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一个国家掉进钱眼儿里及其他

交易性及其一切皆可交易，是农耕族群深入骨髓的精神基因，譬如养儿防老，即养儿是为了给自己以后衰老时的依仗，假如没有这一交易的目标，养儿本身就是失去了意义。倘若养儿而没有起到防老的目的，就会遭到整个群族或邻里或亲友的谴责或唾弃。当然，养儿之所以重男轻女的功用，因为女性终归给别人家养的，所以不会受到未能防老的道德谴责，但以嫁妆的形式，把女性“卖”出去，以此作为一种交易补偿，等于没有白养。

中国传统文化实则为交易史以及为这一交易本质辩护的一整套说辞的集大成者。所有的世俗规则或制度，都最后屈服于这一整套说辞并称之为道义。

所以，被这一传统文化浸淫已久的族群，是天生的生意人，一边讨价还价、斤斤计较；一边为讨价还价、斤斤计较寻找冠冕堂皇的理由。然后，再以这些冠冕堂皇的理由，反作用于交易行为的合理性和正当性：此绵延到现在，就是常说的忽悠，以冠冕堂皇理由类的忽悠，让所有人满足自己的交易性或交易需求。

中国的历朝历代之轮替，就是一次次的忽悠史。忽悠到让更多人知道自己的付出，可以有无比丰厚、超值的回报。所以，揭竿而起的目的，就是满足人们可以过好日子的交易目的：只是到最后发现，自己的交易目的蚀本，就再来一次揭竿而起——由此周而复始。

如何走出或摆脱这一循环，唯有揭竿而起的人，临到改朝换代之时，自愿选择退出论功行赏、封田赐权的队列，或者以超越国家治理事务的其他形式作为荣誉补偿，否则就永远是生意人或无以走出或摆脱这一循环。近代之唯有孙中山可以称之为国父，就是尝试革命党如何不再成为执政集团的探索或路径，尽管其未竟或功败垂成，但之所以被不同党派共同纪念这一点，本身则说明一切。一旦违背或不能完成这一转换，就只能是朝代更替，而不能称之为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文明国家的定义。

大清帝国的终结，不是一个历史朝代的更替，而是步入国家定义的开始，之后将不再有类似一朝天子一朝臣的朝代统治，一切权利和自由归于所有人，并由其决定自身以及国家的生存命运。所谓国家，即需要杜绝一切世俗等级特权或特殊力量存在的制度设计。告别帝制，则隔断朝代更替的兴衰循环。

从某种意义上，也等于对所谓传统文化进行精华萃取，萃取的“工具”，则是源于西方和科学和民主以及马列主义。自那一刻起，纯粹的“中国文化”在中国本土隐遁，盖因为朝代文化本身没有自定义的能力，譬如“中国文化”这一名词或概念，皆为科学定义。所谓“全盘西化”已成普遍现实：无论是资本主义或是社会主义，都是“舶来品”，皆为西方思想势力在中国的博弈和实验，唯独不见本土文脉：被定义中国的这个国家，解释权归于西方无论是科学或者马列。

在对本群族文化进行精华萃取的历史进程中，我们姑且将这一群族文化分为中华文明或华夏文明、帝制文化两部分：中华文明逐渐成为东方文明的核心部分，完成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互相融合，保留了兼容并蓄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帝制文化在华夏本土蔚为大观，等级意识和集权专致，复制为朝代轮替。此意味着中华文明的生命力在华夏本土文脉已断，而以东方文明萃取精华蔓延扎根于“东方”；中国及华夏本土唯有帝制文化以及被帝制文化格式化的“中华文明”。

需要注意的是，帝制文化主导之历朝历代，其轮替过程，并非开放包容使然，多是被外族或外来势力攻陷取而代之。如其说是被中华文明包容了，不如说是被帝制文化同化了，然后终于帝制文化的滥觞——这就说明，中华文明者生，帝制文化者亡；开放包容则兴，等级封闭则衰。

被萃取的中华文明精华，是天地人和或天地人才，是开放包容；帝制文化，则内敛封闭，保守专制。即使天地人和或天地人才，亦与帝制文化存在本能冲突：天地人才是宇宙观；帝制文化是世界观。
帝制文化将天地人和或天地人才格式化为等级体制，从而使等级体制成为集体单位型式，家庭与国家以及所有的集体单位，都依循家庭及家长所有制逻辑。

