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宗刚鲁迅与胡适的关系终其始末是“和而不同”，其基调是“和”，具体表现在：鲁迅对胡适在文学革命中的贡献以及胡适的学术研究成就均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胡适对鲁迅的白话文创作实绩、前期的杂文创作以及小说史研究等贡献给予了高度的评价。鲁迅和胡适的“和”是统一在其现代文化理念上的“和”，而他们的“不同”则是在“和”的前提下的“不同”，主要体现在其具体的文化方法和策略的差异上。鲁迅与胡适的“和而不同”恰好说明他们作为觉醒了的“真的人”，在确立了现代文化理念之后，其主体性获得了真正意义上的确立，这确保了五四新文学在其后的继承与发展中并没有被定于一尊，其历史价值和意义不可小觑。在１９２５、１９２６年这两年里，鲁迅、周作人支持的《语丝》与胡适、陈源等人为重要撰稿人的《现代评论》发生了激烈的笔战，《晨报副刊》也成为双方论战的主要阵地。１９２６年２月，时任《晨报副刊》主编的徐志摩刊发了其与李四光的通信，提出了要结束这一场笔战：“带住！带住！让我们对着混斗的双方猛喝一声，带住！”鲁迅则针锋相对地指出：“想用了串戏的方法来哄骗，那是不行的；我知道的，不和你们来敷衍。”[1]胡适为了调解这一笔战，给周家兄弟和陈源写了封言辞恳切的信：“你们三位都是我很敬爱的朋友；所以我感觉你们三位这八九个月的深仇也似的笔战是朋友中最可惋惜的事……当日各本良心的争论之中，不免都夹杂着一点对于对方动机上的猜疑……结果便是友谊上的破裂，而当日各本良心之主张就渐渐变成了对骂的笔战。”[2]但周家兄弟并不认同胡适的观点，此后，周家兄弟与胡适闹翻。周作人与胡适于１９２９年和好，胡适在写给周作人的信中表达了自己对周氏兄弟的深厚情感：“生平对于君家昆弟，只有最诚意的敬爱，种种疏隔和人事变迁，此意始终不减分毫。相去虽远，相期至深。此次来书情意殷厚，果符平日的愿望，欢喜之至，至于悲酸。此是真情，想能见信。”[3]但同为文坛巨擘的鲁迅与胡适则未能恢复当初的关系。那么，鲁迅与胡适由相互称许支持变为疏离陌路，学界是如何看待他们之间的关系的？学界同人多从对立的角度研究他们的特点与关系，对此，有学者专门对此进行了详细地梳理：“‘崇胡派’，正体现了此思维，将胡适与鲁迅对立起来，形成非此即彼的关系。这不仅简单化处理鲁迅，也减弱了胡适的复杂性。‘崇胡派’总将胡适塑造一位温情宽容的儒者，但胡适作为‘五四’前驱，他冲破传统禁锢，提倡白话文，主张全面西化，而这些激进与革命，却被‘崇胡派’所剥离。”[4]周质平认为“鲁迅并曾多次为文或明讽或暗刺胡适，胡适却始终不曾批评过鲁迅”[5]；而韩石山则认为胡适并没有显示出绅士风度，“把对手的攻击比作狗的狂叫，还有比这更蔑视，更厌恶的吗”[6]？严格说来，这些论争较之陈漱渝在１９９１年的认知并没有太多的推进，“过去的鲁迅与胡适比较研究，多侧重双方的异，而在具体论述时，又多着重于双方的阶级分野。此文不仅论述了双方的异，也论述了双方的同，而在探讨造成双方的异的原因时，不仅着眼于阶级的分野，也注意到双方的身世、经历、文化熏陶、性格特征等方面的因素。”[7]然而，由于时代的限制，陈漱渝的有些认识依然还重在发掘其“不同”的方面：“原来的新文化营垒逐步产生了分化。以胡适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成为了运动的右冀，而鲁迅却随着时代的步伐前进，跟新兴的社会力量建立了日益深刻的联系。”[8]这种认知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后期开始出现了变化，如有学者认识到：“周、胡两人，并不如有些人所想象的，水火不相容；他们都是《新青年》的前驱战士，而且在学问上是彼此相推重的。”[9]这种较为辩证的认识在新世纪之初也有所推进，如，有学者认为：“不难看出，胡适先生在批评、规劝苏女士时，表现了一代学术大师的卓越风范……胡适的这个态度，其宽容、大度、雅量、明智，确实是常人难以做到的‘绅士风度’。如果说鲁迅的光明磊落让人由衷敬佩，那么，胡适的这种‘绅士风度’也同样是让人高山仰止的。”[10]尽管其落足点在于褒扬胡适，但较之那种走向极端的认知还是相对辩证的。以上这些分析都有值得学习和借鉴之处，但将鲁迅与胡适置于“异同”的视阈来进行研究、或脱离语境对一些细节过度阐释，似乎都有可能偏离历史真相。在此，笔者尝试从整体观照的角度对此进行读解，不妥之处还请方家指正。一

页，中国对外翻译出版有限公司2011年版。[8]陈建华：《革命与形式——茅盾早期小说的现代性展开1927—1930》，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9]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十二卷），134

野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第33页[25]《风筝》样稿见《赵延年木刻鲁迅作品图鉴》，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170页[26]赵延年：《赵延年木刻插图本·

陶磊【摘要】晚清至“五四”时期经历了中国翻译史上的文学翻译高潮，翻译手法大体经历了意译为主到直译为主的变化。以思想史的视角观察，这一变化主要由两方面促成：首先，新文学译者对中西文化的价值判断，形成了一套西优中劣、二元对立的论述模式。其次，新文学译者显示出一种“文化整体意识”，即认为文化作为一个整体不可分割，两种对立的文化无法兼容。基于“西”优“中”劣和文化整体不可拆分的判断，新文学译者显示出全面西化的文化取向；反映到翻译上，就是注重与原文对等的“直译”。将“直译”树立为翻译基本规范的同时，新文学译者还使用“意译”来指称严复、林纾等晚清译者调和中西的翻译，并在“直译”和“意译”之间也建构了具有伦理色彩的价值对立。晚清到“五四”前后，是中国翻译史上以文学作品为中心的翻译高潮时期。相较于晚清普遍不忠于原著的译法，“五四”时期的翻译有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对“直译”的推崇，即注重译出语文本和译入语文本的严格对等。茅盾就说过：“‘直译’这名词，在‘五四’以后方成为权威。”[1]关于晚清的所谓“意译”风尚，以往已有不少讨论[2]；但直译何以从“五四”开始成为主流，却很少引起关注。笔者认为，这种现象背后包含了一种认知上的预设：忠实是翻译的“常态”，只有晚清那种擅改原著的译法才是值得研究的“反常”现象。有论者说，“新文化运动”所崇尚的“现代理性和科学精神”将晚清以来的翻译规范“推上了审判台”[3]，使“‘信’的本质逐渐得到确认”[4]。这其实就是把忠于原（“信”）视作翻译的天然属性，将“五四”确立的翻译规范看成对晚清“意译”之风理所当然的纠正。假如抛开这种“原著中心”的翻译观念[5]，将“五四”新文学译者直译主张的产生置于思想史的脉络中审视，我们不难发现这和晚清的“意译”风尚一样是很值得仔细考察的课题。晚近的翻译理论认为，翻译的本质是一种文化转换[6]。译者的文化取向——即看待译出语文化和译入语文化的态度——势必影响其对翻译的理解和翻译活动的开展。“五四”时期是中国文化转型的重要阶段[7]，新文学译者对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看法较之晚清发生了巨大变化，其翻译思想必然受到这种变化的影响。本文以“五四”译者的文化取向为观察视角，试析“直译”主张形成的思想根源。一

