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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荐 | 科普兰:“我的耳朵出问题了吗?”(庄加逊 译)

Aaron Copland 黄灿然小站 2021-07-02


“我的耳朵出问题了吗?”:一场论战


1955年,乐评人亨利·普莱曾茨(Henry Pleasants)出版了题为《现代音乐之痛》(The Agony of Modern Music)一书。作者在书中严厉攻击严肃音乐作曲家,赞扬爵士作曲家的天才。《纽约时报杂志》邀请普莱曾茨概述其著作观点,并请我就此案为严肃音乐作曲家们做出辩护。这是我职业生涯第一篇,亦是唯一一篇为某音乐论辩而作的檄文。


二十世纪上半叶音乐写作的蓬勃兴盛、充满朝气,部分仰仗于这些创作能在多大程度上引发争议。随着世纪的推进,战斗之声逐渐减弱,到目前为止,我们依然不情愿地这样认为:为接受现代音乐而进行的激烈斗争业已终结。近日,很高兴听闻来自反方阵营的主力——专业乐评人——将主动发起攻击。乍看之下,这只是双方一次毫无新意的大打出手,然而,攻击的本质令我们彼此的初衷与期盼变了味。麻烦的是,照亨利·普莱曾茨的分析,可以推断,他的攻击毫无效力,充其量不过是在鞭笞一具残破的死尸罢了。 

普莱曾茨声称在我们这个时代,所谓的“古典音乐”已经崩塌,难以为继——包括交响曲、协奏曲以及歌剧在内的古老形式气数已尽,我们口中夸耀的创新都只是些老古董,严肃音乐作曲家已经过时。今天写作严肃音乐的人被认为是一群“音乐暴发户”:他们难以依靠作曲谋生,只会偷偷摸摸地在音乐厅里捡拾音乐的碎屑;对音乐毫无追求可言,拼命说服自己是前辈大师遗产的合法继承人;蛊惑欺骗大众与批评家,以“标榜文化”为名,一味地给自己披上虚假的体面。显而易见,作者这是在说,我们这帮子人所能做的就是躺下、死去。

普莱曾茨先生称,我们这群严肃音乐作曲家早已失去了一切,但音乐依然会继续。此乃民意,如票房所示,它说明一切。带着大无畏的精神,历经一步步逻辑推演所得出的结论荒谬至极,他断言:西方音乐文化之流脉将在我们当代流行音乐的作曲家手中得以传承,并在流行音乐中继续前行、赢得最后的胜利。“爵士音乐是现代音乐——除此以外,再无其他。”堪称美国音乐书籍出版史上最令人感到困惑的一本书,在一句含混不清的结语中结束。

问题在于,这些论述是否真的在为严肃的现当代音乐辩护,是否起到任何作用。我只坚持这样一个简单的命题:欲理解某件“晦涩难懂”的抽象雕塑作品,唯一途径是不断地、持续地观察它;同样的道理,要听懂一首艰涩的现代音乐,唯一可行的方法是反复聆听。(顺便提一句,并非所有现当代音乐都是晦涩难懂、难以入耳的。)因此,对那些无法从现代音乐中感受到任何兴奋的人解释现当代音乐的成就,根本是在做无用功。

如果你听到这音乐,却没有意识到它给西方音乐艺术增添了新的维度:它拥有某种二十世纪独有的能量、张力及表情;它突破了十九世纪的节奏限制并注入复合结构的和弦进程,此乃前所未有的构思;它创造出迄今为止闻所未闻的音色组合,或微妙或狂放;它提出了新的结构原则,为未来音乐开创了新局面——我想说,在如此思索中,如果你的脉搏依然能保持稳定,在聆听这些音乐的过程中你感受不到丝毫新鲜与不同,那么不管我或其他人做出怎样的解释申辩,都是无用的。

