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rsch）），而对于那些坚持要把诸教派独立于政治（世俗统治者），并发表著名的《巴门宣言》（Barmen

本文已收录在《三十年间有与无》，陈家琪著，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有删节。按：陈家琪教授的“三十年间有与无”系列文章到今天就全部推送完毕了，其中有几篇文章因为种种原因未能与读者见面，深以为憾。欣闻陈家琪教授《五十年间有与无》已完成初稿，期待早日出版，因为是陈教授个人经历的50年，也是时代和中国社会不断演化的50年，有太多的东西需要我们去回忆，反思和前行。2008年的大事太多，我这里只说小事。“小事”之“小”，总是相对于“大事”之“大”而言的；我们习惯了认为“个人的事再大也是小事，国家的事再小也是大事”的思维习惯，所以常常把“小事”与“个人的事”联系在一起。比如，这一年的元月我就开始写我的《三十年间有与无》，这当然是很小的事，之所以到现在还没有刊登完，就是因为这一年的“大事”太多：自然灾害、人为破坏、两会召开、十七大、奥运会，每遇大事，小曹都不得不满怀歉疚地说：对不起，一切都得让路，你的连载不得不暂停……我自然是个通晓事理的人，不但欣然应允，而且也不得不满怀歉疚地说：知道，我懂，让你受累了……既然是小事，就要把它当成很小的事来看。在今年2月上半期的《社会科学论坛》上有张宝明的一篇文章：《“思想”能决定“尊严”吗？》，说潘光旦先生曾用四个英语中的“S”来总结自己的后半生，这就是surrender（投降）、submit（顺从）、survive（幸存）、succumb（死掉）。这四个“S”让我沉思良久，久久不能释怀，尽管它真是一件仅属于潘光旦个人的小事。后来，我读《布罗茨基谈话录》（东方出版社2008年4月版），知道他早年因“不劳而获罪”被判刑、流放，1972年被驱逐出境，1987年获诺贝尔文学奖，今天的圣彼得堡，在他的故居前有巨大的大理石纪念牌。他也说，回想起来，当初在苏联流放时，竟是他生命中最好的时期之一（第76页）；而到了美国后，生命中的一切对他来说“不是为了生活，而是为了过完余生”，因为“我们这些年纪上的人，自主或不自主地就已经是定型的生物了。基础、起跑——都发生在祖国。我们在俄国的存在是原因。今天所获得的是结果。”（第184页）我同意他们的话，不管是四个“S”也好，还是“过完余生”也好，个人的事不过如此。也还有些并不完全属于个人的事，但也一定会被划归“小事”之列，比如《“华南虎”为什么跑不过“范跑跑”》（6月24日《新华每日电讯》的一则标题），比如《摄像头时代，我们如何生存》（6月25日《东方早报》的一则标题）的问题，还有贵州一位名叫杨贤祥的农村代课教师，办学22年，年薪365斤包谷（7月31日《新华每日电讯》）等等。进入今年“流行语榜单”的还有“飞机集体返航”、“京剧进校园”、“限塑令”、“周老虎”、“许霆案”、“中华文化标志城”等等，与今年的诸多大事比较起来，自然也是小事，恐怕能记得的人已经不多了。至于挪用公款4、6亿元的双钱股份董事长范宪，受贿1000多万，挪用1000多万的吉粮集团董事长兼党委书记刘宪鲁被人遗忘更在情理之中，因为这样的事毕竟太多了。但我特别关注的是两件“国家小事”：一是原美国援军第十四航空队（飞虎队）成员唐纳德·克尔的座机在被日军击落后，他在身负重伤的情况下被一位年仅14岁的中国少年李石救起，藏在深山密林中，躲过了日军的搜索。克尔1977年逝世，2005年，克尔的儿子戴维找到了李石老人，还有另一名当年参与营救的邓斌；两个月后，戴维再次带着他的妻子、女儿前来拜访这两位老人，当面向两位老人的救命之恩表示感谢，说克尔最后的遗言就是“我们爱和平”。但此时的李石已经失忆，对当年的事全然不记得了；邓斌也已87岁，垂垂老矣，并不知道这句话意味着什么。当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一幕时，禁不住热泪盈眶，忽然间对“感恩”和“失忆”这两个似乎全然无关的词语有了全新的理解。因为在大讲“感恩”的日子里，我真的想到了生理功能上的“失忆”或广义的“失忆”：在以后的岁月里，不知还会有多少人在失忆后，才会被人想到感恩；而这些事与人，是今天的我们所不可能知道的。再一件事更小，但也是国家大事，这就是中国驻大阪的领事代表8月7号首次出席了广岛原子弹爆炸纪念仪式。这件事很小，小到在报纸上只有一行字，而且我们也不知道驻大阪的领事代表是谁、去了几个人、有些什么活动。但这件事却与上面那件事连在一起，让我们超越了战争的对错、正义与非正义而想到了对生命的珍重。差不多同一天的报纸上还有一条小消息，这就是罗马教皇本笃十六祝愿北京奥运成功，说他一直“满怀情意地关注着北京”，希望奥运能展现人间的友爱与和平。我希望在这样的祈祷声中揭过2008让人永世难忘的一页。奥运会前的5月19日下午2：48，汽笛长鸣，行人肃立，全国下半旗向汶川地震死难者致哀，我不知道这算不算“小事”；我之所以也想把它列为“小事”，是为了在让大家在都记得那些大轰大嗡、惊天动地、举国欢庆的“大事”的同时，也不要忘记在这短短的两三秒种里，我们都曾低了自己高傲的头颅。六月，无事之中，看到舒芜过去的一首诗，就擅自改动，变成自己的抒怀：不信唯物不参禅；也尽人为也信天；无泪可挥无话说，有鬓已白有喟然。五号，《书城》有一茶座，在咖啡室聊天，吴亮、王安忆、蔡翔、陈子善、郜元宝、张生、贺圣遂、邓正来、邓安庆以及《书城》的几位主要人物都来了，这种形式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曾出现过，想不到差不多20年后死灰复燃，同人学者们又开始在一起“清谈”；不过八十年代时大家的精神意向大体一致，而现在则分歧很大，那时都很认真，现在则多了些调侃与幽默。大家都在适应新的相处方式。约定了让我主讲一次《普世价值与当代中国》，我自然也很高兴，觉得某种小型的公共活动空间正在形成。还有一件小事也应该记下：六月30日，上海大学举办第三届“文学周”活动，纪念汶川地震，捐书捐款，还举办了晚会，让我听到了赵长江、阎连科、孙甘露、王安忆，李锐、蒋韵等人的诗朗诵和即席演讲，特别是梁波罗和狄菲菲两位专业演员的朗诵更是把晚会推向了高潮，但这些专业演员的“专业”之所长恰好也就是其“所短”，因为让我们看到了那种专业训练和不断演出的痕迹。如果一个人一直这样训练和演出，他或她在情感上的消耗能有多大呢？就这样，在我的心目中，2008就算过去了，1978到2008是30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七届三中全会也是三十年，有许多的机构和个人在记录着这三十年的大事，我，恐怕就只能说这些了。青年时代的诗人奥登在生命即将结束时说：我所写下的反希特勒的东西没有挽救一个犹太人，我的诗句也没有令战争提前一分钟结束，我有什么用？布罗茨基有些忧郁地回答说：让我们把眼光放远，延伸到世界的极限，在那里，你就会发现诗人的语言，他的发言吐字，他的思维方式，就可能间接地改变世界，因为那时的人没可能意识到，总有人在用自己的语言取代官方的、政府的语言，就如现在的意大利人使用的是但丁的语言而不是教皇或皇帝党的政论语言一样。他说，俄语已经被德语沾污了，；随着语言的意识形态化，苏联的报纸也已经把那种社会民主党论纲中的行话、套话俄罗斯化了。政权与文学的矛盾说到底取决于人民用什么样的语言说话，怎样说话，“掌管中央机关的人一直密切注视着想法努力用另一种方式、另一些词汇表达自己的人”，“但今天的俄罗斯人不用社论的语言说话。我认为他们不那样讲话。苏维埃政权可以为所有方面而得意洋洋，除了一点——语言。”（《布罗茨基谈话录》，第92-93页）下来，就该看奥运开幕式了，让我们看看那该是一种什么样的语言风格。延伸阅读【陈家琪

本文已收录在《三十年间有与无》，陈家琪著，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有删节。当我回顾2006年时，“狼奔豕突，天地玄黄”这八个字忽然就蹦了出来。什么意思？想不大清楚，但有一点可以确定，它纯粹是我个人的一种感觉，与我个人在这一年的经历有关。粗略统计了一下，我这一年竟外出了15次之多。干什么去了？开会、讲课、聚会、座谈、纪念、聊天、旅游，等等，从年初到年末，几乎跑得不停：1月份还在海口、深圳；12月也依旧在武汉和上海，上海是我的家——但我却没有回家，而是在复旦大学开会，由一位老师傅在给我量体定做一件唐装。我不知道我是在躲避什么，还是在寻觅什么；抑或，是因为觉得自己的一套想法终于成熟了，应该四处走走，讲给大家去听？显然不是，所以我才想到了“狼奔豕突”这句成语；我属猪，所以“狼奔豕突”中的“豕突”就格外让我有感觉。日子越过越快，日记越写越少，心情也似乎越来越暗淡，于是外出奔跑也就成了一种生活方式。1月份在深圳的“中央教育研究院南山附属学校”第一次听了江苏省的特级教师周益民讲《逆风的蝶》，听全国特级教师窦桂梅讲《晏子使楚》，真让我感受到极大的震动：小学语文可以这样讲吗？真有人能讲得这么好吗？我离开小学课堂已经将近40多年了，小学生活中的一切依旧历历在目，当然也还记得那时的课文，那时的老师，唯独没有想到，今天的小学语文已经讲到了这种地步，一种能让我全身心投入、而且心潮澎湃、不能自己的地步。《逆风的蝶》是个凄美的爱情故事，《晏子使楚》则涉及到人的尊严与智慧。我相信孩子们都听明白了，而且受到了感染，这从他们可爱的小脸上就能看出来。这所学校的校长李庆明多才多艺，有理想，有志向，有激情，有公民意识；以后，凡是他邀请的几次活动我都争取参加，并因此而认识了一些新朋友，包括刚刚去世的商友敬先生。春节在西安，小学同学，也就是儿时的伙伴在“春发生”这家百年老店重新聚会，尽管几乎所有的人我都认不出来了，但那种亲切、那种感慨，那种彼此间情谊的自然交融，还是让我感受到天地间只有“同学”这个称谓最亲切。后来，“同学”就变成了“战友”；尽管彼此还是不认识，但只要在文革中冲锋陷阵过的，就一概可以称之为“战友”。这时的范围已经扩大为全国，甚至有外国朋友参加；我指的是3月里的一天，我到北京参加了一个“文革四十年祭”的座谈会。转眼间。文化大革命就过去四十年了。在这几天，中央电影台播放了一部很好、很及时的电影《颅骨国度》，我当即写就《和平、真相、正义与和解》一文，发表在这一年第8期《读书》上。我觉得“和解”比“和谐”好，因为它以冲突或对立为前提；不承认这个前提，“和谐”就只能是表面上的掩饰。2006：武汉大学哲学系成立五十周年，与陈师母在一起6月中旬再到北京，在中国美术馆看许江的画展并参与讨论，第一次领教了可以把一家酒店的全班人马请到自己家给一百来客人做自足餐的气派。围墙、音乐、蜡烛、草地、红酒、美女，三三两两的漫步、交谈，轻声细语，宛若18世纪欧洲的贵族之家。七、八两个月，让全国人民最揪心的就是重庆，因为连着40多天的干旱与高温，差不多把那个地方“烤熟了”。老同学易中天在《百家讲坛》走红，而全国人民最大的事就是迎接奥运。然后就是8月的贵州之行，开一个西方哲学史学会和现代西方哲学学会的联席会议。会议的最后一天，地坤、祥龙、晓芒和我在主席台上正襟危坐，各自谈自己的观点：地坤是标准的学术问题，祥龙一身唐装，谈他与蒋庆的分歧，回答“文化保护区”的有关疑惑，晓芒依旧是他坚定的启蒙立场，而我则再谈现代性反思对我们意味着什么。11月，应吴炫之邀，再到杭州讨论现代性问题，会后去了千岛湖。而古老的淳安，则在1951年随着新安江水电站的落成而永远沉入了湖底。在那里，我们不但凭吊了那座古老的遗迹，想起了方腊与宋江等一伙在彼此厮杀中的共同命运，也在心中默默为那些在1994年被抢劫后活活烧死在大湖上的台湾游客祈祷。这一年，复旦大学和武汉大学的哲学系都举行了建系50年的纪念活动。我都去了。在武大，我拥着陈师母，亲切地叫了她一声“妈妈”，她紧紧拥抱了我；那种感情，真的无以言表，因为我们都知道这声呼唤的特殊意味是什么。那是一种心照不宣的默契，一种苦难中的彼此扶持。这一年1月，我就知道了萌萌的肺癌已经转移到脑部；8月12日上午11点27分，这位完全不相信自己会死，而且越到生命的最后关头反而表现得越乐观、越坚强的、孤独、奇异、美丽而又虚荣的女子终于撒手人寰，离开了这个她又恨又爱，但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自己会先他人而离去的世界。当时我与少华正在都江堰，接到志扬的通知，当即飞往广州；那晚为她守灵，我与少华基本上就哭了整整一个晚上，什么样的酸甜苦辣都涌上了心头。这一年，我一去海南，两去西安，三去武汉，这也就是我一生中所住过的三个地方。年终到了，我们买了一副挂历，万万没有想到，第一页上就是唐寅的一首诗，而这首诗的第一句竟是“岁月堂堂忽六旬”，于是，也就有了我在这一年年末写就的一首“六十偶得”：“岁月堂堂忽六旬，天涯望断日黄昏。玉关红柳夢魂远，雁塔苍槐意念真。卅载风云似反掌，南非东走且栖身。自来不识路归处，却话帆樯待丽晨。”这首诗后来也就作为了我《人生之心境情调》一书的“代后记”。延伸阅读陈家琪

本文已收录在《三十年间有与无》，陈家琪著，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有删节。《杀死一只知更鸟》（to

本文已收录在《三十年间有与无》，陈家琪著，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有删节。（一）2月，我最喜爱的相声大师马三立逝世。马老先生的《逗你玩》不但在寓意上超越了传统的《狼来了》，而且更在戏谑中揭示出名、实间语义上的吊诡，让人在一种无可奈何中联想到相声演员与听众、小偷与孩子并通过孩子与母亲间所可能发生的“逗你玩”的关系：我们买了票，哈哈大笑，其实就是愿意被演员来逗我们玩；而那个支配了话语权，也就是最先给事物命名了的“小偷”，其行为就如“逗你玩”一样，可以轻而易举地把自己等同于“革命”、“爱国”、这些“名字”，于是也就轻而易举地拿走了那些本属于自己的东西。只有事过境迁，我们才可能意识到这里面有一种残酷的“黑色幽默”，只是始终不可能知道在“逗你玩”的名义下达到另外目的的命名者或冒名者到底是谁。当现实生活中的一切都变得越发滑稽了时，唯独相声不再可笑；当真正的相声大师告别了人世时，唯独我们依旧生活在“逗你玩”的相声之中。（二）2月、3月、4月，发生在我们夫妇身上的“逗你玩”的现实就是有关方面告诉我：我的妻子如果没有办理退休手续，户口就不能随我进上海，因为她不可能在上海找到工作；于是我就事先给她联系了一份临时聘用的工作，再让她办了提前退休手续；但当她办了退休手续来到上海后，却发现户口依旧不能进上海，因为她的退休金、医保费全在海南，上海不可能承担一个已经退休了的人的退休后的费用。就是在她业已正式退休了4年、在这套自己购买的房子里居住了5年后的今天，户口还是不能进上海，只能办一个长期居住手续。其实全部原因就在于这个有着1700万人口的国际大都市，不愿意白白承担一个不再正式上班的人的退休金和医保费。明白了，也就只好一笑了之，就如听了一场“逗你玩”的相声一样。（三）5月，看《走向共和》，大感兴趣，意识到我们今天所努力的一切，其实就是我们的前人、特别是革命者们所为之奋斗的一切，而且是他们早就把问题说得再清楚不过了的一切。可惜这部片子后面越放越快，等于不想让我们看。终于，我们谁也不知道最后是怎样结束的。（四）5月底，圣彼得堡隆重纪念建城三百周年。当我在电视画面上看到涅瓦河、冬宫这些熟悉的画面，听到普希金、屠格涅夫这些亲切的人名，闪过安娜·卡列尼娜的面容时，心中真是百感交集，因为它同样让我想到了二战期间被围困的日日夜夜，想到了列宁格勒这同样可以在前面加上一个“圣”字的伟大名字，想到了基洛夫的被杀与斯大林的清洗。但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发生的？我们可曾想到应该给出一种解释？这种解释也许与圣彼得堡这座城市无关，有关的只是我们这个民族的精神。如果一个民族连最明显不过的现象都失去了探究的兴趣，都希望在遗忘、在谎言与欺骗中懵懵懂懂地活着，以为“足食足兵民安之”，那么我们这个民族的未来真是不可预测。（五）这一年，在人们耳边流传频率最高的两个人名是蒋