妥佳宁“孤岛”不孤的论断并非凭空产生，有其特定历史背景。而“孤岛”文学图景的丰富性却长期被这一论断遮蔽。事实上，孤与不孤，都可有更多的理解方式。战时的上海租界，提供了相对宽松的话语平台，“孤岛”不仅有左翼文人的抗战文学活动，还有以西风社为代表的自由派知识分子的各种文学活动。不同文艺思想与实践出现了众声喧哗的局面，且互相交错，各派势力都不能占据舆论主导。从而形成了与国统区、解放区、沦陷区极为不同的文化空间，孕育了丰富的文学实绩。抗战期间上海租界形成了“孤岛”文坛。自1938年茅盾在《文艺阵地》发表《“孤岛”文化最近的阵容》以来，对“孤岛”文坛的评价与研究不断丰富。然而几十年来学界却在“孤岛”不孤的定论下很难取得进一步突破。尽管既有研究往往认可“孤岛”不孤的论断，却很少有研究真正揭示“孤岛”何以被称为不孤，而又何以能够真的做到不孤，以及不孤是否还可有其他层面的理解。更进一步的研究，正有待新视野的引入。一

吴海洋拜伦是欧洲十九世纪浪漫主义的著名诗人，拜伦的出现与欧洲浪漫主义思潮有着紧密关联。丹麦文学批评家勃兰兑斯认为欧洲十九世纪文学，“其特点就是有反抗的倾向”[1]。而“这种思潮反对的是十八世纪的某些思想特征，它那枯燥的理性主义，它对感情和幻象的种种禁忌，它对历史的错误理解，它对合法民族特色的忽视，它对大自然索然寡味的看法和它对宗教的错误概念，认为它是有意识的欺骗。”[2]这个反抗的传统，追求自由的思潮形成了十九世纪浪漫主义文学。欧洲浪漫主义思潮是法国大革命的产物，它扫荡了政治、宗教、文化上一切禁锢，其中最能体现十九世纪浪漫主义时代精神的是拿破仑和拜伦。十九世纪欧洲的拜伦崇拜是与拿破仑崇拜联系在一起而并称的[3]，拿破仑的形象具有双重性：既是自由主义的传播者，也是民族侵略者、破坏者[4]。拜伦被称作“诗坛拿破仑”，他对社会政治、道德、文化以及民族压迫的反抗，对个人与民族自由的追求，恰好体现了浪漫主义时代的反抗精神，因而成为浪漫主义思潮的代表人物，拜伦所代表的浪漫主义思潮，也被称作“拜伦主义”。“拜伦主义（Byronism）这个名词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方面是指拜伦的行为，一方面是指拜伦的作品。可是综合来看，拜伦主义的精髓即是反抗精神，所以拜伦主义也可以说是浪漫主义里的一个派别。拜伦主义也不是拜伦所独创，而是后人根据拜伦的行为作品所拟出的一个名字。”[5]。随着拿破仑与拜伦的去世，他们成为各国诗人崇拜的对象，弱小民族的“解放者和救星”。“拜伦主义”所代表的反抗精神与对自由的渴望，尤其是宣扬民族独立、自由的理念与实践无疑容易引起处于奴役状态下的弱小民族知识分子的共鸣，因而“拜伦主义”在欧洲各国广泛传播。“拜伦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晚清中国面临严重民族危机的时代背景下，通过流亡日本的梁启超等知识分子的翻译而为知识界所接受。[6]《哀希腊》的翻译形成了晚清知识界的“拜伦热”，拜伦的人格与追求自由的精神也成为晚清民族国家建构的资源。关于鲁迅所受域外文化的影响，一般以“托尼学说”[7]来描述，即托尔斯泰的人道主义与尼采的超人哲学。然而鲁迅思想中拜伦的因素却也是不容忽视的。[8]特别是到了1940年代，鲁迅与拜伦的关联被周扬提起。他否认了鲁迅“尼采主义者”的身份，而认为他是一位拜伦主义者。[9]考察鲁迅在晚清、五四两个不同的时代语境中所接受的“拜伦主义”的方式，发现鲁迅思想中的“拜伦”的因素，以及其如何影响到他的文艺、思想观点与社会实践，是一个新颖的话题。一

丁文1951年夏秋之间，同样在“百草园”中度过了少年时代的周作人，以95篇、每篇约六七百字的文章详述了“百草园”的诸般细节①。与鲁迅两千多字的散文《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相比，周作人长达七万余字的“百草园”杂记，既对鲁迅的“百草园”文本进行了详细注解，更自成一方独立的“百草园”世界。在鲁迅为后世构筑的令人耳熟能详的“百草园”的文学空间之外，周作人另外描画出一幅更为细腻具体的“鲁迅的故家”的实景②，对自己所亲见的“百草园”进行了更为从容的本相还原。耐人寻味的是，周作人的“百草园”在很大程度上是让读者颇感生疏的，这不仅表现为细节的繁复，更体现在文本深处潜藏的整体氛围。与鲁迅“百草园”生机勃勃与无限趣味相比，周作人的文字间弥漫着一股与前者完全不同的荒凉感。与作为“乐园”的“百草园”构成强烈反差或曰互文关系的是，周作人在切入“百草园”正题时，居然是从一片“废地”与“瓦屑堆”上开始其讲述：大园的内容可以分了段来说。南头靠园门的一片是废地，东偏是一个方的大池，通称马桶池……智房的园门在西边正中，右面在走路与池的中间是一座大的瓦屑堆，比人还要高，小孩称它为高山堆，来源不详，大抵是太平天国战后修葺房屋，将瓦屑放在这里，堆上长着一棵皂荚树，是结“圆肥皂”的，树干直径已有一尺多，可以知道这年代不很近了。路的东边靠门是垃圾堆，再往北放着四五只粪缸，是智房各派所使用，存以浇菜或是卖给乡下人的……西南角有一个清水毛坑，全用石板造得很好，长方形，中间隔断，但永不曾使用，只积着好些水，游泳着许多青蛙，前面有石蒜花盛开，常引诱小孩跑到这冷静的地方去。③与《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开篇“不必说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石井栏，高大的皂荚树，紫红的桑椹”大相径庭的是，周作人的“百草园”杂记开篇由密集排布着“废地”、“马桶池”、“瓦屑堆”、“垃圾堆”、“粪缸”、“清水毛坑”等深具市井气息的细节。有意味的是，周作人是在引用完鲁迅上述文字、并称道其把“百草园的情形一目了然的表示出来”之后，才以一种平淡口吻铺陈出他记忆中“百草园的情状”。如此开场白，可以说是另一种意义上的“一目了然”：它不仅消解了鲁迅散文的激情与色彩，更有煞尽风景之嫌。联系到周作人稍后的说法：“《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这篇文章篇幅不长，可是内容很丰富，解说起来须要几倍长的字数才成”④，因此，在“百草园”杂记中，他才以细致甚至琐屑的笔法，对《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中的“简要的描写”进行逐句注解，潜存着一种与鲁迅文本进行对话的明确意识。周作人指出所谓“碧绿的菜畦”，本为“菜园”的“百草园”种植着供家中一年食用的罗汉豆、黄瓜、萝卜、南瓜、茄子、扁豆、辣茄、白菜、油菜、芥菜等；“光滑的石井栏”地处大园西边的一口井，“井上有石阑，井北长着一棵楝树，只好摆个样子，却不能遮阴”。仿佛无形之中，鲁迅“乐园”中的五光十色已然褪色大半。然而，对鲁迅“乐园”进行主观或客观层面的解构，却并非周作人的真正用意，他更着力建构了一种浸透其个人色彩与历史意识的家族史叙述⑤。这一切，可以从周作人对鲁迅笔下“高大的皂荚树”与“紫红的桑椹”所做的出处说明谈起。一