这是一个再简单不过的事实:我们本世纪的作曲家理应被视作缔造全新听觉影像的大师。由于他们,音乐表现方式不同;织体不同——有的更为密集拥挤,有的更讲求空间的留白与开阔;音乐歌唱的方式不同,常常突如其来地向上攀升,转而又以更猛烈的姿态向下俯冲;甚至,终止的方式亦不可同日而语。有时候,现当代音乐看似包含更多痛苦、更多怀旧、更多含混,更忙乱、更爱冷嘲热讽,即便如此,它与旧时的音乐一样,同是人类基本情感的表达,分享着人世间同样的体悟。无论怎样定义现当代音乐,它都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声音,就这个意义上说,它无需道歉。

我们被告知,这是一种“无人喜欢”的音乐。不过,先让我们仔细思考一下“无人”一词。人们普遍认为,过去的二三十年间,越来越多的人走进严肃音乐的世界,开始聆听严肃音乐。如今,我们所面对的情况在文学世界中相当常见;换句话说,我们需要在不同的公众之间进行清晰的区分,哪类的受众对应怎样的创作者。比如力推作家兼哲学家怀特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的出版商绝不可能期待怀特海拥有与小说家海明威同样广泛的读者群。难道我们因此就可以狂妄地判定“无人”阅读怀特海了吗?

在音乐领域,我们尚未能很好地就严肃音乐爱好者群体做出细分。如此一来,关于查尔斯·艾夫斯充满哲思的音乐的探讨便与哈恰图良式(Aram Khachaturian)的音乐类型混为一谈,仿佛这两种音乐吸引同样的听众。谈及艾夫斯,或者其他任何相似的作曲家,称他们“没有听众”就好比说怀特海没有读者。事实上,艾夫斯借由其作品传递出音乐的本质,吸引了较小众的一类听众,这些人的热情比起其他听者有过之而无不及——从长远来看,与拥有“广大”听众相比,这恐怕对音乐艺术更有意义。

此外,如果我们将整个自由世界一并纳入考量,会发现各个国家皆存在小规模的新音乐欣赏族群,并且该族群正在不断扩充、成长。这些人不仅出入常规音乐厅,还喜欢在唱片店中搜罗有趣的作品,变身独立音乐藏家,或者通过广播聆听新音乐。历史上的密纹唱片目录为人们提供了关于现当代音乐品位极为有趣的见证。1950年1月,可以罗列出十张录有巴托克作品的密纹唱片;五年后,巴托克共计五十首作品得以问世,另有勋伯格、斯特拉文斯基、欣德米特、米约——所有这些新音乐的代表人物皆在唱片市场上有所获益。如果说无人喜爱现当代音乐,何以唱片商还要如此愚蠢地发行这些作曲家的作品呢?

然而,如何在“广大”观众面前现场呈现陌生的现当代音乐依然是一个严重的问题。若要做类比,戏剧世界要比文学对现当代音乐的表演更具借鉴意义。在现实世界中,当艾夫斯与诸如哈恰图良式的作曲家一样,必须在同样的时段、由同个剧院的票房“售卖”给同样的音乐听众时,问题不可避免地产生了。音乐会经理人们采取了简单有效的方法了结此案:删除艾夫斯。

赞助商与董事会成员不厌其烦地告诉我们说,“陌生的音乐将带来损失”。不论是大都会歌剧院或纽约爱乐乐团,机构内理应负责艺术政策制定的高层却向百老汇的那帮守财奴看齐,眼里只有票房,如此低得不能再低的标准难道不是莫大的嘲讽吗?

