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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荐 | 普鲁斯特:母亲临睡前的一吻(李恒基 译)

Marcel Proust 黄灿然小站 2019-10-30



我上楼去睡,唯一的安慰是等我上床之后妈妈会来吻我。可是她来说声晚安的时间过于短促,很快就返身走了,所以当我听到她上楼来的脚步声,当我听到她的那身挂着几条草编装饰带的蓝色细麻布的裙子窸窸窣窣走过有两道门的走廊,朝我的房间走来的时候,我只感到阵阵的痛苦。这一时刻预告着下一个时刻妈妈就会离开我,返身下楼,其结果弄得我竟然盼望我满心喜欢的那声晚安来得越晚越好,但愿妈妈即将上来而还没有上来的那段空白的时间越长越好。有几次,妈妈吻过我之后,开门要走,我居然想叫她回来,对她说:“再吻我一次吧。”可是,我知道,这样一来她马上会一脸不高兴,因为她上楼来亲我,给我平静的一吻,是对我的忧伤、我的不安所作出的让步,已经惹得我的父亲不高兴了。父亲认为这类道晚安的仪式纯属荒唐。妈妈也恨不能让我早日放弃这种需要,这种习惯。她决不会让我滋生新的毛病,也不会允许我等她走到门口之后再请她回来亲亲我,况且,只要见到她面有愠色,她在片刻前给我带来的宁静也就受到彻底破坏。她刚才像在领圣体仪式上递给我圣饼似的,把她的温馨的脸庞俯向我的床前。我的嘴唇感受到她的存在,并且吸取了安然入睡的力量。总的说来,比起客人太多,妈妈不能上来同我说声晚安的那些晚上,她能在我房内呆上一会儿,哪怕时间很短,也总算不错了。所谓客人,平时只限于斯万先生。除了几位顺路来访的外地客人之外,他几乎是贡布雷屈趾舍间的唯一的客人。有时候,他以邻居的身份与我们同进晚餐(自从他同门户不相当的女子结婚之后,他很难得来了,因为我的长辈们不愿意接待他的妻子),有时候,他在晚饭之后不请自来。晚上,我们在房前那棵高大的板栗树下,围坐在铁桌的四周纳凉,忽听得花园的那一头传来声响,倒不是不打铃就进门的自家人弄响的那门铃声,丁丁当当地闹个不休,像劈头倒下的一盆雪水,弄得你晕头转向;这回我们听到的是专为来客设置的那种椭圆形的镀金的门铃声,它怯怯地丁冬两响。于是大家面面相觑:“有客人?会是谁呀?”其实大家心里明白,除了斯万先生,没有别人;我的姑祖母以身作则地大声数落开了,她力求说得自然:她教诲我们不该窃窃私语;让来人以为我们在议论他不该听到的事,是最不礼貌的行为。接着,我们看到,最爱找茬儿到花园里去走走的外祖母,已经走上前去侦察。她总乘机悄悄地把沿路的玫瑰花树的支架拔掉,让枝头的花朵显得更自然些,就像当妈妈的用手拨弄拨弄孩子的头发,把被理发师梳理得过于服贴的头发弄得蓬松自然些……


我们当中只有一个人把斯万的来访当作痛苦的心事,那就是我。因为每当有外人来访,或者只有斯万一人作客,晚上妈妈就不到楼上我的卧室里来同我道晚安了。我总比别人先吃晚饭,然后坐在桌子旁边;一到八点钟,我就该上楼了。我只能把妈妈通常在我入睡时到我床前来给我的那既可贵又纤弱的一吻,从餐厅一直带进卧室;我脱衣裳的时候,还得格外小心,免得破坏那一吻的柔情,免得它稍纵即逝的功效轻易消散化为乌有。所以,越是遇到那样的晚上,我受妈妈一吻时就越有必要小心翼翼。但是,我又得当着众人的面,匆匆忙忙地接过那一吻,抢走那一吻,甚至没有足够的时间和必要的空闲对我的举止给以专心致志的关注:好比头脑不健全的人在关门的时候尽量不去想别的事情,以便疑惑袭来时用关门时留下的回忆来战胜它……


我两眼盯住了妈妈,我知道,只要一开晚饭,他们就不会让我呆到晚饭结束,为了不使我的父亲扫兴,妈妈不会让我当着大家的面像我在卧室里那样地亲她好几遍的。所以,在餐厅里,在就要开晚饭的时候,在我感到那时间即将来临的当口,我就先为那短促而悄然的一吻,从我力所能及的方面,作好一切准备:我用眼睛选定妈妈脸上的某一个部位,作为我的吻的落点;由于我在精神上已经有了吻的开端,所以我作好思想准备,以便在妈妈把脸凑过来的刹那间,我能充分地感受到我嘴唇贴着的她那部分的肌肤的温存;我好比一个画家要画幅肖像,但是描绘对象只能短暂地出现几次,画家在准备调色板之前,早已根据自己所作的笔记作好细致的回忆,即使描绘对象不在场,他也能画得惟妙惟肖。然而,晚饭的铃声还没有打响,我的外祖父却残忍地说(虽然他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残忍):“这孩子看样子很累,该上楼睡觉去了,再说,咱们今天晚饭吃得晚。”我的父亲本来就不如我的母亲和外祖母那样一丝不苟地信守协议,这时说道:“是啊,快,睡觉去。”我想过去亲亲妈妈,就在这一刹那,晚饭的铃声响了。


“不必了,别麻烦你的妈妈了。这也就等于道过晚安了,这种表示本来就多余可笑。快点,上楼去!”


