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写就于今年3月，由于各种不可控原因现在才放出，部分分析在今天看来会不可避免地滞后，敬请各位读者谅解。近期因俄罗斯的战线推进迟缓，并且这种迟缓对于日趋激烈的国际矛盾与俄国国内社会矛盾来说是极为致命的，因此在中国不少人一改战争初期（仅仅头四天）那种狂热的劲头，转而开始冷静下来。也就是说，他们终于从纯粹的“俄罗斯沙文主义”的立场重又回到他们浸淫已久的某种庸俗的“地缘政治学”上来了。正好，借着这个机会，我们就来谈一谈这个问题，即俄乌战争与中国意识形态议程推进之间到底有着怎样的联系，以及这场战争又是如何在意识形态上与中国的资本主义发展形成一种共谋的。一对于俄乌战争与中国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已经由众多立场各异的人出于各自不同的目的阐释过了。这其中绝大部分要么是那种极为庸俗的“地缘政治”与“国际关系”的谈论，要么是将一场由反共产主义话语动员起来的侵略战争硬生生地诠释为“反纳粹圣战”并为此激动不已。这些毫无任何价值可言的谈论都特别关注到了俄乌战争带来的一个“新”概念，即所谓的“认知战”。从反国家主义者到国家主义者，几乎所有人都在谈论这个事实上不那么新鲜的“新鲜事物”。既然如此，我们也来谈论一下这个所谓的“认知战”，并且以一种新的方式来谈论它，指出“认知战”这个概念是如何形成一种法西斯主义认识装置的。“认知战”这个概念之所以因近期的乌东战事广为传播，最开始是基于众多评论者对俄军作战意图和组织方式的描述，即在初期俄方派遣大量的小型分队渗透到乌克兰的核心城市，给乌克兰政府和外界媒体造成一种俄军推进神速的印象；同时以此为基础制造铺天盖地的假新闻，并希望这种情报混淆以及渗透行动所塑造的“乌克兰必败无疑”的“认知”能通过尚未被破坏的网络和基础水电设施来传递给各方势力，从而迅速瓦解乌克兰人的抵抗意志。这一整套行动的主导思想就被称为所谓的“认知战”。从事实层面上讲，这种描述确实比较恰当地说明了俄军早期的真实意图。在这种思路中，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与暴力机关的分工合作是相当明确的：普京需要迅速地发布“既定事实”以造就既定事实，为了达成这个目的，意识形态机器往往比军事工具更加高效。然而，“认知战”这个概念在简中语境中的出现，却比俄乌战争要早得多。在“认知战”在大陆流行起来之前，对岸电视节目中的政客们就已经在频繁地使用这个词了——对大陆而言，“认知战”概念的传入并非源自于某种军事专业领域的作战思路，而是源自于台湾。从2019年起，蔡英文当局就开始相当频繁地使用这个概念：在一场名为“中国大陆假讯息心战之因应对策”的专案报告里，台当局声称大陆正依循俄罗斯并吞克里米亚的模式，对台湾社会进行“认知作战”；2020年的“就职演说”中，蔡英文更是直接提出“认知战”是“国防事务改革的重要方向”。在2021年5月底林玮丰事件（林指责大陆在台湾社群进行认知作战诋毁台湾防疫，又被发现其人就是这场“反串”的始作俑者）四个月后发生的张钧甯硕士论文事件中，《环球日报》的旗下公众号“补壹刀”声称此事可能是民进党网军煽动的“认知战”。这是大陆首次使用“认知战”这一概念。从此，双方均开始使用这一概念对两岸关系进行分析，甚至在乌东战争业已爆发的2022年3月，国台办发言人还声称：“他们（指台方）以所谓的‘认知作战’之说蒙蔽台湾民众。”显然，国台办在这里仍是在负面意义上使用这个词汇的。而在更早之前，美国及其相关媒体就已经开始使用这个词汇对中国进行攻讦了。不难看出，“认知战”这个概念在大陆的泛化和扩散，台湾当局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台湾的民粹主义者发明了一套与反陆民族主义合流的用语鉴定学，从而把所谓的“认知作战”跟“使用（他们所认定的）对岸用语”绑定起来。在这种用语鉴定的学问中，把“网路”叫成“网络”，把“软体”叫成“软件”，就是在进行所谓的“认知作战”：一旦有谁使用了他们所认定的“大陆用语”，谁就是在替大陆卖命。