现在听到消息（虽然这个消息很低调，却足以成为可谈的相关因素），美国已经派团来华讨论上市公司的审计问题——那么审计就是有了一个方向后的规则问题了。这些迹象，我们都有必要纳入我们考虑问题的视野。虽然这些并未就一定都能成为稳定下来的向缓和的方面演变，但至少很值得纳入“全力尽早防范滑入新冷战”的中国方面、以及中国和其他可能联合的力量抗御强权方面我们战略策略的组合考虑之中。接着我愿意强调：我作为研究者，完全赞成对于俄乌冲突报告中所主张的中方保持中立的这样一个认识，我们要力促冲突和平解决的这样一个立场，就是我们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立场。邓小平非常精辟地说，外交就是要趋利避害，中国最大的利之所在，是要千方百计实现中华民族和平崛起的现代化伟大复兴。所以，我们要尽一切努力在守住底线的情况之下，化解和降低冲突因素，要多交朋友，多争取同情与中立，也多促进对立方的理性因素的上升。客观地讲，我觉得总体来说，特朗普跟拜登各有特点，但是至少拜登他在处事方面，你说他老谋深算也好，说他有另外一些自己既定的建制派特点也好，总体来说理性的因素是高于特朗普执政时期的。我们对美国要继续力求“斗而不破”，而且要注意就是不随着它的节奏走。我认为应该称赞两任大使崔天凯先生和秦刚先生在极其复杂局面中间的外交表现，我也深知他们的背后是中央决策的战略定力、战略耐心和原则性、灵活性的高水平的结合。我们也还要继续做好多边这方面的工作，来制约双边。另外，对我们自己，我是认为报告非常好地强调了中国自己要继续提升实力。发展是硬道理，当然还要进一步追求高质量的发展。中央所说的“新发展格局”之中，我们要“做好自己的事情”，这是中国真正能够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关键：比如我们要及时总结经验，在动态清零的抗疫路线形成了一种“路径依赖”的轨道上面，还要积极考虑做出动态的优化，实际上在这一段时间我注意到一系列的专家，也包括卫健委的一些人士已经有这样的口风；当前我们要坚定不移地贯彻党的基本路线，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按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要求，以及4月29号政治局会议的要求，在我们的发展方面，通过政策的加大力度，把经济运行维护在合理区间。同时，中国一定要注意提升我们的软实力，这方面的努力要把文章做足，要进一步研究通盘的方略。而且，我也非常认同报告删繁就简特别突出了“人民币国际化”的问题。因为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无法想象人民币按照现在的这样一种状态就可以对接伟大民族复兴了。从人民币这方面它未来的前景看，“资本项目下的可兑换”作为中国人“自拆防火墙”惊险的一跃，将是我们必须接受的历史性的考验。否则说不上中国能够使自己的人民币成为这个世界上有基本的硬通货模样的一种主权货币，也没法进一步展开人民币真正实质性国际化而走上更开阔道路的过程。当然，这就需要我们继续积极地创造条件，同时又要审慎稳妥地决定可能的操作方案。有关于此我愿意多说两句：大家已经注意到现在深圳的GDP超过了香港，但是香港它所谓金融中心的这样一个地位，深圳有可能去取代它吗？不客气地说，还没有任何可能。香港作为金融中心，它实质的抗风险能力是什么？就是在它的场景中，它的资本项目下可兑换是在全球确切无疑的制度安排。虽然它现在受到了一些困扰，但这个困扰带来的不是我们的深圳或者我们的上海、本土的什么地方替代香港的金融中心功能，而是新加坡，也可能包括东京，它们可以趁机在这方面获得实质的利益。据说有人评价现在新加坡那边在高兴地躺着数钱，那这就是时移事易对我们形成的挑战。中国要在这个方面真正考虑到对接全球的商业文明，我们自己的金融改革的深化，是绕不开人民币资本项目下可兑换这一道坎的。怎么接受这个历史性的考验？报告非常明确地把它强调出来了。我想要尽量简洁地进入我发言的小结阶段。我认为中国人现在应该要采取的一个基本的态度，就是“尽人事而顺天命，准备最坏的，争取最好的”。自己作为研究者我认为从学理来讲，从唯物史观的生产力从根本上决定着人际关系、生产关系，也包括整个全球现在所说到的各种关系来看，那么中美已经共享一个产业链这样一个生产力发展中间我们抓住历史机遇形成的既成格局，它决定着中美之间的“脱钩”绝不可能是完全脱开的。最近一段时间如果我们看看中美间的贸易，作为中美关系交恶最先有代表性的贸易战打响之后的结果，前面两年（截止到2019年底）看到的数据，中国对美方的出口，下降幅度最大的是家具和玩具，只下降了1/10（10%）多一点儿，比较大宗的化工产品和原材料层面为主的金属制品，只下降了不到一个百分点；而在后面的两年，现在看到的是中美之间的贸易好像更活跃了，美国方面找来找去要下订单，大量的这种决策，最后还是把订单落在中国本土。所以，从现在来看未来，我们还是应该看到唯物史观所说的生产力层面这样结成的一种产业链的全球化，中美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享这个产业链并且相互都有投资的基本格局，是明显不同于当年美苏冷战时各领一个阵营、各贴一个标签、各有一个闭环的那种格局的。我们看大的概率，仍然是值得我们全力地去争取中美之间斗而不破——我觉得如果说得比较简要一点儿，只要我们中国人自己不犯低级错误，时间将是走上坡路的中国最好的朋友。这是一个我自己认为可以更深入探讨的从学理落到实践、落到各种分析来说进一步去明确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命题，它的背后，实际上就是中央屡次强调的“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没有变”——在俄乌冲突之后变还是不变？这个可以继续在学界讨论，和由各方继续讨论。但如果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最后说一句我发言的结语的话，我愿意说的这一句话是：在裂化威胁的风云变幻和种种不确定性的困扰、不良因素的冲击面前，中国仍然要沉着应对，善于守拙，把握大势所趋而有所作为，千方百计做出和平崛起的努力。我这些看法请各位批评指正，谢谢大家！贾

