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普尔
1961年，卡尔·波普尔在一次应当借以拉开所谓的“德国社会学的实证主义论争”之序幕的报告中，提出最初的两个论点，把听众的注意力引导向一个悖论：知识的悖论。
“论点一：我们知道一大堆东西——而且不仅是那些值得怀疑的、符合知识趣味的具体细节，而且首先是这样一些东西：它们不仅有着最大的实际意义，而且也能帮助我们获得对世界的深入的理论洞悉和惊人的理解。
论点二：我们的无知是无限的和令人失望的。”（波普尔，《科学发现的逻辑》）
这一悖论当然可以解开一一主要是通过这样一种方式：人们区分在两个论点中“知识”这一概念的两种含义：
在论点一中，“知识”意味着我们的知识的总体，它们对于我们在生活历程中、在建造机器或者建立制度中是有用的。在这种意义上，我们事实上知道一大堆东西一一而且欧洲的文化恰恰通过它那特别成功的知识获得途径区别于其他文化。医药、计算机、飞机和法治国家制度一一所有这一切是欧洲的发展或者通过美国或者澳大利亚的文化分支带来的。
在论点二中，“知识”意味着确定可靠的知识（Sicheres Wissen），而且是在上文讨论过的如下看法的意义上：我们的知识不仅显得在实践中有用且在理论上有着很好的论证，而且是完结的，因而不允许替代选择。
于是，就一般而言，如果有人声称支配了有关世界的确定可靠的知识，这就不会显得特别大不了的：经过一段或长或短的时间他迟早会得到来自某位更大的能者的教训。不过，这样一种观念会成问题，如果它与政治影响甚或政治权力挂钩①。因此在他的著作《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中，波普尔尤其攻击那些在他看来试图把有关这一确定可靠知识的理想套用到政治实践中去的哲学家：柏拉图和马克思。让我们凑近一点看看波普尔对柏拉图的批评的基本特点。
①根据马克斯・韦伯，我们可以把权力定义为敦促他人即使违心也要采取某些特定行动的机会。
对于柏拉图来说，从对在他之前的政治秩序历史的毫无错觉的观察中只产生了下述东西：所有这些秩序都在稳定各自的国体这一任务上失败了。柏拉图认为主要原因在于未让智者掌握权力。这也适用于、也恰恰适用于雅典民主政体：柏拉图从不宽恕它，因为它把他尊敬的老师苏格拉底引入了司法程序，该司法程序以苏格拉底之处死告终。
但是谁是智者？柏拉图从一种心智理论推导出对这一问题的答案：它的基本特性包括感官的欲望，争强好斗或者理性洞观事物的能力。与此相应，存在面包师、鞋匠和其他手工业者，他们为满足需要而操劳；然后存在秩序的维护者，在该秩序中这些人能够做这类维护工作；还存在社会秩序的缔造者，他们创立社会组织的原则。也就是说社会是一个放大的心灵摹本（柏拉图，《理想国》）。而且同样如此，就像一个运作良好的心灵能够由理智而不是由激情控制一样，也不应该允许由暴力或者煽动来决定应当由谁缔造和保护这一秩序，也就是决定应当由谁统治。按照柏拉图的看法，这应该由那些由于他们的智力天赋和他们的教育最适合于这些工作的人来做。柏拉图的理想国因此是由这样一些人领导的：他们不是由所有无知者选举的，而是由一个有知识的精英集团为了它的特别任务而选出的——统治阶层是分工社会的一个分支。
于是这些原则不是各位统治者的任意发明，而是可以从有关理念世界（Welt der Ideen）的知识中派生的。也就是说，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统治者完全服从于一种控制，恰恰只是一种知识上的控制，其原则只有智者才能洞观和把握。对于柏拉图来说，刚刚发展的数学和几何这两种形式学科是最为确定可靠和级别最高的知识源泉。从其中他推导出他的看法：思维（就是说也包括哲学）必须面向事物的理念，也就是面向实在的事物，而不是在我们面前的表象事物。如果我们比如设想一个理想形式的三角形，那么我们借助于它就有了一种衡量尺度，借助于它我们就可以改进每一个“真实的”（画出的）三角形。以同样的方式，每一个经验世界中的国家也只是理想国的摹本。于是哲学家的任务就是根据可支配的知识设计这一理想国。
但是并非每一个人都适于窥见这一理想国。只有在长期教育之后，一个人才有能力认清对于人们来说什么是最好的。因此政治哲学家柏拉图的基本问题在于：我们怎样才能实现知事者（Sachverstaendiger）也能成为当权者？而且只要这一问题没有得到解决，人们不能指望政治关系能够转而得到持久和根本的改进：
“如果哲学家不能成为城邦中的国王，或者那些当今被人们称为国王和当权者的人不能成为真正和彻底的哲学家，而且如果不能集城邦的权力和哲学于一身，以及所有这许多自然状态由于在今天要么仅仅追求权カ，要么仅仅追求哲学，从而远远无法实现这种合一状态，那么不仅对于城邦，而且就我看来对于人类也一样，苦难将不能穷尽。”（柏拉图，《理想国》）