我等于连盘缠都没有领到就得上路;我必须像俗话所说“戗着心眼儿”登上一级一级的楼梯,我的心只想回转到母亲身边去,因为母亲还没有吻我,还没有以此来给我的心灵发放许可证,让她的吻陪我回房。但是,我不得不违心上楼。这可恨的楼梯呀,每当我踏上梯级,总不免凄然若失,那股油漆味可以说已经吸收了、凝聚了我天天晚上都要感到的那种特殊的悲哀,也许正因为如此,一闻到它我才更感到痛心;我的智慧在这种嗅觉的形式下变得木然而丧失了功能。当我们沉入梦乡时,我们不会感到牙疼,只觉得仿佛有一位姑娘掉进水里。我们拼命把她从水里打捞起来,捞起又掉下,掉下又捞起,一连二百次;或者,好比有那么一句莫里哀的诗,我们不停地背诵。处于这种情况,我们只有醒来才能舒口气,我们的智慧才能使牙疼摆脱掉见义勇为的伪装和吟诵诗句的假相。当登楼时的悲哀以迅雷般的速度侵入我内心时,我所感到的却是舒心的反面。这种侵入几乎是顿时发生的,悲哀通过我嗅到的楼梯的特殊的油漆味,突然不知不觉地钻进我的心扉,这比通过精神的渗透更具有毒害心灵的功效。我一进卧室,就得把一切出入口全部堵死,把百叶窗合上,抖开被窝,为我自己挖好墓坑,然后像裹尸一样换上睡衣。那时正当夏令,由于我睡在罩着厚布床幔的大床上太热,他们就为我在房内另外放了一张铁床。我在尚未葬身铁床之前忽然萌生了反抗的念头,我要施个囚犯惯施的诡计,我给母亲写了一封信,说有要紧事要当面禀告,信上不便说,只求她上楼来见我。我只怕弗朗索瓦丝不肯为我送信。她是我的姨祖母家的厨娘,我住在贡布雷的时候,起居由她负责照料。我想,家里有客时要她给我的母亲递信,其难度之大正等于求剧院门房给正在台上演出的女演员送便条,几乎是办不到的。不过,能办不能办,弗朗索瓦丝自有一部严峻专横、条目繁多、档次细密、不得通融的法典,其间的区别一般人分辨不清,也就是琐细至极(所以她那套法典大有古代法律的风貌,那些古代法律残忍处可下令大批杀戮嗷嗷待哺的婴儿,可是有些条文却慈悲得连山羊羔的肉都禁止用母山羊的奶来炖,还禁止啃食动物大腿上的筋)。有时候,弗朗索瓦丝顽固地拒绝为我们干托她办的事;由此而论,似乎她的“法典”对于上流社会的复杂规矩和交际场合的种种讲究都有所估计,而这些,单凭她这样一个农村女仆的所见所闻,是得不到任何暗示的。我们只能说,她身上有一身非常古老、高尚、但又不为人们所理解的法兰西传统陈迹,好比我们在那些手工业城市中所见到的那样,陈旧的华屋证明往昔曾是王公幸驾之地,化工厂的工人们从事劳动的场地周围,有古老的雕塑珍品,主题有泰奥菲尔遇到圣母显灵,或者埃蒙四兄弟乘坐神马逞威。①


①泰奥菲尔和埃蒙四兄弟均为传说中的人物,相传公元6世纪时僧侣泰奥菲尔曾把灵魂卖给了魔鬼,后追悔莫及,遂祈求圣母救助,终以诚心感动圣母,显灵勾销了卖魂契。13世纪时游吟诗人吕特贝夫曾把这一传说编成诗体说唱,广为流传,后来壁画和浮雕等美术形式也采用这一主题。埃蒙四兄弟的故事见诸12世纪法国英雄史诗《勒诺埃德·蒙多邦》。相传埃美公爵有四子:勒诺、阿拉尔、吉夏尔和里查,统称“埃蒙四子”(“埃蒙”为“埃美”的昵称或贱称),他们在同查理大帝作战时,勇武异常,有坐骑名巴雅尔,一跃千尺。