本文系贾康先生在浙江大学共享与发展研究院成立大会暨共同富裕研讨会上的主旨发言（2021,6.6）尊敬的到会各位领导，各位专家，各位老师和各位同学：感谢邀请，也借此机会热烈祝贺我们共享与发展研究院的成立。我很荣幸能有这样一个发言机会，跟大家来共同讨论一下共同富裕问题。我发言的标题是“关于共同富裕的认识框架”。首先要谈谈第一个层次的认识——引论，就是从邓小平强调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说起。我认为这是前所未有的在政治领袖里关于共同富裕的一个非常简洁、精辟的表述。邓小平强调这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同时，他又把共同富裕实际上理解为一个导向，必须通过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过程，最后走向共同富裕，在发展中体现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来。我们可以把这个认识，称为“先富共富论”。这样的一种认识，显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刻的理论内涵，它也引发了种种的争议和困惑。在社会上最近几年我接触到的，特别是无所顾忌的网上舆论界，不少人在抨击说，邓小平只知道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这是完全错误的。我早就注意到，《邓小平年谱》非常清晰地在文字形式上表达了邓小平晚年最关注的事情，就是这个共同富裕问题。可以查到的他平生最后一次对国家的大政方针发表的意见，是他和他弟弟邓垦的谈话，整篇强调的就是这个事情。他在实际生活和工作里，在南方谈话这篇非常重要的指导全局的言论中间，又特别说到了像深圳等这样先发达起来的地区，要回过头来支持欠发达地区，一定要实现共同富裕这样一个社会主义本质导向上的进步。在学术价值上，当然我们研讨这个问题是理论密切联系实际的一个重大研究课题。我们如果从已有的文献来看，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到现在学术界非常看重的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到李实教授的《中国居民收入分配研究》等等多部著作，也包括我和同事在这些年做了努力、在完成社科重大课题之后形成的《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研究》等等。对这些研究文件如果做个搜索，就知道已经浩如烟海。那么从这个角度切入以后，第二个层次我想特别强调一下，实证的认识视角，现实情况是怎么样一个基本的可判断的情形。实证方法解决的就是“是怎样”的问题，我认为可指出这么几个说法：一个是人类社会脱开动物界以后的发展过程中间，还从来没有出现过共同富裕。最早人类社会以原始人群、原始氏族部落的方式求生存，那个时候谈不上什么富裕，能活下来就不错，很多人类的分支，最后就没有能够存活下来。比如一般现在认为，周口店北京猿人已经消失了，他们哪有富裕的问题。所谓原始共产主义，那个共产主义社会是非常非常低级的一种发展状态，在不同的人群之间还有食人风，是考古已经论证了的：只有自己血缘关系人群里有亲情，没有血缘关系的，可以把人打死以后吃他的身体，以吃人来维持自己群体的生存。到以后进入阶级社会了，我们所称的阶级压迫、利益冲突和贫富悬殊的问题，有杜甫的诗句予以生动的表现，所谓“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到了当今世界，已经是地球村了，这个地球村中间我们看起来，实证情况下最接近、但是我并不认为就可以称为实现了共同富裕的社会，应该是北欧，“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福利保障托底，值得高度肯定，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共产党宣言》里面憧憬的未来理想社会的特征，首先是在北欧出现的，但是它也只是伴之以较低的基尼系数，恐怕不能说在北欧就已经很好形成了共同富裕的社会。至于中国的收入分配，我们已经有“富起来”时代的两个部分先富，还有就是刚刚过去的2020年，我们达到了全面小康，但是收入差距演变形成的悬殊状况，应该讲是十分明显的，我观察到的一般的研究者在这方面，是有基本共识的。我们现在实际生活中间，如果讲衣食住行，在从温饱阶段整体来说人们走向较富裕的过程中，随着恩格尔系数的降低，人际间衣和食的实际差异缩小了，在居民收入中满足基本生存需要部分的比重降低了，但是要说到住和行，那么大家就会马上想到住房问题的痛点在不断困扰社会上的和谐，还有人说中国大概有10亿人还没有坐过飞机呢，由于自己富裕程度的限制，他们并不能享受飞机这样带来的便捷出行的有效供给条件。可能这个数据未必特别准确，但14亿人里一多半儿没有坐过飞机我觉得这是可信的。想一想，现在整个中国14亿人里没有拿到城市户口的是多少呢？是接近56%，或者55%强，一半儿以上，即一多半中国人还没有拿到城市户口。那么从面上来看，这样的人们刚进入城市哪怕有了户口，可能也没有机会坐飞机，没有这种能力去支付坐飞机的成本。称为社会主义的中国，现在比大多数称为资本主义的其他国家，基尼系数更高，这恐怕是个基本事实。那么社会生活中间的矛盾纠结表现在：一方面有土豪，有土豪的炫富，有炫富式的消费；另外一方面有老百姓现在说起来愤愤不平的“割韭菜”，还有网上现在热议的“躺平”（我们已经知道有关部门明确要求控制下的所有媒体不许再出现“躺平”二字。