也就是说，柏拉图要求一种智者统治政体（Sophokratie）：只有智者才能建设和引导国家。由此，柏拉图站在了“……苏格拉底的朴素和人性的反面，而苏格拉底则警告政治家提防被他自己的权力、杰出和明智搞得头脑发昏的危险，而且他试图以如下重要看法告诫政治家：我们所有人毕竟都只不过是弱小的、会犯错的人”（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不过，这一看法并不意味着，知识对于成功地引导一个社会不起作用或者只起一种次要的作用。但是按照波普尔的看法，这一知识首先不是不犯错的，其次不是集中在一个个体身上的：知识是一种可修正的社会成果。而且即使确实只有智者才能建设国家，那么根据波普尔的看法，从概念上看，所有那些能够步智者之后尘寻求这一知识由此可能改进这一知识的人——也就是所有的人一一都归属于智者一类。但是如果知识是直觉和相互批评的结果，那么不可以通过对迹象的主观感受来发现这些国家原则。也就是说人们可以把波普尔的哲学作为一种检验（和推翻）那些对知识提出有重要政治关联的（并且错误的）要求的工具来拜读。而且他攻击柏拉图、马克思和其他哲学家的剧烈程度，可以粗略地以他们违背人在知识上应保持谦卑（Intellektuelle Bescheidenheit）之衡量尺度的程度来衡量，根据波普尔的看法，苏格拉底那时就提供了这些尺度，但人们往往出于政治权力考虑的缘故或者由于对理性的能力的毫无批判的赞赏而不假思索地把这些尺度置之一旁。但是，这样一种知识上的傲慢自大是没有理由的：任何人都可以表达一种导致人们发现公认理论中矛盾之处的思想。而且任何人都可以做出一种可推翻公认理论的观察。
如果我们坚持上面阐述的解释前提，即在波普尔和哈耶克之间存在着一种精神上的投缘关系，那么我们也会把哈耶克的政治哲学看做是一种批判性地检验（和推翻）对知识提出的有着重要政治关联的（错误的）要求的工具。不过，哈耶克在此强调了另一点：在他那里，并非个人作为对知识提出的要求的批判者之潜在角色处于前沿，而是他作为对实践有直接关联的知识之载体的角色。后一种知识并非由统治者（尤其是一个中心的集体决策机关）支配，而且出于系统性的原因也不可能由其支配。换句话说：波普尔由于个人改进理论的潜在角色而看重个人，而哈耶克更是由于个人改善实践的潜在角色而看重个人。如果认识器官的文化部分，正如上面阐述的那样，形成于个体与其环境和同时代人的论争和交锋之中，那么每一个个体就会支配有关其所在环境的不可替代的、或者难以替代的知识。人们不必一定要想到“信息时代”或者“知识社会”之类的关键字眼，以认识到个体的知识对于现代社会的构型和运作有着根本性的作用。
也许可以列举几个例子说明这一点。家庭主妇也许最了解，在哪些前提条件下，人们可以把颜色各异的纺织品放在一起洗涤，而且她最了解她所在住区里的产品供应和特价供应情况；农场主最了解他的土地的性状以及他所蓄养的牲畜的特点和需要；一位特定的计算机技术员了解某些特定的、在有关的专业书籍里找不着的系统设置诀窍；一位警察积累了非常多的有关他负责区段内与安全问题有关的特点的知识，这些知识只是为他所支配，充其量部分为其同事所支配。知识的这种分散化甚至还由于社会的分工组织而得到程度急剧的强化：没有一个人能够支配比如需要用来生产一个面包的（全部！）知识。
这种分散配置知识的格局是怎样产生的？我们首先通过行动获取知识一一也就是说通过探讨在一个具体的环境或者同时代人当中的一个具体问题，以及通过重复尝试解决该问题和更好地解决该问题。虽然口头或者书面的信息在这一学习过程中发挥着某种确切的作用，但只是在这样一种程度内：人们需要用它们来解决需要解决的问题并因此获得它们：
“个人占有的一大部分专门的信息，只能在这样一种程度上得到利用：即他可以为他自己的决策起用它们。没有人能够向另一个人告知他所知道的一切，因为他可以利用的一大部分信息，只是他自己在对其行动的计划过程中才获得的。在他履行为他自己提出的专门任务的同时一一也就是在他所处的专门情形下，比如在他所支配的各种原料的相对稀缺性条件下，他取得必要的信息。只有如此，个人才能发现他必须寻找什么知识；而且市场能够在此有助于他的，是其他人对他们各自环境中所存在事物的反应。这一问题在总体上看不在于利用现有的知识，而是在于寻找信息，其数量在给定条件下恰好是值得寻求的数量。”（哈耶克《致命的自负》）
也就是说，获得知识是重要的个别过程，它是受到体现稀缺性的价格信号的引导的。而且按照哈耶克的观点，这一状况提出了一个根本性的难题，任何社会理论都必须考虑到这一点：个体不能知道其他个体所知道的东西。因此，也不存在人们作为一个计划官僚机构中的个体或者一个小团体如何能够发现哪一知识对于解决某一问题十分重要而且该知识存在于何处的方法。哈耶克这样写道：