本文已收录在《三十年间有与无》，陈家琪著，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有删节。2002：西学东渐学术会议延伸阅读【陈家琪

本文已收录在《三十年间有与无》，陈家琪著，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有删节。新世纪到底是从2000年算起，还是2001年？有过争论，但似乎没有结论。有人会说，这样的争论没有多大意思，从哪一年算起都可以，无所谓。但就具有着某种隐喻意味上的“开端”来说，2001年显然更合适，因为这一年所发生的一切，几乎都会影响整个世纪的形象。先从国际上的大事说起：这一年一开始，不知从哪里，就开始流传一个名叫诺斯特拉达慕斯（Nostradamus）的人在1555年所做出的恐怖预言，据说好几件事都应验了；3月，塔利班在“灭佛行动”中炸毁了有百多年历史的巴米扬大佛；4月，米洛舍维奇被捕，接受审判，抓捕他的，自然是美欧联军；也是在这一月，中美飞机在空中相撞，我飞行员下落不明，中美关系降到冰点；6月，尼泊尔王储忽然枪杀王室所有成员，具体原因至今不明；也在这个月，美国判处俄克拉荷马城爆炸案的元凶蒂莫西•麦克维死刑，注射而死，那几天的凤凰卫视天天都在播放这个消息，麦克维以英雄的形象出现在大家面前，说美国政府是反人民的，而他则坚定地站在人民一边；9月，就有了举世震惊的“9、11事件”；10月，爆发“阿富汗战争”，这一年的11月，本•拉登正式承认“9、11事件”是他策划的，而且说还要有更多的恐怖袭击，于是有媒体认为世界从此进入了一个“不对等的冲突时代”，又称其为“第四代战争或非国家战争时代”，就是说，战争的主体不再是单独的国家，而是某种具有国际纵队性质的盟军或游击队。在国内，春节晚会上赵本山的小品《卖拐》使得“忽悠”一词风靡全国，至今长盛不衰，在某种意义上几乎就成为了搜索我们时代风尚的“关键词”，3月，在“午间一小时”节目中，听主持人张斌说我国的骨髓移植库存量的单位是2万，台湾是20万，美国是380万，因为只有超过10万才能用，所以我们的2万是没有用的；5月，忽然得知河南因卖血而导致的艾滋病患者已逾几十万；5月24日的《海南特区法制报》上说，《毛主席语录》是迄今为止我国在印刷与发行量上均开创记录的书刊：汉语有7个版本，少数民族5种，外文37种，总发行量超过50亿册；这一年的7月，“榴莲”、“龙特”、“玉兔”三个台风相继袭击海南，自然界开始向人类示威；这一年的中秋与国庆是同一天，专家说，下一次重合要到2020年；最让国人兴奋的事就是在这一年，我们成功申办了2008年奥运会。在此之前的6月23日晚，世界三大男高音歌唱家在北京紫禁城的演唱为这次声势浩大的申办活动拉开了雄伟的帷幕；尽管中国的著名指挥家卞祖善说这次耗资一千万美元的演唱是“瞒天过海”，但对我们一般的老百姓来说场面还是足够壮观的；也是在这一年，我们加入了WTO。当然，中国台北也同时加入，只不过我们一般的人不关心而已。在同一年里几乎同时实现了这两件大事，着实可以让我们这个“千年古国”找到了一个扬眉吐气的机会，于是“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也便成为了一种预言。作为一个小插曲，应该提一下：在这一年9月1日闭幕的第21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上，我国共拿到103块奖牌，世界第一，其中金牌54枚，是第2、3、4名，也就是美、俄、日，甚至包括乌克兰或意大利等国的总和。2008年的奥运会会重演这一幕吗？就我个人来说，这一年出版了《沉默的视野》。这是一本历经坎坷的书，至少有四家出版社先后都说要出版它而最后落空，这一年，它终于作为《书屋文丛》中的一本出版了。但我还是把这本书寄给了所有能想到的人；萌萌的父亲曾老身患癌症，卧床不起，我在送他的这本书的扉页上题写了东山魁夷的一段话：冬天到来之前，树木燃烧起它全部的生命力，将群山尽染，一片灿红……2001：与曾卓父女在武汉那些日子，我一直在想这样一个问题：如果说上帝总是沉默的，那我们人类就应该发出使这种沉默具有意义的声音；当然，这取决于你真的听到上帝的沉默了吗？任何一个人都可能不得不面对一个并非由他个人所造成的局面而不知所措，因为在这种局面中，无论他自己怎样努力，都无法去做正确的事；而且，更重要的，在于他自己已不再知道什么是正确。11月，在北大开现象学年会，同时还有一个在人民大学召开的“世界伦理大会”；这两个会的主题即：它们对当代中国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如果说社会科学研究的是有目的行为与无意识后果之间的关系的话，那么哲学作为一种后设的、评价性的思维方式，就必须追问这种“目的”在理论上的根据（reason）而不是时间中的原因（cause）。问题是，这种“根据”真的具有理论上的普世价值吗？俄罗斯有句谚语，说再没有比等待与追赶更糟的事情了；而俄罗斯人就是在漫长的等待后开始了追赶的；应该问一句：如果没有了目标，是不是也就没有了等待与追赶这一“最糟的”状态呢？有专家说，许多疼痛是学会的：由于神经系统在传导疼痛的信号方面已经变得过于敏感，所以本来是一些微弱的信号就可能被放大，使人们的疼痛感超过了它本来应该体验到的程度。但相反的说法也成立：由于信号总是被放大，敏感就可能变成迟钝，最后的结果就是失去了疼痛感。我不知道哪种说法更对，更适合于我们当下的体验。“过去并没有死去，它甚至还没有过去”。前一个“过去”是名词，后一个是动词；而“生命”本来就是一个动词。生命就是经历生命。再说，就连死亡也并不死亡，它会一直看着我们，直到我们死去这一年4月20日的《参考消息》上刊登了著名的理论物理学家朱利安•巴伯的一篇文章，说时间并不存在，因为在黑洞附近，时间会停止下来，所以我们以为时间在消失，这与我们以为地球是平面的一样可笑。我想不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只知道人会老，老了就会死，这总不会太可笑。人类其实一直都在与时间做斗争。11月15日的《文论报》上说，人类共有三种对付时间的办法：一是佛教通过寂灭来摆脱时间的烦恼；二是通过对日常生活的诗意超脱来获得神性以便战胜时间；三是沉溺于感性生活之中，装出忘掉了时间的样子。不管怎么说，2001总是一个时间概念，它标识着一个新的时间的开始。有“新的时间”吗？就看“过去”，20世纪留在记忆中的一切，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了。延伸阅读【陈家琪

本文已收录在《三十年间有与无》，陈家琪著，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有删节。新世纪开始了。利用开会的机会，天南地北的朋友们聚集在海南，海阔天空，但话题却不知不觉集中在数字化与全球化这两个关键词上。这个世界到底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曾是一个争论不休的哲学问题，谁也没想到，当我们说世界是由事实而不是由事物构成的时，我们在逻辑上就必须承认所有的事实都可以归结为0和1这两个数字，也就是这两种信息；于是阿拉伯数字的引入不但对于音乐记号中的休止符或静止符，对于国画中的“留白”，对于哲学中的有与无、善与恶、轻与重、远与近、快与慢有了新的理解，而且还可以把这种理解扩展为氨基酸的分子语言，蛋白质、DNA的编码系统；有人就认为，以这样的方式，人们甚至可以孕育出整个世界，因为科学家的工作不过就是按照某种协议原型编码为0—1序列。当然，0的引入也会给我们造成无穷无尽的困惑，至少，我们不相信会有公元0年，而2000年对计算机的运行到底造成了多大的麻烦，我是不大懂的，能懂的，倒是黄仁宇先生在他的历史观中所反复强调的：中国政府和国家的道德色彩、理想的正义、沉湎于伪装等现象，都肇因于在数字上无法管理的局势；如果没有掌握这一点，我们也就很可能误判中国近代的发展。与全球化有关的，一是中国积极申请加入WTO，二是美国给予中国永久性最惠国待遇，三是网络文化的兴起，就连我这样的人也被吸引进去，而且忽然进入一个全新的天地；不少的人告诉我，这是自活体印刷以来人类在传播信息的方式上所迈出的最大的一步。伯凡对我说，他现在就是“电子移民”：身居国内，但在全球的互联网上打工挣钱。全球化与民族国家，或者说人权与主权、普世价值与不同的文化传统之间的关系也随之成为了人们的共同话题。1969年，当我们在那一年开始“深挖洞、广积粮”，当苏联试验成功了远程导弹，可以直接打到五角大楼时，美国则开始了互联网事业：你就是摧毁了五角大楼，他们依旧可以在任何一个地方进行指挥。如果说技术的发明最初是为了延长人们的手臂的话，现在则是为了“截肢”，以便不用腿走路而是用手、不用会面而是坐在家里聊天；“烽火台”、“消息树”、“曹冲称象的故事”，说到底不过是一个信息传播的方式和如何把石头或大象变成数字的问题。但有些数字会让人感到恐惧和紧张：2月13日的《参考消息》上说，《菲共承认犯了严重错误》，因为菲律宾共产党在1986——1991年间，共处死了4000多名同志和同情者，其中2214名是正规军，1793名是同情者；而在美国，最高法院需要重新计票，在极微弱的拉锯战中确认布什当选总统；也是在这一年，普京以52％的优势竞选获胜；在我们国家，11月30日的《报刊文摘》上说，四川成都余女士状告居委会麻将扰民，最后表决是否可以在深夜打麻将，结果余女士以1比67的绝对劣势惨败，最后，余女士只好再把居委会告上法庭。另一则与数字有关的消息刊登在8月27日的《羊城晚报》上，说的是青海省西宁市虎台中学毕业生杨颖高考分数458分，全校文科第4名，但所报考的外省高校并未录取她，因为她的父母没有送钱给招生人员，尽管这所高校的录取分数线是456分。杨颖一气之下打开了家里的液化气罐……。之所以关注这一年的高考，是因为这一年我与少华也“假公济私”，一起到陕西招生；也是这一年，楠楠和洋洋都参加了高考，而且都十分让人挂念，尽管结果还算满意。在这一年8月27日的日记中，我这样写着：“这几天，最让人心灵震撼的就是俄罗斯核潜艇‘库尔斯克号’的沉没与118名水手的罹难了。在某种意义上，他就如上个世纪初的‘冰海沉船’一样，成了技术发展的不祥之兆。”在8月23日的《参考消息》上有一篇文章谈到了《全球化使无政府主义卷土重来》，认为计算机和互联网肢解了社会，创造了新的社会分工，在要求更高效率的同时，也为人们创造了更多闲暇时间；于是，这篇文章便把激进的环保主义与极端的反技术立场结合起来，反对跨国公司、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组织在世界范围内的肆无忌惮，主张“回到石器时代”。“石器时代”仅仅只是一个“技术”概念吗？云南巧家县马树乡小米地村极端贫穷落后，生活在半原始状态之中，肖梦东和肖桂香是邻居，相亲相爱，但由于都姓肖，按族规同姓不婚，于是只好逃到原始森林，14年过去，生有一女两儿，但1999年12月29日，为了严肃族规，清理门户，四名打手还是将肖梦东、肖桂香及他们的11岁、还从未见过外人的女儿杀死，然后卖掉两个儿子，题为《‘灭’尽一家五口‘祭’族规》，刊登在9月4日的《羊城晚报》上。说出女儿藏身地点并主张灭掉他们的肖桂香的父母，事发后双双上吊自尽。2000：在西沙游泳，这是我所能到达的祖国最南端这一年五月，我们去了西沙，在那里看到一片“将军林”，说是凡去过西沙的有名有姓的人物都在那里植一棵树，然后在上面永久留下自己的名字；回来不久，就见上行下效，山西省浮山县史演河乡听说一位副省长要来植树，便事先在那里竖起了了一块巨大的石碑，上书“省长植树碑”，字为魏体，赫然醒目。结果是副省长并未来，此地空余纪念碑。翻云覆雨，声名大噪的牟其中判无期徒刑，也让人瞠目结舌。无论是政界人物还是崛起大亨，“上午做报告，下午带手铐”已成常态。接近年底，凶案不断，先是看20集电视纪实片《12、1特大持枪杀人案》，说的是陕西以董雷为首的4个人5个月杀死十多人，手段越来越残忍；再是一个名叫张君的恶魔在5年间杀人24名，案迹遍及重庆、湖南、湖北，被捕后受害者家属纷纷要求挖其心、吃其肉，说是不如此不能平民愤，但这种要求又恰恰与张君的杀人手段一样野蛮、无知……，让人看后欲哭无泪。这一年，有了“七十年代新人类”的称呼，并预见到“八十年代新一代”将会是“新新人类”。5月，陈水扁在孙中山遗像前宣誓就任，10月，米洛舍维奇下台，南斯拉夫开始了其逐渐解体的历程。这一切，我都是在香港凤凰中文台上看到的。也有让人高兴的事：悉尼在开奥运会，金大中由于与金日成握了手，所以获得这一年的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则是一个我们都不大知道的华人高行健。延伸阅读【陈家琪

本文已收录在《三十年间有与无》，陈家琪著，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有删节。“世纪末”，一个颇有些不祥的字眼，营造着某种过于暧昧的语境，它在让一些人想到了“走向新世纪的豪迈”的同时，也会让另一些人联想到某种“末日审判”的意味；正是对“末日审判”的意识，使我们把历史从圆圈变成了直线，有了一个历史的进步观与发展观。所以按照卡尔•洛维特的说法，我们现代人所具有的历史观，其实就起源于对《圣经》中“末世论”的信仰与践履。洛维特这本书留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这样一段话：假如历史的意义在历史事件中已经自明，那么就根本不会存在历史的意义这一问题；但另一方面，只是就一种终极意义而言，历史才可能表现为无意义。只是在有所期待的时候，才会产生失望，“末世论”或“末日审判”就是这样一个在让我们有所期待的同时又会产生失望的观念。尽管我们并不信仰《圣经》，但只要想到历史的终极意义，就免不了会摇摆于希望与失望之间；而1999，就是这样一组具有某种隐喻意味的数字，它让我们每个人都想说些心中的“私房话”。所谓“私房话”，就是一些避开了“大事”，特别是国际（我驻南使馆被炸，3人死亡，20多人受伤）与国家大事的个人的情绪性“独白”。那一年，留在我记忆中最深的就是“声讨”与“批判”。尽管我完全理解它的必要，但从文化大革命的年代中走了过来的我们，也完全知道当仇恨的表达成为一种需要层层加码的竞赛时，它就往往会与愚昧、狂热和某种可怕的心理满足联系在一起。所以到这一年，萌萌主编的两卷本《1999独白》就终于算是出齐了——原书名是《世纪末独白》，为了避嫌，改为《1999独白》；必须是乐观的、昂扬的、向前看的，必须自觉抵制一切不健康的思想情绪，这无形中也已经成为了一条写作与出版的纪律，而且几乎所有的人都一直在自觉执行。所以诸如“世纪末”这样的词语就不能用。但把“世纪末”改为“1999”，是否就能抹去这样一种人为规定或完全为一组数字所偶然构成的那种暧昧所想传达出的情绪性体验呢？“当这个世纪即将过去的时候，这本书将把我们每个人有关时间与空间、自我与他人、生命的存在与意义的体验记录下来；它是说给自己听的，但这个‘自己’就是每一个具有了自我意识的个人。”这就是我写在书前的“序”。“什么是中国哲学或汉语思想的‘现代性’？其现代性的维度与特质是什么？其现代性的现代学形态是什么？”“近代历史哲学的核心，是以历史的进步观取代了古代的自然秩序观；但这一进步概念是不是恰恰就具有着虚无主义的基因呢？”这是志扬和小枫在当时所提出的问题。“我们轻言细语，我们也乐于倾听，听和说把我们联系起来。”这是友渔写在第二卷的“卷首语”中的话。“‘独白’不是私人语言。……但‘独白’可以是个人语言，至少在这样两层意义上：一是你可以想别人之未想，说别人之未说；二是你可以把独特的视域规定为独特的范畴、命题和表达式，给公众的话语存在提供新的地平线。这不是不可能的，宁可说，它才是应予期待的。”这是主编者萌萌所想强调的意思。博凡在《百年明日》中说：“我被各种各样的小册子告知：荒诞感是我们时代最深刻的感觉。……荒诞感与反信仰立场不仅没有必然的亲和性，而且在某个层次上的怀疑和荒诞感一直是信仰的必然成分。在眼下仅存的无人地带上我始终留意着明天穿过未曾觉察的隧道那阡陌纵横的田园。”王安忆在《接近世纪初》中说：“我们是不是真是自己的掘墓人？我们奋力建造辉煌的宫殿，取土制砖，结果挖空了地基，动摇了立身之本。也许一切都和世纪末无关，世纪末的说法，只是为自己的悲观情绪制造宽阔的背景，好有所依赖，也是软弱、生怕孤寂的表现。悲哀就是悲哀，绝望就是绝望，它发生在我们内心里，随着生命的周期按时出现，世纪末不过标明它发生的时间。”彭德和叶舒宪都对自己在大变革年代中的“文化身份”提出了质疑：彭德说，按照传统的说法，我应该算是一个学者，“但20世纪的信息爆炸使学问在我心目中的神圣感变成了恐惧感。无休止的学问使我变得聪明起来还是更茫然、更愚蠢、更固执或更自以为是？这对我来说已经变成了一个无法判断的命题。”1999：现象学会议，与周国平、张祥龙在一起叶舒宪和我当时都生活在海南，但他正在办理调到北京去的手续。他说，台湾和海南都把我们心目中的中国称为“大陆”，所以在美国，当一位台湾人问他是不是来自大陆时，他真不知道何以回答，因为从政治上讲，他是来自大陆；但从地理上讲，他并不来自大陆。他不知道他来自哪里，一条区区20来公里的琼州海峡竟能在文化身份上把人划分出如此遥隔的界限；后来他到了台湾，从中国的第二大岛飞到第一大岛，才发现开会的地方叫“中央图书馆”，座谈的地方叫“中央研究院”，访问的大学是“国立政治大学”和“国立清华大学”，走访的出版社叫“国立编译馆”，日常普通话是“国语”……他真的感到了远比海南岛更为边缘化的台湾却更有一种“中心感”。那么，特定文化塑造的我到底是谁？人的“中心感”或“中央感”到底是如何构成的？我更喜欢的是叶秀山先生的文章。那时的他，就是现在的我的年龄。叶先生在《六十岁的祈祷》中说：“人有早熟的，也有晚熟的。一般说，50岁是个分水岭，孔子‘五十而知天命’，康德第一批判的出版在50岁以后，牟宗三先生在50岁时有一个《自述》，标志着思想的成熟；不过我们这一代人的‘成熟期’要往后推推，所以，我在60岁已过的时候，只能写一篇短文章，而它只是个‘申请书’，或是一篇‘祈祷文’：希望我们这一代人能在地球上多滞留几年，祝福新一代的人能不失时间地走完自己的‘心路历程’。完了，阿门！”阿门！延伸阅读【陈家琪