陈思广装帧，虽然在今天指的是书籍的美术设计，但在现代（１９１９—１９４９），主要还是指书籍的封面设计。就中国现代长篇小说的图书装帧艺术而言，如何更好地传达出长篇小说所蕴含的深刻意涵与审美意味同时又不失民族风、文艺韵、时代感，是现代做书人坚定的审美理念，也是一代装帧师们执着的审美追求。一

张全之茅盾最初构思《子夜》的时候，是想写上海的棉纺织业，后来改为缫丝业，这一题材的改动具有重要意义。因为自1920年代开始，“厂经”就是中国工业产品外销的主要业务，在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但自

知峨眉锦绣、晓宽窄智慧、识巴蜀，还要懂现代文豪。巴蜀巨匠，中国现代文学半壁江山，驰骋华夏，川人之气质，溢于诗文剧艺之间。课程共选巴蜀六杰，绍介其成就，勾勒其性情，如蜻蜓点水，留白无数，以诱神思。冠巴蜀之名，无自恋之意，中国为语境，现代乃精髓。一处风景，众人赏之，不问来意，无问西东。目录第一章

吴述桥1927年，国家已经名义上统一，但国内政治形势复杂。后“大革命”语境对重新认识亭子间文化人而言十分重要。本文从后“大革命”语境出发重新考察，发现他们远远大于左翼文化人的范畴，还包括托派、国民党改组派、第三党等，是中国第三代激进主义者。亭子间文化人承载着大革命余绪，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马克思主义传播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与20世纪30年代上海新书业繁荣有直接关系。亭子间是老上海里弄房子灶披间上盖的狭窄低矮小房间，租金低廉，20世纪二三十年代，许多文化人都曾租住过。现代文学史上不乏描写亭子间生活的文学作品，一些作家甚至以亭子间为著作题名，如鲁迅《且介亭杂文》，周立波《亭子间里》，周天籁《亭子间嫂嫂》等。毛泽东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到，“从上海亭子间来的”“很多同志”，他们“因为思想上有许多问题”，“不大能真正区别革命根据地和国民党统治区，并由此弄出许多错误”。[1]这些话让“亭子间”更为人所熟知，住过亭子间的文化人也被打上了左翼烙印，成为多少带有贬义色彩的“亭子间文人”。当前研究大多不脱左翼政治文化大框架，但也开始注意到他们超过了今天所说的左翼文化人范畴[2]。回到历史语境去重新考察，尽管各自立场不同而关系复杂，笔者发现他们大都以“亭子间英雄”自居，甚至共同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二三十年代中国的传播，推动了上海新书业的繁荣，故而更愿意用较为中性的“亭子间文化人”来描述。而对其进行历史考辨，将为我们重新辨认左翼文化人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社会文化中的位置与活动提供新的视角。一

西方文学形象在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中的价值演变——论钱理群《丰富的痛苦：堂吉诃德与哈姆雷特的东移》的学术范式刘丽莎

凌孟华昆明版《中央日报》刊发有两篇穆旦集外文，一为1942年4月6日与4月10日连载的《光荣的远征》，一为1943年3月1日刊发的《国军在印度》，均署名“查良铮”，可填补穆旦缅印从军经历空白，具有重要价值。后者又以《中国健儿在印度》为题在《声报》刊出。两篇集外文与李煜哲整理的《苦难的旅程》合在一起，已勾勒出穆旦从军经历的完整线索，可以丰富对穆旦其人及其经历与思想的理解，加深对诗人穆旦及其诗歌创作与表达的体悟。一

孙尧天[摘要]作为鲁迅早年论述人类演化学说史最重要的文章，《人之历史》奠定了鲁迅对人类生物本性的基本认识。鲁迅在开篇引入德国生物学家海克尔与伦理学家泡尔生的争论，他采纳了海克尔的一元论，并将泡尔生与当时中国反对进化论的人士联系起来。但回到西方思想脉络，却显示出泡尔生并不反对进化论，他只是不满于海克尔的一元论哲学。这意味着鲁迅很可能对泡尔生与海克尔这场争论的核心问题并不知情。鲁迅的选择既受到晚清与日本语境的多重影响，也显示出他早年高扬人类主体性的立场。在《破恶声论》中，鲁迅引用海克尔的一元论为“迷信”辩护，不过，他此时的观点却发生了转变，反而更接近于泡尔生。早在留学日本期间，鲁迅提出过著名的“立人”思想。1907

李国华鲁迅的杂文笔法有很多套，本文解读鲁迅《“题未定”草》系列杂文，大概识别了其中一套，即遵循弱者正义的话语法则。本文认为，鲁迅以此将一己之个性浸润杂文，于复杂的文学生产关系中形成其“社会批评”的“笔”与“相”，像刺客一样勘破现代中国语词背后的话语秩序，写下现代中国的“诗史”，打破“作品”的自足自治，吁请读者的情感相与，询唤读者的抗争意识。按照施蛰存1935年的理解：“在现今出版物蜂拥的情形之下，每个作家多少总有一些随意应酬的文字，倘能在编集子的时候，严格地删定一下，多少也是对于自己作品的一种郑重态度。”

刘进才自1980年代以来，中国当代作家日渐摆脱政治意识形态话语对文学的规训与干预，回归到语言自身的审美，让文学语言从集体性的狂欢返回到个人体验式的独吟，把语言提升到文学的本体论层面。李锐重新发现了口语的地位，让农民的口语与知识精英的书面语获得同等的书写地位，以杜绝语言的自我殖民化现象。韩少功对语言的文化意味有近乎迷狂的追求，在方言语汇的考古中发掘出被宏大叙事遮蔽的悠远的历史文化记忆。阎连科则不断对语言进行自我突破与创新，小说中原汁原味的方言土语彰显着原初的生命状态，复活了民间的记忆。他们的小说创作在各自不同的乡土空间叙述中，通过地域方言与日常口语的权利提升，开拓出各具特色的语言自主性道路。寻根文学思潮的萌生和涌起正是作家在恢弘的历史与文化视野中寻找文学之根、回溯文化之源的一个有着重要意义的文学行为。那些被称之为寻根文学的作家虽然对文学之根的认识与追寻各有不同的答案，但寻根文学作品大都具有浓厚的地域特色与文化风味，也相应地形成了作品异彩纷呈的地域方言特色。如果我们注意到当时占据文学主导地位的仍是充满意识形态及官方化语言色彩的文学话语，就更能体会到寻根作家的小说语言对当代文坛所具有的探索与引领意义。