至于我当时的那个特殊情况该如何发落,弗朗索瓦丝的“法典”自有毫不含糊的规定:尊长敬客。所以除非发生火灾,她多半不可能为我这区区小儿去惊扰正陪着斯万先生说话的母亲大人。弗朗索瓦丝经常教训说:不仅对父母长辈要孝敬,对亡人、僧侣和王上要恭敬,还应该尊敬受到款待的宾客;这一套敬人之言倘若出自某部著作,我或许会深受感动,偏偏出自她的口中,我听了不免又气又恼,尤其是因为她说得那么一本正经,细声细气;尤其是今天晚上,她把请客吃晚饭看成神圣的礼仪,结果她必定拒绝惊扰宴会的礼仪。不过我还是要试试运气,于是我毫不迟疑地撒谎说,这封信并非我自己要写,我上楼时妈妈吩咐过,看看有没有她要找的东西,务必给她一个答复;要是不给妈妈捎句话去,她会生气的。我明明知道弗朗索瓦丝根本不信,她跟原始人一样,感觉比咱们灵敏得多,能从一般人觉察不到的征兆中一眼看透咱们企图掩饰的真相。她把信封足足端详了五分钟,好似单凭审察纸质和笔迹便可知道信封里的内容,换句话说,便可确定应按她那部“法典”中的哪一项“条款”来处置。随后,她无可奈何地走出房间,那表情等于说:“唉!有那样一个孩子,做父母的也真算倒霉!”转眼间她又回来了,说现在席上正在用冰冻甜食,大师傅无法当着众人的面把信递给我妈妈,得等到上漱口盅的当口才有法子送去。我的焦虑顿时得到冰释,顷刻间乾坤扭转,方才我离开母亲还意味着得等到明天才能重聚,可是呆会儿我的便条至少会把无影无踪的我,喜孜孜地带进妈妈所在的那间厅堂,而且会在我妈妈的耳畔悄悄地谈论我;虽然母亲看到便条肯定会不高兴(而且由于我的拙劣手段将使我在斯万的眼中显得十分可笑,她更会加倍地生气)。一秒钟之前,我还觉得餐桌上的冰冻甜食——“核桃冰淇淋”以及漱口盅之类的享受无聊透顶,邋遢可憎,因为我的妈妈是在我不在场时独自享受的。可现在,那间原来对我极不友好,禁止入内的餐厅,忽然向我敞开大门,就像一只熟得裂开了表皮的水果,马上就要让妈妈读到我便条时所给予我的亲切关注,像蜜汁一般从那里流出来,滋润我陶醉的心房。我与母亲已经不再相隔异处;屏障倒塌了,柔情的丝丝缕缕重又把我和她系到一起。而且,还不止如此,妈妈还一定会上来看我!


我方才苦恼地想:斯万如果看到我给母亲的信,并且猜出我的用心,一定会瞧不起我;然而我后来才知道,他一生之中对类似的苦恼有过长期的体会,谁也比不上他更了解我。自己所爱的人在自己不在场或不能去的地方消受快乐,对他来说,是一件烦恼苦闷的事,是爱情教他尝到的滋味。那样的烦恼苦闷,从某种意义上说,本来就注定属于爱情,而且一旦落入爱情之手它就变得具有专门的含义;但是它钻进像我这样生活中还没有出现过爱情的人的心中,它实际上是对爱情的期待;它漫无目的、自由自在地游动着,并无一定的钟情对象,只为某一天出现的某种感情效劳,这种感情有时是对父母的依恋,有时是对同伴的友谊。


弗朗索瓦丝回来告诉我说,我的信即将交给母亲。那时我感到无比的喜悦。我在感情见习期所领受到的这种喜悦,斯万也早就体会过:这其实不过是哪位好心的朋友,或者我们心爱的女子的哪位亲戚,让我们空欢喜一场罢了。比如说,我们来到哪家公馆或者哪家剧院,知道我们的心上人也来这里参加舞会或者观看首场演出,这时有位朋友先是发现我们在门外踯躅,几近绝望地等待着同心上人接近的机会。那位朋友认出我们是谁,热心地过来招呼,问我们来这里有何贵干。我们就胡乱编套谎话,声称有要紧事必须告诉他的某位女亲戚或者某位女朋友。他连忙请我们放心,说这事再好办不过;他把我们领进门厅,答应五分钟之内一定送她下楼。我们多感激他呀——正等于这时我多感激弗朗索瓦丝!这样与人为善的中间人,仅凭一句话就改变了我们的心境:刚才我们还认为里面的灯红酒绿一定乌七八糟到不堪设想的地步,而且其中必有几股同我们作对的、邪恶的、蛊惑人心的旋风把我们的心上人裹胁而去,让她嘲笑我们;可是顷刻之间,我们觉得这样的晚会还过得去,有人情味,甚至大有好处!若以那位向我们打招呼的朋友的态度来看(因为他也是晚会中的一员),我们可以推断其他宾客不至于会有多坏。原先我们不知道她在里面会享受到什么样的乐趣,那漫长的时辰可望而不可即,残酷地折磨人的感情,如今却出现了一个供我们潜入其间的缺口;在构成那些时间的序列中有那样一个时刻,同其他时刻一样真实,却又更为重要,因为它同我们的心上人关系更为密切,它活灵活现地出现在我们的眼前,我们占有它,参与其间,它几乎是我们自己创造出来的,这就是有人要去告诉她,我们就在楼下的那个时刻。也许,晚会的其他时刻同那个时刻并无本质的差别,并不更令人心醉而使我们痛苦万分,因为好心的朋友已经明白告诉我们:“她肯定会非常高兴下来的!跟您谈谈总比在楼上百无聊赖要好得多。”唉!斯万有过这方面的经验:感到她所不爱的人处处跟踪,甚至一直盯到晚会的门口,她岂能不生气?而第三者的好心并不能打消她的气恼,结果经常是只有那位好心的朋友一人下楼。


