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荐｜乔治·塞弗里斯：天使越尊贵，话语就越少（姜蕾译）
Igor Stravinsky
乔治·塞弗里斯（George Seferis，1900—1971），希腊著名诗人。1963年获诺贝尔文学奖，主要作品有诗集《转折》《神话和历史》《航海日志》，长诗《“画眉鸟”号》等。
斯特拉文斯基《音乐诗学六讲》前言
如果可以自行决定1939—1940学年的去处，那么，我会选择去哈佛大学聆听伊戈尔·斯特拉文斯基的演讲。从某种程度上说，或许因为我继承了中世纪行会的某些传统，秉承了过去时代的艺术家的精神，才让我懂得为什么斯特拉文斯基在赞赏“巴赫无与伦比的器乐创作才能”的同时还能留意到巴赫时代小提琴的松香味，觉察到双簧管的芦苇味。在这种精神的感召下，我由衷地感到，伟大的艺术大师们的思想观点和他们的作品一样光鉴日月。
自从斯特拉文斯基来到哈佛以后，这位伟大作曲家的生平和创作的音乐文集中又被增添了新的重要篇章。与年轻的艾克曼（Eckermann）为歌德所做的（访谈录）相类似，罗伯特·克拉夫特（ Robert Craft）写下了他和斯特拉文斯基的“访谈录”。但我在此仍然要坚持一点：正如斯氏的哈佛讲座并没有推翻他以前所著的诸如《我的生平纪事》（Chroniques de ma vie）等书中的思想（巴黎，1935）一样，他此后在音乐上的新思想和所经历的新事情相对于哈佛的这次讲座而言，同样是一种完善和补充，它们不会过时。
斯特拉文斯基这六个讲座是以“Poetique musicale sous forme de six lecons”为题，用法语演讲的，属于著名的哈佛大学査尔斯·艾略特·诺顿讲座，但原始的文本早已绝版。
由于法语并非自己的母语，斯特拉文斯基曾对我们说，他非常感激和他一起审稿的法国朋友保尔·瓦莱里（Paul Valery）。这两个一丝不苟的人密切合作起来真是一幅动人的画面。而音乐家告诉我们的另一个细节更令人感动和深受启发，他说：“虽然离开俄语的语言环境已有半个世纪，但我仍然采用俄语思维，说其他语言的时候也都要先从俄语翻译过来。”我想，对于巴别塔（Babel）来说，要融入整体统一的灵魂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在哈佛的斯特拉文斯基让人想到了保尔·瓦莱里。记得在1922年前后，我在巴黎念书，瓦莱里当时让我受益颇多。从那以后，每当有了解他的长者在我面前谈起他，都会令我深深感动，因为每个人都对他充满了爱戴。我永远忘不了那个秋天的晚上，在“Faber & Faber”出版社狭小的办公室里，我和《四重奏》的作者，诗人艾略特（T. S. Eliot）最后聊到瓦莱里，他说了这么一句话：“要说瓦莱里胸无‘大志’，那是因为他心存大智。”
现在，对于斯特拉文斯基这位令我一生崇敬的同时代音乐家，我想引用一句简单的赞美之辞。我记得此话来自于瓦莱里的一封信：“这是一位对音乐不说任何含糊不清、故弄玄虚的话的音乐家。”我能够理解这句话背后所包含的情感，但要完全接受这寥寥数语却让我有些犹豫。而斯特拉文斯基本人的见解更加深了我的顾虑，他认为：“一切对于音乐形式的文字描述都是那么容易让人误解。”事实真的就是如此，而且不仅仅限于音乐。我想，从总体上讲，把一种特定的艺术表达形式从其本身的载体转换为另一种载体，就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排异现象。在此我举一个例子。
大家都应该熟悉《埃涅阿斯纪》第二章（Book II of the Aeneid）中拉奥孔（Laocoon）和他的儿子被海蛇缠住的情节。在我看来，不管是格列柯（EI Greco）的场景画（这幅备受仰慕的作品如今就陈列在华盛顿国家画廊），还是著名的罗得岛雕像，都很难准确无误、毫无偏差地传达出诗人维吉尔（Virgil）的诗文中所描写的情形。另外，德彪西的根据马拉美（Stephane Mallarme）的诗歌《牧神午后》所创作的同名音乐作品也存在同样的问题。每一种艺术都有属于自身的载体，当经过艺术家富有创造性的加工后，它们会在突然之间出乎意料的变得敏感，并以独特的视角被塑造成普通人在日常生活中难以体察的形式。澄清这一事实我觉得非常有必要，它意味着诗歌所使用的语言有别于以教学或阐释为目的的语言。然而，让人们对斯特拉文斯基大为叹服的，正是后一种文字，这不仅体现在他的哈佛讲座中，也体现在他时常所得出的一些精品心得体会中。
