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3日，散装大强省发布了丰县“生八孩铁链女”一事的最新通报，这份通报非常详尽地描述了事件的来龙去脉。除了宣布处理17名干部之外，细节虽多，基本事实并无太大变化。我承认这些是基本事实，但从通报的表述中看，还是存在五个问题，总结起来一句话就是“文过饰非”，用词语来掩饰更加严重的问题。第一，通报里将事件命名为“丰县生育八孩女子”事件，从这个命名非常考究，可以看出官方态度：先是回避了“铁链”，然后又强调了生育，也不涉及拐卖，看不出有什么非法问题。唯一有问题的是生了八个，涉嫌违反计划生育，不过现在已经进入鼓励生育阶段，生八个也算不得什么大事。就这样，通过命名，消解的事件的严重性。第二，调查通报里多次称呼“八孩铁链女”为杨某侠，这是不恰当的。杨某侠这个名字是买家董某民给她伪造结婚证的时候使用的假名字，她的真实名称是“小花梅”。强调杨某侠，有减轻董某民行为严重性的作用，也是一种掩饰。第三，调查通报把问题窄化为家庭问题，定性为董某民虐待行为成立，掩饰了董家在拐卖妇女的罪行中的“买家”地位，按照现行法律，应当买卖同罪。而在通报中，仅仅因为董某民“在杨某侠发病时对其实施布条绳索捆绑、铁链锁脖，有病不送医治疗等虐待行为”而“以涉嫌虐待罪对董某民提请检察机关批准逮捕”，没有涉及“买卖妇女儿童罪”。拐卖这个问题，被回避了。

连日来，对徐州丰县董家集那位被锁链锁起来的女子，官方终于出了调查结论。大过年的，一个精神不正常的女子，被锁链锁起来，吃一些看不清成分的食物，衣不蔽体，肮脏邋遢，却生出了8个子女，她的男人因此还成了网红，以“超级奶爸”的形象，开始为当地一些商家做形象广告。如此魔幻而残酷的现实，击碎了对于农村社会的浪漫想象，网络议论纷纷，传言不绝，许多人怀疑她是被拐来的，是被卖到这里来的，也有说她被殴打被凌辱，甚至爆出父兄三人“同堂共享”的奇闻，一时间舆论哗然。最大的疑问就是“她”的来历。第一份通报说女子名叫“杨某侠”，1998年8月与董某民结婚，不存在拐卖，是个精神病，经常打人骂人，所以锁起来；第二份通报明确，杨某侠的名字是董某民取的，是“捡来”的流浪妇女，是智障，尚能生活。两份通报都未能取信于民。官方当然是重视的，但是前面两次通报明显自相矛盾，一看就是根本没有认真核查事实，仓促之下做出澄清，反而进一步扩大了舆情，引来更多的质疑。于是才有了今天的第三份通报，情况稍微说得清楚了一些。原来，她的名字叫小花梅，一个非常美的名字，来自云南省福贡县亚谷村，当年已经有精神异常，她父母委托同村人桑某某带到江苏去，“找个好人家嫁了”。两人从云南省昆明市乘火车到达江苏省东海县后，小花梅走丢了，桑某某当时未报警，也未告知小花梅家人。后来，不知道怎么回事，在离东海300公里外的徐州市丰县欢口镇被董某民的父亲捡到，成了他们家的便宜儿媳妇。这便是第三份通报的主要内容，这里面始终没有网友最为关注的“拐卖”问题。通报说是小花梅父母委托桑某某把小花梅带到江苏去看病顺便找个好人家嫁了。这个说法也令人怀疑，看病和找人嫁了这两件事风马牛不相及，是如何扯上关系的？更奇怪的是，如果这个说法是真，那为什么在小花梅失踪的时候，桑某某既没有报警，也没有通知家人，甚至也没有去找过她？不过，小花梅父母双亡死无对证，构成了一个相对完美的逻辑闭环。但现实告诉我们，桑某某的说法存在很大的问题，我们更多看到的是人贩子对父母做出许诺，然后把人卖到了万水千山。所以，事情还没有完，还有待进一步查明真相。就像官方声明中所说的那样，将继续进行调查。不过，即使第三份官方声明是事实，即使桑某某不是人贩子，小花梅的遭遇也说明了农村在社会治理层面存在着巨大的断层和黑洞。第一，农村精神病人的收治问题。从官方和村里其他人的说法来看，小花梅应该是精神病患者，但是她却长期得不到应有的救治。有人说，农村就这样，发了病只能把人捆起来，锁起来，没条件救治。这个说法要用历史的眼光来看待，并不适合今天的农村。精神病人是一种疾病，发了病不能送医，只能以极不人道的方式锁起来进行囚禁。这是过去农村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低、条件差，农村得不到有效医疗资源覆盖的情况下，农村社会自救的一种办法。但是在今天，尤其是在江苏，人均收入全国排名第一，富可敌国，正在建设“美丽新农村”，完全有条件确保精神病人得到有效的收治，不应该再有这样的现象发生，这是社会基本的文明尺度。除了小花梅，还有人在当地发现过其他被锁链锁着的女性。这种现象的存在，只能说明欠账太多，需要弥补。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时候，应该解决这个问题。第二，与精神病人发生性关系是否属于强奸？从官方第三份通报看，早在云南农村，小花梅就已经发病了，一个精神病人，理论上不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者，也就是说，她的法律地位等同于未成年人，不能自己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在这种情况下，董某民与她的性生活还颇为频繁，以至于生下了8个子女。鉴于她被锁链锁住的现实，董某民的性行为，基本都是在小花梅既没有法律上的民事行为能力，又在事实上被限制住身体行为能力的情况下发生的。这算不算强奸？对于董某民来说，当初把小花梅“捡来”，当然是为了传宗接代。但精神病人也是人，并不仅仅只是“行走的子宫”，不是生育的工具。在缺乏民事行为能力和正常的精神状态前提下，董某民的行为缺乏合理性，所生养的孩子，也埋下了健康隐患。因为很多精神疾病，都具有遗传性。有的显性遗传，有的隐形遗传。第三、农村地区性别失调的人口问题。小花梅为董某民生下了8个子女，其中7个儿子，1个女儿。这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当地农村人口结构的问题，一份调查显示，苏北地区是男女性别比例最为失调的地方，全部超过120，徐州达到了130。也就是130个男性比100个女性，至少有30个男性找不到老婆。而这，还没有考虑到女性流失的情况。随着女性能力的提高，越来越多的女性倾向于往大城市流动，所以实际当地农村的光棍现象，可能更加严重。据说，这次过年，当地农村组织了一次相亲会，现场只去了5个女的，而当场男性超过200人。可见情况的严重性。男女比例如此失调带来两个思考，其一，这种情况怎么产生的？是这里的人天生只会生儿子，还是存在别的原因？其二，这必然导致“买媳妇”现象的发生。曾有媒体披露过，当地一家医院发现一位12岁的少女前来做孕期检查，有良知的医生当即报警，一查发现是从国外买来的女孩。而一本多年前的书《古老的罪恶》就根据公安部门的信息，统计出在短短几年时间里，徐州拐卖而来的女性就高达4.8万之多。有的村，新媳妇中三分之二是买来的。贩卖人口，还仅仅是农村地区性别失调的其中一种罪恶而已，还有其他我们难以想象的情况，将对社会治理带来非常严峻的挑战。第四、人口失踪问题。小花梅是多年前失踪的人口，通过网络曝光之后，出现在世人面前。人口失踪，是一种持续发生的社会现象。据《中国走失人口白皮书(2020)》统计数据显示，在整个2020年期间，我国走失人次达到了100万。失踪的情况当然有很多，拐卖、被杀害、老年痴呆走丢、甚至是避世都有可能，但多数情况下，是遭遇到了不测，其中又以妇女和儿童居多。上海某大学的研究生被拐卖到山区，某海归大学生被骗到红楼等等都警示我们，这是一个对弱势群体极不友好的地方，光鲜亮丽的美人，与衣不蔽体被囚禁起来的性奴之间，只隔了一个人贩子。第五、媒体与社会组织。某单身钢琴家女票女昌，几百上千家媒体进行了报道。而在这件事上，没有一家媒体抵达现场进行报道，基本只看到网络平台的自媒体账号在发声，其中不乏各种猜测。这一方面与媒体的自我阉割有关，另一方面也与当地借防疫之名，严防死守有关。但是，权威媒体的缺失，让当地官方陷入到了“塔西佗”陷阱之中，越是限制媒体作用的发挥，越导致公信力丧失。无论丰县当地说什么，已经很难取得信任。同时，我们健全的各级社会组织，包括妇联、慈善总会、红十字会等等，在类似事件中到底发挥了怎样的作用？有没有发挥作用？小花梅说，世界已经不要我了。我们作为一个正常人，难道不应该羞愧吗？