房栋清末民初，游戏文章在文艺试验中通过各类文体形式纳入多样、驳杂的语言成分，探索文学实践中的种种语言可能。各类游戏文章在报刊上渐次登场，其语言经历了从传统到现代的复杂转变。在具体的文学实践中，创作者们具有语言敏感性，意识到游戏文章需要吸收传统资源，采用新词语、新文体，熔铸新风格，并努力追求“意讽”“辞婉”、通俗而典雅的语言品格。清末民初的游戏文章在突破禁忌，利用旧形式等层面的语言探索，呈现出与“五四”新文学的某些共通性，游戏文章中蕴含着可供“五四”新文学借鉴的语言可能性。清末民初，游戏文章成为报刊文人刻意经营的一种文类。[1]文章的命意在于“游戏”，意味着文人在创作时对语言进行游戏性的运用。文人们以游戏笔法作文，有可能冲破既往的文学陈规和语言定式，游戏文章因此蕴含着诞生新的语言形态的可能。胡适曾将自己在北美留学时所作的诗称为“游戏诗”，而这“游戏诗”中出现的长段口语、白话已属新文学创作的初步尝试。[2]周作人时常称自己的散文为游戏文字或游戏笔墨，[3]在其文学视野中，游戏文章具有新的语言质素。刘半农将自己的文言诗称为“游戏之作”[4]，将其《“作揖主义”》称为“游戏笔墨”[5]。钱玄同将自己的文章称为“废话”[6]。诸如此类的言说是“五四”新文学阵营中的一股话语潜流。新文学家们的创作视野中存在着游戏文章的写作空间，只是他们并不经常在正式场合中提倡游戏文章的写作。而清末民初的游戏文章与“五四”新文学在语言层面的历史联结，则有待进一步的考察。清末民初，“五四”新文学批判的“游戏”“消遣”的文学中出现了形形色色的游戏文章。[7]游戏文章是文艺试验发生的重要场域，在纷繁多样的文体之中容纳多样的语言成分，并以类似后现代文学的方式解构经典，模拟与戏仿各类新旧文体，在种种文类中进行文本的狂欢与语言的游戏。拨开文学史叙事的迷雾，我们会发现清末民初游戏文章的语言宫殿中其实也潜藏着可与“五四”新文学相沟通的秘密路径。一

姜荣刚受义和团事件刺激，改良小说迅速成为其时社会的主流思潮之一，“小说改良会”即是这一社会思潮影响下的产物。因无先进的思想与文学观念，国内改良小说的舆论态势虽然形成，但却未能提出引领未来小说发展潮流的新方案。而梁启超发起的“小说界革命”，让国内苦于找不到出路的小说改良者看了新的希望，从而迅速参与推动“小说界革命”运动的全面展开。但他们并未完全照搬梁启超的做法，而是作了适合本土文化环境的变通，这种变通反过来又影响了域外的梁启超等人，以致成为此后小说发展的主流趋向。因此可以说，晚清“小说界革命”的发生及其趋向，不是域外单方面影响所致，而是中外小说改良者互动配合的结果。由于梁启超是在日本始明确提出“小说界革命”的主张，因此研究者理所当然地认为“促使他切实着手发起文学革新运动的直接原因，是戊戌变法运动失败后流亡日本，明治时期日本的文学状况所带给他的强大影响”

年版。［45］笔者在此并非认同政治性对文学的过度捆绑挤压，而是认为任何一种文学生态的生成与历史情境必有相应的整体性。［46］彼得·诺兰：《中国与西方长期发展中的趋同与趋异》，《北京大学学报》2019

鲁迅鲁迅的“铁屋子”比喻出自《自序》[1]：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这个经典段落不仅连同钱玄同的“劝驾”成为鲁迅“何以做起小说来”的“官方”自陈，也因其中的“铁屋子”意象是中国现实的精确写照，而被视作民族困境的经典寓言。“铁屋子”意象被一代又一代学者引用、阐释，而已有的研究大多将此作为鲁迅的思想自然地接受下来，在鲁迅的文本内部对它进行阐释，而很少探寻这一意象的具体来源。日本学者谷行博认为，鲁迅的“铁屋子”比喻从根本上来源于《庄子》“至乐篇”的“偃然寝于巨室”一句[2]，这类观点自然很难确证；张丽华在分析《狂人日记》时曾旁及此问题，但借助周氏兄弟与钱玄同的日记等相关资料，亦难以证实鲁迅与钱玄同关于“铁屋子”的对话真实发生过[3]。无论关于“铁屋子”的对话是否出自虚构，无可否认的是，“铁屋子”的意象来自鲁迅。鲁迅笔下多譬喻，且往往兼具文学性与思想性。但“铁屋子”这一空间形式的喻体在鲁迅文本中则颇为特殊。那么，“铁屋子”作为一个具体意象是如何被写出的？鲁迅何以采用“铁屋子”而非其它喻体？追索这个意象的来源，也就是探寻鲁迅的思想过程。本文试图寻找在“铁屋子”诞生前后，鲁迅可能受影响的文本与机缘，及其背后的地理与文化意味。通过理解其中的相关性，最终尝试进一步理解鲁迅如何表达自己的文学经验、思想经验。一

欧阳月姣1930年代的乡土文学／台湾话文论争，一方面是“五四”新文学进入台湾以后所引起的自发和自律的“文学革命”与“国语运动”的深入和延续；另一方面是对抗日本殖民者强制普及的“国语”（日语）教育进程中愈发深重的“汉文危机”而产生的汉语文改造与保存的实践运动。本文试图以东亚的“国语运动”为背景、以“民族形式”为理论入口，将这场论争的复杂面向，还原到当时的殖民统治、无产阶级世界革命以及民族解放运动的历史语境下，发掘论争中有关地方语言和文学形式问题所指向的民族／国家身份认同的分裂与想象性弥合。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初的乡土文学／台湾话文论争，是台湾文学史上一场重大而又影响深远的文艺大讨论。一个特定时空下的文学论争，如今仍然引起源源不断的讨论、持续释放着潜藏的政治动能。这一方面说明，那个特定的历史结构持续左右着我们当下的文学与文化；另一方面则是它的议题和逻辑在今天仍然具有启示意义。当下最常见的论述是快速地把当时有关“乡土”和“语言”的议题导入“台湾意识”的脉络下，将台湾话文视作“主体性”建构的标志；或是去争辩这种“主体性”与“中国性”或“日本性”的远近亲疏，究竟具不具备与五四新文学乃至“中国意识”划清界限的问题。[1]进一步则引入阶级视野，指明论争中诉求的“文艺大众化”基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和左翼文学思潮的影响，由此将“台湾意识”历史化，拒绝以古证今的国族主义收编。[2]更深入内在肌理的路径是关注语言的现代化，即方言土语与文学典律（古典／西方）如何融会的命题，尤其是舶来的“言文一致”原理与汉语文现代化的实际关系及其背后所牵涉的共同体想象。[3]延续第三种思路，本文试图将上述讨论中往往不证自明的“主体性”予以问题化。这就是为何强调在“国语运动”中--在根本上，台湾话文及其有关言文一致的讨论可以看作台湾知识分子自发和自律的国语运动；与此同时，由于“东亚汉字圈内部殖民”的处境，它又内在于殖民宗主国日本和文化祖国中国大陆的国语运动脉络之中，这使它吊诡地具备了建构／解构现代民族主义的双重品性，并且提供了一个可贵的审视民族国家的视角。而1930年代的左翼氛围，使论争中的“文艺大众化”诉求具备了明确的阶级意识，这种无产阶级革命的世界主义取向也多少对国语运动背后的语言国族主义冲动起到一定消解作用，甚至在理念上与殖民地的民族解放总体目标之间构成了一种紧张关系。在阶级意识与民族意识交错下，这场论争显现出与后来中国大陆在抗日战争中形成的“民族形式”范畴具有同样精神实质的理论敏感性，但政治上无所依附的处境，使台湾话文的构想和实践难免陷入历史的“无物之阵”。一