但压着这个，解决实际问题吗？并不解决实际问题）。这是实证视角。接着讲规范的认识。规范的视角是什么呢？就是学术上说的“应该怎样”，是个价值判断下体现价值取向的认识，那就先要看自己的价值观了。首先我们看一下中国古人早就有价值取向上“大同社会”共同富裕的愿景。《礼记》的《礼运篇》有非常著名的一段话：“孔子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是谓大同”。（原来文字里那个“鳏”是个“矜持”的“矜”，我查了，古语里通“鳏”）。这个走向上，共同富裕是天下大同的一个重要的核心内容，中国古人早就有过这样的憧憬。再说到共产党人的初心和共产主义理想社会的核心概念，一定要说到最开始《共产党宣言》里说的“自由人的联合体”。这个自由人联合体的物质条件是什么？唯物史观（历史唯物主义学说）是认为生产力决定着所谓人和人关系形成的生产关系，没有物质的极大丰富，那么谈何自由？但是要在物质基础上还加入其他很多的社会条件，才能达到这种最后理想社会是自由人联合体的境界。那么自由人怎么形成？“每个人的自由是一切人自由的前提条件”——这就是共产党宣言里说的非常清楚的、也就是我们过去反复强调的“解放全人类”的情怀，这样一个美好理想在其具体的运行规则方面，我们可以看一下《哥达纲领批判》里所说，它应该是在未来物质资料的财富潜力充分涌流出来了之后，人类社会有希望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过去也曾经翻译为“各取所需”）”。对“按需分配”怎么理解呢？我觉得不必讳言，从经济学的原理来说，这里面有一个挑战性的问题，无论怎么发展，经济学认为有一个公理性的判断，就是资源的稀缺性，这个原理成立，才有经济学存在的必要。这个资源的稀缺性就决定着不可能绝对化地各取所需。怎么样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说的“按需分配，各取所需”，当然这就需要有我们与时俱进的一系列的探讨。再往现实阶段情况中间，我们做一个勾画：人类文明发展的取向，已经是我们领导人概括出来的认同，要走向“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当今世界上，中国的这个表述得到了越来越多的拥护，当然也还有一些人有微词和异议。但我认为这一概念的内涵是完全正确的：人类社会走向人类命运的共同体的客观决定因素，唯物史观所说的就是生产力层面早已经全球化，这种产业链接的全球化和“共享经济”特征已经不可逆，即这种根本上决定人际关系的生产力的创新发展形成的一体化大趋势已经不可逆了，所以理所当然其内在的逻辑，就是走向人类命运共同体。中美之间也是这样：为什么要争取“斗而不破”？跟美苏当年大不一样之处，就是不再于看来各领一个阵营时而各有一个闭环式的产业链，中美早已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享一个全球产业链。所以，现在说脱钩，那是极端政客打压中国的一种姿态，一种施加压力的表述，实际上谈何绝对脱钩呢？局部的脱钩可能有，但实际上要想中美之间完全脱钩，那近乎是痴人说梦。贸易战打响以后两年的数据在表明，中国向美国的总体贸易出口规模受到的影响，不到1/10，而且刚刚过去一年的数据虽还没出来，但这一年可能中美之间的贸易比前面两年还更好。这些内在的逻辑如果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合在一起，那显然也是由命运的共同而要走向共同富裕，导向上这个逻辑是完全可以说清楚的。但是同时也应该强调，国内也好，国际也好，不应该也不可能实现平均主义的目标。再往下我抓紧时间谈一下现在有很多需要进一步认识的视角，这里愿举出我们大家都一定会重视的“倒U曲线”，要强调在现实生活中它总体上不能依靠自然过程实现。库兹涅兹提出这样一个倒U曲线的影响，还是相当广泛的，但是有学者按照他的路径细考了一下，他只做了二十几年时段的研究，而皮凯蒂是做了200年左右时段的研究——皮凯蒂认为从200年的视野看下来，资本的力量和劳动的力量比较来说，长期看资本更强，所以，它不可能自然而然就是个倒U曲线。中国的现实生活中，我们有很多不同视角上的理由，要强调政府能动的优化再分配，是必然需要确立和研究的命题。像宋晓梧教授刚才强调的很多观点，我都非常赞成，就是从原点上来说，政府更好发挥作用，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怎样掌握好优化再分配的这个命题，这也是一个向共同富裕靠近的必要的制度建设和政策职责。优化再分配要放入的认识基本框架，是三次分配。第一层次是人们谈论了很久的初次分配到底怎么掌握，我是认同初次分配应该更多注重规则和过程的公平，对于发展创新的激励，即要更多注重效率导向来“做大蛋糕”，这是整个社会“发展硬道理”的底盘。那么这个规则和过程的公平，英语里更准确的是对应于“fairness”，它其实跟人们所说的“公平和效率的矛盾”对不上，你的规则和过程越体现公平，其实越有利于促进效率，谈何这个意义上的公平和效率之间要做权衡、做此消彼长的那样一种处理呢？到了初次分配后面的再分配，那么要注重结果的适当的均平，更多的是靠近英语里“equity”或“equality”的意思——这个结果的均平状况，如果是太平均了，那么就是没有激励，社会中会没有对创新的充分的支持动力；如果是过于不平均了，那就是收入悬殊甚至两极分化，它会使弱势群体对这个社会产生越来越多的不满，甚至是愤恨和反抗，那就是打破社会和谐的问题了，就是经济问题可能社会化、甚至政治化的问题了。