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荐 | 孙文波：如果杜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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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候我会这样想，面对着混乱的时代，面对没有一点起色的生活，如果杜甫也产生了诗歌有什么用的想法，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他会就此不写了吗？还有苏东坡，因为一首诗闹出了“乌台诗案”那么大的事情，差一点被杀头。他为什么出狱后不反省一下，还在那里一首又一首地写。他是有病么？其他方面，因为用文字谈论对世界的看法，葛兰西进了监狱，但还在里面写下了《狱中书简》。如此的例子真是太多了，如果举证，我们还可以说出文天祥、谭嗣同这样的人物，头都要掉了，还在那里写诗。诸如此类的历史事实的存在，好像从另一个角度解释了人类与诗歌的关系，就是人类生活中存在的自我表达形式，是一种内在的精神需求。所以，或许我们应该这样看待诗歌，它可能与用和无用无关，它就是一种人自救的形式。当杜甫写下“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百年歌自苦，未见有知音”时，我相信他并不是要得到什么，仅仅是想说而已。但这又有什么关系呢？他的说，是对自己的说，但我们仍然在今天听到了。仍然感慨。对于我们而言，这是一种教育。也是一种激励。而这一点，到了今天我们应该将之当作常识看待。如果还在纠缠有用与无用，的确意义不大，或者说没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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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的意外可能会带来写作的意外，为作品注入常态生活中没有的新异成分。这是很多写作者希望得到的。但是如果依靠这样的东西来成就作品的异常品质，则是我们应该回避的。谁也不应该把这样的东西的出现看作是一种获益的事情。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在常态的生活中发现写作的异质性，或许是一件更考验我们的洞察力的事情。也就是说，我们需要从每一件看似没有意义的事情的出现中发现意义，或者说我们能够赋与每一件看似没有意义的事情以意义。这是对在平庸生活中生活的写作者的基本要求。因为世界并不总是由意外事件组成的。我们每日的庸常生活正是人类生命的基本形态。当然，有意外为写作者带来写作的契机，那是另一回事。我尊重那些能够在生活的意外中谈论意外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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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是到了写作生涯的晚期，一个人对写作的认识越是明晰，对同行的写作的拒绝也就会越清晰。这种拒绝不是认同不认同的拒绝，而是在写作的相关性方面，必须具有“无相关性”。也就是说，到了最后，一个人的写作必须呈现出绝对、唯一的特征。他提供给写作本身的应该是，对一个写作场域的拒绝性的建设。这是什么意思呢？我的意思是，他提供出来的作品，一方面呈现的是写作者个人的独立性，或者说唯一性，另一方面他带来的是对诗歌场域的扩展，或者说推进。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写作只是提供数量上的对诗歌场域的挤压，在我看来，这样的写作其实是毫无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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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简单地把不寻求语言的绝对性看作对强调语言在诗歌中的重要性的反对。对语言在诗歌中的地位的分辨，实际上也是对其是否符合道德的分辨。虽然从某种技术性的角度讲，我并不完全同意谈论诗歌时将语言绝对化的作法，但是不关注语言在诗歌中的重要性及其应用所具有的多重复杂因素，很显然也是不对的。对于我来说，写作永远是在谈论语言的限度问题这一点上展开的。也就是说，寻找语言在诗歌构成中的“度”仍然是我写作中的重中之重。它将“传达”出语言在新可能性中的效能，以及这一效能所带来的其与世界的新关系。在我看来没有传达出任何与世界关系的诗，仍然是需要我们警惕的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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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批评的期待好像是现在不少诗人喜欢谈论的问题。但是我现在更愿意谈论的是对批评的拒绝。我这样说的意思不是作为一个诗人拒绝别人的批评，而是在写作的进行中，应该做到对所有已存的关于诗歌的公共性批评观念的脱离。即我们的写作应该让人在新认识下获得谈论的话语。实际上这里面有一种隐含的意图——要用写出的作品改变人们对诗应该“是什么”的传统认识。由此它可能会造成一般性批评的困惑，甚至会被批评者拒绝批评。如果这样，那就对了。布罗茨基曾经谈到过自己的写作是“取悦一个影子”，虽然他最终的意思是取悦他所认同的奥登这样的，在他看来代表了诗歌鉴赏最高水平的人。