我的母亲没有来,甚至连一点面子(也就是不拆穿我编的那套找东西的瞎话)都不肯给,反倒让弗朗索瓦丝对我说:“不理他!”后来我经常听到大旅社的门房或者游乐场的听差对可怜巴巴的姑娘说过同样的话。那姑娘惊讶地反问道:“什么?他不理?怎么可能呢?您确实把我的信交到他手里了么?那好!我再等等。”而且,这样的姑娘无一例外,都不需要门房给她另点一盏小煤气灯;她只在黑角落里静候,偶尔能听到门卫同跑堂嘀咕几句天气好坏之类的话,接着门卫就发觉时间不早,打发跑堂赶紧把某位顾客吩咐的酒拿去冰镇。——我当时谢绝了弗朗索瓦丝的好意(她自告奋勇要给我泡杯药茶),我也不要她留下陪我,让她回配膳室去了。


我钻进被窝,合上眼睛,尽量不去听他们在花园里喝咖啡时的聊天声。这样过了几秒钟,我感到其实早在我给妈妈写信的那会儿,早在我不顾她会生气向她靠拢甚至以为马上就要同她聚首的那会儿,我已经把见不到妈妈我照常睡觉的路子给堵塞了。我的心突突乱跳,阵阵发痛,本指望以逆来顺受求得安宁,结果反而增添心中的骚乱。突然间,我的烦恼烟消云散,像服了一剂强烈的镇静药,到这时才开始见药效;痛苦消释,周身舒坦:因为我下了决心,不再勉强自己在见到妈妈前就入睡,我要等妈妈上楼睡觉时,不顾一切地去同她亲一亲,虽然这事肯定会惹得她接连几天同我生气。烦恼既消,平静使我感到异常的喜悦,那种异样的感觉,不亚于期待、饥渴和如临深渊的恐惧。我轻轻推开窗户,坐到床前,几乎一动不动,生怕楼下的人听到我的动静。窗外万物也仿佛凝固在静寂的期待中,唯恐扰乱明净的月色;月亮把自己反射的光辉,延伸到面前的万物之上,勾画出它们的轮廓,又使它们显得格外悠远;风景像一幅一直卷着的画轴被徐徐展开,既细致入微,又恢宏壮观。需要颤动的东西,如栗树枝头的叶片,在轻轻颤动。但它颤动得小心翼翼、不折不扣,动作那样细密而有致,却并不涉及其他部分,同其他部分判然有别;它独行其是。远处的嗡嗡声扩散在不吸音的寂静之中,听来像是从市区那一边的花园中传来的,那么微弱又那么清晰,好比是轻声的演奏,像音乐学院的乐队十分高明地演奏轻音的乐段,每一个音符都像是从离音乐厅很远的地方传来的,但又都清晰可辨。音乐会上的常客侧耳倾听——倘若斯万请客,我的两位姨祖母也能有幸在座——他们似乎在一支军队还没有拐进特雷维斯街之前就已经能听到远处前进的脚步声了。


我心中有数,我当时把自己置于最不利的境地,最终会从我的长辈们那里得到最为严厉的处罚,其严厉的程度,外人实际上是估计不到的。他们或许以为,充其量是犯了真正丢脸的过错所造成的那种后果吧。但是,在我所受到的教育中,错误的轻重次序,同其他孩子所受的教育很不一样。大人们早已使我习惯于把一些错误看得比另一些错误严重(否则我或许没有必要受到那样细心的管教了)。我现在才明白,凡属严重错误都有一个共同的性质:那就是没有克制感情的冲动。不过当时谁都没有这么说罢了。谁都没有指出错误的根源,因为倘若说穿,我或许会认为自己情有可原,或者甚至认为自己本来就没有能力克制。不过对于错误的来龙去脉我并不陌生:在犯错误前,我必定先感到极其苦恼;犯错误后,我又必定受到严厉的处罚。我知道,我刚才的错误,与我过去因而受到重罚的错误属于同一性质,虽然程度上这次要严重得多。倘若等我母亲上楼睡觉时,我迎上前去,她见我为了同她说声晚安居然等候在过道里而一直没有睡觉,那么,她就会再不让我住在家里了。等天一亮,她会把我送去住校,这是一定的。唉!难道五分钟之后我只有跳楼吗?我倒宁可跳楼的。现在我的全部愿望是见到妈妈,同她说声晚安。为了实现这一愿望,我已经走得太远,再想回头已不可能。


我听到大人们送斯万出门的声音;门铃告诉我斯万已经走远。我伏到窗前,听妈妈问父亲:龙虾的滋味是否可口?斯万先生是否又添了一次咖啡腰果冰淇淋?妈妈还说:“我觉得龙虾味道一般,下次我要用别的香料来做。”


“我都不知道怎么说才好,总觉得斯万的模样变多了,”我的姑祖母说,“他都成老头儿了!”