当然，任谁也不难看出，这门博大的学问不过是一种令人啼笑皆非的文字游戏和名词猎巫癖，而并不是一套反映真实现实的经验体系；然而讽刺性的是，大陆舆论场对“认知战”概念的使用，完全是在亦步亦趋地贴合着台湾，并且还是一个明显的前后相继的过程。从这个概念本身在舆论场里的扩散，到对这个概念的模仿性认知，以及由此衍生出的一整套鉴定方法论，已经在此时此刻的中国意识形态场中完美地复刻了出来。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某位复旦大学教授仅仅因为持不同意见的网友使用了“上峰”这个词汇，就将对方认定为“台湾人”，认定其在为台湾实行对大陆的“认知战”。我们暂且不谈“上峰”一词事实上是大陆电视剧所创造的对国民党高层的称呼而不是台湾地区现行的行政用语，如果一个人被认定为使用了带有对岸色彩的词汇，就可以被认作是“1450”，是在进行“认知战”攻击，那么像这位教授那样到处散播“认知战”这一同样明显带有对岸色彩的概念的人，是否也是在替对岸进行“认知作战”呢？尤其是当这位教授对“认知战”的使用方式完全是复制了对岸？台湾御用文人沈伯洋在《中国认知领域作战模型初探》中以是否使用其认定的“非台湾用语”作为判断信息发布者是否为“大陆认知作战”参与者的标准，他大概不会想到仅仅一年之后，海峡对面的同姓学者就将这个方法视为圭臬并加以实践了。如此一来，到底谁才是对岸政客们的好学生呢？若以这位复旦大学教授所学来的“标准”，斯特列科夫的那些“悲观主义”战报怕是早就够他当三辈子台湾人了。诚然，光是指出大陆对“认知战”的使用与对岸极右翼民粹分子构成事实上的合流，是远远不够的。事实上，在国家主义者和右翼之前，大陆语境中首次运用“认知战”这个概念的是一位反国家主义者，他在分析2020年美国黑人抗议运动以及由此引发“特区断电断网”事件时使用了这一概念来指责俄罗斯在此事中所扮演的角色。因此，我们还必须指出这个概念以及随之而来的一系列概念（“现代战争”、“混合战争”或“信息作战”，诸如此类）究竟在意识形态中扮演了何种角色。如上所述，早在2019年，“认知战”这个由美国和台湾政客所宣扬的概念，就已经通过各种方式传播到了国内；乌东战争爆发后，人们重又“发现”了这个“新鲜”玩意儿并把玩地爱不释手。这么一来，“认知战”就从某种令人忍俊不禁的文字游戏摇身一变成为了“现代战争”的一种特殊形式，并得到了前所未有的严肃对待。历史证明，人确实能在同一条河里跌倒两次。自冷战以来，一个个“全新”的概念像桌面上的弹窗广告一样相继地提出，这些无效的概念就这么长久地污染人们的视野。所谓的“认知战”从来不是一种什么有效的作战思路或者什么有内容的概念，而是一种将战争常态化的认识装置。正如五角大楼竭力渲染的“反恐”概念一样，将帝国主义战争在中东和美国引发的灾难和后果渲染为“反恐战争”并不意味着真的存在这样一种新的战争形式，也不意味着这个概念能有效地解释诸如此类的事件和现象，而是为了实现某种内部的治理从而能更加高效地驱使整个国家机器和意识形态机器的运转。如果说相对“常规”的战争如越南战争会使美国统治集团再度陷入反战与民权运动的泥潭，那么通过“反恐”这种认识装置及其塑造出来的“全新”的“战争形态”，则会使它的帝国主义行动更加地不受约束：人们不会把自己孩子的性命交付给一场于他们而言毫无益处的战争，除非他们开始相信若非如此自己的“现代生活”就将遭受严重的威胁（后911时代）。因此，像“反恐”、“认知战”这些作为“战争常态化”的认识装置的概念就不断地推陈出新以适应形势需要。在这里，“战争常态化”并不是指一场外部的战争经年持久的进行，恰恰相反，它承受不了这种代价并恐惧于此；它所真正想要的是一种内部的指向，即使整个社会处于一种“紧张又刺激”（得益于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的“战备”状态，从而更有效的进行内部的意识形态动员和整合。与这种紧张持久的意识形态动员相对应的，是它同时又要求外部战争结束地尽量快且代价尽量小，否则人民生活负担在任何方面的加重都将使它破产。当美军在阿富汗的行动变成了长期且损耗巨大的“治安战”，美国政府就不得不疲于应对国内的不满和抗议，今日俄罗斯的“认知作战”及其当下处境也非常完美地说明了这一点。斯特列科夫在他撰写的“战况评论”中数次指责普京政府在对乌作战上的软弱和温和，并指出说这不是什么解除非法武装的行动，“这是战争！”