鲁迅本文试图采取社会史视野及方法重新解读鲁迅的小说《离婚》。在这篇小说中，鲁迅将“离婚”从“五四”风行的文化思潮中剥离出来，并将其视为地方社会内部各种权力博弈的“社会事件”。这一“事件”是在“城-镇-乡”彼此交织重叠的地方社会空间中展开，但其中的权力博弈却是以“城乡”二元的等级话语为基础。因此，作为士绅的七大人用“城里人”身份维系的文化垄断权迫使庄氏宗族屈服于自身，也使得爱姑因被宗族抛弃而成为陷入绝境的“个人”。最终，爱姑充分意识到七大人的“威严”，也作为“个人”完成了对自身生存境遇的自觉。与“五四”主流的“个人主义”思潮不同，爱姑式的“个人”具有切实的社会属性，并内在于中国社会自身转型的历史脉络。新文学的发生伴随着“五四”时期“个人主义”思潮在中国的风行，如有学者所言:“人，不再只是家族伦理关系锁链中的一环，也不再只是四万万‘国民’中的一分子，他作为实在的个体生命受到合理的尊重。”但无论是历史当事人还是后来的研究者，对“五四”时期“个人主义”的理解都聚焦在“文化”层面，“个人”往往被视为青年知识分子群体在特定历史时期的话语建构，而缺乏现实性的社会依托。也正是以此为基础，文学史的书写者才会将“个人主义”视为“五四”及其文学的限度，并基于这种限度认为它必然被更具社会现实性的左翼“群体”意识超克。鲁迅的小说（尤其是《彷徨》中的诸多作品）也常常被纳入此一历史认知的框架，像魏连殳、吕纬甫、涓生、子君这类现代知识分子形象也就成了“个人主义在中国的沉浮”的典型样本。但是，“个人主义”真的仅仅是专属于知识分子群体的特定议题吗？而在西方现代思潮的影响及话语建构之外，“个人”的发生是否有内在于中国社会自身的历史脉络？对此，小说《离婚》构成了一个颇具反思性的文本。本文即试图采取社会史视野及方法重新呈现《离婚》这一文本的时空场域，并在这一场域中梳理爱姑这个“乡民”如何发生“个人”自觉的历史轨迹。一

陈国恩王富仁的“鲁迅”，是从中国政治革命与中国思想革命的分野上来界定的思想启蒙者的鲁迅。王富仁通过鲁迅研究，对现代中国一些重大问题做出了具有新意的阐释，而又切合了新时期思想解放运动的时代要求，给了人们可供参照的一个新观念和看待问题的一种新方式。“回到鲁迅”，是与五四启蒙主义的思想背景和现代性的方向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王富仁“鲁迅”打上了研究者的烙印，这就是启蒙主义的思想立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念、思维逻辑与历史逻辑相统一的治学特色，尤其是体现了理性与感性紧密结合的学术品格。在新时期的鲁迅研究者中，王富仁是最有代表性的一位。这并非说他那一代学者的鲁迅研究成就难与他比肩，更不是说他的研究水平难以超越，而是说他凭自己的理论准备和敏锐眼光所阐释的“鲁迅”切中了时代症候，提出了新时期社会思想领域中的一些重大问题，成为思想解放运动中的一个突出标志。王富仁“鲁迅”以思想启蒙者的姿态，直面现实，批判人的愚昧，解剖国民劣根性，从鲁迅研究方面推动了新时期的思想解放运动，又因为鲁迅在现代史上地位至关重要，从而使王富仁的启蒙“鲁迅”成为新时期思想解放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一

黄锐杰1943年中共的“四三决定”以单一的生产取向取代了此前妇女解放工作中的“多元性妇女解放运动”，甚至在妇女通过生产社会化之后进一步要求妇女回到家庭。社会化之后还要回到家庭，妇女还如何“翻身”？这是1943年前后的妇女“翻身书”面对的难题。在孔厥《一个女人翻身的故事》中，折聚英通过“学习”走出了旧家庭的桎梏，变身为了“公家人”，但这一过于仓促的转变也给折聚英带来了种种不适。同样处理“翻身”问题，在《孟祥英翻身》中，赵树理将

吴丹鸿在早期新诗发展史上，鲁迅为胡适《尝试集》“删诗”与《我的失恋》引发的“撤稿事件”是两个端点，其间的变化象征着新文化阵营走向分化，也反映了鲁迅对新诗写作伦理建构的参与。出于对新诗发展路向上的潜在危机的高度警惕，鲁迅先后将旧文人积习的残余与青年自身的颓唐状态视为诗的“敌人”。他在《立论》中通过对“寿诗”的改写和解构，摆脱了与旧文类的形式相似性所造成的困扰；而他对“阿呀体”的复杂态度背后，则是在新诗批评的舆论场中建构理想的写作伦理的努力。一

不知什么形色的小虫，在槐树枝上吱吱的叫着。听了这迫切尖细的虫声，引起我一种仿佛枯焦气味的感觉。我虽然不能懂得他歌里的意思，但我知道他正唱著迫切的恋之歌，这却也便是他的迫切的死之歌了。七

黄开发1930年代，周作人构制出一套较为系统的言志文学理论，核心概念就是与载道对立的言志。言志本是中国古老的文学概念，然而，周氏使其融入了现代性的意蕴。这一概念的现代起源可以追溯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文学革命，又从文学革命主流的功利主义文学观念中脱离而出。它的蓝本是五四文学革命时期“人生派”与“艺术派”的二元对立。1920年代初，周氏与主流的功利主义文学观分道扬镳，建立起个人主义思想基础上的自己表现的文学观。随着革命文学和左翼文学勃兴，对文学的功利主义要求被进一步强化，周作人借用传统文论的“言志”概念重述其自己表现的文学观，以言志与载道二元对立的理论框架重构中国文学史，指对手为载道，回击左翼作家的讨伐，推动形成了言志文学思潮。1930年代前半期，中国文坛兴起了一场与左翼、右翼、京派等文学思潮并立的言志文学思潮。言志派作家借重评晚明小品倡导言志文学，标举小品文，与左翼文学对垒，引发了声势浩大的言志文学思潮。然而，翻阅众多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或文学思潮史，都找不到对这个文学思潮的明确论述。长期以来，言志文学思潮由于与左翼对立而受到主流文学观念的屏蔽，文学史包括文学思潮史在内的著作往往又陈陈相因，言志文学思潮的面目始终笼罩在历史的尘烟中。这个文学思潮的存在是显明的。苏联文学理论家波斯彼洛夫有一个对“文学思潮”的定义：“文学思潮是在某一个国家和时代的作家集团在某种创作纲领的基础上联合起来，并以它的原则为创作自己作品的指导方针时产生的。这促进了创作的巨大组织性和他们作品的完整性。但是，并不是某一作家团体所宣布的纲领原则决定了他们创作的特点，正相反，是创作的艺术和思想的共性把作家联合在一起，并促使他们意识到和宣告了相应的纲领原则。”[1]古今中外的文学思潮多种多样，人们对文学思潮的理解多元化，提出一个可以被普遍认可的定义十分困难；不过，此定义对于言志文学思潮来说是适用的。这个文学思潮共享纲领性的文学观念，言志派作家在政治倾向、审美趣味、题材主题、文学风格诸方面都表现出了明显的共性。言志派有《论语》《人间世》《宇宙风》《骆驼草》《世界日报•明珠》等主要的发表阵地。代表作家周作人、林语堂有共同的言志文学理论，青睐闲话式的小品文，有着共同的对手，在他们的麾下还各自集合了一个小品文流派：以周作人为代表的苦雨斋派和以林语堂为代表的论语派。1932年9月，周作人出版了他的讲演录《中国新文学的源流》，标志着言志文学理论的正式建立。本文试图在自五四文学革命到1930年代初期的历史语境中，探寻言志论的核心概念“言志”产生的源头，并考察言志文学理论形成的过程。从中可以看到这一思潮与新文学历史进程的深刻关联，以及它的主要品格。一