本文已收录在《三十年间有与无》，陈家琪著，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有删节。（一）1997年2月19日21点零8分，邓小平逝世，享年93岁。不知该说些什么，心中异常沉重。一切机会都曾握在他的手中，而他，在我们心目中，也是一位真正改变了中国的人，至少改变了我们这些人的命运。毛泽东逝世时，我们根本不知道前面的路在哪里；邓小平逝世后，我们却已经知道了该向哪里走，问题只在怎么走。当过去的一切都成为历史时，也许就如黑格尔所说的那样，回头去看，一切都是“理性的狡计”；黄仁宇的“大历史”也持这种观点。2月24日的《参考消息》上有一篇《中国与邓小平告别》的文章，里面说邓小平对自己一生功过的评价是：功为60％，过为40％，似乎比毛泽东的“七／三开”更为谦逊一些。我不知道在他以后的领导人当如何评价自己的一生。（二）这一年的5月16日，晚间新闻上播放了一则消息：美国总统克林顿在白宫向40年前的4位美国黑人当面道歉，因为40年前他们身患梅毒，但当时的美国政府未用青霉素进行有效治疗，而是在他们身上进行了另一种药物实验，致使有人不治而亡。此事与克林顿无关，但他必须代表美国政府对此事进行道歉。（三）这一年的第3期《莽原》上的封面人物是张承志，该杂志主编说，有了张承志的《心灵史》这部小说，当代中国文学就无愧于历史；同期《书屋》上余开伟撰文，认为批评“痞子文学”是对“整个九十年代文学新人的南京大屠杀”；苏双碧、王宏志认为吴晗的一生是“真诚的人犯了真诚的错误”；而萧元、韩少功则认为如果我们把一些最基本的道义原则视为宗教狂热或“极左”的话，那就是在“世俗化”、“通俗化”口号下对“车匪路霸”式的人物的容忍。（四）6月1日，香港的柯受良驾摩托车飞跃黄河，当时的现场很惊险；柯受良从垫子里爬出后第一句话是感谢自己的家人，这给我留下的印象之深甚至超过了飞跃本身。（五）6月29日，泰森在与霍利菲尔德的拳击比赛中，咬伤了霍利菲尔德的耳朵，一时间赛场大乱，泰森右臂上毛泽东头像的纹身赫然醒目。（六）7月1日，香港回归。一连好几天的倾盆大雨，实乃香港自1840年有史记载以来从未有过的景象，4天时间就下完了整整半年的雨；我们在电视上看到的香港与广州人在香港电视上看到的自然很不一样，所以后来听广州的朋友讲起那天的情景，宛如海外奇谈一样让人感到新鲜，主要是普通市民的情感流露以及江拒不与彭定康握手、扬长而去的细节，都是我们看不到的。后来，听人说选定7月1日为香港回归日并不妥当，因为这一天是当年把香港租借给英人、法定归还的日子；选定这一天，等于承认了当初的不平等条约；后来，又有人说香港回归，大陆人有三重耻辱：当年割让香港是其一，香港在英人统治下比大陆繁荣是其二，香港回归后享有大陆人所享受不到的种种特权，是其三。其一是国与国，其二是地区与地区，其三是自己对自己。说到这里，我必须赶紧补充一句：现在情况好多了，似乎我们一般的人终于也可以去香港走走了，而北京、上海的繁荣一点也不亚于香港。（七）从9月到11月，一直密切关注世界杯的预选赛，中国、伊朗、卡塔尔、沙特四个国家打来打去，中国惨败，期间心潮的起伏与不安简直搅得人寝食不安，那时的主教练是戚务生。10月19日晚看电影频道的好电影《猜猜谁来赴晚宴》，大家都改成“猜猜谁能救中国”。（八）5月10日晚在电影频道看法国电影《德雷福斯案件》，让大家又开了一次“文革研讨会”，主要是知识分子是如何在“文革”中充当帮凶的；那种为“文革话语”所特有的论证方式、话语口气、推理性构成的现实感受不能不让我们为自己而感到羞愧。（九）一位退下来的干部对我说，他理解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就是“身体健康是中心，国家的事要马虎一点，自己的事要当真一点”；如果说1995年11月6日的《报刊文摘》上说一中学的43、8％的孩子都填了“我真烦恼”还并不十分让人吃惊的话，到今年（2008）3月31日的《中国青年报》上，上海青少所的一份统计已经告诉我们通过对上海986户“80一代”、“90一代”、“千年一代”的统计，已经有46、1％的未成年人认为“诚实就意味着吃亏”。75年的统计的题目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今年的标题是：“何以至此？”（十）一种几乎无可掩饰的社会现实已经逼迫着我们每个人都必须在“真小人”与“伪君子”之间做出选择。这一年的12月，北京一位老朋友来海口参加一个商业活动，看到我们一脸清高的样子，就以他的人生经验，把知识分子区分为可敬、可爱、可怜、可耻四种类型，然后比较分析了陈布雷、陈伯达、田家英、胡乔木的性格特征，说自己不过是一个“可怜稍加可爱”的人而已。他问：你到底是做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伪君子”，还是做市场经济下的“真小人”？他的答案显然是后者，于是在可怜、稍加可爱之上，再稍加上了一点点可敬。我们并不是一脸清高，当然更不是一脸茫然，只是不置可否而已，因为就是下决心做一个“真小人”，也并不是谁都能做到的。1997：在海口。左起：余虹、萌萌、我、张志扬延伸阅读【陈家琪

本文已收录在《三十年间有与无》，陈家琪著，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有删节。在我翻阅过去的日记时，多次感到时空的交错，不知今夕何年；至少，历史是那样的相像，仿佛每过多少年一切就会重现一次一样，比如，1996年也是鼠年，我的日记本上专门贴有一张黄永玉先生画的“鼠年大吉”的水墨画；那一年，也是“两会”的伟大胜利，而且台海危机、军事演习；台湾总统大选，最后的得票结果是李登辉、连战，5813699票，得票率54％；彭明敏、谢长廷，2274586票，得票率21、3％；林洋港、郝柏村，1603790票，得票率12、9％；陈履安、王清峰，1074044票，得票率9、98％；李登辉、连战代表国民党获胜，李登辉成为了台湾地区历史上的第一位“民选总统”。到今年，马英九、萧万长依旧代表国民党获胜，得票765、87万张，得票率58、45％；民进党候选人谢长廷、苏贞昌得票544、52万张，得票率41、55％，两厢比较，可见12年过去，台湾地区的选民投票率与理性选择都有了足够大的进展，这毕竟是一件让我们感到由衷高兴的事。这一年夏天，我和少华在法国住了两个多月，期间所见所闻，都写在《在国外的日子里有所思》（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一书中，这里就不多说了。想特别强调的，就是在法期间，一直有两句话萦绕在心头：“异地异国惟斯道”，“乡园多故，不能不动客子之愁”。这一年，“塔利班”在阿富汗终于获胜；而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民革中央副主席李佩瑶和著名作家、写出《人啊，人》的戴厚英先后被杀也是大事；香港奇冷，多人冻死；还有《文论报》上刊出一篇署名“黑马”的文章，说萧乾先生“文革”时多次想自杀，文洁若就给他写了一句英文纸条“We

本文已收录在《三十年间有与无》，陈家琪著，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有删节。1995年是在连续的地震与余震中揭开帷幕的，震中在北部湾，我们居住在海口，感觉明显；眼看着房子在晃动，一次次逃到室外，然后再回去，还修了一个小小的防震棚，但这一切都是在说说笑笑中进行的，并不当真，与记忆中的1976年完全不同。这一年的大事很多，除了“埃博拉病毒”、李登辉访美、王宝森自杀、陈希同下台、金瓶掣签，寻找到班禅的转世灵童这些同样在说说笑笑中发生的事情外，波黑的紧张局势、邓丽君的逝世和拉宾的被刺身亡却是一些无论如何也让人心痛不已的大事，尽管似乎都离我们很远。在波黑战争发生之前，我们对于塞尔维亚、克罗地亚、科索沃这些概念都很陌生，更不知道塞尔维亚塞族人、克罗地亚克族人、波黑克族人、波黑穆斯林、波黑塞族人，还有东正教、伊斯兰教的信仰与东欧、苏联之间年代久远的历史恩怨。那时候只知道南斯拉夫与苏联不合，而我们认为铁托是一个修正主义分子。这些可怕的抽象概念把一切活生生的经验与求知的欲望都扼杀了，而我们就是在这样的学习环境中长大的。邓丽君逝世后，我一边流泪，一边听着她甜美的歌声。邓丽君永远活在我们心中，还记得读研究生时，大家曾在一起半真半假地说过：真正在人们心目中结束了“文革”的应该是“二邓”：邓小平以他的硬，邓丽君以她的软。这一年，德国总理科尔到以色列向犹太人致歉，当我在电脑上打出这些字时，德国历史上的第一位女总理默克尔也才刚刚用希伯来语在以色列议会中说了开头的一些话，并让人永远记住了她向以色列人当面鞠躬的身影与留存在议会大厅里的警世格言：“大屠杀是德国最大的耻辱”、“大屠杀导致文明的破裂”。记得那时候的报纸（主要是《参考消息》）上连着刊登出许多关于“日本人为什么不道歉、不清算自己的过去”的文章，从日本这个民族的学西方与反西方的双重情结一直分析到国家本位的意识形态统治。大家交流一下，也只好沉重地笑笑。还是在这一年，《书屋》创刊，我认为在出版界，这是继《读书》后的又一大事，该书的几位编辑，特别是周实的闯荡起伏，更是可供后人研究的历史个案。在海口，我几乎天天晚上看影碟，《辛德勒名单》、《因父之名》、《本能》、《情人》、《宾虚》（Ben-Hur）、《暴雨骄阳》（Dead

本文已收录在《三十年间有与无》，陈家琪著，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有删节。1994年，在武汉、海口、西安、南京之间来回穿梭，办调动、补手续、装修新居、参加第一届现象学年会，与友渔等人一起酝酿有关“文革谱系”的系列论著，讨论现代性困境，关注后现代理论，一切的一切都在匆忙中化作过眼烟云。但有两部电影和一部电视连续剧是不能不提的，这就是《凤凰琴》和《蝴蝶君》，前者使人悲哀，后者让人恶心；一部电视连续剧就是《9、18大案纪实》，关于发生在开封的一起文物盗窃案。这似乎是第一部引人注意而且是由公安人员亲自主演的连续剧，所以引起了人们很大的兴趣。一个名叫沈太福的长城机电公司的总裁被处决了，同时也给国家科委的一个名叫李效时的副主任判刑20年，似乎是为了刹住某种正在愈演愈烈的官商勾结、贪污腐化的“时代逆流”，起到杀一儆百的功效，但显然，正如电影《诱僧》中的“陈冲”再也不是过去的“小花”了一样，某种被金钱引诱着的力量也势不可挡地冲决了人们的心理防线———这是一条自古以来就建筑在对伦理共同体的美好诉求上的心理防线，它的脆弱性与伪善性终于使得全社会在严酷的社会现实面前无所适从。1994：志扬、萌萌和我迁居海南这一年，应该为我们所有人永远牢记的是大火中的哀号与哭救，是可怕的凶残与无助中的毁灭。这一年的4月22日，在新闻联播中终于公布了关于千岛湖杀人案的调查：三名年仅20来岁的农民用猎枪、斧头把“海瑞号”游船上的近30名台湾游客洗劫一空，然后再把他们全都驱赶舱底，一把火将所有人全部烧死。这几乎是一起惨绝人寰的惊天大案，但真正让人悲哀的，还是举国上下的漠然与无语。苏联、东欧巨变，海湾战争、波黑的塞族正在与穆斯林交战，北约的轰炸，美国战斗机在伊拉克边界击落两架载有联合国工作人员的直升飞机，等等，这一切的一切，都似乎与我们的老百姓无关；就是有关，我们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能说些什么。以后，死人的事就经常化了，几个、几十个、几百个......这一年的12月10号，星期六，晚十时，好友世忠打来电说，说克拉玛依发生了天大的惨祸：几百名克拉玛依市最优秀的中小学生在“中苏友谊馆”举行纪念“12、9”的文艺演出，结果失火，几百个孩子都被活活烧死在里面。他简单向我描述了一下惨祸经过，说他正在处理遗留问题，声音已经完全嘶哑，音调极其悲哀，不停说着“太惨了！太惨了！”我真的被惊呆了，说不出一句话，双手颤抖，一夜无眠。又是大火！眼前火光冲天，有台湾人的哀求，有孩子们的哭喊，有远在海峡对岸和戈壁深处的亲人们、特别是母亲们孤苦无助的泪水；这一切，发生在离我们很远的地方，但也就发生在我们心上。问题是：不会再有当年舒婷那样的诗句了——“可是，七十二个人被淹灭的呼吁