考虑到斯特列科夫的政治立场，我们完全可以说：对俄国政府而言，“认知战”正是作为一种战争常态化的认识装置。普京政府希望在避免国内承受代价过大的前提下，通过快速穿插与情报混淆来彻底解决乌东问题。这样在与西方争夺乌克兰的地缘政治与经济影响力的同时也能借此扩大他在国内的权柄，只不过现在斯特列科夫们终于把他拉进一场“真正的战争”中了。尤其在《“认知战”已在中国网络空间打响》这篇令人啼笑皆非的文章发表之后，“认知战”就从俄国对乌东问题的主观思路或两岸关系的此消彼长进入到另一个意识形态场域，即中国意识形态现场的斗争。这篇文章声称自乌克兰局势急剧变化以来，“相关国家从政府到社会乃至到个人，集中在我国互联网的网络社区发声……在微博和B站等年轻人聚集的网络社区试图影响、引导甚至诱导、操纵我国国内舆论、舆情，满足其政府外交、公共外交背后的国家利益。”如果说在此之前，“认知战”还仅仅是停留在“现代战争”的迷雾里，被军事专业本位所粉饰的话，那么从此之后这个概念身上所有的“技战术”光环都被彻底地撕了个粉碎。某种意义上，这篇文章的最初构想可能是基于“收留乌克兰美女”的恶劣影响所做出的一种割席，并利用中产阶级绝不肯承认自己的龌龊这个特点，从而进行的一场贼喊捉贼式的询唤。其中“认知战”正好完美地充当了这种询唤的中介机制。既然所有说过这句话的人都可以被指认为“披着马甲的境外势力”，那么自然就不会有人承认自己说过这些话。也就是说：不会再有人在“认知战”这个认识装置所指定的方向和范围之外以更极端的方式（实际是“更不高明的方式”）表达对俄罗斯的支持，以及这一支持背后的“隐秘教诲”即内部的民族主义动员。二像这种不断地抛出各种眼花缭乱的概念作为战争常态化的认识装置，正是基于后殖民与后革命时代的短暂且局部的战争经验以及当前的社会生产情况所提出的一种新的帝国主义方法论，即战争的社会动员越来越从铁路时代直接的军工生产和广泛服役转向内部经济和意识形态动员。而将我们通常所讲的“反动宣传”称之为“认知作战”，这本身当然也是一种“认知作战”。创造这个概念的目的，是为了使人们在想象之中持续的处于“认知作战”之中，从而拉低整个意识形态斗争现场的弹性；换个中国人更熟悉的说法就是“绷紧阶级斗争的弦”——除了“阶级”在“认知战”这个装置里是不允许被认知的之外。“认知战”将一种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长期询唤技术化，从此一切问题都成为了“技术”的问题；在“认知战”所给定的空间结构里，最为重要的事变成了判断信息的真实与否（大多数情况下，判断的依据往往依赖于二手新闻倒爷），而不是去分析其背后复杂的话语脉络。这样一来，所有讨论都停留在一种庸俗的“大众舆论”式的“实证主义”层面。当然，这种庸俗的“实证主义”并不真的去试图穿越“后真相”的迷雾去探求某种真相，相反，它只是为了再度确信它所相信的方面，并且如果对方不相信我所相信的，或者不相信我对我所相信的确信，那么我就能够立刻对对方进行一种粗暴的意识形态指控。毕竟，在杂多的信息中找到支持自己意识形态立场的“数据”与“材料”并不是一件难事。这种表现也是晚期资本主义腐朽没落到极点的一个症候。它无力进行任何一种复杂的精密的意识形态宏大建构，因而只能抛出所谓“认知战”的概念。；像中文互联网中“等一个反转”的习语所症候的那样，想象自己身处于全方位的“认知战”之中，因而集中注意力于“打脸”与“核查”的可能性，在今天俨然成为了入场围观新闻事件的门票。“等反转”确立了“围观”的道德，即对此事的真假存疑的反讽立场。一种看似追求真相的庸俗实证主义和一种追求刺激、追求挑战的娱乐心态就在“等反转”中结合到了一起。而所谓的“认知战”只不过是“等反转”的技术化版本，正是在排除了一种真实的、作为士兵的一员在战壕里战斗的感觉，人们才可以在一种紧绷的“战备”状态里寻求刺激。以色列军队曾略带自豪地公开讲到，他们是以德勒兹、瓜塔里等人的后现代主义哲学作为对付巴勒斯坦人的战术指导的，他们在进攻一处巴勒斯坦聚集地时，以“生成平滑空间”这类哲学话语来说明将战争限制在居民房内部而不是直接在街上开打，以免给人留下话柄的作战意图。如此一来，战争变得好像和学术研究、哲学探讨这类高雅又富有情趣的活动没什么两样。