姑祖母一向惯于把斯万看作一成不变的小伙子,一旦发觉斯万比她想象中的年纪要显老些,她就大惊小怪。而其他人则开始议论说斯万的这种老相不正常,太过分,有失面子,只有单身汉才这么老气横秋呢;对于那些单身汉来说,不是觉得大白天得过且过,没什么盼头,就是觉得大白天长得要命,因为他们心目中白天是空洞的永昼,没完没了的钟点自天亮之后就开始增多,他们却没有子女来共同分享这些时间。


“我相信,他那位爱卖俏的妻子够他操心的。在贡布雷谁不知道她跟一位夏吕斯先生同居呀?传得满城风雨。”


我的母亲倒发觉斯万先生近来脸色开朗多了:“他一不顺心,就跟他父亲当年一样,揉眼睛、摸脑袋。不过他近来这种动作少多了。照我看,他其实已经不爱他的妻子了。”


“那是自然的,他已经不爱她了,”外祖父说,“我收到过他的一封信,这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信上说到这件事。我尽量不把它当真,不过他在信里倒把自己的感情表白得很清楚,至少说明他对妻子的爱情已经淡漠下来,哎!你们俩呀你们俩!怎么不谢谢他送来的阿斯蒂麝香葡萄酒呢?”外祖父转身问他的两位小姨子。


“怎么?我没有道谢吗?说句良心话,我还以为自己转着圈儿已经对他委婉地表达了谢意呢,”姨祖母弗洛拉回答说。


“不错,你转弯抹角地说得很得体,我真钦佩你,”姨祖母赛莉纳说。


“你也一样,说得很有分寸。”


“是的,我提到芳邻的那段话,连我自己都深感得意。”


“什么?你们这也算感谢人家!”外祖父失声叫道,“这些话我倒都听到了,不过我怎么也想不到你们是说给斯万听的。你们不必怀疑,我认为他根本没有听出你们的弦外之音。”


“看你说的,斯万可不是笨人,我肯定他领会到了。我总不能跟他提到几瓶酒、多少钱吧?”


我的父亲和母亲在花园里单独地坐了一会儿,后来父亲说:“咱们上楼睡去吧,好吗?”


“你愿意上楼咱们就上楼吧,亲爱的,虽然我现在一点都不困;倒不是冰淇淋里的那点儿咖啡弄得我这样精神,我发觉佣人的房间里灯还没灭,可怜弗朗索瓦丝一直在等我呢。我要去请她帮我解开紧身上衣后面的搭扣,你先更衣去吧。”


母亲打开了安着铁花条的门,走进正对着楼梯的门厅。我很快就听到她上楼关窗的声音。我蹑手蹑脚走进过道,心怦怦乱跳,激动得几乎寸步难移,不过这至少不是难过得心跳,而是提心吊胆,是过分兴奋。我看到楼梯井下烛光摇曳,那是我母亲秉烛上楼,接着我看到了妈妈,我扑上前去。她先是一愣,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随后她显出怒容,一声不吭,事实上过去为了更微不足道的过错她都能一连几天不理我。如果那时妈妈对我说一句话,这虽然意味着她不会不理我,但对我来说也许是更可怕的征兆,因为比起严厉的惩罚来,不理我、生气毕竟只能算不足挂齿的小事。她若开口,那就像辞退佣人似的,虽说得平心静气,但是下了决心的;送儿子出门的母亲,给儿子一吻是为了告别;而只想跟儿子生几天气就了事的母亲是不肯吻儿子的。然而这时妈妈听到已经换好衣裳的父亲走出更衣室上楼来了,为了避免父亲训我一顿,她急得呼哧呼哧对我说道:“快跑,快跑,别让你爸爸看到你像个疯子似的等在这儿!”


可是我还是反复地说:“来跟我说声晚安!”我一面说,一面提心吊胆地看着父亲的烛光已经照到楼梯边的大墙上。不过父亲越来越近倒正好可以被我用来作为一种讹诈的手段,我希望妈妈为了避免父亲见到我,对我说:“先回到房里去,我呆会儿来看你。”


来不及了,父亲这时已经出现在我们的跟前,我不觉念念有词地说了句谁也没有听到的话:“完了!”


然而我并没有遭殃。父亲向来不像妈妈和外祖母那样对我宽容,允许我这样那样;凡她们允许的,父亲总不允许。他根本不顾什么“原则”,也谈不上什么“人权”。譬如例行的散步,别人是不会不让我去的,即使不让,起码也得给我许个愿。父亲却随口说个理由,或者干脆毫无理由,就在将要出发之前突然取消我去的权利。要么就像今天晚上那样,明明离开晚饭的时间还早,偏打发我快走:“上楼睡觉去,不必多说!”但是,也正由于他如外祖母所说的没有原则,也就无所谓坚持了。


他绷着脸奇怪地看我一眼。后来妈妈尴尬地解释几句。他说:“那你去陪陪他吧。你不是说还没有睡意吗?你就呆在他房里好了,反正我不需要你照应。”


“可是,亲爱的,”母亲不好意思,回答说,“这跟有无睡意无关,总不能惯孩子……”


“谈不上惯,”父亲耸耸肩膀,“事情明摆着,这孩子心里不痛快,脸色那么难看,做父母的总不能存心折磨他吧!等他真弄出病来,你更要迁就他了。他的房里不是有两张床吗?吩咐弗朗索瓦丝为你收拾一下大床,你今晚就陪他睡吧。好,晚安,我不像你们那么好激动,我可要睡了。”