本文已收录在《三十年间有与无》，陈家琪著，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有删节。对1993年的回忆，只有参照其以后的那么多年才能有一个大体上的把握。我这里主要指的是一种心态上的转换。以后的那么多年在精神上大体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我想，恐怕就是对传统所信守的一切——这里主要指的是我们这一代人在解放后所受的那一整套的教育——在冷漠、茫然与嬉笑怒骂中的颠覆与瓦解，王朔的作品是一个信号，而“渴望堕落”则无形中已经成为了人们彼此心照不宣的呼应，尽管对更多的人来说，主要还是为了给自己在心理上找到一种慰藉或解脱的口实。那一年，我们几个人实际上已经调到了海南大学，但关系还在武汉，其间因住房、户口、配偶工作的安排等问题而招致的手续之繁琐、情感之纠缠也几乎到了让人绝望的地步。我已经开始给海南大学的几位研究生上课。每周两次，骑单车过和平桥到海大，晚上讲完课，在海风吹拂中回到一个名叫“明苑小区”的临时住地，然后就开始看影碟到深夜。《今生情未了》（一颗冬天的心）、《本能》、《生于七月四日》、《情人》等等都是那时候看的。这一年的五月六日晨四时，母亲病逝于华县家中，当时一人独居，想来是觉得心脏不适，伸手取药时猝然不及，撒手而去。父亲1954年因“历史反革命”的帽子清除出西安市电信系统，发配到华县物质局当一名职员，到1981年逝世，在华县待了27年；我母亲1966年在“清理城市人口”中也因父亲在外地而被驱逐出西安市，被迫来到华县，在百货公司上班，到1993年逝世，也是27年。父母二人不仅不和，而且几乎就是对头，结婚25年，在一个屋檐下合住的时间不及40个月，这是母亲写在她的“记事本”上的一段话。对丈夫，不爱，但也不能离婚，后来想离了，又在“文革”中，办不成手续；对子女，从生活到教育，也谈不上关爱——那个时代就都是那个样子。她一天到晚在忙什么？其实就是为“公家”办事，那里有她最正当的去处，也有她唯一可找得到的排遣忧愁的乐趣。当人几乎没有了私人空间，在家庭关系尽可能淡漠、住房极度紧张、经济普遍贫乏的情况下，人大约就只有一个心思扑在工作上，美其名曰“一心为公”。1993：母亲去世那晚我与妻子、儿子为母亲守灵，想起这个也算出身大户人家的“大小姐”苦难的一生，哭了整整一夜。还是这一年的八月二十三日上午5时半，我的敬爱的陈修斋老师也永远离去了。在他生病住院期间，我曾无数次去看望过他，也听他仔细讲述了自己的过去与各种各样的遭遇，包括在西南联大与北大时与贺麟的相识、交往，与汪子嵩、王太庆的友谊，对我们这几个同学的评价与期待，对尚未、而且看来已经无法完成了的对莱布尼茨哲学进行一次系统述评的遗憾。我在武汉大学读研究生时，陈老师还没有我现在的年龄大，但当时已经全然是一位老先生了，穿布鞋，慢慢走路，说话也慢条斯里；更多是由于宣良，我常去他家，也在那里与他们家一起吃饭，心中揣摩着这位老先生的性情与爱好。这一年临近结束，邓国春，湖北大学德国哲学研究所所长，一个属于在下面“具体执行政策”、但也正因为有了他，才因此保护了我们这些人免受更多磨难的真正意义上的好人，在从湖北医学院附属医院转院到肿瘤医院后不久，也于这一年的10月底去世了，当时我们正在前往海南的路上。“后”，在这些我身边最亲近的人离去后，我自己的心态发生了一个怎样的变化？国际上最大的事就是俄罗斯的全民公决，最后以叶利钦的全面获胜而告终；在国内，最大的事莫过于申办奥运了，为了在迎接考察团时使空气洁净，竟不许北京市民生活取暖，导致埋怨声、笑骂声不绝于耳。这些当然都是后话了。为北村的小说《施洗的河》写一评论，引用了陈寅恪的《玄菟》一诗，其中前四句最能表达一种朦胧中的心态：“前朝玄菟阵云深，兴废循环梦可寻；秦月至今长夜照，汉关从此又秋阴。”作为一个时代背景，是因为那时候“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后马克思主义”、“后社会主义”以及对于我们中国来说的所谓的“后毛泽东时代”，这些意在概述某类新出现的社会现象的新鲜名词也已纷纷出笼，让人真切感受到时代的巨大变迁。原先王，法后王；“后王，近时之主也”；历史与学术就这样踉踉跄跄、迂回曲折地前行着。在哲学研究上，那一时期我们读的也全是一些与“后”有关的著作，即所谓的“后现代主义”或“后结构主义”，如福柯、德里达、利奥塔、巴特尔以及美国的罗蒂等人的著作，一时间“post”与“after”这两个英文单词在含义上所能给予我们的逻辑上的先后关系与时间关联上的前后之间就成为了一个热门话题。当然，更多的，还是那些人人耳熟能详的与中国历史有关并以“后”字来命名的朝代与书籍，如“后汉”、“后唐”等等；而这里的“后”字又多与某种奢靡之气相关：“人生之生也，奚为哉？奚乐哉？为美厚尔，为声色尔。”这一年的2月，《文汇报》上曾刊出一文，说北京与广州各有一大款比吃，其中一方的一桌酒席竟报出35万元的高价，最后以酒家只能做出18万元而告胜。当然，在此离别武汉之际，最能让人忆及的，还是那位史称“南唐后主”李煜的《相见欢》：“无言独上西楼，月如钩。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延伸阅读【陈家琪

本文已收录在《三十年间有与无》，陈家琪著，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有删节。这一年的大事，回头去看，总与“南下”二字有关。从整个国家的角度看，最大的事自然是邓小平的南巡讲话与十四大开幕；就世界范围内的影响而言，这一年有克林顿的当选总统，有泰国的“动乱”与另一个铁腕人物索金达的下台，再就是南斯拉夫的炮火连天，还有卢刚在美国的杀人案；自然，还有“欧洲杯”和“亚洲杯”的足球赛和在电视上看到台湾“民进党”在议会上大打出手。就我个人而言，这一年最大的事就是在去深圳还是去海南之间做出抉择。关于邓小平的南巡，在我4月4日的日记中占了多半页，大意是说：今天清明，扫墓与春游的日子，妻子与儿子都出去了，我一个人在家看书。人大与政协的会议结束了，忽然传来邓小平的南巡讲话。讲话里没有了“反和平演变”、“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些听惯了的套话，有的却是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以及十来年前在改革、开放之初就反复说过多次的话。看来中国的变化注定了就只能在“进两步退一步”中摸索前行，让人悲哀的就是在这“退一步”中不知又有多少“先行者”沦为罪犯，甚至丧失了自己的生命。关于三峡工程，有一百多人反对、六百多人弃权，这也是前所未有的事，等等。那时，当然也意识到了邓小平南巡的意义，但还停留在传统的“政治局势”的框架内思考问题，意识到邓小平肯定对当下的现状不满，于是也就如毛泽东当年发动“文革”一样离开北京，在外地另开局面。其实真正把邓小平的南巡讲话变成了今天这个局面的，应该是地方上那些有远见卓识的领导者与积压在民众心中已久的某种想挣脱束缚的欲望与激情。出现在祖国最南端的那种经济发展的格局与社会变迁，主要是通过衣着（那里不冷，所以衣服的样式都很新颖，色彩也很鲜艳）、饮食（粤菜自古闻名天下）、城市建筑（只要有几栋超越了内地千篇一律的楼房模式的建筑，就已经很引人注目了）、交通工具（那时的摩托车真让人眼花缭乱）以及相应的价值观念上的变化（比如“时间就是金钱”之类的口号），都对我们有很大的吸引力。当然，最重要的，还是我已经实在想离开武汉这个地方了。武汉是给了我学术生命的地方，有我的老师和同学，有武大的樱花和东湖的浩淼，还有我已经十分习惯了的“热干面”；但，这又是一个过于市民化了的城市，城市大而无当，粗俗的、日常化了的口语，特别是从女性嘴中说出，实在让人无法忍受。气候肯定是不好。我罹患“血粘稠综合征”，一到冬天，皮肤就起红斑，几乎无法出门。所有这一切，都使我下定决心离开这里，到南方一个温暖的地方去。在那一时间，武汉的朋友也几乎走完了：有伯去了湛江，正琳回北京，世南去深圳，尚阳、道坚到广州，余虹、三夕也要南下，而志扬、萌萌和我则决意在海南大学重立门户，“一生再浪漫一次”。这里特别要说明的就是海口当时给我们的印象很好。广州过于繁乱，特别是火车站，几乎就是一个令人恐怖的犯罪地带；从琼州海峡坐船一到海口，真是另有一清静世界，风清月朗；那里除了沙滩、椰树外，还有我的一个情结：1971年我曾在此培育杂交玉米半年多，内心深处一直怀念着这里。这一年，我们也曾奔赴海口“考察”，发现这里最大的新华书店里只有一本外国小说，心中蒙上了一层阴影，但一家名为“金棕榈”的电影院却天天在放外国影片，都是一些在内地根本看不到的影片（其实是盗版碟片，只不过我们不知道而已），比如我就在那里看了《硒鼓》，看了《海湾战争纪实》等等，尽管十元一张门票，心中还是很高兴。

本文已收录在《三十年间有与无》，陈家琪著，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有删节。1991年的一切都充满了戏剧性，接连两部大戏里面有个性鲜明的正面人物、反面人物，有峰回路转、起伏跌宕的故事情节，也有刀光剑影、命悬一线的危急关头；而自己的哲学信念也渐趋明朗，终于形成了个人的立场、态度与方式。这两部大戏就指的是海湾战争与苏联的剧变，这是两件让人在其过程中紧张得喘不过气，但在结果上又完全出乎所料的翻天覆地的巨大事变。1月15日是给萨达姆规定的从科威特撤军的最后期限。我们都静静等待着最后的消息，估计萨达姆这位铁腕人物不会屈从任何压力，因为他太习惯于唯我独是了——在一家香港报纸上就见他们把“Saddam

本文已收录在《三十年间有与无》，陈家琪著，复旦大学出版社“祥和”一词与这一年的春节晚会有关；“足球是圆的”则是从第14届世界杯足球赛中凝练而成的人生格言。这一年的春节晚会可能是记忆中最少政治色彩的一次；具体内容早就忘了，日记中只记下了这么几个字，就是要带给人纯粹的欢乐。那些日子里通过大力宣传，“祥和”一词已搞得家喻户晓，人人都挂在嘴上，就如今天的“和谐”一样，一下子就铺天盖地而来。“祥和”讲的是一种主观感受的气氛，“和谐”讲的是一种客观关系，但都表达了自上而下的美好愿望。当我们自感处于“强势”时，就大讲政治，甚至要重提阶级斗争；当我们自感处于“弱势”时，要的就是欢乐与祥和。“强势”与“弱势”都是一个相对而言的概念，而且会转换，在不同的人那里也会有不同的判断。比如与欢乐相伴的就可能是享乐，与祥和紧邻的则是对世事的不闻不问。这种趋势，正慢慢演变为时代的“主旋律”。这里的“强弱”，大约只与“道理”上“是否占理”有关，与现实生活中事实上的“强弱”无关。比如今日之“农民工”，所谓的“弱势”，其实也只就他们进得城来，先自感低人一等这种心态有关，再就是话语权上的无能为力（弱势）；而这些均非他们自身所造成，也非短时间内所能改观。至于经济上的“弱势”，当然也是一个事实，但这种“弱势”也只有在通过比较，在转化为一种心理或心态上的“弱势”后才有意义。由此可见，真正的“强弱”是只就一种精神上的“自感”或“自我意识”而言的。我们在农村插队时，虽很贫穷，但精神上一直自认为是一个强者。这些年来我们在经济上确实富裕了许多，但为什么依旧感到自己不那么理直气壮（当然也有许多人开始在国外威风八面了，因为能掏出大把的银子）？其原因大约就与精神上的贫乏与苍白有关，与某种在价值观念上的哑口无言有关——当然我们都知道，这种哑口无言至少在自己人面前是不会承认的，因为它没有指标，无可衡量。但人活在世上，最后总要靠你能讲出多少道理来定强弱；国家也一样，难道真的只在经济和军事实力吗？有了法治，体力的强弱已经受到了限制；有了核武器，“常规武器”其实也已经不起多大作用了。但我们却习惯于把强弱单纯理解为“物”的较量。

本文已收录在《三十年间有与无》，陈家琪著，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有删节.一个《大众电影》，一个《人民文学》，都曾因刊登朱琳的照片与马健、刘索拉等人的小说而引起抢购与争论；到1988年，

本文已收录在《三十年间有与无》，陈家琪著，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动荡、起伏、焦虑、不安。元月16日，在湖北大学为张世英先生饯行，忽听有重要新闻，众皆无语，谁也不知该说些什么。晚坐车回华中工学院，见街道上熙熙攘攘，人来车往，一切照旧，方知政治已渐渐远离了人们的日常生活。我不知道这是好的现象还是不好的现象。是好，是因为我们知道西方人并不把谁在台上看得很重，竞选者须费很大的力气才能动员更多的人来投票，而到底谁会赢，说到底关系并不大；在我们这里，我长这么大还从未投票选过谁，但却对政治形势的变化如此的关注，让人一天到晚担惊受怕，心中真希望政治也能淡出人们的生活，让大家的日子轻松一些；但反过来想，我们这个社会一直就靠政治这根弦才能把大家的神经高度绷紧，一直依赖着意识形态的整合才能使社会具有一种外在的、价值观念上的一致，比如给善恶美丑提供标准；如果政治远离了人们的生活，这也就同时意味着价值观念的松动乃至瓦解。是不是我们也到了如尼采所说的“重估一切价值”的地步呢？谁来重估？以什么为标准？难道世间真存在着确定不易的价值标准吗？元月21日在世南家聚餐，正琳大醉，酒后真言，方知人心之无所着落。世忠一家去了克拉玛依，我的另一位老朋友广勤也定居于新疆且末，在那里为人家写“县志”，我们费了很大力气才在地图上找到这个地方，心中的悲凉无以言表。他是清华附中1965届的高中毕业生，由于家庭成分不好，随父来到华县，在县物质局当职员，后主动下乡插队落户于张家山，一个极为偏僻的大山深处；但又不算插队知青，就是说历届招工名额上都没有他；后入赘一农户，在多次被临时聘为乡村教师和被征调到华县写县志后，终于自行远去。那真是一段动荡不宁的岁月，或如《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那样：一切固定的、古老的、素被尊称的观念正在瓦解，而新的一切该是什么样子又无人知道。历史正在逼近一个转折点，而我们却如无头苍蝇一样寻觅着自己的去向。我们在广州开会，被领着集体参观花园酒店、白天鹅宾馆，大家列队而入，一个接一个房间的看，嘴里发出由衷的赞叹：仅仅就是敞开大门，任人参观这一项，已足够让人大开眼界。而这一切，显然都是殖民地加资本主义的香港带给我们的。外面的一切到底是什么样子？好奇归好奇，我却依旧愿意固守在这块土地上，这是一种很奇怪的心理，自己与自己过不去的心理，仿佛不这样就无法显示自己的与众不同似的。杨小凯从美国来信，柳延延从苏联来信。冷战的格局依旧，但真正的冷战却发生在自己身上，一种内在的很冷的感觉。从广州再去深圳；那时的深圳还未开发，去深圳的目的只是为了去沙头角，一个在九牛一毛的意义上能体现香港之繁荣的弹丸之地。大家拼命购物，主要是布料，为的是向自己的家乡人炫耀自己的东西是在香港买的。我站在界碑处仰天长叹，当时的那种屈辱感，那种哑口无言但又愤愤不平的压抑与惆怅，真让人永世难忘。这里面确有一种很可怕的情绪性的东西在酝酿。志扬的朋友王振武去世，在汉口参加他的悼念仪式；回来后再与他聚谈。他说了他的苦恼与追求：甘阳有理性，小枫从诗意到神话再找到宗教，终于找到了上帝；维纲则相信他的语言分析。我们呢？我们有什么？什么是我们正在寻找的东西？那时的胡塞尔与现象学，已经渐渐浮出水面，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而我的注意力，也随之从古典哲学转向了现代西方哲学。1987：与法国哲学会主席、黑格尔研究专家贾克.董特及法籍华人哲学家高宣扬先生在一起。现代西方哲学中的什么精神？结构还是解构？激进还是平和？怀疑还是确信？作为“基底”的是意识还是肉体？是精神还是物质？抑或根本就不能使用“基底”（实体，substance）这个概念？随后，就有了志扬主编的《边缘丛书》，包括有志扬的《渎神的节日》、萌萌的《在逻辑和想象的背后》，正琳的《快乐与理性》、宣良的《死与道德》、忠晶的《与萨特对话》、晓芒的《表演人生》、亚林的《诗与禅》和我的《浪漫与幽默》，还有两本论文集，分别是《风从两山间吹过》和《无常的毁灭与不朽的生命》。“路，人不走不在，人走也未必在，要不，更多的人怎么会迷失在他们的常路之中？但我们总还得走，而且一旦开始，就得走下去。比较和选择其实很难的，人都有自己跨不过去的界限：绝路也罢，歧路也罢，常路也罢，也许正是界限使我们在各自的边缘相遇。”要说这一年真正让人记住的，还是这一年的元月4号，在中央电视台的“星期音乐会”上听到了“让世界充满爱”这首合唱歌曲。“啊……一年又一年想起来是那么遥远仿佛都已是从前那不曾破灭的梦幻依然隐藏在我心间是谁在默默呼唤激起了心中的波澜……”这首歌在唱出了我们心中的某种情怀的同时，也缓解了内心的某种冲突，特别是那种浪漫中的哀伤与希望。我是那么地喜欢这首歌，而且在以后的最最困难的时刻，总会想起这首歌，唱起这首歌，听同学们集体合唱这首歌，因为它给了我力量，给了我期盼，让我相信人世间毕竟还有某种美好的东西值得珍视。延伸阅读【陈家琪