这当然不是因为以色列军队在战术方面的思考有多么先进和出色，相反，这完全是晚期资本主义文化腐朽无力的明证：它只能通过制造或偷窃的方式，来不断地生产那些无效的、反动的概念，仅仅是为了掩盖事物的原本面目。正如“认知战”试图让中国人相信这就是所谓的“现代战争”：一场在乌克兰东部，是以战术单位为基础的使用步枪和重火力的对决；另一场在中国互联网，是以“隐蔽的舆论团体”为基础的使用言语和意识形态的对决；他们用血肉，而我们用键盘。也就是事实上对于战争的图景成为了一种电脑游戏：我在体验打仗的刺激，但我不用付出任何与之相关的代价。自海湾战争以来，人们对于“现代战争”的理解相比二战时的全面动员与冷战时的核恐惧，更多地开始偏向“信息战与电子战”“高科技多方位打击”之类的颇有点拜物教色彩的方向。多亏了晚期资本主义文化逻辑的帮助，这种只是略有拜物教色彩的理解，或者军事理论上真实存在的某种构想，也和“认知战”一样发展为一种认识装置了：在今天的某种“大众理解”中，“现代战争”就仅仅是按几下按钮的事。这样一来，战争似乎不像以前一样是面对面的，是在可见的同一社会空间里进行的惨烈事实，而变得像看网络直播或打电子游戏一样遥远又新鲜有趣：血淋淋的惨痛经验变成了一种“节目效果”，对战争的具体分析逐渐让位于对武器参数和性能的痴迷。在当下的中国意识形态场中，与“认知战”一样被频繁提到的“现代战争”已经成为了一种真实的意识形态动员：每个人在负有“总体战”意义上的政治责任的同时，却不需要真的以献出性命的代价去履行这一职责，因为战争本身已经高度专业化了；普通市民能够发挥的作用就是“看戏”和“不添乱”，既用不着上战场，也用不着进兵工厂。“现代战争”将战争变得像是电脑游戏，而“认知战”则将这种比喻落实了：游戏里弹出来三条路，你选错了，你就过不了关。然而，事实是否真的如此呢？难道事情真的这样美妙，你可以肆意支持任何一场战争，并且不用为此付出代价？正如布莱希特所说的那样，观众看着舞台上的人家里失火会发出笑声，因为他们清晰地意识到这只是“舞台上的事”，而自己的家则不会失火，并且“舞台上的事”连这种家中失火的恐惧都替他们一并承担了。对于中国来说，俄乌战争正是这样一件“舞台上的事”，因此他们表现得比俄罗斯人本身还要激动；而对于后者而言，他们已渐渐得不再受到“现代战争”的鼓动了，因为他们本身就在面临“现代战争”的后果。由于俄罗斯是义务兵役制与合同兵役制相结合的混合兵役制度，其义务兵是强制性的且只有一年，因此不能执行除了军事演习或自卫之外的任务，俄罗斯历来的海外战争任务均由作为长期服役的职业军人即合同兵承担。这也是为何普京政府在一开始希望通过快速穿插与情报混淆的方式迅速完成“斩首”行动，从而逼迫乌克兰接受有利于俄方的谈判；在“认知作战”彻底破产后，俄军不得不转变了思路，开始试图分割包围进而消灭乌东前线的有生力量。形势的变化使得普京政府不得不直接将许多义务兵强行改成了合同兵，把这些训练仅仅一年的年轻人拉到前线去真刀真枪的作战。这也是为何目前俄罗斯多地爆发反战游行的重要原因之一，正如在2008年俄罗斯与格鲁吉亚争夺南奥赛梯的战争中，俄联邦第58集团军的义务兵家属突然收到阵亡通知书并被媒体广泛报道，从而引起了全俄大范围的反战游行。与此同时，普京政府从国家福利基金中划拨1万亿卢布购买遭受制裁的俄罗斯公司的股票并将基础利率提高到20%，也是真切地让俄罗斯普通公民来为国家政权和寡头集团的投机行为买单。在前线暂时停火举行三次谈判的同时，俄罗斯内部的反战运动愈演愈烈，政治反对派也比以往更加活跃，这些并不什么难以理解的事情——因为俄罗斯人“真的”在打仗。正因如此，所谓的“现代战争”并不是因过于专业化而跟老百姓没有关系，恰恰相反，战争的社会化程度非但没有消失，它跟每个人都有着更为直接的关系，只不过并不像铁路时代那样表现为广泛服役和军工生产，而是转到了经济和意识形态的高度整合和动员上。换言之，你可以不直接献出生命，但一定会献出工资卡和养老金。这正是“认知战”所拼命掩饰的关系，在这个关系里，恰恰是阶级起到了极为关键的作用；也恰恰是“阶级”这个概念，在“认知战”里是完全不被允许认知的。这种装置之所以能够运作的秘密，就在于一种晚期资本主义文化逻辑，一种“娱乐至死”的游戏刺激。一旦人们发现所谓的战争并不是像看直播或打游戏那样刺激有趣，而是变成了长期的处于崩溃边缘的经济和心理压力，那么“认知战”这个装置本身就将面临破产的危险，正如俄罗斯现在所面临的处境一样。