国家，是文明定义，是整个人类不同族群的组织单元，由此完成人类构成的世界组合。所以，国家本身没有文化，而唯有不同族群习俗或生存历史所形成的族群文化：国家没有历史，仅仅是一个组织单位的符号，在帝制文化历史沿革，“国家”即是一朝一代即是一个“国家”，“国家”即政权的别称；当国家作为文明的产物，其仅仅是构成人类世界的组织单位符号。

既然国家是人类世界的组织单元或单位符号，在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相互开放和各自独立，都不能脱离人类世界的趋同或一致性原则：基于个体生命独立意志及其权益的最大化，而国家的存在使命，仅仅是为了这一最大化趋于不断优化进程。否则，就背离了人类文明本身。

所以，国家自诞生那一天起，注定了以相互开放为前提、基于独立存续为条件的竞合规则：缺失相互开放的前提，所谓的独立存续从本质上是空中楼阁。而从中国近数十年进程，若具自觉自省意识，当知进步皆为开放包容而得，非等级封闭所赐。

近四十年中国之所以取得举世瞩目的变化，毫无疑问是因为采取了对外开放，即符合国家与国家相互开放的原则，从而使得中国成为有条件、有竞争力的人类世界竞合单位：假如没有对外开放，所谓的有条件和有竞争力根本谈不上——这个在四十年之前已经实验过了。

近日，重庆自驾利川的游客任性坠河：重庆到利川避暑旅游的自驾车，不行坠河。车主与当地村民谈好拖车价钱，然后坐车里等人。先前车在小河陷得并不深，有人建议车上人先下来，再用绳子牵上车，但车上人不采纳，他们说花了钱就该在车上坐到等。从村民找绳子，到喊人过了相当一段时间，完全可以从车窗往外转移车上人，因当时的水只淹没腿部，完全可以救出车上所有乘客。由于车上傻子太多，或者有钱人疯子太固执，导致错过救人关键时机。车慢慢移向深水中，车上的人在万分危急死到临头的时候，不是当机立断拉开车门自救脱险，而是仍然抱着大爷一心态，端坐车内，期待村民拉他上岸，悲剧就此发生……

只是这一条件及其竞合力，更多体现于经济特性，即作为一个有竞争力的经济单位，而非组织单元：因为组织单元的轴心，是以经济为中心——一个族群的交易性和可交易性，由此达到极致的发挥。

经济活动即交易活跃性。当一个族群所有的注意力，集中于经济活动，交易性和一切皆可交易意识得以强化，所有人的日常行为和价值观及精神意志，都以可交易为行为意识：所有人都掉进了钱眼儿里，钱眼儿有多大，眼界就有多大，心界就有多大。人与人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都囿于钱眼儿的世界，主导一切对外关系，同样也是钱眼儿的心思。

只要清楚如此道德处境，就可理解对世界的认识观，即认知世界存在着巨大的盲区或障碍：钱眼儿的世界之外，没有认知或识别能力。所以，掉进钱眼儿里人，看不到、也不屑于所谓的战略。

人类的未来，是基于世界的开放战略。世界对于中国，同样也是有条不紊的战略预设，而不是任何一个国家首脑的一时兴起。当交易遇到不可交易，如同小聪明遇到大智慧，小聪明在钱眼儿里手忙脚乱，一旦看到钱眼儿外的维度，旋即自乱阵脚。

直到现在，这个群族仍然迷幻于“一个巨大的市场”，就足以让世界为此俯首称臣，因为想象不出：你还不是为了赚钱吗？我这儿有这么好、这么无法想象其大的市场或赚钱机会，你还图什么？比如说，英国拒绝了华为的5G，美国能给你什么？中国可以给你什么？这么一算账，自然英国就是傻子，因为是犯傻，就总有明白过来还要和中国做生意、请回华为5G的时候……

世界很大，钱眼儿里很小，在钱眼儿里呆久了，认知能力萎缩鼠目寸光而不知，交易性以及可交易能力也会受限：所谓拣了芝麻丢了西瓜，是常有或平常事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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