本文已收录在《三十年间有与无》，陈家琪著，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这一年，国际、国内、身边的朋友连同自己的切身感受屡起波澜，接连不断，让人眼花缭乱，晕头转向。首先，1月底，美国的“挑战者号”航天飞机在全世界的人的目光下腾空爆炸，那种爆炸的场面与电视画面上美国民众的惊愕与悲恸长久留在人们的心目中。那是一种完全不同于5年后的“9、11事件”的惊愕与悲恸：一个是逃生、救助，一个是彻底的无能为力；一个发生在自己身上，是他人造成的，一个发生在他人身上，是自己造成的；尽管同样是技术力量对人的毁灭，但一个是以胜利的形式表现出来，另一个则是失败。生活世界技术化了，技术在毁灭我们的同时，也让我们可以目睹到毁灭的现场，哪怕远在天边。到2月底，菲律宾的铁腕人物马科斯总统下台，一个柔弱的女子阿基诺夫人走上了前台。据说这一切都离不了美国的操控，让人意识到民主的唯一好处就是能依靠本国人民自己的力量并以相对和平的方式完成政权的更迭。乍得内战，就与今年（2008年）一样，依旧是反政府力量与政府的较量，但当时法国政府的态度很鲜明，这就是坚决站在政府一边。两伊战争已经打得不分伯仲，但我们那时并不大关心这场战争，连“逊尼派”和“什叶派”这些概念也很少听过，没有人能想到20年后，这两个国家作为美国共同的敌人而又把全世界的目光都集中在它们那里。在国内，同样是1月底，第一期《大众电影》因为把朱琳半裸的照片作为了封底，于是引起抢购，引起举国辩论，引起“国将不国”的哀叹；7月1日的《报刊文摘》上有一篇文章《“维纳斯”向谁申诉？》，说的是南京艺术学院一女模特儿月收入250元，因无法忍受别人的风言风语而被迫到法院打官司，法院的判决是“你拿钱多，工作时赤身露体，这都是事实，怎么会构成诽谤？”这位“维纳斯”含泪败诉，不知所终。7月2日的《武汉晚报》上，又是一19岁的年轻女子因触电昏迷，一男青年对她进行口对口的人工呼吸，结果受到旁观者的大肆嘲弄，愤而离去，女青年不治身亡。当“存在”从精神转变为肉体后，色情化了的肉体就与权力和金钱结合在一起对人们在精神上所构筑的防护栏发起了进攻，而且屡败屡战。电视上连着播放了《双城记》和《大卫·科波菲尔》，让人看得入迷。我原先一直不喜欢狄更斯的作品，想不到电影竟完全转变了我的观念。残雪说：“我终于对自己的声音入了迷”，于是一部接一部的作品问世，而我，也对她的作品入了迷。邓氏三兄妹连同大哥唐复华，自那以后一直到海南，一直与我息息相通。这年夏天，武汉极热。宣良面对离婚，其间之曲折、对人心灵的折磨远非我的拙笔所能描述。“人的痛苦是不能为知识所同化的”，无论是翻译萨特的《存在与虚无》，还是写作《死与道德》（死于道德？），其实都化解不了他当下的困顿。8月1日，我们武汉的一行人到贵阳开现代西方哲学的会议，与越胜、友渔、王炜、甘阳等密切接触，争论“现代西方的哲学问题”（也就是“存在”从精神转变为肉体后的问题）在什么意义上才能算做我们自己的问题？是把哲学作为一个“事业”，按部就班地一步一步做，比如从翻译、引进开始，还是表达个人的那种“富有哲学意味的情绪”，使之成为与自己的生活方式、生活态度密不可分的人生问题？于是“文化”真正成为了众人瞩目的焦点。陈鼓应说，应把尼采的“will

本文已收录在《三十年间有与无》，陈家琪著，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1985年在我个人的生命中具有着某种特殊的意义。首先，这一年的元月18、10日，在华工的招待所召开了湖北省的哲学史年会。有人在会上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1984年第8期《人民文学》上可以刊登谌容的小说《杨月月和萨特之研究》，我们这些专门研究存在主义的学者们为什么就不能公开发表自己对萨特的研究成果？这是一个很有些荒诞意味的问题。作家们可以随便说，因为他们在虚构，在想象，在创作；但我们却不能那样说，因为理论研究不能有虚构、想象的成分，它必须是求真的、务实的；什么问题一旦成了理论问题，一下子就严肃了起来；而这种严肃，本身又给人一种很荒诞的感觉。真正的相声大师在说相声和表演喜剧作品时首先要让人看到的就是自己的一脸严肃。什么叫荒诞？就是人与其生活之间的脱节、演员与舞台背景的脱节，就是人的呼唤与世界的默不作声之间的对立。越想笑，就越与生活脱节；于是只好强调严肃；越严肃，也就越与这个默不作声的世界相对立。这里面似乎有一个无法挣脱、周而复始的循环；于是有些人只好做出满不在乎的样子，说些“我是流氓我怕谁”的大话；而另一些人则想到了同样面对荒诞的西西弗斯。这一年的春节晚会已经很不好看了，竟然搞起了“赞助纪念券”；具体是什么内容我已经忘记了，只在日记中记道：我也买了一张，号码是051073，得一金牛。那一年是牛年。春节，作为传统的民间节日，也终于与其本身脱节，成了一个把金钱（露脸、名气、声望）与政治宣传完美结合起来的舞台，诠释了最为理想的“寓教于乐”的古训。在我11月20日的日记中写着这样一段话：一切信仰的真正意义就在于在不相信人类始终在进步的前提下，相信人类会过上更美好的生活。这也是一个悖论，或可理解为荒诞。也许宗教就正是因某种荒诞而成为精神的必需。有两年多的时间，我一直在研究叔本华，发表了好几篇论文，但又一直想从叔本华的阴影中走出。文化是一个与传统密不可分的概念；凡想到文化问题，就先已有了一种价值取向，这就是对现状不满，于是想从文化或传统中汲取新的资源。可惜我的精神中没有任何宗教的资源，那时也还没有注意到自身传统的转型或重新解释的可能，只是感到如文化大革命那样对待传统文化是肯定不对的。尼采与福柯是另一条“重估价值”的途径，但当时首先需要的是一种面对荒诞的力量，于是就想到了加缪笔下的西西弗斯。西西弗斯是希腊神话中的柯林斯王，杀过人，劫过货，自然有罪，但为什么后世的千百万人也要无休止地受此惩罚呢？我们生活中的西西弗斯式的惩罚还少吗？1985年，我们武汉的几位同道一共集体外出两次：一次是应黄克剑之邀到福州讲座，同去八人，有志扬、萌萌、晓芒、军涛、苏民、万盛，再加上我们夫妇两人；再一次是应高尔泰先生之邀，志扬、萌萌、晓芒、道坚和我一起到成都参加一个美学研讨会。在福州，我讲的是时代的反省精神，在成都，大家的话题就始终集中在西西弗斯身上。“我把西西弗斯放在山脚下，人们总是看到他的重负，看到他无望的一次又一次地把巨石推上山去，然后再看着巨石滚下山来”；很少有人注意到他始终面带笑容，更没有多少人知道“推巨石上山所要付出的艰苦努力，就足以使一个人的心里感到充实”。这有点像我们的“重在参与”和“重要的在于过程”的奥运口号；但如果把这一过程理解为人生，理解为我们对生命的感悟，它的意义到底在哪里呢？1985：在成都青城山。后排右二是高尔泰先生这一年的9月，萌萌在我的笔记本上题写了《命运：一个平凡的、西西弗斯的神话———以此祝福我的所有那些被判处了终身自由苦役的同代人的》的长诗，里面就有以后悬挂在她的灵堂两侧的诗句：“饿了有石缝中生长出的绿色的、红色的果实，渴了有大地夜哭的晶莹的泪珠”。这一年的9月24日，中共12届4中全会闭幕，邓小平、陈云讲了话，大意是共产党的优势从来就不会体现在经济上，而是体现在政治上、思想上、文化上、精神上，所以这个根本的优势不能放弃。事实却证明，正是借助于共产党的优势，我们这么多年来才在经济上取得了如此骄人的成就，而几乎所有困难的问题，就集中在我们的政治、思想、文化、精神与经济的脱节上。无论是把二者分离开来，说经济是经济，政治是政治，信奉彻底的二元论（这意味着国家应该从社会的经济活动中退出），还是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上更新、创造出另一套与经济活动和市场运作相匹配的政治体制、思想文化（这意味着在价值观念上必须贯彻自由、平等、契约、选择、自愿、利益、诚信的原则），无论怎样，都可能让人看到消除这种脱节的努力，看到西西弗斯面带微笑地重新推巨石上山；当然，也可以退回到过去的计划经济，那也是一种匹配模式。国家大事我们管不了，作为个人，当我们看着巨石一次又一次从山上滚落下来时，难道就只有站在山下哀号与无所作为吗？我关心的，始终只是我们自身的文化事业，是传统的转型与精神领域的深入与提升。这里面也有一个悖论：越不能说，不让讨论的，就越想说，越有话说。成都会议后，我一个人从成都到重庆，坐船经三峡到宜昌，沿途看两岸峭壁，眼前浮现的，就一直是那个模模糊糊的西西弗斯的身影。这一年，我觉得最好的电影是苏联的《白皮姆与黑耳朵》，滕文骥导演的《海滩》，对我影响最大的小说是托尔斯泰的《伊凡·伊里奇之死》；这篇小说看了多篇，每次重看总有不同的收获，而且自认为自己变成了一个托尔斯泰式的“守旧主义者”。延伸阅读【陈家琪

本文已收录在《三十年间有与无》，陈家琪著，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无论是事件还是事情，哪怕就发生在眼前，大家也不会有一个共同的认可，甚至就连这件事是否“真的发生了”也会众说纷纭。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该如何记录过去？也许只有以诗的方式来描述和解释历史最好。这就是我更多的灵感主要来自于小说、电影、诗歌、绘画、音乐的一个内在原因；也许只有在当时的某种情绪性的感受最为真切，因为我相信我所记述的只是我个人的历史———最好是能折射出时代中某种普遍性的东西，但我对此并不抱有奢望。我知道我的日记只具有一种抒发个人情感的作用，而不是历史学家的卡片。生活中有更多的东西是远远超出我们的理解的。自从自然科学取得辉煌成就以后，人们就以为可以用自然科学的方法来解决社会、道德、政治、价值领域中的所有争端；或者说，以为可以通过一种方法把所有这些领域里的问题都变成“科学”。伯林认为，这主要是个人想推卸责任，既希望自己不被评判，也不希望评判别人，于是诸如上帝、领袖、阶级、民族、国家等等概念就成了最好的避难所。在决定论、必然性、整体观中，没有了个人，当然也就没有了个人的责任。最可怕的是失却了某种个人的敏感性，让大家在本不该相同的感受方式上也千人一面。1984年，当我在春节晚会上听香港歌手张明敏唱《我的中国心》时，我就在想：我们这些人与海外游子对“中国”这两个字究竟意味着什么难道会有共同的感受吗？然后，就是阿·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的电视片，大家忽然觉得自己终于赶上了最后一次“浪潮”；下来就是《走向未来》丛书的出版发行，我的学友李平晔的《人的发现》被列为该丛书的第一本，“未来”的“人”重又带给人新的希望。连同以后的《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共同汇成八十年代所谓“文化热”的浪花。还有就是第23届奥运会的开幕，尽管还远没有今天这样大的声势，但也给人带来了一种期盼；阿城的小说《棋王》，苏联电影《莫斯科不相信眼泪》都是那一时期的热点话题，就国家大事而言，当然要数“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的发表，等等。与自己密切相关的，就是华中工学院哲学研究所经“清污”后的七零八落与风吹云散：所长与书记、外来调入的与原就是本校的、站在被“污染”的人一边的与“清除者”一边的，如此等等，都是原先设想“麻省理工学院”时始料不及的。黄克剑、郭世铭、王炯华、柳延延和我先后都提出要调走；宣良到人民大学读博士，世忠一家去了新疆……从83年到84年，我日记本中的事还真不少，有“二王”（王宗坊、王宗玮）到处流窜，持枪杀人，各地人心惶惶，神乎其神，全国通缉，前所未有；有1981年8月，台湾一名姓黄的少校驾一先进战机飞回大陆，于是举国欢庆，从福州机场到杨得志将军，为他接风不断，几乎每天都有他的消息；谁知后来就发生了一系列的“劫机事件”，不断有人外逃，终于在5月6日有5人劫持载有105名乘客的三叉戟飞往韩国，举国大哗；有了在合肥开“宗教——哲学研讨会”的经历，与张岱年、任继愈、汪子嵩等人对话；与余敦康老师一起在钱广华老师家吃饭，席间所论，皆为中国传统文化中有无宗教及宗教对一个民族的极端重要，有了返汉时在“东方红26号”客轮上尽饱长江风光的美好记忆；有了镇江会议，有了熊伟老先生在会议结束时激动万分的朗诵、沈少周先生慷慨激昂的总结与我们自以为得意的“真正的学术立场”的胜利，如此等等。1984：陈宣良、黄忠晶和我与熊伟先生在镇江参加第一届存在主义哲学讨论会于是，就想关进小屋成一统，觉得也许只有翻译外国人的东西才最有保留价值。那一年，开始为陈老师主编的《欧洲哲学史上的经验主义与理性主义》写自己承担的章节，开始翻译罗素的《对莱布尼茨哲学的批评性解释》中的有关部分，翻译康德的《自然科学的形而上学基础·导言》，还有R.J.Hollingdale为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英文版所写的“导言”。那是一种竭力想使自己沉静下来无望努力。之所以说是“无望努力”，就是因为“知”与“思”、理性与情感、逻辑与诗意、科学与宗教、理论建设与现实的断裂、意识形态的统和与信仰的缺失，外国人的问题与本土经验的差异等等依旧纠缠着自己，前者总想在对象化的认知中找到某种具有确定性的东西，后者则在怀疑、迷惘、困惑与自我表现中想显露出更多不确定的可能。所以，在湖北社科院筹办《青年论坛》以及我在这本刊物上所发表的《知的执着与思的迷惘》也就成为了一种特殊的记忆。与此同时，我们与北京的朋友联系，想共同为毛姆的小说《月亮与六便士》写书评，以此方式让哲学有另一种面孔、另一种情怀和另一种话语。“我还记得高墙还有高墙下那簇不知名的小花忘了吗，寂寞的沙漠连同沙漠里悠长的胡笳在生活中让我前行寻一处地方让思想扎根发芽”怀念远方的朋友，怀念我的老师、同学，怀念所有与我在这些日子里共同喜怒哀乐的友人。这一年岁末，我知道我的妻子就要调来武汉了，心中忽然充满感激。现在的人可能已经无法理解了，那时想把长期分居两地的夫妇调到一起，几乎就是一个不可想象的天方夜谭中的神话。对我个人来说，这也许是“清污”的一个副产品，一个想把我继续挽留在这所学校里的特殊的恩赐。延伸阅读【陈家琪

本文已收录在《三十年间有与无》，陈家琪著，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1983年，我36岁，本命年。一切的一切，都显得那么灰暗、沮丧，那是一种很潮湿、闷热而又无处可逃的感觉，就如武汉的夏天一样。从年初我就得病，胃痛，三番五次检查，就是查不出来什么毛病；医生说不排除癌症，我也已经做好了死亡的准备，只是在想还能做些什么，比如写一份长长的遗嘱，于是就打腹稿，斟酌用句，想表达清楚自己的真实想法，但又怕给自己的亲人带来什么麻烦。问题是：自己的真实想法到底是什么并不清楚。总觉得应该说出来，其实一旦让说，也不过就那么几句话，而且这些话其实也早就说过了，只不过无人注意，也不会有人认真领会而已——当然就是领会了也不过如此。如果再说，当然仍不过如此，于是又很无奈，以致绝望。自己变得更加多愁善感，总是默默流泪，对周围的一切充满同情，但这又是一种弱者的同情，只不过想以自己的“同情”来抵御他人的“痛苦”而已。这种“同情”其实很自私，说到底不过是一种自怜，或者说是对自己的同情。我说这些话，是因为这一年的下半年，全国性的“清除资产阶级精神污染”的运动就已经开展起来了；而我所在的华工，无疑在整个武汉地区、甚或全国范围里都属严重的；到底为了什么搞得如此严重？无非是因为黄克剑写了一些关于马克思的文章，讨论了异化、人道主义的问题，使用了据说是犯了原则性错误的一个说法：“林彪、四人帮搞的是假社会主义”（正确的说法应该说成是“林彪、四人帮反社会主义”）。是“假”，还是“反”，或者说，用了一个“假”字，难道就开脱了林彪、四人帮的罪行，就污蔑了社会主义？真是滑稽到了极点。而“发现”并指出了这一点，在发言中慷慨陈词，罗列出一、二、三、四点要害，并真正显得义愤填膺的老师们，自己都在“文革”中吃了不少的苦，受了很大的罪。我那时正在给在华工开办的哲学教师进修班授课，在哲学所内部也讲过几次个人近年的学习体会，还有每周到江汉区文化馆讲一次马哲（可得8元报酬），等等，自然也讲到了许多科学与哲学、情感与理智、宗教与信仰、历史与逻辑的关系问题，而且这种讲法本身也就自然而然地被归入“唯心主义”范畴；但由于我是非党员，所以暂时可以置身事外。单纯讲理论，并不知道要达到什么目的（为理论而理论）；或者，先有了某种现实的目的，然后再以理论的形式为自己的目的做出一番论证；那么我们现在到底是只讲理论，就学问而学问，还是先有了目的再做论证？这是必须反省的一个问题；而且，在为目的做论证时，必须意识到从某个前提出发，在达到合乎自己的目的的要求中，是有无数“沟壑”跨越不过去的，或者说是填充不满的。我们怎么可能一下子就从一个理论的“前提”逻辑地推出一个现实的“结果”呢？然而现实生活中的一切就这样“合逻辑”地展开了。你会发现，不管讲理论的人怎么想，当理论的“热度”聚集到一定程度时，就孕育着某种爆发，就如海涅所说过的：思想永远走在行动的前面，就如闪电永远走在雷鸣之前。同样，11届3中全会后，一切机制都原封未动，插头只是暂时拔离了插座；这与“帽子拿在手中”的道理一样，只要最高领导人想把插头插进插座，一切都会如前一样地运转起来。这种必然性，到底是体现在理论自身，还是现实生活本身就具有着这种“合逻辑”的必然性？这个问题，我百思不得其解，而且知道问题就出在我只做理论思考上；而事实上，它并非一个理论问题。10月13号的日记上第一次出现了“全党整风”的字样，我意识到一场新的思想围剿即将开始；10月底，省委宣传工作会议召开，“清污”一词连同“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口号已经有些铺天盖地。“Leaders

