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忆：出生为人，就得一份生计│中篇《乡关处处》【小说月报新刊精彩】
今晚向您推荐《小说月报》2017年7期选载的中篇小说《乡关处处》，这是作家王安忆继《红豆生南国》《向西，向西，向南》后又一部中篇新作。
作家王安忆
《乡关处处》原来起名是“同乡人”，因写的是来自同一地的女人们，还因为“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的俗谚，总之，有关异乡和乡谊。
曾经去天目山区，寻访母亲抗战时候就读的一所临时中学，校舍已归村产，村主任又去了山里，就在一户山民家中打尖，等人找村主任来。这户人家住一幢小楼，院子铺了水泥地，盆栽占去一半面积。坐在堂屋里吃西瓜，窗外是青山绿竹。西瓜在井水里镇得冰凉，女人很奢侈地切开一个又一个，手里的一瓤刚咬去尖就被夺走扔了，换上新一瓤，用她的话——“不要吃得那么彻底”。就觉得物产的富庶。山茶很酽，放得又多，苦过之后有回甘；菜蔬是后院里自种的，采来即可下锅；责任田里的稻米尽够四季嚼吃；还有小鸡小鸭们，度着无忧虑的童年时光，破瓜后则可下蛋；山上的竹子是她家的，偌大的一坡，进去都要迷路，可是收购的客商一年少一年，雨后的幼笋长到窈窕，再到合掌，就有些虚抛春华的怅然，在农家，则少了进项。自产自足的日子已经不够循环，这里那里缺了口子，需要进入交换经济。至少，这房子的砖瓦水泥以及水泥里的钢筋，地里长不出来，还有家用电器，瓦斯灶头，身上的衣服，颈上腕上的金银，样样都要现钱。所以，男人必得外出打工。下一代呢，也是外出、上学读书，书上的知识多是关于山外面的那个货币世界。
上海的街道，风驰电掣的动力自行车，主要是两类人，一是快递小哥，二就是家政服务的钟点工，他们都是抢时间的人，又拼得起劳力。快递小哥我不太了解，钟点工却有交集，暗中替她们算一算，收入比得上大学教授，只是要去除养老保险这一块，就是这一块差异，事情大相径庭。她们不止为当下衣食，更需未雨绸缪，为长久计之。勤勉实干的，多在家乡盖了房子，可是，计划赶不上变化，孩子们少有愿意回老家的，现代教育使他们与故土隔离，将来就又变得渺茫了。精明一筹的，则在街镇买下商品房，从此做了城里人，老屋圮颓，草木闭合。有时候，会想起天目山的女人，恍惚中，那电动车的铁骑兵中间，仿佛有她的身影，气宇轩昂。城市里分工合作的生产社会中，她们甚至比男人还能挣，也更攒得住，手指缝并得严严的，蓄起水来，养得起老，养得起小。至于将来——她们大都有天命观，乡间的一句老古话，一棵草顶一颗露，出生为人，就得一份生计。
——王安忆谈《乡关处处》
把写作比喻成“农人种庄稼”的著名作家王安忆，在2017年迎来了中篇的丰收。最近新鲜出炉的《长江文艺》杂志，发表了王安忆的新中篇《乡关处处》，加上今年初分别首发于《收获》和《钟山》杂志的中篇小说《红豆生南国》《向西，向西，向南》，王安忆在针脚细密的三部中篇文本中，继续书写普通人的喜怒哀乐。
与其说《乡关处处》借月娥来沪打拼穿梭的足迹，勾画普通人众生相，毋宁讲这是作家倾身聆听日常生活的絮语。小说如何把握角色的经验与心理?王安忆日前在接受采访时说，小说中写到的很多事不一定要亲历，但小说家要为角色做种种设想，这些设想来自个人经验，以及对经验的认识。这种能力对于小说家是必须具备的。“重拾中篇，是因为故事的材料就确定了它被讲述的方式。大或小不完全由题材决定，更决定于思想的容量。”