不过我觉得写作到了最后，的确只能取悦那种影子似的认识存在。这更是一种对批评的自我建构。也就是说到了最后，写作应该达到的效果必须是让批评重新寻找标准，重新发现诗歌，而不是诗歌迁就批评，甚至是讨好批评。一句话：如果一个人的写作哪怕存在一丝想要讨好公共批评的意图，这样的写作就不可能写出有意思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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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关于曹丕的谈论朝向两个方向，当将他作为一个诗人、文论家谈论时，评价都很高，将他作为一个帝王谈论时对其所作所为则说得不那么好听。这让我们看到了人性的分裂。我很迷惑于这种现象，一方面一个人写出了他在他生活的那个时代里最牛的文字，另一方面他在政治上的动作，则显示出对自我形象的破坏。我不知道这能不能用理想与现实的双重表现来谈论；也就是说，文学写作是其对理想的表达，而帝王生涯则是其面对现实的具体反应。如果这种说法能够成立，或许对他的理解要容易一些。但问题是事情好像又并非那么简单。因为从道理上讲，不管是文学写作还是政治经营，都是需要人的智力才能完成的工作，一个人在文学写作上呈现出的高超智力，和在政治运作中表现出来的认知混乱，是不是说明其实智力是有分类的？文学智力与政治智力完全是两回事。有文学智力并不等于有政治智力。还有一点则是政治动作是需要众人参与才能完成的事情，而文学智力只需要自我完成就行了。也就是说有些人只能在自我完成的工作中表现出自己的非同凡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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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在某些场合，我会在其他人谈论某位诗人时，对其现在的写作提出批评意见。很多人认为这是典型的“文人相轻”。他们错了。我之所以说某某写得不好，是在比较的意义上说出的。这种比较，一是来自于写作的技术性层面，二是来自观念层面。我是将这两点放在与他过去的写作和与他的同代诗人的写作中比较的。原因在于我没有看到他的进步，反而在其写作中看到了一种基于年龄和外在成功带来的自负和技术性炫耀。这些东西在他现在的写作中的出现，既让人看到了他对自已过去的固守带来的自我复制，也让人看到了没有变化带来的僵硬。另外，最主要的一点还在于在这样的批评中实际上还隐含着我对自已写作的审视。我们每一个人的写作，一方面绝对于自我，另一方面又置身于一个时代的总体写作框架之中，每一个人的写作都是与其他人的写作建立了互证的写作。而我对某某的评价正是在这样的互证中得出的。我觉得他那些曾经让人认同的观念，已经经不起对写作有了更广泛和深入的认识的今天的同行的检验。不进则退，这是对于每一个写作者都非常残酷的现实。有人可能不同意这样的观点，认为写作这种事情并不是年龄越大写得越好，很多诗人都是年轻时就写出了他们一生中最好的作品——情况可能是这样——但即使是这样，我仍然想强调的是，一个人在持续的写作中呈现出来的对写作的认识，也就是从总体上让人看到的写作观念的变化和技术的使用，如果没有变化意味的进展，无论如何是不正常的（江郎才尽当然是另外一回事了）。我正是从这些方面出发说出了自己的意见。当然，最后我总是会对别人说，就算如此，此人仍然是这个时代中国诗歌写作场域中最值得关注的诗人之一。而对于我，对之的关注是建立在如何防止自已的写作停滞的角度之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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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雅的获得与其说是对语言的使用，不如说是对语言的认识和来自人生修养的、对自我与世界关系的理解。更为重要的是如果谈论文雅，必须知道什么是诗歌的文雅。很多时候，人们或许会举两汉、魏晋南北朝的辞赋来说明文字的文雅。它们当然是文雅的。但是杜甫、元白就不文雅了吗？如果比照，或许有人会说，相比较而言不那么文雅。但我觉得那是错了。在我看来文雅的获得是一种认识，是一种对基本语言与事物关系的理解，而非简单地是对一种文体的使用。所以对于写诗的人来说，我并不关心其在写作中用什么样的语言，是用所谓的口语还是被人们称之为书面语、翻译体的语言，我关心的是他最后在诗中呈现出来的精神面貌和对问题的认识，以及最终达到的诗意。如果这一点做不好，文雅不可能生成。所以我不把对修辞方式的追求当作是获得文雅的手段。在我看来，语言的文雅永远是来自于精神向度之内的东西。没有内在的对事物的深究，没有把握事物隐密的能力，任何希冀文雅出现的想法都是表面而不可能实现的。所以不应该以为不写粗痞的事，不谈论平淡简单的生活，只是追寻灵魂高深的欢乐与痛苦就是文雅的了。回到当代诗的写作，近一百年来，哪些诗人写出了文雅的诗呢？我几乎没有看到。现代汉语的平民属性，使得语言对文雅寻求变得十分困难，这方面有人努力过，但大多数作法是希望通过用古典语言的织入来做到这一点，但成功的几乎没有。让人看到的不是生硬，就是局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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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批评家仍然在谈论当代写作时批评很多诗人没有将个人经验转化为人类的普遍经验，仅仅表现出来的是个体的人孤立的自我状况。