至此，我们不妨先做个小小的总结：像“认知战”、“混合战争”这些所有的名词和概念，本质上都仅仅是重复性地描述自古以来便存在着的意识形态斗争场景，只不过每一个概念都比前一个概念更加技术化。这样一个话语的无效增殖的过程，当然没有给意识形态斗争现场增添任何新的内容，而仅仅是不断地把这个现场技术化与阴谋论化；这种话语增殖与之前的意识形态斗争的区别，仅仅在于前者的同义反复性。也就是说，如果非要说存在某种“认知作战”或某种“混合战争”，那么它区别于其他所有战争形式的特点就在于一种不断进行的能指和所指的抽离过程。并且更为重要的是：一旦承认了“认知战”，就不可能再承认葛兰西意义上的“阵地战”，从而彻底否定掉列宁主义的激进政治。三俄罗斯目前所面临的尴尬情形，并非是由于错判了乌方的军事实力与决心，也并非是由于整个战役的计划和组织出现了相当的问题，而是严重低估了入侵乌克兰这一投机行为在俄罗斯国内与前苏联空间所引起的社会与意识形态的急剧动荡，以及由此造成的社会集团与阶级力量的激烈冲突。换言之，他们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所作所为客观上刺激了两国社会阶级意识和阶级运动的再生产。普京作为事实上的俄罗斯寡头集团利益的代表人物，本身并不会持有什么激进的观点，他宣布承认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的独立地位并正式向乌克兰进军并不意味着他是个敢于向西方叫板的“硬汉英雄”或者痴迷于开疆扩土的“战争狂人”，恰恰相反，这证明普京是如此地虚弱以至于无力压制诸如斯特列科夫和马洛费耶夫这类激进右翼分子。对乌克兰的入侵正是因为其内部斗争激烈到这样一种地步，使普京政府一定程度上不得不做出的无可奈何的投机行为——他只能将整个俄罗斯作为筹码进行一场豪赌，从而保证自己的位置。也就是说，这不是一场庞然大物悍然袭击它垂涎已久的猎物的战争，而是一个虚弱的国家对另一个虚弱的国家的战争。战争拖的时间越长，普京政府的虚弱就变现得越明显，这使得中国意识形态场的舆论开始发生更进一步的演变。在一种支持乌克兰或看衰俄罗斯的论调看来，普京此次已经完全丧失了一种政治家的理性。他们认为普京政府完全可以选择像08年南奥赛梯战争时那样在“文明人所能忍受的范围内”打得相对有条理一些，但这次却突然之间完全站在了泛斯拉夫主义和皇俄主义的立场上，就像普京和杜金的两次讲话中所表现出的那样。然而事实却是，这并不是一个统治者进行选择判断的抽象过程，不是选择相信何种主义这种可选择性的问题。而是因为俄罗斯社会的内部危机是如此地严重，以至于俄国的阶级斗争造成了这样一种局势和条件，使这个虚弱的人不得不入侵了乌克兰。归根结底地说，这并不是什么“国际政治”，而恰恰是帝国主义国家的内部危机。在这个意义上讲，除了那些蠢蠢欲动的“皇俄”与杜金分子们，甚至连美帝国主义统治阶级的建制派也未必希望普京政权因此事而威信扫地。事实上，这种事情发生了并不止一次。斯特列科夫在车臣战争中立下“功绩”后彻底摆脱了俄罗斯的整体政治框架的约束，在2014年率领一批志愿兵民在乌克兰东部进行了一系列的军事冒险，并迫使普京政府不得不亲自下场。这件事在八年后的乌东战争中再度广泛地进入中国舆论的视野。在这个过程中，俄罗斯建制派（即以普京为代表的克里姆林宫）与极右翼激进分子（扎哈尔琴科、斯特列科夫等）之间的相互利用和此消彼长是才真正值得注意的。对前者来说，后者的“爱国主义”独走极有可能将整个俄罗斯拖入长期战争的泥潭并因此受到重创；而对于后者而言，为了他们理想中的沙文主义俄罗斯，就一定要通过不断造就“既定事实”来迫使前者不得不介入并援助他们的“伟大事业”。在八年前，普京尚有能力压制住皇俄势力的做大；而八年后，面对斯特列科夫与马洛费耶夫们的“民族主义-精英阶层”的神圣同盟，他再也无力抑制俄国法西斯主义的迅猛势头。在这里，普京和斯特列科夫的角色逐渐清晰了起来：普京不是自由派口中的希特勒，而更近于魏玛的兴登堡；而斯特列科夫则是个十足的石原莞尔了。那么，究竟是何种神秘力量让中国的沙文主义者为之激动不已，将一位石原莞尔式的人物冠以“岳飞”的称号呢？