在评论家吴佳燕眼中，王安忆今年发表的三部中篇一以贯之的，是对世态人情的探寻，透着对个体心灵归属感的入微观察，比如月娥在生活的历练下把日子过得踏实而欢腾，浓浓的烟火气、人情味和昂扬的生命力，支撑起《乡关处处》里丰富的精神天地。
在王安忆的观察中，以月娥为代表的新一代家政人员，辛苦归辛苦，人格却是平等的，这与她写过的《富萍》里的传统保姆“奶奶”，已不能同日而语。《乡关处处》没有重复“独在异乡为异客”的伤感，而是秉着对最平凡生活的敬意，生出“此心安处是吾乡”的达观。
小说中的月娥常怀庆幸之感:“幸亏，幸亏走出来，看到大世界。倘若不是这一步，少赚钱不说，还错过多少风景，岂不可惜死!”她有着朴实积极的生活哲学，在奔忙中建构起对家的想象与期待。“上海到了，车在楼宇间盘桓，窗格子蜂窝一般，里面都是人家。公寓里的灶间彼此相似，水管分饮用与非饮用；砧板分生食与熟食，拖鞋分内和外。”吃苦耐劳是月娥的底色，她最不愿错过的风景，正是自己的生命风景。在作家章缘眼里，王安忆用一支笔探进上海寻常巷弄，活色生香的日常气息流动于字里行间。
当然，高密度叙事，并不一定要情节多么跌宕起伏或人物命运大起大落，更多时候意味着作家从各个角落的烟火气里挖掘打捞出生活的底蕴。复旦大学教授张新颖曾提到，20多年前他读王安忆中篇《逐鹿中街》时还不懂得小说中“世俗人生的庄严”。世俗与庄严，看上去似乎不太搭调，却在王安忆笔下构筑出别样的小说美学。
“这对关系的建构，是王安忆独有的。她在小说审美上很执着，一直在追问生活应该是什么样，或者说生活在小说里应该是什么样的。”身为王安忆的学生，青年作家张怡微与老师多次讨论过“日常生活里的庄严”，在她看来，如果不能理解王安忆对“日常”的解剖与创造，就很难理解她如何一步步理性地探索文学的世俗书写。无怪乎王安忆曾说:“持久的日常生活就是劳动、生活、一日三餐，还有许多乐趣，这里体现出来的坚韧性，反映了人性的美德。”
——摘自《文汇报》，记者许旸
《乡关处处》精彩预览之一
一
上虞往沪杭方向的长途班车破开晨曦，驶近停靠，车已半满，月娥竟还坐到凭窗的座位。向外看去，正看见自家房屋，被天光照亮，绰约有人影从门里走出，向公路过来，却只一霎，转眼不见，仿佛被草木合闭。合闭中，有一张五叔的脸，罩着怨色：走，走，走，留我一个！正月开初，就是这一句话，越说越剧烈，十五过后，儿子媳妇一家三口离开，则又颓馁了，直至无声。本就是个讷言的人，此时更沉闷，二人相对，她害怕又盼望动身启程，好在有年后的残局需要收拾，时间稍事热闹。将剩余的鱼肉鸡鸭腌制或者风干，量出五叔一人份的稻谷，担去电碾房舂米，菜畦里点瓜种豆，再有春夏的衣物，一一取出摆好，免得翻找。终于到临行的前一日，与五叔一同上山，挖些新出的竹笋，带去上海。她做的钟点工，东家中有几户年头在八和十年之上，她也喜欢长做，彼此知道根底脾性，这新笋就是给他们的。