我还不能够感谢父亲;他凡是听到他称之为感情用事的话,只会恼怒。我不敢有所表示;他还没有走开,已经在我们跟前显得那么高大,他穿着一身白色睡袍,头上缠着淡紫和粉红两色的印度开司米头巾;自从得了头痛病之后,他睡觉总以此缠头。他的动作就像斯万先生送给我的那幅版画中的亚伯拉罕①,那幅版画是根据伯诺索·戈索里②的原作复制的,画中亚伯拉罕要萨拉狠心舍弃伊萨克。这已经是多年前的事了。当年烛光渐升的那面楼梯旁的大墙早已荡然无存。有许多当年我以为能在心中长存不衰的东西也都残破不堪,而新的事物继而兴起,衍生出我当年意料不到的新的悲欢;同样,旧的事物都变得难以理解了。我的父亲也早已不会再对我的母亲说:“陪他去吧。”出现这种时刻的可能性对于我来说已一去不复返。但是,不久前,每当我侧耳倾听,我居然还能听到我当年的哭泣声。当着父亲的面我总竭力忍着,等到与母亲单独在一起时我才忍不住地哭出声来。事实上这种哭泣始终没有停止过;只因为现在我周围的生活比较沉寂,才使我又听到了它,好比修道院的钟声白天被市井的嘈杂所掩盖,人们误以为钟声已停,直到晚上万籁俱寂时才又遐迩可闻。


①亚伯拉罕:《圣经》中的人物,据说是希伯来人的祖先。上帝为了考验他,要他献出自己的儿子伊萨克祭神,他同意了。萨拉是他的妻子。
②伯诺索·戈索里(1420—1497):意大利画家。上面说到的那幅画系他所作的二十三幅“旧约故事”中的一幅,作于1468—1484年,原存比萨“康波·圣托”教堂,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毁于兵燹。


那天晚上我的母亲就在我的卧室里过夜;我犯了这样严重的错误,准备受到让我离家住校的惩罚,不料父母却对我恩宠备加,过去我做了好事都从来没有得到这样的奖赏。我的父亲即使对我恩宠备加,他的举止言谈仍具有专制武断、奖罚不当的成分,这已成为他行为的特征;在一般情况下,他办事多凭兴之所至,难得深思熟虑。他打发我睡觉去的时候,那种态度我称之为严厉恐怕太过分,其实赶不上妈妈和外祖母严厉。他的天性在许多方面虽说同我很不一样,但同妈妈和外祖母就更有天壤之别。他八成直到现在都没有猜到我每天晚上有多伤心,而这一点妈妈和外祖母却了如指掌,只是她们太疼我了,不忍心让我尝到痛苦的滋味,她们要我自己学会克服痛苦,以此来减轻我多愁善感的毛病和磨练我的意志。至于父亲对我的疼爱,那是另一种类型的,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她们那样的勇气:他只要一发现我心里不痛快,就对我的母亲说:“去安慰安慰他。”


妈妈那天晚上就呆在我的房里了。弗朗索瓦丝看到妈妈坐在我的身边,握住了我的手,任我哭个不停也不训斥我,她看出必定发生了什么非同小可的事,便问妈妈:“夫人,少爷怎么啦,哭成那样?”我本来是有权盼望妈妈来同我道晚安的,可是眼下的情况那样不同,妈妈看来不想以任何懊恼之情来损害这不同寻常的时刻,便这样回答说:“他自己也弄不明白,弗朗索瓦丝,他神经太紧张;快给我铺好大床,然后上楼睡去吧。”就这样,破天荒头一回,我的忧伤没有被看作应该受罚的过错,而是一种身不由己的病症。方才妈妈正式承认了,这是一种精神状态,我是没有责任的;我松了一口气,我不必在苦涩的眼泪中搀进什么顾忌了,我可以痛哭而不至于犯下过失。在弗朗索瓦丝面前,我深为这种人情的复归而自豪。一小时前,妈妈拒绝上楼到我的房间里来,还不屑一答地吩咐我快睡;如今她那番通情达理的话,把我抬到了大人的高度,使我的痛苦一下子脱离了幼稚的境界,达到成熟,我的眼泪由此获得解放。我应该感到高兴,然而我不高兴。我觉得母亲刚才对我作出的第一次让步,她一定很为之痛心,她第一次在她为我所设想的理想面前退缩;她那么勇敢的人,第一次承认失败。我觉得,我取得胜利是跟她作对;我使她的意志松懈、理性屈服,不过是因为她怜恤我有病,怕我伤心过度,顾念我年幼。我觉得那天晚上开始了一个新纪元,而且将成为一个不光彩的日子留传下来。倘若当时我有勇气开口,我就会对妈妈说:“不,我不要,你别睡我这儿。”但是,我深知妈妈有审时度势之明,用现在的说法,就是很现实主义。这种明哲的态度,使她的理想主义天性有所收敛,不像外祖母那样热得像团火。我心里有数,现在既然毛病发作,妈妈宁可让我起码得到些慰藉,免得惊动父亲。当然,在妈妈那样温柔地握着我的手,想方设法止住我眼泪的那天晚上,她的俊俏的脸庞还闪耀着青春的光彩;但是,我偏偏认为不该这样。她若怒容满面,我或许还好受些;我童年时代从来没有见到过她这样温情脉脉,这反倒使我感到悲哀。我仿佛觉得自己忤逆不孝,偷偷地在她的灵魂中画下第一道皱纹,让她的心灵长出第一根白发。想到这里,我就哭得更凶了。这时候,我看到了从来没有依我亲昵撒娇的妈妈,突然受到我情绪的感染,在竭力忍住自己的眼泪。她感到我看出她想哭,便笑着对我说:“瞧,我的小宝贝,我的小傻瓜,再这么下去,弄得妈妈也要像你一样犯傻劲儿了。好了好了,既然你不想睡,妈妈也不困,咱们别这么哭哭啼啼地呆着,倒不如干些有意思的事,拿出一本书看看吧。”可是偏偏房间里没有书。“要是我把你外祖母准备在你生日那天送给你的书先拿给你,你不会不高兴吧?想好了,等到后天你什么礼物也没有,你不会失望吧?”