本文已收录在《三十年间有与无》，陈家琪著，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1982年，我和黄克剑来到了华中理工大学哲学研究所，所长是武汉大学哲学系的前系主任李其驹，书记是老华工的张平；我们来后，加上原先的柳延延、徐玲、王炯华、许苏民，接着数理逻辑学家康宏逵又从北大的第一届数理逻辑硕士研究生中调来了郭世铭、陈安捷，声势一下子就壮大了起来，大家也觉得似乎很可以干一些自己想干的事业了。然而事与愿违，很快，分裂的苗头就显露了出来。原因自然很多，比如具体到每个人的结婚、分房、调家属、提职称，甚至，也包括这样一件事：8月27日，黄克剑要从校门入口处走出去，竟被三个守门人扭送保卫处，说他“走错了门”。当天，他就写了调离报告。这样大一件事之所以显得如此严重，当然与整个国家的大背景以及华工这个学校的小背景密不可分。一方面，电视上播放了英国拍摄的电视连续剧《安娜·卡列尼娜》，于是引起一场关于“安娜与卡列宁谁才是好人”的辩论，背后的潜台词就是“我们应该歌颂谁？”在许多许多人的心目中，谁是电影、电视剧的主角，谁就一定得是一个合乎官方标准或主流意识形态的“好人”；甚至，能上了电视的人，也一定非得是“好人”不可；于是，如邓丽君的歌，如《第四十一个》以及国内一些引起关注的小说，就显然应该属于查禁之列；这样，在“暗中”，就已经开始了自上而下渐渐推进的“精神文明建设”与“扶正气、压邪风”的“准运动”。6月18日，听华中工学院院长的报告，说现在的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已经极其严重，要求各班主任通过认真抓学生干部获取真实情况，把华工建成“精神文明的坚强堡垒”。于是有两个人成为“坏的典型”，一个是在暗室偷着冲洗裸体照片，另一个则强奸幼女。大家都觉得应该积极行动起来，似乎离开这种方式，各级领导，特别是从事思想政治工作的人就不知道该做些什么，更不知道该怎么做；因为只有“运动”或“准运动”才能为诸如“查禁”这样的行为提供“合法性依据”。仅就“礼崩乐坏，天下无道”这一现象而言，大家都感受到了，尽管一切还只是苗头，但归咎于外在的影响，污染、思想政治工作的松懈，还是从内在的机制，甚至从人性上寻找原因（“异化”就是一个有用的概念），则尖锐对立。在此情况下的另一方面，就是“偏要这样，非拉你们下水，就是要让你们露出原形——你们如果真是好人，能被拉下水，能怕露出原形吗？”的声音也几乎成为了一种旷野中的呐喊，带给人一种很强烈的报复中的快感。我这里指的是遇罗锦的另一部小说《春天的童话》。里面就有这样一些话：“何况我心中还有一个小小的隐秘——我这种出身的人能与老革命结合本身就是对血统论的挑战……那亲吻是多么奇特，竟在我脸上留下了一个个淡红的牙痕！我怀着强烈的好奇心，想使自己觉得幸福，可是，读者，我实在应当向你们坦白，在他的亲吻中，我觉得，似乎很有些无可奈何的复仇成分！”到底什么人才算“坏人”？也许，在许多人身上，酗酒、情感上朝三暮四，就如咬指甲一样，都只能算是一些坏习惯，只有残忍、整人、栽赃、陷害、不惜一切向上爬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坏”，这是另一本小说中的所表达出来的大意。道德问题成为了辩论的焦点。就如英国人在海上打败了阿根廷人、以色列人在陆地上攻占了贝鲁特一样，我们心目中的“坏人”也正在“道德战线”上取得节节胜利。但这种胜利仅仅是以通过行动的瓦解让社会更加腐败以及由此而招致的观念上的更加混乱为代价的。在社会的巨大变革中，我们始终找不到如何在道德或更为广义的价值观念上进行“转变”的途径与取向，尽管“转变观念”早就成为了一个最响亮的口号。文化，作为一个潜伏着的主题，其实正等待着人们的召唤。那一年，我全力研读的是存在主义的著作与早年马克思的《手稿》；萨特、加缪、波伏娃成为大家追逐的对象，“存在的勇气”、“自由的宿命”以及“人学”、“异化”都无形中成为了日常用语，而这一切，又与约翰·密尔的《论自由》有了某种呼应。从黑格尔退回到康德，从“百科全书派”退回到卢梭，再向现象学进军，有了胡塞尔与海德格尔的分手与著名的德法之争；在英国，则把注意力更多转向洛克的《政府论》与“苏格兰学派”，直至以赛亚·伯林的“自由四论”，这大约就是我个人的一个大致上的学术经历。而与这种学术经历相伴随的，自然是内心的惊恐与不安。在5月17日的日记中，我引用了《存在主义哲学》一书中的一段话：“让我们抵抗着死去，如果留给我们的是虚无，那我们也不要使之成为正义。”我的体会是：上帝已死，不是说我们什么都能干了，而是说我们再也无法为自己的行为找到任何托辞了。文化大革命中的我们，由于无精神自由可言，所以也就无道德责任可言；我们不为我们所做的一切负责，因为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响应号召，听毛主席的话，那时的我们，不响应号召和不听话才是有罪；现在，当我们意识到我们其实是自由的时，我们想为自己负责了，但，这可能吗？这允许吗？这是现实的吗？邓丽君的歌是需要偷着听的，萨特的书并不需要偷着看，但，显然，事情正朝着逼迫你不得不偷着看书的方向发展。当然，最好的办法还是禁书或焚书。这就是1982年留给我的总体印象。1982：与英国艺术鉴赏家Gail

本文已收录在《三十年间有与无》，陈家琪著，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没有谁能想到，1981年的几场体育比赛能带给人如此大的激情。元月5号晚，又是几乎所有的人都围着那一台电视机观看一场足球比赛。在此之前，老实说，我对世界杯、足球赛基本上没有什么概念，也不知道中国男足的水平在世界上到底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层次上；但由于这场比赛的双方是中国与朝鲜，而且我真的希望中国能赢，所以也就挤在人群中跟大家一起看，一起喊，一起欢呼，因为比赛的结果是4︰2，中国队胜。看到港澳的同胞们立即打出“进军西班牙！”的标语，我才意识到这场比赛的重要。这是1981年年初的事，到接近年底，10月18日，男足再以3︰0胜科威特；11月12日，更是以4︰2胜沙特，给人一种中国男子足球队战无不胜的感觉。但最让人振奋的还是中国男女双方的排球队。3月20号晚，国际卫星转播的世界杯排球赛亚洲赛区的最为关键的一场比赛是中国对南朝鲜。还是那台电视机，还是那么多人，但呐喊声、欢呼声震耳欲聋，因为中国队反败为胜，在先输两局的不利情况下最后以3︰2战胜南朝鲜。比赛进行了一半，不知为什么不播放了；大家咒骂着只好去听收音机，到零点左右才知道了消息，而且在各自的想象中完成了对整个比赛的设想。大家开始狂喊，敲打着脸盆，相互击打手掌，一个个在楼上楼下窜来窜去，几乎闹了一夜。一系列体育比赛的成就一旦汇集起来，便在人群中点燃了某种不可抑制的激情：童非一个人在巴黎的体操大奖赛中拿到三枚金牌、两枚银牌，一枚铜牌；中国冰球队（以前根本不知道我们还有冰球队）进军B组成功；射击选手迟宁文平男子小口径步枪世界纪录……第二天看报纸，才知道北大更厉害：他们不但有手鼓、响铃，还点燃了篝火，进行了声势浩大的火炬游行，打出的标语中就有“团结起来，振兴中华！”，这也是新华社记者毕靖、徐光耀所写的一篇“特写”的标题。文章说，最先是三十八号楼三层吹响了《义勇军进行曲》的嘹亮铜号，接着，就是全校的人如潮涌，歌声、欢呼声不绝于耳。11月8日，中苏男子排球赛，中国队以3︰0轻取苏联，最后一局是15︰0，可谓大快人心事。11月15日，中国女排与美国女排之间有了一场提前举行的世界杯冠军赛，结果中国队以3︰2获胜。赛场上，女排姑娘抱在一起，哭成一团，我们也跟着流泪；那几天，大家嘴里全是郎平、张蓉芳、周晓兰的名字；到16号，当中国女排战胜日本队成为世界冠军时，大家都为周晓兰未获得应有的荣誉而愤愤不平。体育比赛在我们心目中从来就不只是单纯的体育比赛。我们这个民族暮气沉沉的时间太久了，我真希望人们借机发泄一下；无论以什么借口。1981年体育比赛的一系列胜利，在我们心中激起的反应是压抑中的情感爆发，是发泄中的心理快感，是表现中的自我满足。也正是在那些日子里，报纸上正猛烈批判着白桦的《苦恋》，所用语言与文革时一模一样，5月，风传各地都开始封刊，仅湖北就有《飞碟》、《钟声》等，反正我们都没有听说过，但说是要相互检举、搜查、交代、处理；6月底，十一届六中全会召开，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统一口径，宣布此事到此为止。这里有一个小插曲：11月30日在电影场看电影时，播音员预告12月电影，当念到有《午恋》时（有这部电影吗？），大家都站起来欢呼，原来是错听成了《苦恋》。播音员不得不再三更正，说是“中午”的“午”，而不是“苦难”的“苦”。那晚上的电影是日本的《风雪黄昏》，当死前的山口百惠惨淡一笑，让三浦友和“就像抱妻子那样”抱抱她时，我真的被感动了，对几个朋友说，也让我们就如是真要上映《苦恋》那样纪念这个日子吧。5月9日，文革时因写《中国向何处去》而坐牢十年的杨小凯（原名杨曦光）来武汉，我们几个人陪他到东湖，听他谈中国经济改革的途径与前途；晓芒、宣良和我徒步绕东湖一圈，想为第三次世界大战为什么不可能爆发提供充足理由。从这一年开始，志扬、萌萌、肖帆、忠晶、尚阳、道坚、晓芒、亚林、克剑、中天，我们几个人的来往就已经越来越密切了，很偶然，刚好在9月25日鲁迅百岁诞辰那天聚集东湖，留下了一张很有纪念意义的照片；而萌萌的父亲、老诗人曾卓的几首小诗也无形中使人的精神之间有了交流与沟通。两代人，解放初的“胡风分子”与文革时的“5、16分子”之间竟都在“莫须有”中梦想着“团结起来，振兴中华”的一天。这一年最应该记下的就是我们几个人的毕业论文答辩。先是4月16日，中文系唐异明的提前答辩就已经给我们做出了榜样，他讨论的是魏晋文学的演变；10月6日，我们5个人依次登场，我的问题集中在斯宾诺莎因言获罪与“言论自由”的范围；最有意思的是宣良：有老师问：难道莱布尼茨与洛克的争论也能称为“两条路线的斗争吗？”宣良答：“那我们就把它改为两条线路的斗争”。众皆大笑，哪怕这并不是一个好笑的问题。毕业了。我和黄克剑去华中理工大学哲学研究所，那里有一个诱人的口号：要把华工办成麻省理工那样的综合性大学。告别。我用红笔记下了两首诗，分别是徐敬亚的《活着，并且发光》与顾城的《赠别》：“一幕很长很长的戏剧终于结束了！……主角们已经纷纷离去我们，用迷离的目光注视着他们的背影——互相搀扶着爬起来用两条腿支撑起一个简单的字！”“今天我和你要跨过着古老的门槛不要祝福不要再见那些都像表演最好是沉默隐藏总不算欺骗把回想留给未来吧就象把梦留给夜泪留给海风留给帆”延伸阅读【陈家琪

本文已收录在《三十年间有与无》，陈家琪著，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无论如何，上世纪八十年代都是会载入历史的，但不是因其辉煌的成就，而是因其捉摸不定的诡异与充满变数的可能。海德格尔说：可能性高于现实性。只是在这一意义上，上世纪八十年代将会是一个值得不断回望的十年。（一）、七十年代的最后一年，许多不知来自何处的力量就已经启动了，而且不知在向哪个方向汇集；那一年8月27日的《参考消息》上刊登出了一个美国人的这样一句话：“他们在设法把一个有洞的气球吹起来”。——从省上到中央，开了一系列的“理论务虚会”，意在激发人们的理论热情，但讨论的主题却变成了“歌德”与“缺德”之别，党性与科学性的统一；——给张闻天开了追悼会，说遵义会议后党的最高领导人就是他；——以中央文件的形式给安东尼奥尼平反，说他拍摄的《中国》并不反动；——西单的“民主墙”被查禁，魏京生判刑；有了《生死恋》、《简·爱》、《女英烈传》这样的好电影；接着在八十年代就看到了《蝴蝶梦》、《砂器》、《塔曼果》、《冰海沉船》；国产影片中的《茶馆》、《归心似箭》也好看了起来，《生活的颤音》中郑长河与徐珊珊接吻的镜头竟引起全场的骚动；而小说《调动》、《飞天》、《假如我是真的》、《大海作证》、《波动》等则引起了全社会的骚动。（二）、继张志新后，7月的大暑天，《光明日报》发表了《一颗划破寒冬的陨星》，这里说的是遇罗克；接着，《当代》第三期上就发表了遇罗锦的《一个冬天的童话》。依旧是带血的头颅，依旧是天平的倾斜。在这一年的第十期《诗刊》上，顾城、舒婷、高伐林、王小妮等集体亮相，而舒婷的诗句“可是，七十二个人被淹灭的呼吁