称五叔的是月娥的男人，家中总共兄弟六人，他行五。有点像越剧《祥林嫂》的贺老六，是山里的猎户。他家也真有一个老六，五叔的弟弟，就只这排末的二人有家室。婆婆是个强人，早年守寡，带六个小子，从四明山下来，参加进合作化的农业人口登记，田里收成虽薄瘠，总比没有的好。也因此，前面四个儿子都无婚配，举全家之力娶进两门，说好要给四个大伯送终。目下送走两个，还有两个。可能从小吃苦，寿都不长，拖累就有限，想起来真是可怜。走在山里，竹木蔽了天日，齐顶处，浮一层清光，光里有无数针尖，上下蹿跳。五叔的怨艾平息下来，她呢，也有了耐心，虽还是不说话，但四围的寂静将那一点气闷吸纳，就觉不着了。地下竹根盘结，一脚高一脚低的。自小走惯，脚底长眼睛，总能踩到路径。她娘家也是靠山吃山，家中人力单薄，总共两个兄弟，还死一个，拖毛竹让竹梢打了，没有创口，也不见血，人就像睡着了，还有笑意，晓得从此不必再苦，陡然轻松下来。那一年，方才十六岁。倘不是这样贫而且背运的家境，也不会跟了五叔，多少是图人家兄弟多，有阵势。她是家中最末的女儿，早知道就不生她了，所以是最叫人失望的。都说她笨，就没有读书，一字不识，更以为自己笨了。笨人往往有笨视，在她就是生完一个儿子再不肯多生，无论养育还是做人，都让她有抵触似的，再则还有计划生育的政策呢！事实上，儿子顺利长成，读书，做工，娶妻生子，人并未受多大的辛苦。同年龄的人，大多生两个以上，卖两棵树交罚款便落上户口，她呢，既不后悔也不羡慕。这儿子至今三十多岁，从来没往山里进去一步，就也不知道自家的山林在哪一片，有意或者无意，规避着命运的覆辙。
五叔背着的手里掂一柄短把铁铲，停住脚步，蹲下身，铲头插进竹根，听得见一声脆响，起出来，就是一个笋尖，扔进她手上的竹篮。有一点记忆回来了，欣欣然，勃勃然的喜悦——包产到户，分地分林，田里是牛犁的吆喝，山上斧斫声声。眼看着林子稀了，却起来新房子，这一幢，那一幢，迎娶送嫁的鞭炮这边响，那边响。这一阵欢腾渐渐沉寂下去，次生林长起来，掩盖了房屋，村里的青壮陆续往外走，只余下老和幼。五叔这样的男人，若在上海，尚是风流倜傥，裤缝笔直，头上抹了发蜡，皮鞋锃亮，腋下夹着公文包，白日里的股市，晚上街心花园的舞场，都是他们的身影。但在乡下，完全是个老人了，外出打工少有人要。所以，这一家，就剩他一个闲人。总共一亩六分地，种和收只占一忽工夫；树林已经砍伐，次生的杂木不值钱；竹子呢，起先还有客商收购，后来货源多了，工地又流行金属脚手架，足迹便也疏淡，由着它疯长，开出花来，死一片，再生新竹，总之，自生自灭。那留下的人，正愁如何打发时间，就像说好了似的，四乡八野，共同兴起牌九和花筒。这种古老的博彩游戏，本以为绝种了，料不到又活过来，一旦上手就收不住。寄回家盖楼房的钱，送出去有十之八九。那一个旧历年，实在惨淡，眼泪和唠叨中过去半个正月。五叔看不明也道不出自己的苦衷，逼急了，就也要出去打工，托亲戚在上虞找了个保安的活计。有一日儿子去看老子，见一堆年轻保安中，夹个老的，犹显得形象枯萎，二话不说领回家，当月的工资都没结算。这一趟出门的好处是，戒断牌九的瘾头。长日漫漫，无人相伴，五叔越发木讷。好在，媳妇生了孙子，回家专司抚养。公媳单在一个屋檐下，有多种不便，就住在娘家，每月里亲家邀去，看看孙子，吃两盅黄酒。每跑一趟，离年关就近一趟，眼巴巴的，外出的人回来了，再一眨眼，又走散了。