如果对中国意识形态场近十年的变化有所考察，就不能不注意到这样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俄罗斯建制派与皇俄势力的角逐，和当代中国的国家主义与沙文主义之间的张力是完全同构的。哈扎尔学会的《你来入关，还是关来入你》一文在评价如今已半截入土的“入关学”时，就指明了这种此消彼长的过程：改革开放以来，秉持一种“复数现代性”叙事的国家主义话语迄今为止依然是相对主流的，而沙文主义迫于没有坚实的基础，长期以来只能一直躲在国家主义背后；而在近几年，某种“单一现代性”的叙事进程已悄然开启：“除了一种汉族的现代性，其他的一切都不具备任何现代性；除了北上广中心地带的现代性，其他的一切都不具备任何的现代性。”这种进程的开启使得二者之间的关系发生了些许转变，沙文主义的抬头反倒促成了国家权力的某种微妙转向，并使其在建制内部得到了某种回应。在俄罗斯那里表现得如此激烈以至于形成前所未有的危机时刻的事物，在中国这边则发展得相对缓慢，但它们实质上则完全是同一码事，即新自由主义的神话破碎之后，内部的严重危机使得法西斯主义开始抬头。将斯特列科夫这类人与汉民族记忆里的英雄人物岳飞相提并论，这个比喻背后的“隐喻”正是对类似皇俄的沙文主义在中国的地位太低、话语权太少、影响力太弱而表示不满。“俄罗斯的岳飞”赋予了斯特列科夫这样一种形象：八年前，他在没有国家援助的情况下，仅凭一己之力就收复了“故土”；而八年后，即便普京终于发动了符合皇俄主张的乌克兰战争，也还是需要斯特列科夫这样的人才攥写战报一条条地指出俄军的战略战术失误。在这里，斯特列科夫的“位格”完全是高于国家的：一位不仅在事功上、在意识形态上、甚至在军事专业程度上，都高于现时国家政权的皇俄偶像，就这么被塑造出来了。而这正是沙文主义者心目中，他们在中国所应该享有的地位。也正是因为如此，沙文主义者们找来了岳飞来作为自己的投射。在这种比喻中，岳飞的形象已经不再是历史上反侵略的正面象征，而是变成了沙文主义的一种自我指涉：并不是要在现在时的俄罗斯找到一位“岳飞”，而是要在现在时的中国找到一位“斯特列科夫”。在“岳飞”高于“赵构”的比喻中，所暗示的正是沙文主义应当高于国家主义，正如暴走的石原莞尔比精打细算亦步亦趋的东京大本营更符合武士道精神。就这样，从同情普京和小卡德罗夫再到同情斯特列科夫，中国的沙文主义终于找对了它们的符号。这个演变的逻辑正完美地说明了这点：中国的沙文主义者看到他们的外国同行的传奇事迹之后不由自主地兴奋起来，正是因为他们事实上早已意识到了——“正是说的阁下的事情！”四在大陆彼端的沙文主义抬头之际，“自由世界”也再次暴露出它们的意识形态底色。欧洲在毫不意外地“站在乌克兰一边”的同时，又毫不意外地声称“乌克兰难民和亚洲难民是不一样的，是可接受的”，意即只有来自欧洲世界的金发碧眼的白人难民才会真正地唤起他们的“同情”与“良心”，而其他世界的难民只会带来“法兰西斯坦”之类的中产阶级恐惧与右翼动员想象。在中国，某种对“乌克兰美女”的下流调侃引起了愤怒，一些自由派将这些言论大量翻译到外网上“公之于世”，声称他们试图以此来暴露并遏止中国沙文主义情绪的势头。然而一方面，这种毫无用处的行为艺术几乎是立刻给了御用文人们以把柄，并趁此开启了“认知战”的再进化（正如《“认知战”已在中国网络空间打响》一文所展示的那样）；另一方面，这些有良知的先生们似乎没有意识到欧洲中产阶级并不像他们一样“有良知”，对乌克兰的声援跟它们同样也对“乌克兰美女”有所想象是完全并行不悖的。这完完全全是同一种事物的不同表现，正如它们用种族主义宣传画来表达对俄罗斯的反对。《同时》上翻译的一篇名为《战争中的乌克兰女性》中就讲述了这样的事情：“一些有组织的团伙试图在乌克兰和波兰边境绑架年轻女性，我们在德国已经得知了几起案件，女孩在难民营被皮条客绑架……”“德国的嫖客很高兴……在网上讨论他们对于年轻新鲜的乌克兰女人穿越边境线来到德国有多开心。”这些对乌克兰女性的无耻罪行完全说明了这点：“保卫欧洲文明”这个神圣意识形态之所以能如此有效，就恰恰体现在它“一贯轻忽之处”。在齐泽克的行文语境里这个“轻忽之处”是指“全球南方”（即第三世界），然而即便是同为欧洲人的乌克兰女性，一样免不了成为“保卫欧洲”的诸多代价之一。对全世界受压迫群体（女性、第三世界难民）的毫无廉耻的“轻忽”，恰恰是使这个神圣意识形态变得更为牢固的秘密。