所以，必须在这个均平的状态上做出权衡，既不能让收入分配过于平均，也不能让收入分配过于悬殊，这是一个其实我们在汉语语境里说了多年的“公平和效率的权衡”里面的真问题——均平问题的处理。这个均平导向下而照顾弱者、贫者，“分好蛋糕”，必须跟第一个层次初次分配“做大蛋糕”的动态优化一起把握，并没有说用一个什么样的学者研究出来的模式一套，这个问题就解决了，永远不会这样，永远需要与时俱进地来优化它们。那么还有第三次分配，是要注重调动和发挥社会自治机制的公益慈善潜力因素，把这方面的积极性和作用充分发挥出来。作为发达经济体的美国，特别注重有他们所谓“第三部门”（有别于私人部门和政府部门）的作用，资中筠老师专门写出了这方面的专著。其实这个研究方向我早就注意过——我在1988年到1989年，在美国做访问学者的时候，在图书馆里专门搜索过关于美国第三部门公益慈善事业的很多资料，后来我发现资中筠老师写出这方面的专著了，我就把那些资料放在一边了（本来我也有心在这方面把它系统化地介绍过来）。这三个层次合在一起的分配，总体来说就是要在自然因素里可能有这一倒U曲线的促成因素的同时，更多地通过主观的努力，使这个倒U曲线不是简单等待自然过程，以及相对稳定地维持它的形态，来促进达到共同富裕。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邓小平这样一个判断是非常务实的，应该讲表述简洁而内在的哲理是相当高明的：不可能齐头并进地实现共同富裕。你想想中国70年代末期的那个氛围，还是传统的观念在一般的场合牢牢地禁锢着从领导者到实际一线工作人员和民众的思维框架，要说不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那么自然而然地实际上生活中的很多创新尝试，根本就做不出来，方方面面会自然而然考虑就是按原来的老一套，谁要想冒头，谁要想去做这种创新，必然要有物质利益的激励，而物质利益上显得比别人高一点儿以后，“出头儿的椽子头先烂”，社会上这些压力定会使这些创新的过程难以持续。所以，必须是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我们后面跟着的，是要处理这个过程启动后怎样不消极、自然地等待倒U曲线出现的问题。最后我愿强调一下再分配的主要运行机制，显然是财政首先要特别发挥它的转移支付作用，对个人、对区域的扶助弱势者群体；还有就是互济共济的基本社会保障——这个基本社会保障上面还要发展更丰富的一些机制，比如我们的养老，除了基本养老之外，还要有第二支柱和第三支柱，到第三支柱，那就是商业性自愿选择的养老保险了，但是托底的，一定是基本养老的互济共济机制。还有就是税收，刚才宋晓梧教授特别强调的打造直接税，以“抽肥”而“补瘦”，是中国改革深水区里真正啃硬骨头的历史性的考验。说了这么多年，实际的进展举步维艰。个人所得税终于有了2018年这一轮改革，但是实话实说，好不容易迈出的综合的步伐，是跟“软柿子”知识分子捏在一起，跟知识分子过不去——把劳动收入综合了，非劳动收入一分钱都没碰，最高边际税率仍然是45%，这是其中一个非常令人遗撼的不足，于是只能是现实力量逼着在粤港澳大湾区、在海南，已经把这样一个框架废了：粤港澳大湾区是对外籍专家提供地方补贴，把最高边际税率压回到15%；海南是对所有它认定的专家（一般工程师都可以纳入其第五档）不分国内国外，只要是所认定的专业人才，统统把个人所得税最高边际税率压到15%。这个过程的发酵，我估计会使内地的地方政府层面也纷纷意识到必须做出努力校正这一轮个人所得税所谓综合机制下的偏颇。当然，我们更寄希望于下一轮个人所得税的改革能够及早做出合理的方案，另外该跟上的时候打补丁的一些措施，也可以积极考虑。那么关于财产税中间的房地产税，我的个人观点一向是这样认为：中国要走向现代社会，必须有现代税制，现代税制里必须有现代化的直接税，而直接税里结合着构建地方税体系这方面的要求，首当其冲的就是要解决这个房地产税怎样按照中央的要求通过立法、然后可以分步实施的问题。中央要求的“加快”，已经退步到后来文件表述的“稳步”，又退到了“稳妥”，步骤都归零了，又稳又妥，那就是不动。现在又有了一点儿动向，两个试点地区参加座谈会，还有其他一些人员在一起议这个事儿，至少对社会是做出了一个姿态，似乎表示在立法实际过程受阻、可能整个过程完成遥遥无期的情况下，是不是有可能打进一步扩大试点范围这张牌？我们只能拭目以待。还有财产税概念下的遗产和赠与税，从逻辑上来讲，刚才宋晓梧教授强调了，也是无法回避的，但是它的难度更大。我愿意直截了当的说一句：中国如果没有政治体制改革推到使所有的政府官员（当然可以限定一定级别以上先做）的财产必须公示，必须构建出官员财产的报告和公示制度，没有走到这一步的话，政府无法堂而皇之要求所有社会成员报告自己的财产而准备身后接受财产税概念上的遗产和赠与税调节，走不到这个境界上。那么只能是我们看看中国怎样攻坚克难推进改革，在配套改革中间找到使它可以推出的那样一种条件。在无限趋近的共同富裕和相关的攻坚克难这方面，我们要有取向上的认定，要有过程推进的紧迫感，在“走向共和”中间，相关的规则和制度必须按照“最大公约数”式的税收法定和规范的公共选择的原则，大家一起争取推进它，一步一步把制度完善起来。直接税改革一定要通过这样一种公众参与，在立法过程中取得最大公约数。不可能有一个所有人都一致同意的房地产税方案，从这个角度来说，迟迟不启动立法，那么在网上再说也没有意义了，该说的可能早就说了多少遍了，关键是进入立法过程，其中应该有公开的听证会，各派不是光讲自己主张什么，关键要讲你的主张跟着的依据是什么，来寻求最大公约数。走向和接近共同富裕的“现代国家治理”的制度体系，一定是要以配套改革来先形成其制度框架，再努力由粗到细地实现制度进步，以及把决策和政策的合理化紧紧跟上。这些看法请各位批评指正，谢谢大家！