竹林的沁甜空气里，心情舒缓下来，不那么焦虑了。月娥想到极远的终了，终了还是要回来的。上海的水真是吃不惯，一股子药味道；米也吃不惯，油性太大，一团团的——她吃惯籼米，糙和松；住行就更是艰苦，甚至危险。为要摊薄租金，越多人越好，一个亭子间可睡七八个。那种老房子，电管水管煤气管盘互交错，接无数灶眼与热水器，稍有破漏，便得酿成人命。说到交通，车水马龙，最不怕死的，数电动自行车，所以人人怕它，男的多半快递和外卖，女的，则是钟点工。然而，这样的急促紧张里，却潜在一种快乐。后面有车超她，她不让超，顶撞起来，嘈杂的机动声里，听见彼此激昂的相骂，不由惊讶自己的厉害不好惹。
二
车在公路上滑行，停靠频繁，开一回门，上来几个人。其中有约定的同行者，互相招呼，又要调座位，为了好说话。多半是女人，男人是没多少话的。难免生抱怨，乘汽车又不是做人，就算这一世在一起，下一世呢？女人们就嬉笑，还动手拉扯推搡，终于萝卜都落坑，汽车就也驶上国道，加速了。太阳这才出来，车仿佛走在金光里，意气风发。她们开始交换吃食：酱油肉、煎咸鱼、茶鸡蛋、鸡膀鸭膀，年饱还没过去，受欢迎的是几味素食：盐水煮笋、霉干菜夹馒头、碱水粽、虾皮拌榨菜……满车厢都是食物的咸香，茶水从保温瓶口晃出来，烫了手，尖声的笑和叫。男人们斜睨着，心里嫌她们猖狂，嘴上不敢吐一个字。过道那边两个学生仔样的小孩，缩起身子，流露出害怕的表情，她们偏要脸对脸喊，“阿弟阿弟”，将吃食塞进阿弟嘴里。司机从后视镜里看，嘟哝一句：老牛啃嫩草！汽车上高速，山矮下去，村村落落掉在脚底。出发时的兴头过去，困倦就上来了，渐渐垂下头，抵着膝上的提包，打起盹。车厢里忽然鸦雀无声，听得见发动机的轰鸣。两车相向，喇叭叫一声，隔着玻璃窗，仿佛很远的地方。
月娥第一份生意是替同乡人顶工。同乡人说男人要她回家，东家就要她找人。这年儿子结婚，小两口一同去杭州，一个做电工，一个做保洁，她就也想出去，应下这份差事。差事在上虞城里，一个鞋厂老板的四口之家。她专司带孩子，做饭和清洁另有一个阿姨，也是上虞本地人。老板与她儿子同年，已经有两个小孩，听小孩子喊她阿姨，就觉错了辈分。明知道“阿姨”不过是个称谓，好比单位里的工种，与年纪无关。这种伦理的概念等到了上海，不知觉中就淡化下来。那里，无论老少，一律喊她的姓，姓前加个“小”字，她倒没有什么不适，被这城市崇尚年轻的风气带着走了。小老板过着一种新派生活，冬夏二季不在家里过，而是住酒店客房。不止上虞城，底下的乡镇，都有五星级酒店了。开两间套房，小夫妻一套，小孩和阿姨一套。酒店里早餐是随便吃，中午晚上两顿，由烧饭阿姨到工厂食堂灶上做了送来。酒店里有中央空调，冬暖夏凉，照理很享福，她却有点苦闷，因为不是过日子之道，像是坐监。酒店里有多家临时住户——上虞的酒店，有一半是做本地人的生意，靠外地人是吃不饱的。早餐厅，大堂，走廊，电梯，常可遇见像她这样，带着东家孩子的女人，互相看几眼，就看熟了。有那种自来熟的性格，上前搭讪，先还是淡淡的，因听东家说过生意道上的险恶，守着保姆的本分。但实在熬不过寂寞，不免多说两句，竟就收获保姆业的许多内情，从而得知这一行实是有着相当广阔的空间。这一年做完，她也辞了工，过完春节，随另一个同乡人去到上海。所以，当她和前一个同乡人，也就是她的引路人，山不转水转地，在上海遇见，彼此都不觉得意外和惊奇。