但是，斯特拉文斯基最精深的思想表达（我在此使用了绝对化语言），并非蕴涵在文字之中，而是深藏于他的音乐中。斯氏的作品里面倾注了他所有的思想，作为杰出的音乐大师，他的影响和成就可与同时代的另一位艺术巨匠毕加索相媲美。此二人的作品，他们个性化的艺术表达都给我们的时代打上了印记，但要想真正开启他们为世人所打通的宣泄之门，则应该去领略作品本身，而不是去阅读那些中介文字，即所谓那些长篇大论式的评论文章。
我曾认为，即便人类使用的语言有一天退化到只剩下一个字，诗人的才能仍然是良莠可辨的。这一说法可能带有闲暇之时的随意和夸张，但斯特拉文斯基在讲座的后记中谈到雅典最高仲裁官的那句话确实令人深思：“在天庭等级梯次中，天使越尊贵，话语就越少，因此，最高高在上的那一个说话只用单个音节。”
一字成文、一声达意、一音立乐是人们努力追求却永远无法达到的最高境界。然而，尽管追求的历程如盲人探路，常使人迷道中途，却无法阻止人们为此做出前赴后继的努力。而这也正是富于创造的艺术家们一生所要面对的难题。
虽然文字不多，但能为此书作序，实乃幸事。因为这使我在上个月把斯特拉文斯基的大部分作品──用录音──又听了一遍，并阅读了他所有的“访谈记录”。其中的一篇恰好谈到了贝多芬后期的四重奏，他说：“这些四重奏堪称人权宪章，”接着他又提到：“它们体现了自由这一高层次的概念。”我得承认，这一观点最初让我感到有些惶惑。但我随后突然想到了时间对于斯特拉文斯基和音乐本身的基本含义，见证了他所说的音乐的“自然呼吸”，体会到他关于“音乐的实质就是心理的悸动”的判断。此时，我想到了贝多芬那首我听过无数遍，业已成为我生命的一部分的第132号四重奏，尤其是其中的第三章（很缓慢的）——“利底亚调式上的感恩赞美诗”。我终于豁然开朗，明白了斯特拉文斯基话语的含义：“音乐（正如他在第二次讲座上告诉我们的）是时间的艺术，虽然人的肉体不得不受时间的控制，但饱经苦难的人类却一直渴望在康乐之光下自由地呼吸。”在此，马拉美的“I' ennui de fournir du bavardage（长篇大论徒添烦扰）”就让我忘记了时间的存在。
在罗伯特·克拉夫特为我们奉献的这次访谈录中，我们看到了一个经历丰富、举止生动的伊戈尔·斯特拉文斯基，同时我们还注意到一件特别让人印象深刻的事情。当克拉夫特问他：“我注意到你睡觉的时候总要开着一盏灯，你现在还能回忆起当初是怎样养成这个习惯的吗？”斯特拉文斯基回答说：“在睡觉的时候，的确要有一缕光从壁柜或隔壁透到我房间里来我才能入眠......至今我还觉得它是......克鲁科夫（Krukov）运河上的街灯透过窗户照到我房间里来的......无论这缕光线曾经来自于何处，但它就像一根脐带，让我在78岁的高龄重新体验到我七八岁时的那种安全感和生活环境。”
一个曾直言不讳自己“不想回忆童年”的人能说出这样的话，着实让我感到惊讶。
那一缕最早从老彼得堡的街灯发射出来的，昏黄却执着的灯光，经过岁月流逝，其光源也许早已不在，但光芒却依然长明——恰似一颗遥远的恒星，在燃尽之后其光辉仍闪耀天际──守护着睡梦之中的斯特拉文斯基，给予他童年时代的安全感。
去年，斯特拉文斯基说：“（我虽年逾古稀）但我知道，我内心的音乐还没有枯竭，我必须把它们奉献出来；我不能过一种只有索取的生活！”愿上帝保佑他健康长寿，保佑那夜晚时分从克鲁科夫运河透射出的微光仍然照耀在他才思涌动的睡梦之中。
选自《音乐诗学六讲》，伊戈尔·斯特拉文斯基著，姜蕾译， 杨燕迪校，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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