这个秘密在今天已然变得越来越公开，以至于成为了一种心照不宣的共识。无论是欧洲、美国抑或是中国、俄罗斯，全世界中产阶级都在“保卫现代生活”的焦虑与狂热之下开启了法西斯主义转向的进程。正如鲁迅在《灯下漫笔》中所指出的“暂时坐稳了奴隶的时代”与“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一样，在全球资本主义秩序下，同样也有“暂时保卫了现代生活的国家”与“保卫现代生活而不得的国家”，而外强中干的俄罗斯联邦正属于后者。在俄罗斯那里，乌东事变已经造成了无可遏止的全社会范围内的总危机，人们对此心知肚明，也乐于指出俄罗斯的种种虚弱迹象：阵亡士兵的抚恤金、后勤的混乱与糟糕、军事技术的落后等等。然而，在这些人指出这些现象时，却没有意识到：在那些“暂时保卫了现代生活的国家”内部，更是存在着同构的分野，即“暂时过稳了现代生活的人”与“想过现代生活而不得的人”。前者的“现代生活”恰恰是建立在后者的“求而不得”之上的。对于这个铁一样的事实他们从来都闭口不谈。流水线工人也好，外卖骑手也好，必须有这些不具备“现代性”资格的人持续地处于“轻忽”之中，才能够有效保证中产阶级那多彩多姿的“现代生活”；同时也必须有那些不具备“现代性”资格的边缘地区持续地处于“轻忽”之中，才能够有效保证北上广中心地带那“文明”且繁荣的“现代生活”。俄国因内部危机程度的加深而不得不引爆乌东事件，把全体俄罗斯人民都拖进了战争的泥潭，而其他那些暂时还保卫着“现代生活”的国家，其内部社会矛盾的严重程度又能比俄罗斯缓和到哪里去了呢？人们对此完全心知肚明，因此都心照不宣的缄口不言。一切在中产阶级说是“国际关系”的问题，实质上都是“内部的问题”；一切在中产阶级说是“对外争取生存空间”的问题，实质上都指向内部的阶级压迫和地域分化。无论是美国“红脖子”还是欧洲新纳粹，其真实的政治诉求归根结底是指向国内表现为移民问题的就业问题，在中国也同样如此。一种阶级意义上的不满被要求搁置而转向对“外部”的沙文主义情绪，广大边缘地带群众对家乡和自身前途的深深绝望也被收编、捆绑到北上广民族主义的战车之上。“保卫现代生活”已然成为了全世界帝国主义者一条心的圣经，其背后的一切都指向一个神圣的意识形态同一性。从俄罗斯到欧洲，从美利坚到中国，全世界中产阶级成立了它们自己的神圣同盟。五乌东冲突依始，中文媒体以俄新社为统一转发口径的传播，直接煽动了中国舆论的“速胜”狂热。在热情退却之后，人们又从普京的支持者摇身一变，转而开始对皇俄法西斯分子报以同情。这个变化的过程不单是寻找正确图腾的过程，更是真实的法西斯主义议程的推动过程。关于这种议程的推动是如何进行的，又是以何种方式组织自身的，上文已经描述得够详尽了。但是，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提到这样一个有趣的事实：当早期的中国舆论热情地传播普京在2月21日的讲话时，他们根据自身的特定立场，选择性地忽视或强调了普京讲话里的反共产主义动员的部分。相比之前“不怀念苏联是没良心，想回到苏联是没脑子”这套竭力避免盖棺定论的模棱两可的说辞，普京这次直接对以列宁为代表的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实践进行了彻底的否定和攻击。在讲话中，他声称正是由于列宁主义关于民族自决权的部分，导致了乌克兰这个本应当属于俄罗斯帝国版图的地区在苏联解体后被剥离了出去，是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人亲手缔造了乌克兰这个本“没有理由存在”的国家。而正是在这段讲话之后，一种对革命话语与共产主义符号的盗窃行径就在中国舆论里兴起了。当这些人兴冲冲地运用“喀秋莎”“镰刀红旗”“解放”“反法西斯”这些共产主义话语将俄罗斯的入侵行为粉饰成“粉碎乌克兰法西斯”的神圣战争时，他们“没看到”普京讲话中反列宁反苏维埃的内容，也“没看到”斯特列科夫这些比所谓亚速营更具威胁、更有影响力的俄国法西斯。正如俄乌战争中屡次被提到的“认知作战”一样，在中国的意识形态场里显然也有人试图继续这种“认知作战”：顿巴斯左派被乌克兰政府镇压被视为“乌克兰纳粹化”的证据，而顿巴斯左派被俄罗斯政府背叛则不被视为“俄罗斯纳粹化”的证据。