对这样的批评我并不完全认同。因为远的不说，仅就二十世纪的诗歌写作而言，可以举出很多诗人的写作说明他们并非做了批评家所说的那种转化，他们在写作中表达的，真的只是个体对世界的认识与理解。这种认识与理解，从写作的意义上说，既是个体独立的认知，也是审美经验的自我发现。这里面涉及的是一个作为主体的人对世界的认识与理解，同时这一理解不仅仅是基于社会人的经验反应，还有着从审美角度出发的对写作工具的自我认知，也就是我们一般情况下说的对语言的理解。由此，我们看到很多作品表现出来的样态是一种纯粹意义上的对语言方法的探究。这样的诗也许不为很多人认同，或者引发人们的争议，但是它们无疑传达出了诗歌表达精神生活在技术意义上所能达到的新可能性。就像最近刚刚去世的美国诗人阿什伯利的作品。我们从中读到的是人的精神的复杂性，是作为个体的理解力作用于诗歌后带来的语言可能性的新发现。这些作品所具有的伟大品质，并非用上面说到的批评家的观点能够解释。很多批评家都在谈论要警惕意识形态对批评的干预，但这种强调个人经验转化为人类普遍经验的要求，其实就是具有意识形态意味的干预。只是多年来大家都潜移默化地受到某种理论的影响，以它的方法论在谈论问题，而仍然不自知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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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能否带来写作的不同？答案应该是肯定的。这不单是因为气候、山川风物的不同会带来对事物认识的不同，还在于落实到写作上，地理环境的不同会让写作者对意象的选择有所不同，譬如南方的多水，山峦的变化多端，甚至更为丰富的植物、花卉、鸟类，都会在进入诗中后呈现出与北方不一样的样态。虽然有人会说，这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诗之基本的人文方向。但是，它们被选择进入诗中，必然会在形态上使诗呈现出不一样的面貌。其他的不说，我觉得仅就诗的色彩与声调而言，就会显得非常不一样。如果仔细考察，不管是楚辞，还是汉魏南北朝诗，不管是唐诗，还是宋词，的确能够看到有一些非常不一样的东西存在其中。而这种不一样，说穿了就是地理的不同带来的意象的不同，从而又给予了诗最后的形态的不同。这些年我从北方转到南方生活，对这一点体会非常明确。面对着不同的地理形态，有些东西会自然而然进入诗中。举一个例子，像杨树这样的词，在北方被写进诗中似乎非常理所当然，它在诗中的出现亦会自然而然带来某种辽阔、苍凉的气韵，但在南方因为根本就很少看到它，进入诗中的可能性便少了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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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析力是一个从事文学批评的批评家的基本能力。一个自成系统的批评家一定是一个有高度辨析力的批评家。他所谈论问题的基础是在系统的批评原则的支配下展开的。这样一来，他肯定不会在碰到文学文本时见一个便说一个好，而是好与不好会在自己的批评理论系统验证下，由自己的辨析力自动分类，自动检测，然后得到符合他的理论系统要求的结论。由是，当我看到那些说这个不错那个也好的批评家，不用深想基本上会得出对其不以为然的看法，觉得如果他不是在道德上出现了问题，就是根本上缺乏辨析力。一个有见地的批评家，怎么会一边谈论米沃什的诗歌伟大，一边又认为郭沫若的诗歌也很了不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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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候对伟大的人物的言论不能全信，譬如朱熹在评价杜甫的《夔州诗》时便基本上是持批评的态度，他认为“杜甫夔州以前诗佳，夔州以后，自出规模，不可学“，他还说杜甫夔州诗“说得郑重烦累……”。朱熹无疑是中国思想史上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其思想对后世的影响不能说不深远，他论诗的言论不少，《朱子语类》中有关于诗的部分，《诗集传》更是专门谈诗的著作。但真正落实到对具体的诗的把握上，有时却并不是那么令人信服。在今天看这一点能看得特别清楚。杜甫的《夔州诗》二十四首，在今人看来是他一生的诗歌高峰之一，几乎首首属于精品。而朱熹的评价很显然是不确切的，最多只能算一家之言。这种情况说明了什么？是不是再一次说明谈诗一业并非人人可行，还是需要长期浸淫而有专攻的。在这一点上，近代世界学术界也有成例，海德格尔谈论里尔克，亦当属于此类，虽然说得玄乎，在我看来，他不过是把里尔克的诗套在自己的存在主义理论的套套里面，以此来谈论另外的一些东西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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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常常在称赞那些伟大的男性诗人时，忘记了他们的妻子或曾经陪伴过他们的女人，但曼德尔施塔姆的妻子娜杰日达以自己的两本回忆录，提醒着我们这是不对的。如果说曼德尔施塔姆是那些伟大作品的创作者，那么娜杰日达所做的才是让这些伟大作品得以存世的最重要的工作。这里面包含的信念的力量是惊人的。也就是说，我不仅仅将娜杰日达的回忆录看作只是做了记录的工作，我认为它本身就是信念的产物。