在武汉与西安之间，来来回回，在那些年里我一共跑了几十趟，明显感到一入河南，上车的人就如难民一样，拖家带口，席地而坐，而车上的任何服务也便宣告终止。

按：我们该如何记录过去？如何理解和解释历史？每个个体对其所经历的回忆、感受和思考都是对过去的一种显现。经陈家琪教授授权，本公共号将陆续推送“三十年间有与无”。本文已收录在《三十年间有与无》，陈家琪著，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不知不觉中，现在计算日子，已经以十年为一个单位了：40年前的1968，留在记忆中的是大规模的武斗和下乡插队落户，是在农村的炕头夜读《哥达纲领批判》；30年前的1978，命运在不知不觉中发生了转折。那一年的10月6日，我走进了武汉大学的校门，成了一名外国哲学史的研究生，那也是文化大革命后的第一届研究生；而此前两年的这一天，“四人帮”被捕，当时没有谁能想到个人的命运会与国家的命运如此紧密地交织在一起；留在记忆中的，就是每日每夜、无穷无尽的电影和关于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辩论：“难道我们的生活中真的就没有了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了吗？阶级斗争是一个说消失就消失了的社会现象吗？”“工业不学大庆，农业不学大寨，你说工业和农业该怎么搞？”没人知道该怎么回答。那年的我已入“而立之年”，自以为该知道的都知道了，能经历的也都经历过了；精神上虽说还寻找着什么，但不知在寻找什么。哲学上有一句很著名、很简洁、几乎用不着进一步论证的名言：“你知道，你必定知道你知道”。我知道，我当然知道我知道，这句话看起来很简单，似乎说的是人自然而然地就有了自我意识，就知道了“自我”的“存在”和“所思”。且不谈这些可怕的概念早就让人望而却步，就是其中所包含着的反思、自我意识等一系列复杂的哲学思辨也不会给人多少兴趣。但列奥·斯特劳斯却从中引出了一个同样著名的反命题：当你心中没有问题，或者不知道什么才是你的问题时，你就不知道你不知道。回过头来想，“而立之年”的我们之所以自以为“该知道的都知道了”，就是因为那时的我们还没有真正属于自己的问题，所以不知道自己其实并不知道。不知道什么？不知道。但我却有些怀念“不知道自己不知道”时的严肃、期待与寻找。那是一种“不知道自己不知道”的懵懂和“不知道要寻找什么”中的寻找。我把它理解为一种精神性的本能。下面就是这种“本能”留在我1978年日记中的一些印痕。首先要提及的就是那年2月17日的《光明日报》上刊登了徐迟的一篇长文：《哥德巴赫猜想》。这篇文章简直如晴天霹雳一样把人惊呆了：文章竟然可以这样写！世上竟有陈景润这样的人，竟有这样一些稀奇古怪的问题需要解答！一切都匪夷所思！最让人震惊的还是那种文体，那种介乎中文与译文、小说与人物传记、理论思考与报告文学之间的自由洒脱与豪迈大气。我当时拟出了十个可供讨论的问题，感觉到那种唤醒某种情感，让人在联想中进一步思索的力量才是最伟大的力量。几乎自那以后，我就一直在想：哲学，或者说哲学家的传记，能不能也这样写？后来看苏联哲学家阿尔森.古留加所著的《康德传》和《黑格尔小传》就有了类似的感觉，特别是前者，真正精彩；当然，这也和贾泽林他们几个人的译笔有关，后来见到贾先生，我还多次提及此事，而且从不少新入学的研究生口中，也知道了这两本书的影响之大、范围之广。至于因此而造成的“误读”，就该是另一个问题了。那年5月4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特约评论员”的文章：《科学和民主》，让人精神为之一震；这样的文章，打出如此鲜明的“德先生与赛先生”的旗号，以后每到“五四”，就似乎再也没有过了。5月8日的《参考消息》上刊登出了一篇雷震致蒋经国的长信，有一万多字，详尽论述了解除党禁、开放言论、维护法制的必要。我把它保留下来，觉得很有价值（价值在哪里，自然是不知道）。6月12日郭沫若逝世，终年八十六岁。追悼会很隆重，叶剑英主持，邓小平致悼词。这位应该与鲁迅先生、胡适先生差不多算是同时代的人竟多活了这么多年，这到底是福还是祸？郭老的临终遗嘱是让把他的骨灰撒在大寨的土地上。那可是神奇得不得了的地方，基本上代表着全中国整个的农村。他终于想回归大地了。鲁迅、胡适、郭沫若，三个人以各自不同的方式介入政治，同时也以各自不一的方式对待西方文化和传统文化，其间可说的话似乎很多很多。这一年的第七期《大众电影》上有白杨的一篇文章，提到1957年郭沫若曾送给白杨一幅“荷花”，上面亲笔题写了“出污泥而不染，亭亭玉立，香色雍容，为人民带来祝福，愿世界早进大同”几个字，让人忽然在普遍的阴暗中感受到某种美好的东西。那应该是一种很浪漫的情怀。郭沫若就应该是让这种情怀滋养大的。相比较而言，胡适要冷静许多，但最冷静的，恐怕还是鲁迅。但谁又能预计出个人的浪漫情怀在某种语境下到底会有多少种表现形式呢？6月14日的《参考消息》上转载了香港《争鸣》杂志的一篇文章：《话说浪费人才》，看了让人欲哭无泪，尽管从未想过什么人才是“人才”的问题。那时候的人才，都指的是“有特殊才能的人”，当然首先是自然科学家。这一点很奇怪，不知怎么形成的。但我相信，恐怕没有谁会给出一个有关“人才”的定义。当年的《天安门诗抄》也已作为手抄本流传到我手中，印象最深的是一首类似于“打油诗”式的《向总理请示》：“黄浦江上有座桥，江桥腐朽已动摇。江桥摇，眼看要跨掉。请指示，是拆还是烧？”蚍蜉撼大树，边摇边狂叫：“我的力量大，知道不知道？”大树说：“我知道，我知道，一张报，两个校，几个小丑嗷嗷叫”最值得记下的，就是在1月10日的日记中，我不知道根据从哪里看到的材料，把有关社会主义的复杂理论概括成6个问题：(1)1968年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的原因到底是什么？(2)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为什么可以说表现为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的矛盾？(3)为什么说“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矛盾既不是一个经济形式、也不是一个法律形式的问题，而是一个基本的社会关系即阶级关系的问题？(4)出现国家资产阶级的根本标志就是群众的非政治化，苏联社会的保守性是否与整个社会的“非政治化”有关？(5)苏联社会的演变过程，“阶层”与“阶级”这两个概念的区分与联系；(6)关于社会的历史决定论与意志决定论的关系问题。这篇日记密密麻麻写了十二页，不知何处，但从文章中可以看出是引自一个叫保罗.斯威齐（美国经济学家，《每月评论》主编）和夏尔.贝特兰（法国经济学家，法中友协执行主席）的有关言论。这篇日记的危险，就在于它预示着某种想知道“自己不知道”的苗头与可能。1978年的最后一天，12月31日，在武汉大学露天电影场看的是《激战前夜》。这是一部什么电影？什么内容？国产的还是外国的？全不记得了，留在日记中的，就是这部电影的名字。那一年，在我的记忆中，就以“哥德巴赫猜想”开始，以“激战前夜”结束。“猜想”什么？“激战”什么？不知道，而且自己不知道自己不知道。30年过去了，也许最大的不同，就是自己知道了自己不知道。那也就是说，自己有了真正属于自己的问题。这个问题是什么呢？能说自己知道了吗？编辑：九天文章来自作者，微信公共平台所推送的文章并不代表本平台立场，仅作人文交流，图片来源于网络。如涉及版权问题，请与我们联系。天圆地方，安于斯本，“安斯本学院”是一个致力于人文终身学习事业的平台，关注人文与科技、企业家精神的融合。我们将不定期有线上人文直播，线下人文论坛等各种活动。加小编微信jiutian95可申请加入“安斯本学院”微信交流群。

尼采无疑应该算是一位“极富创造力”的哲学家。对我们来说，也应该看看他是否有哪些“新范畴”能够以及如何有利于我们把握“当代是什么”这一问题，并“看看它们自身能否发生变化”。

将事件揉进思想——我读托克维尔的《回忆录：1848年革命》陈家琪

但反过来看，“在宴会中集会的权利，又是我们最不容置疑、最必不可少的权利之一；如果否认这种权利，那就是践踏自由，就是蹂躏宪章”；所以当国王禁止再举行这样的宴会时，革命就爆发了。

本文刊登于《社会科学论坛》2009年第3期“反革命”有两层意思：一是反对革命，压制革命，用英文表示就是“anti-revolution”；再就是“反方向的革命”，即所谓的“counter-revolution”。“反方向的革命”也是革命，或理解为革命精神的体现。于是就涉及到“革命”的方向性，以及这一方向性的正确是否与历史的方向性有关；那么，历史真有方向性吗？此处暂先按下不表，只说革命精神。所谓“革命精神”，也就是自由精神，“须知，自由本源上显然是革命性的”。现在能为革命提供的所有理由，也就只剩下了“以自由对付暴政”。除此之外的任何理由，从现代人的眼光看来都有问题，比如“解放全人类”，比如“推翻他国暴政，解放他国人民”，等等。阿伦特说，在强国如林的地球上，原先为人们所信从的这种“解放”的正当性由于战争所造成的大灭绝而受到了人们的普遍质疑（《论革命·导言》）；而美国在伊拉克发动的“解放战争”也正在被广泛质疑之中。如果连萨达姆统治下的伊拉克都不能去“解放”，那么普遍意义下的“解放全人类”当然就更谈不上了。发生在前南斯拉夫以及东欧诸国的各种形式或各种“颜色”的“革命”，只能或理解为本国人民的“以自由对付暴政”，或理解为以民族独立形式所表现出来的对“自由”的追求；尽管就连这一点也并非为所有的人都认可。于是对这些质疑者来说，“革命”这一无比神圣的概念也就可能因此而丧失掉了自己最后的、也就是最古老的理由。就中国历史上发生的战争而言，尽管没有讲“以自由对付暴政”，但离开了“万乘之国行仁政，民之悦之，犹解倒悬也”（《孟子·公孙丑上》），则无法回答“汤放桀，武王伐纣”的“革命性”之所在。所以“对付暴政”，也是我们的先哲们以“汤武革命”来解释改朝换代的最后的、也是最古老的理由。如果连这一条理由也受到怀疑的话，那也就是说，无论是“革命”还是“反方向的革命”就都同时失去了自己的正当性理由，这等于说那种本源性的自由精神受到了质疑；剩下的，或者说唯一正确的就是这一意义上的“反革命”——反对或压制革命。所谓“告别革命”一说，大约也就是在这一意义上获得了某些人的认可的。但这里面还有许多问题需要细细辨析：首先，反对或压制革命，就是说要让社会维持在原先预定的秩序之中；这原先预定的秩序，比如，阿伦特就说，“‘革命’第一次不是用于一场我们称之为革命的运动，即没用在爆发于英国克伦威尔兴建第一个革命独裁制之时，相反是用在1660年推翻残余国会之后恢复君主制之际。这个词原封不动地用于1688年，斯图亚特王室被驱逐，君权旁落于威廉和玛丽的时候”，即我们所说的“光荣革命”。至少在英国或英语世界中，“革命”就指的是“光荣革命”。这样看来，“革命”一词的原义恰恰是“复辟”（《论革命》，第32页，译林出版社2007年版，以下引述此书，只注页码）；“复辟”，就是对革命的反对与压制，就是要维护或恢复原有的社会秩序。真正在超出了语义学上的吊诡而让人啧啧称奇的是：那些压制或反对革命，也就是进行复辟的人，恰恰也就是那些发动和完成了革命的人；策划了英国“光荣革命”的那些人是这样，领导了美国革命的人更是这样，“在此，也可以用托克维尔的话来说：‘人们终将相信，即将到来的革命，目的不是推翻旧政权，而是旧政权的复辟。’……于是，‘革命’一词获得了新的意义。正在此时，托马斯·潘恩却依然恪守旧时代的精神，郑重其事地提议，将美国和法国大革命称为‘反革命’。这一提议竟然出自一个当时最‘革命’的人之口，这就一语道破了循环往复的复辟观念是如何地切中革命者的心思。潘恩只不过是想恢复‘革命’一词的旧意，表达他坚信大势所趋，将使人返回‘早期’，那时人们还拥有现已被暴君和征服者剥夺的权利和自由。他的‘早期’绝非十七世纪所理解的、是假设的史前自然状态，而是一个确凿无疑的历史时期，尽管尚未加以界定。”（第33--34页）这一历史时期，指的就是“制宪会议的召开就恰如其分地成为革命的标志”。革命的目的或标志就是立宪（第108页）；或者说，革命的目的不在推翻，而在建立；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们才能说“制宪会议的召开就恰如其分地成为革命的标志”。“制宪会议”是干什么用的呢？就是用宪法实行“管制”：如果革命的目标是追求“自由”（自由本源上就具有革命性，暴政就应该相应地被理解为剥夺了公民进入公共领域的自由）而不是“繁荣”（全体人民的真实福利和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的话，那么当制宪会议召开了以后，就“轮到管制成为政府的主要手段了”。这是约翰·亚当斯在当时所说的话。阿伦特就此评论说：“在自由和繁荣之间做出选择，正如我们今天所见，无论是在美国立国者还是在法国革命者的心目中，都绝不是一个非此即彼的问题，但是并不能因此就认为问题不存在了。”问题在于：有些人貌似热爱自由，其实是痛恨他们的主人；而另有一些人，身在自由之中却寻求自由之外的东西（比如繁荣），这些人“只配受奴役”。托克维尔说，这些人与那些知道个中道理的人之间“不但一直泾渭分明，而且总处于对抗之中。”（第120页）当我写到这里时，刚刚发生了美国总统布什在伊拉克被人投掷皮鞋的事，于是就有人评论说：看来仅仅给伊拉克人民带来自由还远远不够。是的，伊拉克人民还应该过上幸福安宁的生活；尽管这二者并不非此即彼，但，如果渴望二者能同时得到，或者说宁肯不要自由也要幸福、安宁、繁荣，那我们就有十足的理由怀疑这种幸福、安宁、繁荣的真实性。阿伦特说，当一个人喊出“我们要的是面包！”时，就很容易成为所有人的呼声，因为所有的人都需要面包；于是这种“要面包”的呼声就孕育着一种情绪、情感和态度。“这个目标的单一性似乎满足了同情的前提条件，而它的无限性同时又与纯粹情感的无限性遥相呼应，对多数人的怜悯就容易与对一个人的同情相混淆。罗伯斯庇尔曾经将民族比作大海，其实正是无边苦海与从中产生的海一般的深情，同心协力地淹没了以自由立国的目标。”（第80页）阿伦特在这本书中最为精彩的论述就涉及到对美国革命与法国革命的比较，它告诉我们美国革命的成功就在于它革命的目标并不明确，或者说，在于它至少在一开始，就完全忽视了穷人（连同严重的种族问题）的存在。这也就是说，从一开始，美国革命的领导者就没有想用革命来解决“繁荣”问题，解决“全体人民的真实福利和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问题。阿伦特的原话是这样说的：“美国场景中没有苦难和匮乏，而不是没有贫困。因为‘贫富之间、勤劳者和懒惰者之间、有教养者和无知者之间的对立’在美国场景中仍随处可见，令立国者们忧心忡忡。不管国家多么繁荣，他们都深信这些差别是永恒的，‘始于创世而遍于全球’。然而在美国，辛勤劳动者贫穷但不悲惨。……因此，他们不为匮乏所动，革命也不会被他们淹没。他们提出的是政治问题而非社会问题，关乎政府形式而非社会秩序。”（第56页）所以，美国革命才在制定出《联邦宪法》之后立即通过了《权利法案》，因为“联邦宪法‘对于自由的意义’尚未形成‘语法对于语言那样的意义’。”（同上）我们应该记住：1787年5月25日当制宪会议在费城召开时，就立即有了“反联邦主义者”，代表人物就是坚定的革命者帕特里克·亨利，他认为这样一个“坚实的政府”是“极其有害的”，因为它有可能危及个人选择的最大自由。当时的辩论非常类似于两百年后发生在罗尔斯和诺齐克之间的辩论。故而，当《联邦宪法》通过后仅两年，就有了《宪法修正案》的前十条“补充规定”，俗称《权利法案》；《权利法案》所延续的正是1776年7月4日通过的《独立宣言》中所体现出来的“革命精神”。“革命”与“自由”所体现出的是同一种精神。革命的目的就是立宪，立宪的目的就是维护人的自由。在这里，阿伦特说了这样两段话：“革命精神，是一种创新精神，是开创新事物的精神，当革命精神无法找到与之相适应的制度时，这一切都失落殆尽了。”（第262页），“没有什么比叛乱与解放更徒劳无益了，除非随后能有一部体现新争取来的自由的宪法。因为‘缺少宪法，道德、财富和军队的纪律都一文不值，即便这些全部加在一起也是如此’。”（第125页）这段话，让我立即想起了黑格尔关于法国大革命所说过的一段话：“它的灾难就在于这个事实：它没能发现一个与现在所依据的原则相适应的宪政原则。”（《启蒙运动与现代性·前言》，第2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由此，阿伦特结合着法国革命与美国革命的不同特征，首先区分开了两种革命：社会革命与政治革命，说明社会革命的起因是基于同情，因为社会的苦难景象引起了人们的怜悯，“从那以后，同情的激情到处蔓延，使一切革命中的仁人志士蠢蠢欲动。同情对行动者的动机不起作用的革命只有一次，那就是美国革命。”（第58页）所以在人类历史上，只有美国革命对社会的苦难景象无动于衷。为什么会这样？难道是因为他们的熟视无睹或铁石心肠吗？阿伦特说，都不是，是因为当时的奴隶制；正是奴隶制，使当时的革命者完全忽视了“奴隶们的存在”。这显然也是一种恶（至少是在上帝面前的恶），但却因此而掩盖了社会问题，并使“驱使着革命者的最强大，也许是最具破坏力的激情，即同情的激情，随之也就不存在了。”（第59页）对于法国革命来说，“他们永远被‘社会问题’的巨大的紧迫性，即被贫苦大众的幽灵所纠缠，而每一次革命都一定会将这个幽灵解放出来，于是他们一成不变地，也许是不可避免地抓住了一根稻草，那就是法国大革命最暴力的事件，希望能借暴力征服贫困。诚然，这是一种绝望的祈求。因为，他们若是承认，从法国大革命中吸取的最大教训：la