正相反,我高兴极了。妈妈去拿了一包书来,从包装纸看,那些书又短又宽,仅凭这初步印象,(虽然是笼统的,而且还隔着一层纸)它们的吸引力就已经大大超过新年颜料盒和去年的蚕宝宝了。那几本书是《魔沼》、《弃儿弗朗沙》、《小法岱特》和《笛师》。后来我才知道,外祖母起先挑选的是缪塞的诗、卢梭的一本著作,还有《印第安娜》①;因为,外祖母固然认为无聊的书同糖果点心一样对健康有害,但她却并不否认天才的恢宏气魄甚至对一个孩子的思想都能产生影响,这种影响不见得比旷野的空气和海面吹来的风更有害于健康,更缺乏振作活力的功效。但是当我的父亲得知她送我那几本书时,几乎把她看成疯子,因而她只好再次亲自出马,光顾舒子爵市的书店,免得我不能及时拿到礼物(那天的天气热得灼人,外祖母回家时难受极了,医生警告我母亲说:以后切不可再让她累成那样)。外祖母一下就选中了乔治·桑的这四本田园小说,“我的女儿,”她对我妈妈说,“我总不能存心给孩子买几本文字拙劣的书看呀。”


①《印第安娜》也是乔治·桑所著的小说。


确实,我的外祖母从不凑合买那些智力方面得不到补益的东西,她尤其看重能教我们在物质享受和虚荣满足之外寻求愉快的优美的作品。即使她有必要送人一件实用的礼物,譬如一把交椅、一套餐具、一根拐杖,她也要去找“古色古香的”,似乎式样既然过时,实用性也就随之消失,它们的功用也就与其说供我们生活所需,倒不如说在向我们讲解古人的生活。她希望我的卧室里挂几张古建筑的照片,或者很美的风景图片。可是当她去选购时,虽然照片上的内容不乏审美价值,她总觉得照相这种机械复制方式,让平庸和实用过于迅速地得其所哉了。她要想办法做点手脚,虽说无法完全排除商业性的俗气,但至少要削弱它,在大的方面仍用艺术来取代它,给它引进一些艺术的“厚度”:譬如说,不要实景照片。她问斯万:有哪位大画家画过夏尔德尔大教堂、圣克鲁大喷泉和维苏威火山?她宁可送我油画照片:柯罗的《夏尔德尔大教堂》,于贝尔·罗贝①的《圣克鲁大喷泉》和透纳②的《维苏威火山》;虽说仍是照片,艺术档次毕竟高了一级。但是,倘若摄影师不拍古建筑,不拍自然风景,这些都由大艺术家去描绘,摄影师只拍艺术家画下来的景物,那么,他倒算做得更名正言顺了。一触及流传甚广的作品,我的外祖母就千方百计稽古溯源,她请教斯万,某某作品有没有版画复制品?倘若有,她倒更看重一些旧版画,因为在版画本身之外另有一种价值,例如那些临摹杰作原貌的版画,而杰作原貌今天我们已经无幸拜识了(就像莫冈在达·芬奇的《最后的晚餐》原作变样以前临摹刻制的那幅版画)。


①于贝尔·罗贝(1733—1808):法国版画家、油画家。
②透纳(1775—1851):英国画家,是印象派的先驱者之一。


应该说,用送礼物来理解艺术,这种方法并不总能收到辉煌的功效。提香有一幅画,画的是威尼斯,据说背景是环礁湖,我从那幅画上所得到的威尼斯印象,肯定不如照片所能给予我的印象准确。我的姨祖母倘若存心跟外祖母作对,开一份清单,一一列举她送了多少把交椅给新婚夫妻或老夫老妻,那些椅子的最初受礼者是想日常使用的,可是椅子经不起坐者的体重,立刻散架垮掉,那么这笔帐无人能算得清。然而我的外祖母认为太在乎家具结实的程度未免鼠目寸光,木器上明明还留有昔日的一点风采,一丝笑容,一种美的想象,怎能视而不见?那些木器虽说从我们已经不习惯的某个方面还符合某种需要,但就连这一点也能像一些老掉牙的成语那样使她欣赏备至,我们却只能从中看到一种在我们现代语言中已经被习惯磨损得影迹莫辨的隐喻。外祖母作为生日礼物送给我的那几本乔治·桑的田园小说,恰恰就像一件旧家具那样,里面充满了过时的短语,早已变成了形象化的说法,除了农村,别处已经听不到还有人这么说了。我的外祖母在一大堆书中偏偏选购这几本,正等于她更乐于赞美一所有哥特式阁楼之类老式点缀的住宅,这些东西能使她心头萌生一种自得其乐的情绪,使她生发思古的幽情,可以领她到往昔的岁月中去作一番不可能实现的漫游。