本文发表于《会计之友》2020年第5期，原标题为《国家治理视阈下的财务会计新思考》我们所置身的世界，一直处于不断变化的历史长河之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两者同步交织，相互激荡”。“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重大判断，预示着人类今天正在经历的沧海桑田对未来发展的影响，而岁末年初突发的新冠疫情，又给需与时俱进的我们带来了一次严峻的大考。首先爆发于武汉的疫情的重大影响，除了必须做出应对之外，也促使我们进一步反思如何提高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这一现代化的深刻命题，更为理性地认知时代来对接治理体系的创新优化。一、深刻理解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论断世界格局变化有其内在规律。任何事物无疑都是量变引发质变的，嵌套于其中的内在必然性，就应成为一种方向性选择。百年巨变的历史过程，，既是过去时，更是进行时。审视之下，我们对多种深刻变化不得不关注：一是世界上大国间力量对比发生深刻变化。实力对比的变化注定了彼此间博弈的格局变化。回想二战以来的70多年间，日本和苏联的GDP都曾经达到过美国的2/3。然而，不管是日本还是苏联，当这种情况出现时，美国都先后对自身政策做出重大调整以为应对，在其后的博弈中逆转了它们与美国经济总量接近的势头。尽管针对性的应对手段各不相同、实施强度有所差别，但结果便是我们看到的现状：2018年日本和俄罗斯与美国的经济规模之差已极为悬殊，日本只占美国的不到1/4，俄罗斯更低至仅为美国的1/14。这也是近些年来“修昔底德陷阱”受到全球学术、社会和政界高度重视而纳入研讨的重要迫近案例。40年前中国GDP约为美国的1/15，而经过中国改革开放后持续的超常规发展，到2018年则变为2/3。中国与世界霸主美国在经济总量上快速接近，同时中美两国与排位第三及以后的各国日益拉开距离，无疑，这是理解中美关系最近几年进入质变期的重要基础。二是科技进步影响深远并衍生出众多不确定性。科技创新的突飞猛进既是百年变局的基本表现，也是诱发百年变局的基本推动力量。21世纪以来，全球科技创新发展更进入空前密集的活跃时期，尤其是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作为一种势不可挡的“新经济”，引起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并正在重构全球创新版图、重塑全球经济结构。小到我们日常生活,大到国防战备,这种科技革新的影响可谓颠覆性且不可抵挡。麦肯锡咨询公司估计，到2030年全球将有8亿个工作岗位被机器人所替代，而从理论上讲，几乎所有的工作岗位都有可能被日趋成熟、更加方便、相对经济的人工智能所取代。比如，从我们身边看，以前每个单位都不可或缺的出纳岗位，已经开始让位于银企直联软件系统了，不少基础性的会计岗位，已经被智能化的会计机器人所替代，金税三期也已经使各种经济交易及其税收信息成为全透明运行态势。向远处看，网络世界衍生的“灰色地带”已经成为新一代军事专家的热门话题。这个世界在快速网络化环境下，国家间权力结构也同样深受影响，网络技术在推动分散化或分权化的同时，又赋予美国等网络主导国家拥有巨大的网络世界霸权，并具体表现在对他国的全景监控和阻断优势之上。三是人口结构变化复杂深刻。当今世界主要发达国家都不同程度地经历着人口老龄化，其中以日本和欧洲为甚,而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新兴经济体，老龄化进程也已经开启，在中国还特别表现为“未富先老”的挑战——人均收入还处于中等收入阶段，人口老龄化程度却已与发达高收入经济体比肩。人口老龄化涉及一系列重大问题，包括一国储蓄与投资、社会保障体系的可持续性、政府宏观政策，乃至中国房地产市场也将与人口流动、老龄化问题和房价涨跌紧紧联系一起了。这既是一个基本国情层面的变化，也是一种市场经济基础力量的变化，必然形成对于国家治理的新挑战。四是从世界视野分析，长期以来由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正在接近十字路口，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或“去美元化”获得新动力；同时，旧的多边治理体系开始瓦解而另一些全球治理架构的新设想不断涌现，近些年“逆全球化”的单边主义、孤立主义、贸易保护主义等极端化倾向明显抬头，等等。诸如此类，也都属于最值得关注的变化现象。但是，变中蕴含着不变，人类文明发展的主潮流没有变，不变中孕育着中国与世界更好地联通以促进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系列积极因素，同时，中国正在这一过程中坚定地迈向建设现代化强国的“中国梦”战略目标。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实现伟大梦想必须进行伟大斗争”。与此同时，也应该看到，我们每个人在自己人生的关键机遇期，是被裹挟在所在时代的大潮流与命题之中的,任何一个时期人们所应把握的所谓“红利”，对企业、对个人都是机遇和挑战,所以我们必须顺应潮流并与时俱进地精准对接时代的要求。二、中国经济正进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在人类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宏大棋盘上，中国正在和平崛起之路上建设繁荣昌盛的现代化国家，并致力于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当下，国人正处于努力从高速度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的现代化追赶新阶段，以使伟大民族复兴的“中国梦”梦想成真。只有真正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成功转变，优化产业结构和发展动力，我们才能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而这必须通过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一主线上攻坚克难的奋斗来达到。高质量发展这一概念的推出，本身就要求将对经济问题的关注点，从传统视点上实施科学合理的转移。关注点从来就意味着导向，即紧密联系于经济活动的指导性航向。这种关注点的转移，在新阶段就是要求在经济问题上，必须强调质量先行、多维协同、科学配置、注重绩效，落实于民众幸福。讲质量先行，就是要从以前的关注经济规模和增长过程，更多地转向关注增长的结果和增长的效益。讲多维协同，是要从关注经济增长速度的单一维度，转向关注经济发展、社会公平、生态环境等多个维度的协同共进，彼此融合。讲体系构建，是要从片面重视高增长产业，转向全面关注产业协同发展、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讲科学配置，是要从关注经济增长的要素投入，转向注重要素优化配置和关注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讲注重绩效及其民众幸福，就是关注本源，从关注GDP转向关注以人民为中心的各项制度安排和运行成果。由此可见，高质量发展是更充分更均衡的发展，并需在“生产关系自我革命”的更高水平上，实现生产力的进一步解放和供给与需求的动态平衡。高质量发展这一导向的梳理，可以从宏观层面、产业层面和企业层面等三个层面，理解其深刻内涵：——从宏观层面看，高质量发展是让经济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这就要求经济发展的稳定、均衡、持续和公平。“稳定”强调在保持一定的速度和规模优势的同时，应使经济增速大体稳定而不出现大起大落的波动；“均衡”强调在发展速度的基础上，更加优化在宽广领域中的协调发展，促进国民经济重大比例关系合理，实现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持续”与“公平”要求在创造更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过程中，尤其要注重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并兼顾生产、生活与生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由全面依法治国保障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从产业层面理解，高质量发展是指产业布局优化、结构合理，在不断实现转型升级中显著提升产业发展的效益。