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荐｜卞之琳：新诗与“像诗”的译诗

中国“五四”新文学运动以前，拜伦的著名长诗插曲《希腊群岛》（中译题《哀希腊》，沿用至今）早就有过名家马君武和苏曼殊的两种全文翻译，引人注意，但是译的都是用文言旧诗体，影响有限，对于中国诗体的变革更无直接关系。胡适不愧为提倡白话文学的急先锋，显然受西诗写法的直接影响，试写白话新诗。经过若干年的“尝试”，自称所写的“实在不过是一些刷洗过的旧诗”，后来“都还脱不了词曲的气味与声调”。在这以前，他也用文言旧诗体译过《哀希腊歌》，比旧译有所改进，却并未产生更大的影响。而他后来偶用白话译现代美国女诗人莎拉·替斯代尔（Sara Teasdale）平平常常的一首抒情小诗《关不住了！》（Over the Roofs），却好像“得来全不费功夫”，居然用他自己的说法，开了“我的‘新诗’成立的纪元”。说来也妙，胡适早决意要进行“诗体大解放”，写白话诗要写得“自然”，打破整齐句法，自称曾从五七言旧诗、长短句词曲试验过“二三十种音节（格律）”，却一直像“踏破铁鞋无觅处”，建不起“新诗”的格局，一朝用白话把一首原是普通的英语格调诗译得相当整齐，接近原诗的本色，就有理由使他自己得意，也易为大家接受。从此，稍经一些同道合力“尝试”的初步“成功”，白话新诗的门路打开了。接着，影响扩大，一般读者，由不得多少遗老遗少的反封，逐渐承认我们也可以用自己的现代白话，严肃写诗（不止写打油诗），除了采用各种现代民歌体的，都可以用说话方式来念或朗诵，不照传统方式来吟哦。这在中国诗史上确是一次革命性的变易。……

胡适和他的同道初步“尝试成功”，特别是胡自己借一首译诗的顺利，为白话“新诗”开了路，但还是由郭沫若初期诗创作基本上完成了这个突破。郭的第一部新诗集《女神》的出版（1921年），特别以其中直接受惠特曼影响而写的一些诗，终于和旧诗划清了界线：它们既摆脱了旧诗传统（特别是其中平直一路）构思的老套，又并不失诸平板、拖沓，语言节奏与语体散文有鲜明的不同，跨入了胡适等人还没有登堂入室的道地自由诗的新领域。但是郭随后一动手译诗，却来了一个反复或转折。因为他所译的歌德、雪莱、海涅等人的原作主要是西方传统的格律体，按照他日后所说“译诗得像诗”的主张，也不得不注意一点音韵。这倒和胡适译《关不住了！》一起，无意中为白话新诗节奏的规律化探索走出了一步。结果却又和胡适那首译诗差不多，开创了一种半格律体，只是较为松散，反而从旧诗袭用了滥调，连同陈旧的词藻。

这种诗体后来就成了新诗最流行模式的一个极端，到今日与同它对立、处在另一个极端的自由诗以至超自由诗的新模式，仍然分担着主流地位。原来，郭自己日后所说的“译诗得像诗”，实际上是要中国传统诗化。我们自己写诗，自应讲民族气派、民族风格，只是以求“喜闻乐见”为名，放纵和迎合惰性，以腔调烂熟为流畅，无视“推陈出新”，据此译外国诗，自然容易走样、失真、误人借鉴，自不待言。而这种“像诗”的所谓的半格律体或自由体，一朝成为流行模式，就最便于作一般化、庸俗化的传导工具。

(摘自卞之琳《翻译对于中国现代诗的功过》)

选自《卞之琳文集》（中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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