扎加耶夫斯基：满公车先知——金钱与知识分子（黄灿然 译）

满公车先知：金钱与知识分子

这个世界——政治的世界、现代文明的世界、大首都城市华盛顿、伦敦、巴黎的世界、当代经济、电视、大报的世界、议会和五角大楼的世界——这个世界在一位诗人眼里是什么？说句实话，这个强大的世界完全不在乎诗人的意见。没有他们，世界照常运作。但诗人似乎也一点不重视今日文明的形式，也许除了因面对战争或面对大国们某种怪异行为而零星激发的道德勇气。诗人通常以轻蔑对待这个现实政治的世界，而现实政治的世界也会鄙视诗人，如果它知道他们存在的话。一位保守派思想家预测说，二十世纪文化将不可避免地分裂成一个个小省份。它将被碎片化，被剥夺对现实的完整理解。情况确实如此：诗人、作曲家、画家全都生活在自足、自得的职业飞地内，在几乎是他们自己派别的专属领域里争抢获得承认。在很多方面，这样一些艺术集团的成员，与譬如说集邮协会几乎没有什么区别。过去，做一位诗人就是要捍卫对世界的某种看法，要做一位先知（尽管不一定是圣经式的先知），要为文明的理想而斗争，而不是为某种狭窄的政治假设。哪怕是十九世纪，也还像一辆公共汽车，挤满先知——他们有时候愤怒，有时候快乐，有时候沮丧，有时候狂啸。我们需要回想他们的名字吗——布莱克、陀思妥耶夫斯基、福楼拜、托尔斯泰、密茨凯维奇、诺维德。在我们的世纪，这辆公共汽车已收缩，不是在美学上而是在哲学上。那消失了的东西，是对世界的某种形象的热情追求。

这种收缩，通常是伟大诗人和散文作家带来的。例如有能力讲最迷人的故事的托马斯·曼，就发展了反讽的艺术。他的反讽包含两种相反思想的互相作用——理性与非理性，或启蒙时代与黑暗时代。这两种相反思想的强烈并置，是要以其彼此分离所形成的巨大落差令我们目眩，把我们留在那里。曼的意识形态对手、精致的纳博科夫则以一种具有悖论意味的类似精神，用他那典型的俄国人的固执，鼓励他的同行们摆脱任何与文学无关的思想。

不难发现，那辆十九世纪的公共汽车所载的，几乎全都是有保守倾向的先知。崭新而自信的自由资本主义世界则阻挠先知的出现。它并没有迫害他们，但它剥夺他们本身的信仰力量。并非旧时的先知全部死光。莱昂内尔·特里林在他那本杰作《自由的想象力》中提醒我们，政治观点保守的作家，在现代主义者之中依然是支配力量。特里林的书本身就是我们时代的精神创造的基本困境的最佳说明——保守想象力（霍夫曼斯塔尔说：每一种强大的想象力都是保守的）与自由资本主义社会模式的邂逅。

强大的想象力自然会寻求与大规模消费的社会建立批判性的、争论性的密切关系。这看上去像一件非争论性的小事。然而，近期东欧文明的转变，给这件事投来一束意想不到而又有趣的光。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的艺术想象力这个普遍性问题，与东欧局势之间的这种联系，亦可在主观范围内加以考察。

三十六岁之前，我一直生活在波兰。我是一个极权主义制度的国民，该制度既不是由精神也不是由金钱统治，而仅仅由秘密警察统治。苏联式的极权主义，尤其是在它的衰落期，只是惯性地存在。在我国，极权主义是一种殖民惯性，一种由莫斯科而不是华沙施加的秩序。这个政治制度已死，再无能力进行任何革命，而只是以各种限制、禁止和约束来实现自己。它完全是无创造力的，对物质和精神文化怀着彻底的敌意。在一九五六年之后，即使我国由于斯大林主义被赫鲁晓夫主义较为消极的版本取代而有可能勉强应付，生活也依然显得缺乏对未来的信心，缺乏社会能量，形成一种普遍的无动于衷。你更多地生活在与那个制度的对抗中，而不是生活在那个制度之内。你生活在对一个消灭每个希望的制度的鄙视中。即使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半期，当那个制度容忍某种政治反对派的时候，它也是无生命的，封闭的，老土的。