一是规模不断壮大，包括现代农业、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等不断完善发展，形成健全的现代产业体系；二是结构不断优化，一二三产业结构合理，并且不断深化融合发展；三是创新驱动转型升级，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和竞争能力、产业实力的核心要素。因此，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是促进我国产业转型发展、支撑消费升级、增强国家竞争力的迫切要求。——从企业经营层面理解，高质量发展包括一流竞争力、品牌的影响力以及相应的带动力。竞争力确保企业在经济效益、风险防范、公司治理、管理水平、人才队伍建设等方面保持竞争优势，在激烈的国内外竞争中持续发展、不断创造价值。影响力体现在企业具有举足轻重的行业地位，在规模实力、区域布局、品牌影响力等方面处于行业的前列，在行业标准、行业规则制定上有话语权，是行业的重要整合者。带动力体现在企业是行业发展和变革的引领者，在技术创新、制度创新、商业模式创新、管理创新等方面走在前面，其产业培育与孵化能前瞻性地把握行业趋势，具有导向性和指引性。高质量发展，从目前的着力点看，有三个方向。一是持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经济体制是转变发展方式、提高经济发展质量的根本性力量和行动框架，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优化产业结构和发展动力转换的保障和“关键一招”。在市场体系上，就是充分尊重和保护资产、财产、知识等的产权，完善公平竞争的要素市场。二是更加重视实体经济的发展。国内外的事实反复证明:强大的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竞争力象征，是抵御市场风险的基础，是经济大国向经济强国跨越的支撑。重视实体经济的发展，我们要在深化供给侧改革的主攻方向下，围绕提高质量、效率和综合效益，全面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促进我国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三是积极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创新是实现发展方式转变、提高发展质量的第一动力，竞争的实力在于创新。必须尊重研究和创新的规律，营造适当的制度与政策环境，使基础研究重长远，应用研究促衔接。重视发挥企业的主体作用、市场的导向作用，探索推广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通过创新引领，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三、融合现实多方元素力求精确管控疫情风险风险管理的概念认知与能力提升，是近一二十年进入企业管理视野的高频词汇。现实世界中风险一直存在，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只不过你认知并控制了,就可以降低风险损失而获得风险收益。所以，在一个开放世界条件下，经济学、管理学甚至社会学和政治学都日益融合了对风险、风险管理乃至管理控制体系等的认知。随之而来的，“黑天鹅”、“灰犀牛”等相关概念也渐渐进入公众视野。其中黑天鹅事件是指那些满足三个条件的事件，即具有意外性和稀有性、产生极端影响、可事后解释而不可事前预测。黑天鹅事件的概念几乎可用来解释这个世界上发生的所有重大而突发的事件，从思想与宗教的潮起潮落，到历史事件的变迁，一直到我们的个人生活。2020年春节前后的新冠疫情俨然已成为新近的黑天鹅事件，本来要参加欢天喜地亲朋好友团聚、乘高铁飞机旅游的广大社会成员，结果面临突发疫情，在生命诚可贵的本能下，政府不得不发出防控禁令，自武汉封城开始，几乎全国各地都不得不采取应急措施，大量人员只能“宅”在家中，不外出、不聚集……。一夜之间的变化，使年夜饭几乎全部取消；大量航班、高铁取消；餐饮业、酒店业、旅游业、家政服务企业等等，全部遭到重创。估计疫情影响下，一些人们的收入可能锐减，影响房贷车贷？影响孩子高额学费？如果从基于个人的直观感觉，再更深一层、更高一度、更远一步分析：疫情引发的深刻巨变，从价值观、业态到生活方式，都将诱发社会生存法则巨变，改变人们的生意、生活、生命状态！当然，首先聚焦眼下的企业生存与发展，则需要在迷乱不清的现实中，懂得“抱朴守拙”，尽可能在纷繁多变的世界中，面对市场和企业的困难与变局，还是以“奋斗改变命运”，以尽可能合理和精准的应变方案赢得现实环境下的胜利。我们可先简要地从提升风险认知、行业分析和财税应对三方面进行分析。一是提升风险认知。疫情是对国家治理体制和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更是对我国广大企业生存能力、抗风险能力的一次突发检验。从风险识别来看，这场公共安全领域的“黑天鹅”导致的疫情扩散，对企业瞬间产生了市场、运营、财务和社会等四类风险。市场风险意味着企业所在行业的政策变化、产业链上下游变化、市场竞争、非传统竞争者的进入或新商业模式的产生、消费者诉求的变化等因素引起的市场风险；运营风险是指企业由于自身运营能力限制或不足，在应对外部环境变化过程中会导致出现运营结果不达预期的状况,通常企业存在的劳动力、产品、供应链、安全等运营风险都会有所表现；财务风险则是企业在营业收入和成本、融资投资、现金流管理等财务方面所面临的困难；社会风险就是企业在舆论、法律、社会责任等方面所可能面临的对企业品牌、形象造成不利影响的风险。为应对风险，需要着力打造风险应对支撑能力，包括：敏捷组织支撑能力，提升企业风险发生的容错率及应对能力；资源配置支撑能力，提升企业风险发生的容错率及应对能力；财务管控支撑能力，进一步在风险未发生时提供重要的早期预警；数据底盘支撑能力，通过驾驶舱的方式为风险管理的所有决策及行动提供准确、及时的信息保障。这些原则，都需要落实在一个“企业具体的定制化解决方案”中。二是深化行业分析。任何一次风险其实都是有危也有机。对不同行业、不同企业，需要进行具体分析。从行业分析来看，不同风险也对应着潜在的不同收益和“相对优势”的发挥、“相对劣势”的规避。比如，健康产业有可能逆势迎来投资高潮；消费领域可能喜忧参半，需尽快构建应急物品的超常规供给能力和遏阻滞销品的“护城河”；而教育领域，肯定显现在线教育品牌发展的良好机遇；线上娱乐，肯定应利用“宅经济”掌握乘势增长主动权；金融领域，应该加速智能金融科技服务创新与变革；企业服务必须积极探索数字化程度的提升；AI技术可以助力疫情防控开发新场景；而商贸物流正会考验履约和服务能力；等等。如果从企业体量大小不同来看，也各有利弊。比如,大型互联网、金融等行业内大型企业、外资企业，基本能够支撑;而中小型企业特别是不少小微企业则会遭遇创伤甚至沉重打击。三是讲究财务应对。为掌握现状求企业生存发展，务必进一步对成本费用、现金流支出和收入作压力测试。在政府已经千方百计为企业解困之际,企业可以尝试“开源”：首先是申请政策优惠。各级政府纷纷出台政策支持企业，通过减免、补贴、缓缴等为企业减负,企业就要主动关注本地的各类优惠政策和扶持措施，积极申请能享受到的优惠、补贴。同时，从一切可能的途径找钱——融资，多渠道尽快启动融资。包括向原股东和投资人继续融资、进行债券融资、灵活运用债权融资和股权融资，等等。当然，内部精细化管理也是必须考虑的对策。如关注应收账款的催收，在账期上下功夫适当控制成本，或采取其他合适的降本增效措施。四、政府税制改革在探索与共享中前行从1949年到2019年，中国经济经历了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历史性转轨，税收制度相应作出多轮改革而不断完善。在改革开放初期，出现了“税收万能论”倾向，在重视税收这个经济杠杆作用以后，感觉上是似乎税收手段一旦应用，就能决定性地解决想解决的问题，甚至可以解决一切经济社会问题;之后,出现过另一种“税收无用论”倾向，强调税收其实起不了什么作用，不要太看重税收;近些年，还出现了“税制自然演变论”，其意思就是说不要想在税制改革这方面揠苗助长。其实，我们面对的历史性考验，就是争取在中国“税收法定”的过程中，能够经受时间的检验，让我们的税制立法和改革方案设计、实施的水平，尽可能高一些,也就是说,在税收合乎逻辑地受到重视的背景下、使我们对税收的认识越来越趋于理性、聚焦为在中国追求一个高水平、现代化的税收制度体系的进步过程。回顾70年来税制改革实践，是一个在逐步探索、攻坚克难中不断推进、最终明确地锁定建设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客观需要的税收制度体系、更恰当地发挥税收作用的过程。中国关键性的税制改革内容，主要发生于改革开放时期，风雨兼程中，工商税制得以逐步形成相对完整的多种税、多环节、多次征的复合税制，并于1994年以全面配套方案，实行了里程碑式的在中国构建以分税制为基础的分级财政体制的重大改革突变。在其后农业税又终结二千余年“皇粮国税”身份退出历史舞台。党的十八大之后，财税配套改革方案中“营改增”和资源税、环境税等重点税制改革任务取得决定性成果，个人所得税改革有新的一轮大动作进展，消费税改革正在酝酿和试水，而房地产税“立法先行”的改革已有于本届人大任期内启动的明确时间表。