那么，到底是什么使我们这些伟大的“反帝斗士”们患上选择性失明的呢？究竟怎样的“反帝斗士”才能对普京讲话中的反列宁反苏维埃内容视而不见，对交战两国长达数十年的去共产主义竞备视而不见？这种政治上的失明当然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事实上它正是出于一种非常合理的“感激”：普京将他们不敢说的话彻彻底底、明明白白地说了出来。当然，这并不是指他们不敢说乌克兰是个“不合法理”的国家，而是直接指向了中国内部的民族问题。在对国家主义的依附之下，沙文主义者中很少有人胆敢直接攻击二十世纪中国革命所留下的伟大遗产，但却可以从俄罗斯沙文主义对前苏联社会主义革命的攻击中找到安慰和认同，找到一种指桑骂槐式的政治表达方式。一个围剿共产主义幽灵的法西斯主义同盟就这样成立了，列宁和他的党在民族团结中所扮演的正面角色被偷换为“分裂主义的历史缘由”，正如中国革命在各民族各地域的联合中所留下的伟大遗产被视为某种复兴的巨大阻碍。这种法西斯主义同盟同样也促进了“认知战”在中国舆论场里的兴盛，其目的就在于拉低整个意识形态斗争的弹性：一旦承认了“认知战”，就不可能再承认葛兰西意义上的“阵地战”。诚如阿尔都塞所言：“疏忽与对象无关，而与看本身有关。”这些作为法西斯主义认识装置的概念正是如此影响着人们“看”的方式，使人疏忽他们恰恰没有疏忽的东西，使人看不到他们恰恰看到了的东西。在这种认识装置下，人们看不到战争资源的来源和动员过程中的“社会损耗”，尽管后者在一次次的封城中体现得淋漓尽致；看不到作为手机屏幕里直播画面的战争对第四面墙之外的自己的影响，尽管完全同构的事情每天都在身边频繁上演；看不到国际经济秩序变革对内部与内部之内部的严重影响，尽管他们的父辈很可能在大下岗中亲身经历。这些概念正是竭力试图掩盖这样一种内部的关系，从而彻底否定掉内部的阶级差序，否定掉列宁“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革命”的可能性。发生在欧洲东部的俄乌战争在万里之外的中国意识形态场里激起了千层巨浪，这种“巨浪”连其翻腾的姿势都是十足中产阶级的，这点同欧洲或者美国没有任何区别。人们通过购买俄罗斯或乌克兰零食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态度，在社交媒体和公共平台上带着略微兴奋的情绪对战争的进程津津乐道，完全是看电影打游戏买周边这些消费主义行为逻辑的延申。尽管他们可以选择许多立场，但却只能选择唯一一种“观看”方式；尽管他们可以对诸多社会事件有不同的意见，但却只能想起唯一一种“行动”方式。这是在晚期资本主义文化逻辑下唯一被提供的人类本能，就是中产阶级的本能。他们“本能”地恐惧，“本能”地行动，“本能”地接受和消费各式各样的空洞概念，却从来不对自己“观看”或“行动”的方式表达任何质疑。这种腐朽没落的“本能”正是法西斯主义生长壮大的思想苗床。至此，这场战争的实质及其与中国意识形态场的共谋已然完全清晰了。一场以去共产主义化圣战为号召的军事行动里，坦克插着镰锤红旗向基辅急进；而在一面以屠杀犹太人来献祭过的蓝黄旗与三叉戟徽下，只剩下一个说俄语的犹太总统在坚守。事情就这样成了：无论之前的历史脉络和斗争情势如何地复杂，在2022年，作为民族国家的乌克兰或许是真正诞生了。而这场后苏联空间里的魔幻战争，在曾同是社会主义国度的亚洲东方又激起了一场后革命时代里的魔幻动员：在“反帝”话语的高涨下，一种对革命幽灵的围剿在公开进行；在彼此曾为社会主义同道的追忆下，一场法西斯主义议程正加速推进。然而，即便如此，一种真正的列宁主义政治仍未被击溃，是时候重申那句判语了：“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革命”，是唯一正确的无产阶级口号，是乌克兰和俄罗斯人民真正的解放之路，是一切被压迫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真正能取得胜利的道路。（封面图片来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