本文已刊登于《读书》2019年第6期李长伟不算我的学生。他在南京师大读教育学博士时，最多听过我的学术报告。但我一直视他为我的学生，当然，我更视他为我的一位朋友。这是一种学生加朋友的关系。所谓学生，是因为我年长他许多，他的专业是教育学，并不是外国哲学，所以有关外国哲学方面的问题，总是要不断问我，从对某位哲学家的评价，到一些具体概念、段落、表达方式的疑问，有时会一天问好几次；当然，我也总是照例按我的理解给予解答，不知道的就直说不知道。所谓朋友，是因为在这样一来二往的提问与应答中，总交织着个人间的情感往来。我真的觉得对一位如此执着地探讨哲学问题的年轻人（其实也不年轻了）来说，仅仅回答问题是远远不够的，至少还应该有几分理解式的崇敬，知道这是一位值得交往的人。然后就看到了他的这本书，专论康德的教育学思想，其所体现出的哲学素养、特别是对康德哲学的理解，真的让我惊诧不已。研究康德的人和出版的书已经到了不计其数的地步，但据我所知，就国内的情况而言，研究康德教育学思想的人并不多，甚至可以说少到不为人所知的地步。我问了我的几位博士生，他们都不知道康德有这方面的著作。我当然也不知道。查阅康德一生的学术经历，比如看曼佛雷德·库恩所著的《康德传》（北京世纪文景文化出版公司2008年版），我们知道康德曾拒绝过埃尔兰根和耶拿大学的聘书，就专门待在哥尼斯堡等着逻辑与形而上学正教授的位置，而在此之前，他已经拒绝了诗学和数学的教授职位（这是两个多么风马牛不相及而实际上又很近似的领域！）。1770年3月31日，康德终于被任命为哥尼斯堡大学的逻辑与形而上学教授，他的就职论文是《论感性世界与理智世界的形式与原则》，目的是重建“不掺杂任何感性事物的真正形而上学”。请注意，真正形而上学的问题，或者说，区分感性世界与理智世界的形式与原则问题，也就是柏拉图式的区分事物的本体与现象的问题，这对于如何哲学地思考教育学来说，实在是一种至为重要的思维训练。然后，1776年、1777年他发表了关于“德绍的泛爱教育”的评论，1803年出版《论教育》。1776年的下学期，康德担任哲学系主任。在哥尼斯堡大学，哲学系的主任是由正教授轮流担任的，而且，正教授还必须轮流教授“实用教育学”（我个人觉得这是一项很好的规定，不懂教育学，没有自己的教育理念，如何在大学任教？）。于是，康德就开始讲授他的“实用教育学”，采用的是当时并不太为人所接受的巴泽多（Basedow）的《方法手册》。巴泽多强调的是教育的实用性，或者理解为教育常识学。他1774年在德绍创办了一所很前卫的学校，叫“泛爱学校”，想把学生们教育成“博爱主义者”，而且重视体育，不断安排学生外出踏青，主张在游戏中提高兴趣，反对死记硬背，给学生更多的休息时间，注意全面发展，使学生成为“有用”的人等等。所有这一切对我们今天的幼儿园、中小学来说，都是极好的样板。但对康德的教育理念而言，却并不完全吻合；这种不吻合不是方法上的（他在方法上完全支持“泛爱教育”），而是理念上，因为他对“有用”有着另外一套更不为人所接受的形而上学的理解。所以，1780年，当又轮到他讲授《实用教育学》时，他就改用了他的同事腓特烈·博克的教材：《教育艺术教程：适用于基督教家庭与有志成为青年教师者》。从这本教材的题目就可以看出，它似乎更接近于康德的教育理念。但在他的课堂上，他依然高度赞美巴泽多的教育方法，而且通过自己的文章和劝告，让更多的人送自己的孩子去“泛爱学校”读书。康德经常对选他课的学生说，哲学是不可以教的，他所讲授的也不是哲学，而是如何进行哲学思考。如何进行哲学思考，看似一个方法论问题，而所讲的方法其实又很简单，无非就是“怀疑”二字。与“怀疑”连接在一起的，就是“探究”。所以康德并不是一个怀疑主义者，而是一个不断寻求比较稳固的学科基础的人。对哲学这门课程来说是这样，对别的更具有经验性学科的探究来说也是这样。比如康德最喜欢、也最为同学们欢迎的课程是自然地理。他就说，自然地理课当然要传播最广义的地理学知识，但更重要的是要让学生们通过地理学知识了解自己在世界中的位置，于是思考生命的价值。至于人类学，当然就是一个要回答“人是什么”的问题，也就更与人的生死、爱恨、情仇以及不同成长阶段的价值需求相关了。在康德的早期生活经验中，有过毁灭性的里斯本大地震，有过俄军的入侵与占领，在他40岁生日（1764年）的前几天，有他最好的朋友丰克的猝逝，围绕着丰克的安葬问题，又发生了他与哈曼，与当地的库尔兰人和政府的种种冲突。还有在1764年的11月11日，哥尼斯堡发生了大火，整整燃烧了一个星期，几百栋房屋和教堂被毁，更让人感到生命的脆弱与无奈。这一切也让康德感受到，一个人的品格是在40岁完成的。40岁之前，几乎没有谁对生命的价值有正确的判断。40岁以前，要拼命读书，把思想的素材准备齐全；一个人到了40岁，记忆力就开始退化，几乎无法学习新事物，只能扩充知识，并通过对既有知识的反思，使得学习不再出于激情，而是发自兴趣，目标是使自己成为一个理性存在着。于是这里就涉及到康德所理解的教育的理念，那就是要不断引导人的自我认识，使人意识到“在我们里头有某种东西，只要我们发现了它，从此就不会停止对它的好奇。它把人要提升到尊严的概念高度，而在我们把人当作经验对象时，就不会想到这一切的。”（《康德传》，第186页）这也就是他要把感性世界与理智世界的形式与原则区分开来的根本原因；这一区分，也就意味着对作为经验的人与在人的意识中发现了尊严这种东西的人的区分。李长伟在他的这本书中，通过对“实践”这一概念的理解，让康德偏离了亚里士多德路线而更趋向于柏拉图的理念；而“理念”(Ideal)，是某种独立于感官之外存在，代表着完美的极致，是衡量一切知识的共同的尺度与原理，所以柏拉图又称之为“理型”（Idee），对于人来说，受教育就意味着要成为人，意味着人的”本体的完善”。这种完善，就是说，对人这种世界上唯一需要受教育的被造物而言，成了一种具有自律性的道德存在者；也正是人的这种自律性，用亚历山大·薄伯（Alexander

本文刊登于《浙江学刊》2004年第2期2002年第9期《书屋》上有邓晓芒的一篇文章：《涌动的视野》，是专门批评我的《沉默的视野》的，说是要在“学理的层面”与我做更深入一步的探讨；但他又知道我“一般说来不太愿意对这一层面的问题抱过于严重的态度，这也许是两人性格上的不同使然。”从中可以看出晓芒的为难：看完这本书，明明感到一切“都不对头，一切都颠倒了”，但又感到无从谈起。如果只是“性格上”的不同，则无多少话可说，而且也谈不上“分歧”；如果在“学理上”来一番清理，则又是对方所不大感兴趣的。一个人对这些问题有兴趣，一个人对同样的问题没有多大兴趣，这也不好说成是“分歧”。当然说我对这些问题没有多大兴趣也说不过去：一整本书，如果对这些问题（全与我们的日常生活的态度或方式有关）都不感兴趣，还能有些什么话好说呢？而且这本书明明谈的也就正是这些问题，怎么能说“不大感兴趣”呢？你只能说我对这些问题在你所理解的“学理上”不大感兴趣，或者说不大认真。看来对同样的问题，你在这一方面（比如学理方面）有兴趣，而我却对这同一方面（比如学理方面的问题）不大有兴趣。我的“兴趣”也许表现在一些“非学理”方面；或者说，喜欢以“非学理”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想法。“非学理”的方式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方式呢？大约总和某种不大“严重”（严肃）的态度有关。看来问题似乎就集中在“态度上”：在晓芒认为应该认真对待的一些“学理上”的问题，我却表现得没有兴趣，或者说有些马虎，不够认真。这话晓芒没有说，怕说了我不接受，别人也不接受：怎么能说是一个人的“态度”有问题呢？但这是我分析出来的，而且，我觉得也许这才是真正的“分歧”（不如说成是“不同”更恰当）之所在。晓芒没有指出这一点，除了对我或一般人的“态度”有所顾忌外，也和他与我对哲学的不同理解有关。这种所谓的“不同理解”，恰恰不是一个“学理上”的问题，而是一个“态度”，即“生活或生存态度”上的不同。我在用我的“沉默的视野”展示我的或为我的生活态度作辩护，他在批评我的生活态度，认为不是“沉默的视野”，而是“涌动的视野”，于是就说出了一大通“学理上”的道理。自然，相对于这些“展示”与“论述”，“态度”总是在先的；有了“态度”，才有了相应的“展示”或“论述”。

hate）这个正面的同义反复，也隐藏着它的对立面：当我这样说时，它通常必然被解读为‘我愿意去爱你……（但是我不能再爱你了）’——它只是表达了继续去爱的愿望，但一切都为时已晚。”（第122页注释⑿）

Victory，指公元前二八〇年古希腊在付出惨重牺牲后所取得的一场毫无价值的胜利，参见该书，144页)。谁的真相?有没有界限?多大程度上的真相?

公元1900年，有三本书的出版几乎改变了西方世界，在某种意义上也就是改变了整个世界的学术风貌，这就是弗洛伊德的《梦的解释》，胡塞尔的《逻辑研究》和齐美尔的《货币哲学》。《梦的解释》或弗洛伊德的整个学说都可以被称之为是一种关于无意识心理过程的学说，所以又被称之为“深蕴心理学”；胡塞尔的《逻辑研究》按他自己的说法，则可以被等同于他所理解的“纯粹描述心理学”或“现象学心理学”；至于《货币哲学》，看起来研究的是货币问题，实际上所揭示的却是通过对货币的讨论，来关注金钱对整个社会的精神观念和个体的文化—心理气质所施加的影响。而且，更有意思的是这三位作者都是犹太人，但在对犹太人命运的思考和自己所做出的选择上又走上了完全不同的道路。其中弗洛伊德的书是最早传入中国大陆的，其次是胡塞尔，由胡塞尔所引发的现象学思潮已经成为我们国家现代外国哲学研究中的“显学”；而现在，齐美尔也正在引起越来越多的人的关注；因为他使问题集中在对现代性的重新认识上。这三个人相继对中国思想界所施加的影响本身就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文化现象，特别是当我们意识到这三位大思想家都与马克思或马克思主义有着或多或少的联系时，这个问题就更值得我们深思了。马克思作为一位犹太人所考虑的无疑是一些有关社会、历史、生产、劳动、所有制、剩余价值之类的“宏大问题”，而当这三位犹太思想家都不约而同地在世纪之交把目光投向了个人的意识现象和作为一种心理效应的有意识或无意识的活动方式时，所谓的现代性的社会－文化－心理现象到底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也许如齐美尔在《货币哲学》中所说的那样，金钱“一方面使一种非常一般性的、到处都同等有效的利益媒介、联系媒介和理解手段成为了可能，另一方面又能够为个性留有最大程度的余地，使个性化和自由成为可能。”但真是这样吗？其中对此最表怀疑但在“救世主情怀”或“弥赛亚主义”上与马克思又最为接近的就是弗洛伊德了；如果再加上尼采，这三个人就共同构成对柏拉图主义和基督教传统从根本上进行怀疑和解构的大师。按照当代美国哲学家摩罗阿德·维斯特法尔(Merold

并以技术掩盖权力的支配。三就是作为世俗化、通俗化题中应有之意的纵乐与享受。“莫谈国事”的另一面从来就是只讲吃喝玩乐。所以“非政治化”的结果只能或“出世”或“技术之上”或“享乐第一”

各位朋友，大家晚上好。今天白天有一个最重大的新闻：美国总统川普和朝鲜的金正恩在新加坡会晤，这当然是一件太大的事情了。跟这件事情相比，我们今天晚上的这个讲座真的算不了什么，只是谈一些理论问题，说给对于半个世纪前的文化大革命在理论上还感兴趣的人来听。我今天晚上讲的这个题目是“作为一个哲学话题的文化大革命”，所谓“作为一个哲学话题的文化大革命”，就是从哲学的角度来谈文化大革命，我尽可能的只谈理论问题，尽量不涉及个人的经历和情感。所谓只谈理论问题，就是把它作为一个哲学问题来谈。什么是我理解的哲学问题呢？就是厘清概念。我主要想谈三个问题，实际上涉及四对概念：一个是文化与文明，一个是红卫兵与造反派，第三个是存在与意识，第四个是资产阶级法权与乌托邦。本来我想说无产阶级乌托邦，后来无产阶级就不谈了，太复杂了，因为文化大革命的全称也应该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现在一般都不提“无产阶级”了。如何厘清概念，一般来说有两种思路：一个是把概念放在一个句子里面来分析句子；再有一个呢，就是把自己的经验带进去，使得这个概念的含义尽可能敞开，因为很多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很熟悉的概念，比如成分啊，三结合啊，一打三反呀，忆苦思甜啊等等，现在的许多年轻人都不大熟悉了。但是由于时间的限制，又不可能讲更多的经验上的东西，但是我还是按后一种方式努力使得这几个概念能够给大家留下一个比较清晰的印象，就是我是怎么理解这些概念的，仅仅限于我。（一）对文化与文明的理解首先一个是文化。本来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们现在不谈无产阶级了（这本来也应该是一个让人感兴趣的理论话题），就谈文化。为什么叫文化大革命？文化这个定义，按统计至少已经有这个一百五十多个，主要原因是文化的范围不一样，比如人类的，各个国家，各个地方的，还有建筑的，文学的，艺术的，饮食的，衣着的等等，都可以叫文化。因为它的范围不一样，所以没有办法给一个确切的定义。按照美国人贝西蒙•威廉斯的说法，我们就最好选三个不同的角度来理解文化，我采取他这种办法。哪三个角度呢?就是一个是理想性的文化定义；一个是文献式的文化定义；再有一个就是对文化的社会定义。这三个不同的角度也许有助于我们更好的理解文化问题。所谓理想性的文化定义，它标志着人类的某种生活理想或者文化创造上的一种最高标准，应该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就是人类在文史哲、艺术、音乐、绘画、建筑领域所达到的最高水准，比如我们都知道塞万提斯、莎士比亚、曹雪芹、托尔斯泰、莫扎特、贝多芬、梵高啊等等，所有这些人，我们现在基本上认为他们代表着文化创造上的最高水准。第二就是联合国所认定的人类文化遗产，还包括非物质文化遗产。比如七大或者八大的奇迹呀，著名的文化遗址、文化建筑、名人的故居、城市街道里弄、金字塔、万里长城等等。第三呢，就是价值观念上的一种普遍追求。我个人认为自由、平等，正义、人权、爱、和平这六个是最基本的，但是我后来注意了一下别的一些著名人物是怎么讲这种人类在价值观念上的普遍追求：小布什在“9、11”事件发生后有过一个讲话，我就很注意他在谴责“9•11”事件的时候谈到了五个基本价值：生命、自由、机遇、正义、和平。其中生命当然不用说了，但这并不是说生命的价值就对所有人来说是一样的。也许不重视生命的价值对我们来说反而很习惯，因为中国战乱、灾害的事情太多，死人太多，太普遍，大家反倒习以为常了。比如“文革”时，为保护一根木材牺牲生命都被认为是英雄行为。小布什特别强调了机遇，这也许特别和美国人的一种价值观有关。然后我又注意到了金大中在竞选成功后说他所信奉的普世价值是自由、人权，正义、和平和效率，他特别强调了效率。“机遇”和“效率”算不算普世价值？大家可以讨论，但我们总认为这些价值标准是好的，可以列入候选名单，就与中国人所讲的“仁、义、礼、智、信”一样。金大中的这些话刊刊登在98年11月2号的《参考消息》上，我把这些都保留着。这是小布什和金大中他们所理解的那种理想性的文化定义。下一个就是文献式的文化定义。所谓文献式文化定义，就是在历史上保留下来的用文字或者实物的方式，记载反映我们人类的一种行为方式和我们所创造出来的东西。

编者多余的话：近来的《局面》采访视频让江歌案成为了公众关注的焦点，那些以“圣母”心态简单粗暴地将民意汹汹归为网络暴力的行为就是一种伪理性和伪道德正确。人类需要直面人性幽暗的深渊，民众的公共表达不仅重要，而且必须，因为所有在公共生活中的各种意见合奏终将让真理得到显现。谈及第二次世界大战与纳粹德国，人们总会提到一些怎么也忘不了的人名、地名、事件、战役，作为把事件与地名最紧密联系在一起而广受注意的，恐怕离不了敦刻尔克和奥斯维辛。恰好，昨天，2017年9月6日，我看了两部电影，一部是在电影院看的，英国人拍摄的《敦刻尔克》；诺大的影院空空如也，就我们三位观众；另一部就是晚上央视六套电影节目中的《缄默的迷宫》，与奥斯维辛有关。关于《敦刻尔克》，人们已经说了许多，《东方卫视》还专门访谈了这部电影的导演克里斯托弗•诺兰。我只记得他说，要表现在短短几天里把几十万英军从败退的敦刻尔克撤回本岛，从哪里入手，是件很难的事。在我的记忆中，英国是动用了所有的海上运输工具，从战船、游艇到渔船，但丘吉尔最多估计也只能撤回三、四万人。希特勒为什么会在最后时刻转移了战略进攻的方向，恐怕是个至今没有人能说明白的事；但一共只有八天，338226人就在飞机的空战与轰炸，在战舰炸沉、熊熊燃烧的海水中从敦刻尔克回到了英国本土，不能不说是人类战争史上的一个奇迹。每个人都在电影中看到了不同的画面：我看到的是几十万互不相识，溃不成军的逃亡军人还在有秩序的排队上船，看到的是他们一人一次只拿一块披萨式的干粮，看到的逃离时的秩序和速度，岸上的人的欢呼和赠送食物；当然还有让不让法国人上船的争执和用枪抵住一个不会讲英语的荷兰人时的愤怒。当他们远远看见英国的地平线时，嘴里喊出或低声说出的是“home”，而不是”country”\”motherland”或”native

正是出于对卑贱者的爱，对苦难的深切感受，西蒙娜韦伊趋向基督教。于是，西蒙娜韦伊和受苦的好人约伯一样“出空了自己，取一个奴隶形象，诞作众人的模样，”（《腓力比书》2:7），来到世俗世界和众人同行。

尼采是因为说出“上帝死了”而被认为道出了虚无主义的本质特征的。请注意：尼采当时认为虚无主义要再过几个世纪才能被人意识到，而且只有当虚无主义发展到极端并走向它的反面时，才会被克服。

2015年12月7日。华北地区被厚霾覆盖。雾霾从北京向西南延伸了数百公里，至陕西西安附近的关中平原低洼地区。北京对空气污染发出了第一次“红色预警”，学校停课，汽车限号，一些工厂停止运营。

不知谁说过，死一个人是悲剧，死一千万人就只是一个统计数字上的问题了；如果我只面对两个人，我会竭力把他们区分开来，如果我面对的是一千万人，他们就都只是一个“人”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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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极必反。20世纪的人类在上演了轰轰烈烈的“性解放”闹剧之后，眼下正站在新世纪的门槛边愁眉苦脸：一方面是要命的爱滋病，另一方面是性挥霍和性无能—两者都与命根子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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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个好人不会犯错，他是一个“不会犯错的人”。他没有能力犯错，他在犯错这件事上是废物一个。当然，这不代表他做的事都是对的，说的话都是对，而是说他做的事都是无用的鸡毛蒜皮，他说的话都是绕圈圈的废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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