摘要：运用PPP模式盘活存量资产有利于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化解地方政府存量债务，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我国政府一直鼓励和支持“存量PPP项目”的发展，目前，存量PPP项目在市政工程、交通运输、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等行业已快速兴起。但是，运用PPP模式盘活存量资产在既有的政策规定和制度安排的衔接、配套、创新等方面仍存在一些问题与矛盾，制约了存量PPP项目的发展。本文结合我国国情和项目实践，研究了产权交易、资产评估、国有资产管理、预算管理、税收管理、资产市场交易等领域的影响因素，并结合现实情况提出了解决思路，以求促进存量项目PPP更加顺畅地发展。关键词：存量资产

第二个，资源税。从量到从价，然后扩大覆盖面，水资源税在河北做了试点以后，现在已经明确安排扩大到十个省级行政区，包括直辖市。这个范围还要进一步扩大，这也是有了一个非常明确的改革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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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考察分析已表明，中国如想按美国减税方案来照猫画虎地在本国实施，必成邯郸学步、东施效颦，中国针对自己的实际情况而“问题导向”地“做好自己的事情”，还应积极抓好如下两件改革大事：

在政府设计层面，美国已有当年供给学派政策主张之下的减税方案的经验可资借鉴，中国则已有在三十余年间减税让利与税制改革基础上，近年以“营改增”为代表的“结构性减税”经验，以及其继续贯彻实施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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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根据贾康先生2017年10月28日在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中国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主办的“新时代·新供给·新动能——2017年第三季度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会”上的主旨演讲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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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9月，中共中央十三届三中全会召开。全会在分析我国政治经济形势的基础上，批准了中央政治局提出的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全面深化改革的指导方针和政策、措施，各方面工作进入“治理整顿”时期。