绍兴一带的人多少有些两样，乡土观念极重，抑或是出于自傲，在外面帮佣，总是自己人一处，与其他籍贯的人疏离着。保姆介绍所的地方，她们是不去的，用工只在同乡人间互相介绍。分租房屋，休息日玩耍，也只和同乡人搭伴。公园里露天舞场上，三五人聚起，看多跳少的，就是她们。这一定和上海地方的历史有关系，绍兴和扬州是保姆社会的主流，前者大约是浙商来沪上自带，如家生子，有规矩；后者却是草根，犹能吃苦。也因此，殷实富户家族常是雇佣绍兴籍人。如今，这城市保姆的需求激增，进城求职人数也激增，从业队伍输入新成分：安徽、江西、河南、湖北……同时呢，苏北一带工业发展，扬州籍的保姆日益退出，几乎销匿踪迹。人事更替，时风变革，唯绍兴一支，依然在传统中，保持着行业的名节。
初到上海，月娥也是怯怯的，如不是同乡人的帮扶，未必能熬住。这地方不知道要比上虞大和乱多少，她又不识字，认路，找地方，领东家嘱咐，都凭死记。所以，抱定一条，绝不买菜。不会记账，还吃不了猜忌的闲话，她是个老实人，唯老实才更犟性，真叫人为难。当时并不觉得，过后她常常以为自己有福气，所遇都不是恶人，相反，多受照顾。来到上海第一个雇主，如今犹记得好处。四十岁上下的女人，生相十分轩朗，依她们乡下人说法，女人男相，但又不粗气，而是大方。高额宽颐，浓密的头发编成股，盘在顶上。其时，月娥未找到其他生意，女人就说做全天；然后才有第二家，让出半天；再有第三家，再让一半里的一半；一层层对切，最后只剩一周三次，各一小时，而且是早上六点到七点，晚睡的人第一觉没醒呢。一切从月娥方便赚钱计。女人单独住一套三室两厅，在临江高层公寓房里，早上，驾一辆宝马去到大户室，落市时开回来，专职炒股。听前任保姆，一个同乡人说，房子汽车都是股市上赚来的，赔进去的却有两套房子，一个男人，半个小孩——离婚给到男方，争得一周两次探视权，所以算是半个小孩。无论从生意，还是风水，都应有起有落，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但女人的运势却一直向下。眼见她大房换小房，小车换大车——公共汽车，最后只能租房，却一直用着月娥一小时的工，倒是月娥自己不好意思赚了，提出不要工钱。女人说，这算什么？你们出来是做工，不是行善，或者就不要做了，还不够脚力的。女人租房独在另一区，从月娥所做的几家地方旁插出去。月娥更不好意思，说，自小家里人都嫌她背时背德，小弟弟被竹梢头劈死也是怪她，她要离开了，股市大概就会好起来，输出去的又赢回了。女人笑起来：这事，老天帮不上忙的。临别还给出多一个月的工钱，算作遣散费。月娥不肯要，说是我自己不做，并不是你辞我。女人定要给，几十块钱推来推去，最后说出一句：我还没落魄呢！月娥才不敢不要。后来，回来看过一次，女人已经搬走，不知道去了哪里，从此再没见面。上海的人就是海里针，手一松就没有了。月娥在这城市邂逅过许多人，形貌难免模糊，但这一个却是清晰的，因为是事业的起头。如若不是如此这般起头，接下去也许会是另一个样子。另一个什么样子，更好或者不好？她不知道。可是，对如今的境遇，却是相当满意，常有庆幸之感。幸亏，幸亏走出来，看到大世界。倘若不是这一步，少赚钱不说，还错过多少风景，岂不可惜死！
……
摘自中篇小说《乡关处处》，作者王安忆，原发《长江文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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