宋益乔思想与激情——谈王富仁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王富仁是现代文学研究界一位有影响、有特色的新人。严肃的历史责任感，促使评论家总是注视着研究领域内思维空间最开阔的地带，对历史与社会宏观的思考与把握，又总能使评论家不断通过艰苦的探索获得新的认识和发现。与此同时，文章里又总是汹涌着一股不可遏止的渴望创造和发展的激情。深刻的思考与巨大的激情相结合，是王富仁现代文学研究的最基本特色。王富仁的研究，从“面”上看，涉及的范围不算广，但他却牢牢地抓住了儿个“点”，而且是极富思想意义的“点”。一般说来，研究课题本身并不能决定研究质量，但研究课题的选择却往往体现了研究者的好尚，兴趣、思路以及考虑问题的出发点。可以使人清楚地看出是什么样的问题激动、扰乱了研究者的心灵。王富仁对鲁迅前期小说的研究，是王富仁近年来的研究中心。这是一个已由几代人辛勤开垦、似乎已成为一块熟透了的土层。正是在这里，王富仁提出了一个具有重大原则意义的问题。他认为，从五十年代开始形成的“以对《呐喊》《仿徨》客观政治意义的阐释为主体的粗具脉络的研究系统”代表了过去研究的最高成果，有它的历史贡献，但同时也逐渐暴露了它的严重不足。他大胆地提出应该“以一个新的更完备的研究系统来代替”。从对鲁迅前期思想状况和小说创作的总体性把握出发，他提供了理解鲁迅前期小说的一把新的钥匙，即认为鲁迅前期小说的独特思想意义就在于：它们首先是当时中国“沉默的国民魂灵”及鲁迅探索改造这种魂灵的方法和途径的艺术纪录，它们“是中国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王富仁以这个基本思想原则建立了他对《呐喊》《仿徨》思想内容及艺术方法艺术特征的分析。假若我们打破已经习惯了的研究问题的方法和角度，就得承认，王富仁的这一提法是有价值的。过去，我们在讨论中国革命的时候，不注意区分政治革命和思想革命不同的规律和特点，虽然概念上还不至于把二者混为一谈，但在实际理解和应用上却存在将它们融合为一的趋向，甚至有以政治革命取代思想革命的现象。从客观原因来看，这与中国革命发展的独特进程，与五四时期思想革命虽曾展开但却发展得不够充分有关系。从主观看，又与我们长期来受政治高于一切、先于一切、重于一切的极左思潮影响，不同程度地存在贬低思想革命意义的倾向分不开。这样，我们过去对鲁迅小说的考察，虽也能放在中国革命的历史发展中去研究，但这个革命通常却总是偏重于政治革命的一面，忽略了思想革命的因素。王富仁的研究，冲破了传统习惯的拘囿，认为：中国思想革命的主题，在鲁迅小说中，“己经不仅仅是单纯的‘时代烙印’了，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了鲁迅意识到了的巨大历史内容和历史使命。在《呐喊》和《仿徨》中，鲁迅不仅以丰富的生活实感做基础，而且以整体性的理性思考做指导，把中国思想革命的问题做了广泛而深刻的艺术表现。这一基本命题，是王富仁所开辟的一个新的研究系统，他的基本观点及相关的多种立论虽然并不为人人赞成，甚至还引起了争论，却无论如何不能不承认在鲁迅研究史上，这是一个跨度不算小的进步和提高。《鲁迅前期小说与俄罗斯文学》重视对研究客体总体性的把握、本质性的探索，是王富仁的一个重要研究思想。所谓总体性把握，亦即宏观上的把握。那怕研究对象是一个具体作家具体问题，他也总要把问题尽量铺展开来，或者干脆跳出论题之外，从宏观角度作全面巡视。在《鲁迅前期小说与俄罗斯文学》一书中，作者在进行鲁迅同具体作家的比较研究之前，首先把鲁迅小说同整个俄罗斯文学放在两国历史发展和社会现状的巨幅画面上加以比较，找出两者在主导倾向上的一致性，进而说明了鲁迅前期小说与中外文化遗产的多方面复杂联系之中，何以“与俄罗斯现实主义文学的历史联系始终呈现着最清晰的脉胳和最鲜明的色彩”的原因。论述到鲁迅与具体作家的关系时，作者也总是从总体性的把握出发，竭力避免陷入非主导倾向的细枝末节的纠缠中去。这本书中共与四个俄罗斯作家作了比较，细读以后不难发现，同果戈理的比较重在阐述鲁迅现实主义创作方向的确立；同契诃夫的比较主要从现实主义创作的美学原则入手；至于另外两个作家，安特莱夫和阿尔志跋绥夫，作者主要论述的是他们现实主义创作中某些表现手法对形成鲁迅前期小说冷峻沉郁风格的影响。总体性把握论题的特点，在另一篇文章中也有很好的表现。王富仁认为，中国现代文学无可怀疑具有异常鲜明的民族性，但这一段民族文学发展的历程，却是在极其“广泛的世界性联系中”、在同外国文化、外国文学的密切交往中得以实现的。诚如有的研究者所说，生活在同一星球上的世界各民族，走着大体相似的社会发展路途，在精神领域，也存在包含有内在规律的相似性。因而，“不同国度的文学家，既与自己民族的文化传统血肉相连，又能够横越百代而发生灵犀相通的精神契合，能够远隔万里而进行情深意挚的精神交往。”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发展观，王富仁的文章从世界各民族愈来愈互相接近的总体发展趋向；从中国新文化战线所面临的基本任务是反封建这一时代特征的高度，对现代文学的发生发展进行了高度的理论概括。他指出，中国新文化革命的任务就是“直接利用外国文化以实现对中国封建文化的革新，并在具体的革新实践中将外国文化过滤、筛选并使之民族化”。正是根据这个基本估计，王富仁才在他的论证中得出了这样一个论断：就总体、主流、本质而言，外国文学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是有利于而不是不利于、是推动了而不是阻碍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健康发展”。从而澄清了长久存在的一些聚讼不休的观点。对研究课题的总体性把握和实质性的深入挖掘，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王富仁的研究又总是能在对事物的宏观视野的覆盖下，准确地把捉住它的本质意义。随后对这个亮度最强的“光点”以及与它发生关系的各方面作深入的论证，这时，宏观的幅射一转而为微观的精探，而在这个范围较大的微观世界内又裂变为更多层次的微观世界。这诸多层次的“微观”都是有机的隶属关系，最后都被统摄在一个宏观的“眼睛”中。仍以《鲁迅前期小说与俄罗斯文学》为例，在具体阐述契诃夫对鲁迅前期小说创作的影响时，主要论证了这两位巨匠间现实主义创作美学原则的一致趋向。作者是在全面审视了鲁迅同整个俄罗斯文学的本质性联系后捕捉住这个问题的。在俄罗斯诸作家中，无庸置疑，果戈理对鲁迅的影响是巨大的，带有某种根本的性质。这主要表现在鲁迅现实主义创作方向本身的确定、卓越的讽刺艺术以及悲、喜剧因素相结合的创作经验等方面。但如客观地看来，当鲁迅现实主义创作趋于成熟之际，也正是他大体上摆脱了果戈理的影响之时。鲁迅渐趋定型的现实主义美学风格与契诃夫却显示出更大的一致性。王富仁通过比较，达到了这一具有本质意义的发现。他认为:俄罗斯文学发展的第二时期即十九世纪中、后叶的契诃夫等艺术大师的创作，才“对鲁迅前期小说的影响带有更加深厚的特点。”由于这一问题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汇聚了鲁迅前期小说中现实主义艺术手段的基本内容，内涵极为丰富，因而作者在文章中，围绕着它展开了全面细致的论证，他把问题的诸多层次层层铺展开来，然后在具体论述中，又竭力对每个层次都取得实质性的突破。总体性把握问题的高度，本质性理解问题的深度，二者的结合，使王富仁的论著包含了较大的思想容量，表现出丰厚深沉的特色。他的论著，在对研究对象深入挖掘，不断有所发现的同时，总还闪烁着研究者个人具有高度原则意义的思想火花。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一个新鲜的有价值的思想观点的提出，总是同时具有两方面的意义:一、它是研究客体本身所固有的。具有研究价值的事物本身所包含的全部意义，是不会在一个时期甚或一个时代、几个时代被挖掘净尽的。它在某一个历史时期出现，而一旦形成一种历史现象后，它就被赋予某种永恒的品格，在世世代代的历史发展中发挥作用的。它是有限的，又是无限的，随着历史的发展，能在每个时代提供合乎该时代需要的思想营养。二、学术研究中一种思想的提出，还是研究主体主观思想情志的表现。学术研究过程不是一个机械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研究者不但通过自己的研究，使研究客体所固有的意义得以发扬光大；在这同时，也闪烁着研究者个人思想与智慧的火花。每一个研究成果，都是研究客体与主体相互融合的统一体。《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镜子》在《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镜子》一文中，王富仁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在中国现代的历史上，谁最了解农民呢？他的回答是：毛泽东与鲁迅。然而众所周知，恰恰是在农民问题上，这两位历史巨人间却有着根本相反的看法和态度，毛泽东在一系列著作中，高度地肯定了中国农民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的巨大历史作用。而鲁迅，对农民给予的却是痛切、坚决的批判。对于这个容易使人困惑的问题，王富仁的回答是：在农民问题上，毛泽东是对的，鲁迅也是对的。问题在于，毛泽东主要从政治家的角度，看到了农民在政治革命中的积极姿态和重要作用；鲁迅主要是从思想革命的角度，看到了农民问题在中国革命中的严重性。积极和消极，先进和落后，是中国农民在特定社会状态下形成的一个问题的两方面。从政治革命看，农民是积极、极为活跃的力量；从思想革命看，农民又的确存在严重的精神弱点。王富仁在这里所表述的见解，除了能够加深我们对鲁迅作品的认识外，是否在对中国现代革命以至当代历史发展中某些复杂问题的认识上也能对我们有所启示呢？我想，答案应该是肯定的。总之，王富仁的研究注重从纷纭复杂的琐屑资料中，归纳、抽绎出具有根本意义的思想原则。他摆在我们面前的，不是一团猬集的一般“观点”的灌木，而是一片庄严的矗然而立的思想的丛林。具有旺盛生命力，包蕴了巨大内容的理论原则，同生活之树一样，也是常绿不凋的！当然，在闪爆着一串串思想火花的思考中，王富仁的论著也间或有不周或值得商榷之处。比如，在谈到前期创造社与西方浪漫主义美学关系的一篇文章中，把浪漫主义美学体系看成是与唯心主义哲学“相依为命”，是否有些简单化的毛病，就值得考虑。王富仁论著的另一个重要特色是，除了具有深厚扎实的理论基础和深入细致的科学分析外，同时还裹挟着一种充沛热烈的激情。他的研究鲜明地显示出真正有深度的研究，不是静止的观照，思维过程本身也是一个不断跃进不断发展的行动过程。它不是一片抽象的世界，而总是伴随着研究者的感情运动。从迷乱和惶惑中区别方向，从谬论和错误中区别真理，从反思和瞻望中汲取力量；执着不倦地追求，响亮地提出问题并竭尽热诚地多方面解答它，是使王富仁的论著充满热烈激切情绪的主要原因。这种激情不仅表现在他大胆地提出了许多极有价值的重大问题，更在于他以饱满的热情论证了它，在于他那种“笔端常带感情”的论证方式。比如在谈到鲁迅小说创作民族性问题时，王富仁回顾了过去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状况，不满意地指出：过去一当谈到这个问题，“便总是在对话不说到一大篇’、`不描写风月’、`可以没有背景’、`白描手法’等几个有限的小圈圈里来回打转儿。这样我们还能在多大程度上衡量它的民族性内容”？接着，他便循着自己的思维方向把这个问题大大引申开来，作了全面细致的论证。同样，这一特点在论证《雷雨》中周朴园的典型意义时也体现出来。首先，研究者从根本上把捉住了周朴园作为“社会政治经济关系中的资本家和家庭伦理道德关系中的封建家长的怪诞结合”这一基本性格特征，而后即通过细密周详的分析推理，把围绕人物基本性格特征的各个侧面全都凸现出来。既有突出的主导特征，又有丰满的全体印象。显然，这篇文章使我们对周朴园性格的认识又加深了一步。由此可见，在烈火一般激情的驱迫下，不惮其艰苦挚着的探求精神，确是王富仁论著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风格。对每一个细部问题，他都不肯轻轻放过、浅尝辄止，而是力图把它深入下去探索，扩展开来论证，又归结到理论高度上去把握。整个思辩过程，有对论题深剖细刻缜密分析的理性深度，又始终充满了渴求论证臻于胜境的感情浓度。一摒过去理论性文章那种干干巴巴没有生气的通常面目，而具有一种对心灵有巨大撞击力量的可感受性，体现出一个改革时代的探求者对事业的神圣使命感和饱满热情。在这里，作者的感情并不表面地体现在遣词用语之上，而是鼓荡奔腾于文章的深剖细镂、层层递进的论证之中。读这样的文章，容或会使人产生疲惫的感觉，但在文章所焕发出的巨大热情的鼓舞煽动下，又总是情不自禁地欲罢不能。这种内发式的潜在的感情激流，鲜明地体现了时代精神特征，也表现出新一代研究工作者勇于创造、变革的风貌。本文原载于《文学评论》1986年第6期后收入北岳文艺出版社2019年5月出版的李怡、商昌宝主编的《赤地立新：王富仁先生学术追思集》本期编辑：长弓往期推荐陈芝国