我们音乐界需要的是那些有远见的人,比如二十年前创办现代艺术博物馆(Museum of Modern Art)的那群人,他们愿意为未来的艺术与社区文化的健康而花钱。如果新音乐是“票房毒药”,那么文化组织机构的领导人必须寻找足够的资金支持以抵消这“毒药”。否则,指挥与表演者将逐渐僵化成音乐博物馆里的木乃伊,而作曲家们只能艰难地寻找释放其创作能量的其他出路。

普莱曾茨书中较为奇特的观点之一是,认为无力自我维持的音乐终将让位给那些能够自力更生的音乐——比如,爵士乐。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人们将“爵士”与“古典”相提并论。我记得当我还是个孩子时,这种并置在人们眼中无异于可笑的杂耍戏弄。当时没有人拿它当回事,事到如今,我依然看不出有什么理由应当拿这种比较当回事。

诚然,于我们而言,流行音乐作曲家所写的作品同样是值得所有人骄傲的财富。任何在异国他乡听到舞台上奏起美国爵士乐的人,都能见证美国爵士乐对于观众的巨大吸引力,我自己也亲历过。但设想一番,若认为严肃音乐因为流行音乐被广泛接受而濒临灭绝,或者这么说,一种音乐可能被另一种音乐所替代,如此观点何以能呈现音乐间的差异化价值,当真是幼稚至极!

为什么这两类音乐不可比较?这里有两个原因:其一,它们所唤起的情感的特征与品质不可比;其二,作品的篇幅与作品所传递的意义之间的关联亦不可相类比。先说说这第二点:将一首时长三十分钟的交响乐与一首时长三分钟的歌曲画上等号无异于将一部五幕戏剧与八行诗歌相提并论。音乐这门艺术若是能演绎得当,成功将作者的意图传递出来,便能在徐徐展开的一段时间内为作品增添、扩展出超越其自身的、更丰富的音乐内涵。原因很简单,篇幅较长的作品往往隐含着大构想,它逼迫创作者解决好组织架构、行进发展以及多样化元素等问题,为了确保重要音乐素材的恰当使用,创作者做出相应的取舍亦属正当。的确,一首灵感四溢的八行诗比一部构思糟糕的五幕戏剧要有价值得多,但这并不能改变基本的创作原理。

那么我们又是否可以将长达两页纸的流行作品与近似长度的斯卡拉蒂或普罗科菲耶夫的作品相较呢?音乐作品的规模体量相当,然而情感内涵却可能是不同的。无可否认,关于艺术本体的讨论可以无休止地争论下去。举例而言,一首出色的蓝调歌曲可能饱含真挚的感情,富于动人的表情,但比起动人、发乎真诚的灵歌所唤醒的情感内涵则要纤弱许多。


这是吊诡的论断,我们无法证明这一点,只能达成共识才能理解这一点。就好比,我们没有办法证明一首斯卡拉蒂的钢琴曲要优于一首流行音乐,唯有指出斯卡拉蒂的作品包含更多微妙的音乐创造、组织架构,并且潜藏更丰富的意味,如此音乐从不会在作曲家脑中轻而易举地诞生,也不会轻易被遗忘。

然而,一个现代版的斯卡拉蒂并非完全不可能投身爵士创作,爵士当然是一种广受认可的表达方式。事实上,前卫爵士中较新的形式总是能激发出创作者无与伦比的想象力。不可否认,这种类型的爵士作曲家大多清楚地意识到现当代严肃音乐作曲家的重要性,从中获得借鉴,并且常常拜入严肃音乐作曲家门下。此类爵士作曲家同样会遭遇“广泛”公众的反对,与严肃音乐领域的现当代作曲家们的境地毫无二致。

无论将哪种形式的新音乐纳入考量,有一点可以肯定:若无慷慨宽容之精神,理解无从谈起。若无开放、温婉、良善之姿,若不愿将我们的双耳奉上,恐怕音乐中再多的新鲜亦不能打动我们。

查尔斯·艾夫斯常常陷入反思,何以自己的音乐总要叫人“不好受”,他悲伤地问自己:“是我的耳朵出问题了吗?”对作曲家而言,偶尔照照镜子并不是个坏主意。但这镜子绝非普莱曾茨之流所立的、游乐场里扭曲一切的哈哈镜。


选自《科普兰论音乐》,艾伦·科普兰著,庄加逊译,雅众文化 | 商务印书馆,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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