正是在信念的驱动下，娜杰日达才完成了在我看来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保存曼德尔施塔姆文稿的工作。可以肯定地说这是比创作更困难的工作，只是其中对记忆的要求就让人叹为观止，没有非凡的强制力不可能做到。在阅读娜杰日达的这两本书时，我常常产生她有强迫症的看法。不过正是这样的强迫症，才使她做到了常人看来不可能做到的事情。仅仅由于此，我想说的是，必须将更大的敬意献给娜杰日达样的女人。因为我不太相信这样的事落到一个男人的头上，他能够做到这一点。很多时候，女人的坚定的确让人感到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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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之所以不愿意谈论诗人的社会责任之类的问题，是因为我一直觉得这类问题其实是一个立志写作的人根本就不需要去纠缠的问题。诗歌写什么，怎样才能使其具有真正的价值，这一点从古至今的诗歌史已经为我们提供了无数范例。就像我们谈论屈原，谈论杜甫，谈论古今中外的任何一位伟大诗人，对他们之所以伟大其实是心知肚明的。而如果我们还想自己亦写出具有伟大品质的诗歌，对诗歌之所以成为诗歌的那些基本要素，应该说不用想也应该有所认识。不然的话还写什么写，写来干什么呢？当然，由于身处的时代不同，社会生活呈现出来的具体样态也会有具体差异，语言的进化与发展也需要我们对之做出有效的分析。但这一切都是作为一种诗歌的技术性问题在写作之前就存在在那里的，我们要做的工作无非是在这种对具体性问题的解决过程中，将之纳入基本的、对世界的一致性认识的框架中，并通过自己的努力将之明晰化，或者将之向更深入的方向推进，并由此使其以一种符合时代规范的方式呈现出来。情况非常明显，如果一个诗人的写作连这些都做不好，写作的意义根本就不会呈现。而没有这些基本属性的写作，如果还在被人们称作写作，在我看来其实是对写作的误会。所以当我看到有人大力强调这些问题时，总是觉得这样说话的人有一种傻而自以为是的无知，总是会想，难道他们连这种写作的前提性问题都没有搞懂吗？真是让人不得不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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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现在不太敢谈论“词之死亡”这样高端的话题。原因在于不管是某些被人指控的“假词”、“旧词”，还是被人称为用俗用滥了的“熟词”，在我今天的认识里，它们仍然是我们语言系统中存在的部分。它们所能够生成的语言意义，仍然在很多情况下我们是绕不过去的。作为一个写作者，我们必须把平等、活力、自由，看作每一个存在之词之所以存在的理由和内在的质量。它们都处在共同的语言存在的相等高地上，不应该，也不可能成为语言等级制的被评判对象。而关键的是，在面对它们时，我们必须以什么样的认识去理解它们，并让其服务于我们自身生成的、符合现代性立场的文本建造。在这一点上，我仍然相信的是来自诗歌写作者的洞察力和对词性的敏感能力。在一定程度上，我认为洞察力和词性的敏感能力带来的是技艺性地给予词以崭新的位置。在语言的生成法则里，我只相信关系。我坚信，是词与词的关系决定了词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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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承认有些作品的个别性是与写作者个人生活经验，尤其是特殊的处境相关的。这里面涉及到这样一个问题：到底是经验本身给予了写作者写作的特殊性，还是由才华带来了对这种特殊性的理解。我个人的认识是，经验的重要性是明确的。这一点可以举策兰为例。在我看来如果没有二战带来的精神创伤，尤其是父母死亡带来的精神创伤，策兰肯定难以写出像《死亡赋格》这样的作品。至于后来我们看到的，他诗歌语言中的变形、尖锐、题材的碎片化，都应该与他的经验相关。有时候我们反复强调形式的生成具有的文体学意味，但在某些情况下，文体的生成可能并非由对文体的寻找而获得的，它仅仅是一种经验后的不自觉成形。在这种时候，我们看到的恰恰是经验的直接性带来了文体的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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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当代诗人总是刻意回避政治话题，不愿意将自己的写作与政治发生关连。这种说法其实是不对的。就诗歌写作而言，进入到具体作品，一直存在着“隐政治”与“显政治”的不同。“显政治”的特点是直接面对政治说话，谈论政治性的话题，面对具体政治表态；而“隐政治”在诗歌中的存在，我将之看作是对基本政治伦理作出呈现，即在任何一个诗人的作品中，贯穿在其内里的，应该有一种与社会正义、道德有关的基本态度。实际上这是写作最根本性的要求。也可以被认为是诗歌成立的前提。而且，从另一个角度看这是回避不了的，因为语言在历史发展的清理下，已经携带了基本的、被分类的政治成分。而另一方面，当代生活的复杂性更是让人们的思想不得不围着政治转圈。要想在诗歌中回避政治，本身亦成了一种政治策略。

选自《洞背笔记》，孙文波著，长江文艺出版社，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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