》2019年09期本期编辑：木斤往期推荐颜同林｜“变体链”与现代作家传统的再认识李直飞

年以后所写的小说《五月的矿山》和话剧《幸福之家》，无疑都是失败之作）。没有优秀的作品作为支撑，使萧军的文坛地位显得格外尴尬，他不仅对社会的冷眼耿耿于怀，同时更是因失落而变得异常敏感。比如，1940

李直飞引言在当前的西南联大文学研究中，“战争”与“现代性”是研究的两个主要切入口，这自然有其必要的合理性，但也对回答“西南联大文学之所以是西南联大文学”带来了一定程度的遮蔽，在这种遮蔽之下，云南文化与西南联大文学之间的关系长期被忽视。西南联大文学是在云南的文化天地中形成并发展的，思考西南联大文学的独特性，云南文化成为必须给予考量的因素。当下研究中对云南文化遮蔽的形成，既反映了学术研究资源的不均，也是研究中一味追求现代性模式所导致的。在现代性的研究模式下，研究者热衷于寻求西南联大作品中的现代性，用时间的差异性遮蔽了空间的文化差异性，这是云南文化缺席西南联大文学研究的根本原因。返回西南联大文学本身的历史境遇，激发研究者的“主体性”是改变这一局面的关键。近年来，学界对西南联大的关注呈现出增长的态势，西南联大研究渐成学术热点，与此相应，西南联大文学也越来越多的进入到学者的视野里。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叙述中，西南联大作为抗战时期的文学中心之一，代表了２０世纪４０年代中国文学别样的风姿，是“‘知性的提升与融合’与‘文本实验’的自觉”，是“一个致力于开掘现代诗智性审美因素的诗人群”，“知性”“文本实验”“智性”等都显示了研究者对西南联大文学独特性的一种追寻。对这种独特性的概括，是研究者从“战争”与“现代性”两个研究维度里凝炼出来的。一、“战争”与“现代性”视角下的西南联大文学研究