妈妈坐在我的床边;她拿了一本《弃儿弗朗沙》。发红的封面和莫名其妙的书名,在我的心目中,给弗朗沙平添一种明显的个性和神秘的魅力,我还从未读过名副其实的小说。过去听说乔治·桑是典型的小说家,仅凭这一点,就足以使我想象《弃儿弗朗沙》中一定有某种难以界定的、引人入胜的内容。用来煽起好奇之心或恻隐之情的叙述手段,某些令人不安和催人惆怅的表达方法,有点知识的读者一眼就看出这些同别的许多小说一样;可是在我眼里,它们却是感人肺腑的一种外观,流露出《弃儿弗朗沙》所特有的本质。我并不把一本书看成一件有许多同类的事物,而把它们当作与众不同的人,其存在的理由只在于它自身。在书中那些日常事件中,司空见惯的情节里,短而又短的字里行间,我感到一种奇特的语调,别具一格的抑扬顿挫。故事在展开,我却觉得晦涩费解,更何况我往往一连读上几页,心里都在想别的事。这样分心的结果造成连贯情节的中间出现一段段接不上茬的空隙,再加上妈妈朗读时凡描写爱情的地方都略去不念,空隙更有增无减,所以磨坊姑娘与那小伙子之间各自的态度发生令人费解的变化,在我看来就好像打上了非常神秘的印记;其实,他们之间萌生的爱情得到了发展,足可解释那些变化,我却一厢情愿地设想神秘的根源出自“弃儿”这个名称。我不知道这个名称的含义,只觉得听来受用;我不明白那个小伙子为什么叫“弃儿”,这称号给他披上了一层鲜艳、绚丽和迷人的色彩。


我的母亲朗读时固然常常不忠实于原文,可是她朗诵起来也着实令人钦佩。凡读到感情真挚处,她不仅尊重原意,而且语气朴实,声音优雅而甜润。甚至在日常生活中,倘若有人(且不说什么艺术品)引起她类似的爱怜或钦佩,她也能从自己的声音、举止和言谈中,落落大方地避免某些东西,做到恭谦待人:为了不使曾经遭受丧子之痛的母亲勾起往日的旧恨,她避开活泼的词锋;为了不使老人联想到自己已届风烛残年,她不提节日和生日;为了不使年壮气盛的学者感到兴味索然,她不涉及婆婆妈妈的话题。她如此恭谦大度,实在令人感动。同样,我的母亲读乔治·桑的散文,还能读出字里行间所要求的种种自然而然的温情和豁达亲切的意蕴。乔治·桑笔下充满善良和高雅的情操,外祖母的教诲早已使妈妈学会把这两种情操看作生活中的高尚品格(直到后来我才让妈妈明白它们在文学作品中未必是高尚的品格),所以她朗读时细心地从声音中排除掉一切狭隘情绪和矫揉造作的腔调,以免妨碍感情的洪流涌进字里行间。乔治·桑的字字句句好像是专为妈妈的声音而写的,甚至可以说完全同妈妈心心相印。为了恰如其分,妈妈找到了一种由衷的、先于文字而存在的语气;由它带出行文,而句子本身并不能带出语气;多亏这种语调,她在朗读中才使得动词时态的生硬得到减弱,使得未完成过去时和简单过去时在善中有柔、柔中含忧,并引导结束的上一句向开始的下一句过渡;这种过渡,有时急急匆匆,有时却放慢节律,使数量不等的音节服从统一的节奏,给平淡无奇的行文注入持续连贯、情真意切的生气。


我的悲哀一俟平息,我便沉溺在妈妈伴我过夜的温情之中。我知道如此夜晚不可再得,我最大的心愿莫过于在夜间如此凄凉的时刻有妈妈在房中相伴;这种心愿同生活的需要和大家的期望太对立了,简直是南辕北辙,所以那天夜间我暂得的满足不过是勉强的例外。明天我的苦恼照常还会出现,而妈妈却不会再留在这里。但是只要我的焦虑一时得到平息,我就不知焦虑为何物了;况且明晚毕竟还远,我心中盘算:到时候再想办法,时间并不会给我带来更大的神通,因为事情毕竟不由我的愿望决定;只是现在事情还没有落到我的头上,这就更使我觉得侥幸避免是可能的。


本文系《追忆似水年华》第一部《在斯万家那边》第一卷“贡布雷”节选


选自《追忆似水年华》上卷,普鲁斯特著,李恒基、徐继曾、桂裕芳、袁树仁译,译林出版社,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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