这些事情人们已颇熟悉，我提到它们，只是为了指出苏联极权主义的某种财产：它创造了一个如此可怜的文明，以致从这个极权主义领域的内部看，自由资本主义文明世界——在欧洲精神贵族中挑起敌意和对抗的世界——简直完美无缺。那里没有独裁，没有秘密警察，没有审查制度，没有粗劣的建筑和粗劣的日常物件。

这块共产主义镜片，使得西方世界看上去就像小说中的世界，像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我们并不是太理想化西方文明：我们看到它的骗子和谎言家，它的用金钱买来的政客和它的贪婪的商人，我们知道漫长星期日的沉闷和过分雕琢的艺术家的沉闷，新闻记者的渲染，乡村教区牧师的无精打采，电影明星的愚蠢。我们都看到了，然而我们羡慕那个完美的世界，因为人间喜剧是感人至深的东西。你很可能无法创造出比它更好的来。你可以恐吓它或冻结它。这就是极权主义所做的，它把人间喜剧称为资本家剥削的社会、晚期资本主义的颓废产物、犹太人和共济会的阴谋。

我们也看到——复数代词表示我的朋友和同伴——要维持一个自由社会，得有某种不动声色的英雄主义。我们明白，这种色彩缤纷、无限地多样化的人类生活嘉年华，只有通过千万人的协同努力才能存在。当然，他们之中有些人营营役役可能有点儿滑稽。看着那些办公室职员、官僚、海关人员在忙碌，你有可能不笑吗？话说回来，即使你在保卫某种东西，以免它遭毁灭，你仍有可能笑它。

我们也明白——虽然我们花了颇长时间才知道——经济是自由社会的主要动力之一。繁荣的幽灵促使人们行动，就像一只机械兔刺激狗去追逐它。西方社会不仅懂得虚幻的奢华，而且懂得真实的财富；还有，虽然它瞧不起亿万富翁成为时尚，但贫穷社会更容易落入独裁者手中却是不争的事实。总的来说，财富有利于文明。

民主国家已创造了某种完全真实的生活方式，它为人类本性的某些深刻而难以解释的需要提供了一个答案。而这种生活方式是脆弱的。它脆弱是因为人间喜剧无法得到强大意识形态的保护。因为人间喜剧是乌托邦的完美对立面。柏拉图、克尔凯郭尔或马克思都无法挺身保护它。只有普通的思想家例如托克维尔才会表现出一定的理解。人间喜剧的世界是脆弱的，部分原因是在它的范围内一种不动声色的日常英雄主义已取代了那种较经典的英雄主义，后者是军国主义和贵族社会的主要特征。

我是一个诗人，因此我理应倾向于持一种较贵族式的观点，向艺术和宗教想象力致敬，而不是向自由市场的规则致敬。然而，我拒绝这种倾向，因为我发现我很难忘记、抛弃我在极权主义制度下的经历。我不想为了一团糟的人间喜剧而拒绝我的老倾向。因此，我拒绝埃里希·卡勒的论点，尽管我无意冒犯这位伟大学者的人格。如果不是因为我本身的政治经历，卡勒那句被我拿来做文章的警语，尤其是它的前半句——“捍卫金钱的世界性支配地位，肯定不是才智之士的任务”——对我来说一定很中听。人类才智之士的任务是捍卫金钱和市场经验，尽管这绝非人类才智之士无可指摘的任务，更不是唯一的任务。

本文原为扎加耶夫斯基1994年4月6日在犹他大学“坦纳人性价值讲座”上的发言稿，原题为《一辆载满先知的公车：东欧知识界的历险》。译文所据的是刊登在美国某家杂志（好像是《新共和》）上的压缩版。译文原载于2000年代某期《书城》。——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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