《新民丛报》第22期世界大势进入“天涯若比邻”的时代，中国恰处在竞争最剧烈之场，中国人没有退路。中国学人只有斟酌古今，考量中外，引进学理，变革学术，走国民自重、国家自立、民族自新之路。

余蔷薇要厘清五四白话与晚清白话在思维上的不同特质，考察异域语境与新白话思维形成的关联，以胡适留学期间的打油诗创作与英汉互译训练作对比或许是一个不错的切入点。应该说晚清白话与五四新式白话的一个根本区别就在《文学改良刍议》“八事”之“讲求文法”、“不用典”、“不讲对仗”所体现出的“赛先生”之理性精神中。而这正是胡适从留学期间的打油诗创作到英汉互译训练中逐渐领会和形成的新的白话思维的一种“初级”理论表述。五四白话文运动的历史脉络是一个颇具争议的话题。部分学者按胡适自我阐释的“偶然在国外发难的历史”，认为白话取代文言割裂了中国书面语的传统，造成中国现代文化与古代文化的断层，是一次翻天覆地的“突变”。越来越多的学者则延续“没有晚清，何来五四”之说，认为白话文运动并非五四的特产，向前可直接追溯到晚清声势浩大的白话文浪潮，认为这场浪潮为五四白话文运动提供了必要的历史积淀。有学者甚至在谈论现代文学起点时，认为五四文学革命实际上只是晚清文学革命的一个“高潮”，其间经历30年酝酿与发展，两三代人共同参与，才取得圆满成功。无论是“突变”说，还是“承续”说，无论是将五四白话文运动与西方直接关联起来，还是将之纳入传统文化络脉里进行言说，似乎都需要解决同一个问题，即晚清白话浪潮与五四白话文运动的逻辑关联。如果说，五四白话文运动既非晚清白话浪潮的简单地时间延续，也非完全借助西方横空出世，那么，五四的新式白话与晚清白话的本质区别是什么？故此，以五四白话文的首倡者胡适留学期间的打油诗创作与英汉互译训练为例，考察异域语境与新白话思维形成的关联，以尝试厘清五四白话与晚清白话在思维上的不同特质这一具体问题。胡适1910-1917年间留学美国，这段时间，他频频进行白话诗的种种尝试，终形成自己的白话诗学主张。胡适在异域语境的文学活动，包括打油诗尝试，英语诗写作，英汉互译等。这些尝试或训练是一种很好的积累与铺垫，促进了其新的白话思维的形成，并最终粗糙且理念化地呈现在其揭开五四新文化运动新篇章的《文学改良刍议》一文中。

周立民中国现代作家修改自己的作品——甚至是频繁地修改——早已不是什么秘密了，作家思想认识的变化，时代风尚变化，以及现代出版业的发达，作品重印、选编几率大大提高等因素，客观上都为作家修改作品提供了机会。不管怎样，一部部作品修订本的出版已经形成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不容回避的版本问题，以及由此而生的校勘等相关问题，也就是说古典文学研究中的文献学问题同样存在于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围绕《围城》的汇校本曾产生过现代文学作品需不需要汇校的问题的争论，由汇校本还引发了版权官司。时至今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究竟需不需要借鉴和利用古典文学研究者的文献学的方法和规则等问题似乎已经不需要再争论，而是要尽快补上这一课，以具体的实践成果来解决和面对可能产生的问题。关于《寒夜》修改问题的考察既是在这方面的一个尝试，同时也意在证明中国现代文学的文献学建立的必要性和它所开拓的研究空间。巴金巴金是一位喜欢不断修改自己作品的作家，他曾坦承：“五十年中间我不断修改自己的作品，不知改了多少遍。我认为这是作家的权利，因为作品并不是试卷，写错了不能修改，也不许把它改得更好一点。不少西方文学名著中都有所谓‘异文’（la

“奴隶”、“奴才”与“奴隶性”——重读《阿Q正传》袁少冲

许子东“奴隶”与“奴才”是鲁迅文章中常常出现的两个关键词，有时看上去意思接近甚至不无混淆，但实际上有微妙且意义重大的区别。辨析这两个概念之间的差异，可以是我们探讨鲁迅思想和创作并重读《阿Q正传》的一个角度。而且，小说《阿Q正传》中还直接出现了另一个概念“奴隶性”。这三个概念的复杂关系，是本文研讨的重点。一在鲁迅笔下，“奴隶”这个概念至少可以有四种定义。第一是专指清朝臣民，“我生于清朝，原是奴隶出身，不同二十五岁以内的青年，一生下来就是中华民国的主子，……”文章的语境，讲的是1930年代的书报检查，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av7716445?from=search&seid=27642556208389292045、耶鲁大学【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

我的小说里，除了《金锁记》里的曹七巧，全是些不彻底的人物。他们不是英雄，他们可是这时代的广大的负荷者。因为他们虽然不彻底，但究竟是认真的。他们没有悲壮，只有苍凉。悲壮是一种完成，而苍凉则是一种启示。

“劓”刑后，“她看到那个椭圆形状正一点一点地散失开去，那些走开的人影和没走开的人影使她想起了什么，她想到那很像是一小摊不慎失落的墨汁，中间黑黑一团，四周溅出去了点点滴滴的墨汁。那些在树上的孩子此

为解释这个问题，刘禾引入鲁迅的《马上支日记》(1926年)以证明:鲁迅对西方人关于中国人“爱面子”的说法并不认同，而且有深刻的批评。以下是刘禾的引文：

从以上对照分析中还应该看到，鲁迅对“同路人”概念的接受存在比较严重的误读，这既表现为他未能完整理解该概念所包含的两个维度，又表现为他忽视了该概念的本质与核心。

对于一直崇信蔡元培、陈独秀、胡适的我辈来说，这是一种必要的自我调整，也是进一步深入开拓的前奏。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欧阳月姣老师，以1907年的“汉字统一会”为入口，分析伊泽修二和章太炎对于“汉字统一”的不同观念，从而观察中日之间在语文改革和只知识转型之际的地缘政治和文化博弈。

这段回忆虽简短，却涉及鲁迅在授课过程中对于教材内容的处理。很显然鲁迅是尊重教材的，但又有明显的拓展，并注重保留自家判断。这样，教材既可以作为参考，避免授课时一空依傍，又不会对讲授者造成束缚。

写《呐喊·自序》将近四年之后，1926年10月，鲁迅在散文《琐记》中再一次讲述自己的南京求学生活。《琐记》是系列文章“旧事重提”中的一篇，有回忆录性质，对于南京求学生活的回忆更细致。

首先，甲午战败对于中国读书人刺激甚大，其中，梁启超在宣传变法维新的同时，在《新民丛报》、《清议报》等热情的介绍了伯伦知理(

因此，不管哪一种研究视角，只要它把自身绝对化、凝定化了，就会对鲁迅思想整体的研究产生遮蔽的偏误，所以本文从哲学的视角来论析鲁迅1926年前后的思想演变，目的只是为着深化、周全，而非排异、独断。

1919年11月16日下午四点，已经是农历九月下旬，日暮初冬的北京多少有些寒意，林德扬的尸体在万牲园荷花池中被园丁发现，在林德扬的尸体上，佩戴着“北大”的校徽。

其三，用优秀的作品改造青年，修正人生，从而达到改造或者重造社会的宏图。沈从文指出，文学作品应提倡一种积极的人生观和积极庄严的社会理想，塑造国民尤其是青年的理想道德人格，为一个民族的健康向上尽其责任。

杨联芬|“贤母良妻主义”与晚清文化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