“人们知道得越多，个体的理智所能吸收的知识占全部知识的份额就越少。我们越是文明，每一个体对于其文明的运作所依赖的事实就相对而言必然更为无知。恰恰是知识的分散提高了个体对这一知识中的绝大部分知识的必然的无知。”（哈耶克，《自由宪章》）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想解决我们自己的有限问题之外更多的问题，我们作为单一的个体显然不能获得我们需要的知识。但是，人们不能就此从中得出结论，认为根本就不存在人们如何总结经验，以便了解存在哪一种用于解决社会中问题的知识的方法：市场和竞争在此就作为有关社会中现存知识的“发现过程”发挥作用。
如此看来，以社会主义形式组织的社会的失败不是偶然的，因为它们没有能力有效配置对于解决生产问题所必需的知识，也就是没有能力生产对于解决一个实际问题所适用的知识、找到对于解决问题所适宜的人员并把他们安置到正确的岗位上。与此相反，市场这一看不见的手创造了这一规整秩序，而没有通过一种集中协调：每个人，只要他比另外一个人更为缓慢地、更令人不满意地解决所涉及的问题，其生产的成本也就更大。这样他就不再能够参与竞争，因此不久必须寻找另一种他又比他人更为适宜的行当。简而言之：自由个体的竞争是一个发现社会现有知识的演进过程，它不能由集中的集体行动来替代。在有疑问的情况下，当地农民恰恰比计划官僚更为了解，他应当在第Y块耕地上种植什么东西。而计划官僚没有接触过农民的问题，因此不了解当地的情况，或者了解不多，更不用说了解全部耕地上的情况。只有当我们向所有个体提供自由空间，在其中人人按其最好的知识行事，才有可能完全充分和高效地利用社会现有知识。人们甚至借用哈耶克的话更为极端地说：如果人们是全知的，那么“……就无需为了争取自由多费口舌”。但是，他们当然不是全知的。
“个人主义者从中得出结论：应当任由个人在某种特定的界限内根据其自身的价值观念和倾向生活，而不是按照他人的价值观和倾向生活，在这样的界限内，个人的愿望应当是决定性的，而不是他人强加的义务。承认个人是决定其自身目标的最高法官，即个人只要情况允许就应当在其行动中按其自身的观念行事一一这种信念构成个人主义的本质内涵。”（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
如果人们对其自身的发展和福利（并且由此对所有人的发展和福利）感兴趣，这就关系到个人的知识和他自己决定的目标。这也恰恰适用于人们观察“新事物产生”时的情况，也就是人们想回答有关社会中现存知识以及我们在观察中迄今为止作为给定前提而接受的知识到底如何产生的问题时的情况。对于像哈耶克这样一位个人主义者，知识首先是个人思考力和想象力的结果，其次是个人作出学习决定的结果：是威廉·施卡德（Wilhelm Schickard），约翰·冯诺伊曼（John von Neumann）和康拉德·祖塞（Konrad Zuse），而不是那些集体成为现代计算机之父。也就是说，主要的创新总是由个人引入的。只有当满足两项条件时，才会有这些创新：
首先，必须允许个人偏离一般的思维和行动路径，而且个人也必须能够这样去做。其前提是，存在有利于创新的气候：必须存在规则，它们为个人开辟了相应的自由空间，而且必须存在一些人，这些人愿意冒这类风险或者至少提供融资。即使在这里，个人的知识也有其重要意义：有关什么是好的和坏的风险的研判本身，就已经以部分是非常专门的知识为前提。
其次，个人必须把其行为的风险和收益算到自己的名下。因为，无知（Unwissenheit）也隐含着不确定性：如果我们走在一条新的道路上，那么我们就不知道，它是否真的通向目的地。如果它通向目的地，那就不允许我们因为该个人冒了风险而惩罚他，这大致等同于我们要阻止实现创新者利润①。
国家行为主体一方的知识的狂妄现在体现于这样一种想法：在社会行为的计划过程中，不必利用这些分散存储的知识。更有甚者：比之于市场，国家不仅对知识，而且对个人的“价值观念和倾向”（哈耶克）的重视和考虑要少。也就是说，市场不仅是一种知识发现过程，而且也是偏好发现过程：人们所愿意得到的东西，也通过其支付意愿得到最真切的表达。一位无视社会成员的价值和知识的计划者，冒着他所追求目标根本不能得到实现的风险（无论是由于人们不愿违背自身的价值观行事，还是由于某些事实条件妨碍了这样一种计划的实现），而计划者却并不知道其事。
摘选自《知识、自由与秩序——哈耶克思想论集》，（德）格尔哈德·帕普克主编，黄冰源、赵莹、冯兴元、梁晶晶译，冯兴元等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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