随着中国房地产市场态势在2016年引人注目的演变和社会各方对中国实体经济升级发展所遇挑战的重视，如何理解和处理房地产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关系，也成为一个热点问题，对此试作简要的考察分析。

论道：还有一种类型，比如我们刚刚去了广西贵港的桥圩镇，它的企业已经把桥圩变成了全国第二大的羽绒生产基地，像这样的企业，它的发展在特色小镇当中会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从宏观政策方面来看，美国供给学派与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区别和联系，主要可从对财政赤字、税收政策及货币政策运用等方面加以认识。

但中国税外的其他综合负担确实偏高。企业除“五险一金”以外,还面临许多行政收费,外加隐性的需要“打点社会关系”的各种综合成本。虽然这方面的支出经过改革有所控制,但是总体负担仍然比较高。

中国的发展阶段转换和改革深水区的攻坚克难交织在一起，必须在看到成绩的同时，更多居安思危，只有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引领新常态，才能真正有效实施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守正出奇打造社会经济发展的升级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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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共有产权房，指的是中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购房时，可按个人与政府的出资比例，共同拥有房屋产权。保障对象与地方政府签订合同，约定双方的产权份额以及保障房将来上市交易的条件和所得价款的分配份额。

还有其他的十几个税种的条例怎么上升为法，时间已经相当紧张，“十三五”剩下四年时间，怎样按照中央原来的时间表推进，大家必须进一步加以关注了。

最新的进展就是在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之前，我们看到中办国办联合下发重要文件，完善产权保护制度的红头文件，里面有非常重要的内容。它现在是在一个平台上讲公产私产都要得到保护，这是宪法修正以后新的进步。

第三，在金融改革方面，我们也提出一系列的建议。金融改革在2015年有非常重要的进展，应当乘势巩固存款保险制、利率市场化的改革成果，落实后面的跟进措施。

在产业方面，部分落后传统产业整体增长乏力；但创业企业创新行业仍如火如荼，中国形成了与硅谷媲美的创业生态体系，激发着千万大众的科技潜力。人工智能、无人机、新能源、共享经济等新业态取得了全球瞩目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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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供给性结构改革战略方针，不要浮在表面，至少要抓这若干要点。”贾康表示，江苏只有在已经位于全国前列的基础上继续保持超常规发展，那么才能达到中央要求——“沿海地区率先实现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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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座的各位领导，各位同志，大家好！我很高兴今天到福田区向各位汇报一下自己作为研究者怎么认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一被中央表述为战略方针的重要问题，谈谈我们形成的具体看法。

针对北大教授晏智杰对自己新作《供给侧改革：新供给简明读本》的指责，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贾康10月31日回应澎湃新闻时称，“我是坚定地推进体制改革、攻坚克难的这一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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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算账我觉得“十三五期间”6.52%是必保的，再高一点、低一点都不是实质问题。实质问题在于，我们能不能真正地优化结构，体现在经济增长质量要提高，我们现在就要努力争取这个前景。

这是从动态视角的观察，大家应该更多地从积极的角度认识到PPP里还有我们必须加以澄清的一些模糊地带，去克服一些纠结，还有必须积极总结的开创中的初步经验。

短期来看，煤价还会上涨。五矿期货分析师魏松辉表示，随着国内气温不断下降，煤炭需求大增，这对煤炭价格利好。同时冬储煤行情启动，电厂已经开始补库，今年冷冬概率偏大，需求11月份之后将环比有明显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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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可以缓解未来很长时间内，政府在城镇化和老龄化压力之下的财政支出压力，使老百姓得实惠而且实惠可持续，因为它是政府、企业和中介机构“1+1+1>3”的绩效提升机制，也正是落实共享发展的机制创新。

我们在实践中应充分认识到，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要想继续大踏步跟上时代，必须抓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个战略方针，只有这样才能守正出奇，把有效市场和有限、有为的政府结合在一起，在新的阶段真正解决历史难题。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完善中央财政科研项目资金管理等政策的若干意见》，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是发挥“创新发展”第一动力作用的重大供给侧实践选择。近些年，财税等部门把调控管理、深化改革和改善服务相结合，在支持“双创”中做出工作成绩的同时，也还存在一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