如果孙小果真的来自权贵家族，那就只是一个特例而已，对于整个社会来说，腐败的门槛还是比较高的，你得够得上权贵的门槛，才有腐败的机会。对于社会大多数人来说，还算是安全的。毕竟，腐败的门槛还没那么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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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集《以担当诠释忠诚》：纪检监察系统的党员干部，拥有如此大的监督权力，同时还要接受监督，要有勇于担当的精神，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斗争作出更大的贡献。

真相、常识、视野、逻辑，这些构成了独立思维的最基本要素。真相往往蕴含在常识之中，视野决定了思维的高度和广度，逻辑指引人们形成正确的观点。要打破信息茧房，不让信息成为自己的负担，就要主动养成独立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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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大家沉浸在段子当中，把一场扫黄当成了全面狂欢的玩笑的时候，背后却是法治国家意识的崩溃，只有不把法治当回事的社会，才会流传出这样的名单和这样的段子。这里面有几个问题：

刀子嘴，豆腐心，石头也要烧成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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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日拱一卒，对于中国这样传统文化影响深重的社会来说，向民主社会的转型是非常不容易的，总是在一小步一小步进程中努力实现着。对于体量如此大的中国，我们希望看到正是这种渐进式的社会进步。

这其实是一种另类的逼捐，因为长得像，就被网友当成人质，架到了马云面前，你是捐还是不捐？不捐，说你铁石心肠为富不仁；捐，他们并不会因此而赞扬马云的慈善心，而是会用看猴戏的心态戏谑：看呐，长得真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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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张朋友圈的截图，在网上炸开了锅。杭州某小学一年级的8位小朋友，因为拼音学得不好，就被老师叫起来，站成一排，拍下照片在家长群里公示。这张照片，虽然家长都说是真的，但学校校长在第一时间予以了否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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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建华是怎么把贾敬龙家的婚房拆掉，怎么让贾敬龙求天天不应，求地地不灵，生不如死的，详细过程贾敬龙网上发过。贾敬龙射杀何建华后想开车自首，被何家人逼停、打断腿，造成自首未遂事实，也已经得到确认。

国务院近日发文明确，实施财产性收入开源清障行动，实施收入分配秩序规范行动；进一步减轻中等以下收入者税负，同时适当加大对高收入者的税收调节力度，堵塞高收入者非正规收入渠道，发挥收入调节功能。

某些主管官员及做市商，由于掌握内幕消息，趁机发国难财，这也给国家资信带来了相当大的损害。而令人遗憾的是，时至今日官方对于大股灾的成因和责任，还没有一个客观独立的调查报告，还缺乏必要的深刻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