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达评论||王利兵：从记忆到行动：海洋博物馆的多重价值

广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2024-06-27

从记忆到行动：海洋博物馆的多重价值

王利兵

海洋博物馆是存储和展示海洋知识和历史记忆的重要场所与空间，对于保护和传承人类海洋文化遗产具有重要价值和意义。然而，诸如进化论式陈列、过度叙事和缺乏完整性等问题，不仅导致作为“记忆之场”的海洋博物馆无法完整呈现海洋历史与文化，而且无益于海洋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在海洋危机不断增加的21世纪，海洋博物馆应该在强化开放意识的基础上拓展自身的社会价值与功能，承担起海洋知识生产与传播、参与社区发展、保护文化多样性以及促进海洋可持续发展的责任。简言之，海洋博物馆不仅是一种文化现象，而且还应该成为海洋世界乃至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行动者。

一、导言

在中国，自1990年代以来，种类繁多、主题各异的博物馆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如艺术博物馆、历史博物馆、科学博物馆、民俗博物馆、乡村博物馆、儿童博物馆、军事博物馆、戏曲博物馆，等等。博物馆的大量出现无疑是与国民经济快速发展以及社会文化快速变迁密切相关，但同时也是人民精神生活需求的一种直接体现。在众多不同类型的博物馆中，有一类博物馆因其馆藏内容和来源的独特性而显得格外与众不同，即海洋类博物馆。所谓海洋博物馆，是指它收藏和展示的物品与人类的海洋活动密切相关，或是直接来源于海洋,包括海洋历史文化遗产和海洋自然遗产两类，如海洋渔业生产中的技艺、工具，海洋神话、传说与文学，海洋建筑景观，海洋民俗景观，海洋生物景观等。200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保护水下文化遗产公约》（Convention on the Protection of the Underwater Cultural Heritage, C P U C H ）。公约规定，对于遭受威胁日益严重的水下文化遗产，签约方应当为了人类的利益而不是处于商业探寻的目的而加以保护，由此那些历史上因为各种缘故沉没于海底的历史遗存也成为海洋博物馆保护与展示的重要内容。虽然水下文化遗产可以溯源到其历史主人，但是因为其沉没、埋藏的地点许多都位于公海海域，因此围绕水下文化遗产的归属问题一直以来都存在较大争议，其中一些人认为这部分遗产应归属人类共同遗产行列，由相关国家和国际机构共同采取措施进行保护，如建造海底博物馆等。总之，海洋博物馆是保护、收藏和展示海洋遗产的重要场所，是对海洋文明的一份历史记录与展示。

在西方国家，海洋博物馆建造和发展的历史较为悠久，特别是那些沿海国家建造了许多大大小小、主题种类多种多样的海洋博物馆，收藏内容十分丰富，陈列方式也是各不相同，其中较为知名的有英国国家海事博物馆、荷兰国家海事博物馆、西班牙巴塞罗那航海博物馆、日本大阪市立海洋博物馆等。在西方国家的历史文明进程中，大航海时代以来的殖民历史是其重要组成部分，而海洋又在其殖民历史和现代化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因此海洋类博物馆在这些国家的博物馆体系中往往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是记忆和传承国家历史与文化最为重要的场所和空间。相比于西方国家而言，中国的海洋博物馆建设起步晚、种类少，目前较为知名的主要有中国国家海洋博物馆、中国航海博物馆、中国南海博物馆、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广州海事博物馆、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中国港口博物馆、青岛海军博物馆以及香港海事博物馆和澳门海事博物馆等。从这些海洋博物馆收藏和展示的内容来看，主要可以分为两个部分，即海洋历史人文展与海洋自然展，如渔民生活习俗，海洋渔业生产器具、技艺，水下考古发掘的沉船、陶瓷器，海洋生物标本以及影像图片等。从遗产保护的角度来说，海洋博物馆无疑是当前保护海洋遗产的最佳场所之一，也是储存和传承人类海洋记忆的主要方式和途径。中国作为一个拥有1.8万多千米海岸线和300多万平方公里海域面积的海洋大国，海洋渔业社区和海洋从业人口众多，海洋历史文化遗产亦是十分丰富，其中仅是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涉海类遗产就已经有30项，此外还有大量尚未被列入名录的涉海类有形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因此未来中国海洋博物馆行业的发展空间还很大。

今天，对于许多人而言，尤其是生活在城市社会的人们，博物馆已经不再是一个陌生的地方，相反成为人们日常休闲、获取知识与提升教育的重要场所和空间。与此同时，博物馆也不再将自身仅仅看作是收藏、保护与展示历史记忆的场所，而是逐渐拓展博物馆的意义空间、象征空间与社会价值，如传承民族文化遗产、参与社区可持续性发展、促进社会和谐与世界和平等。2021年5月18日是第44届“国际博物馆日”，今年国际博物馆协会将国际博物馆日主题确定为“博物馆的未来：恢复与重塑”（The Future of Museums:Recover and Reimagine），其核心议题为数字化转型、社会相关性和可持续性以及气候行动和新兴行业模式，强调博物馆应该成为应对全球性危机和推动世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行动者。这也就意味着，未来博物馆将不仅是一种文化现象，还应该成为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行动者。

二、作为“记忆之场”的海洋博物馆

海洋博物馆是人们认识海洋资源与环境、了解海洋历史与文化的重要场所，同时也是海洋知识和历史记忆得以保存与传承的重要载体。在中国，海洋博物馆在作为“记忆之场”之外还兼具一项重要的社会教育功能，即增强公众“中华民族海洋意识”和国家认同意识。为实现上述功能，海洋博物馆往往会通过物品陈列、情境塑造和参与式设计等多种方式来实现公众对海洋知识与历史记忆的保存与再生产，并试图在视觉建构以及情感建构上推动个体与国家、真实与想象、历史与现实、海洋与陆地的多重对话。经过一个以物品陈列和叙事为主要内容的记忆建构过程，海洋博物馆不仅得以重构海洋知识和历史记忆，而且可以有效地向公众传播既定海洋知识，实现其海洋教育和文化治理的目的。然而，也正是因为海洋博物馆向公众传递的是一种想像性的真实和裁剪后的知识，所以许多有关海洋的真实历史记忆容易被遗忘或有意遮蔽，海洋保护与传承以及海洋自身的可持续发展因之也可能受到影响和挑战。在下文中，笔者尝试结合中国南海博物馆的案例来具体分析海洋记忆重构的过程，并在此基础上就海洋博物馆的多重价值问题进行讨论。

中国南海博物馆位于海南省琼海市潭门镇，筹建于2016年，2018年4月26日正式对外开放，目前为国家一级博物馆，同时也被评为国家4A级旅游景区。截止今年9月份，南海博物馆共接待观众近150万人次。南海博物馆的创建具有很强的现实背景，与近些年来南海局势的发展密切相关。自上个世纪中期以来，伴随东南亚民族国家的独立与发展，相关国家开始不断向中国的南海发起边界挑战，企图侵占和蚕食中国的海洋国土，由此引发了旷日持久的南海冲突与矛盾。进入21世纪以后，南海矛盾和冲突有增无减，并且呈现愈加紧张之态势，其中尤以中菲、中越之间的矛盾最为明显和激烈，2012年的“黄岩岛事件”以及2013年的“南海仲裁案”更是让南海局势进入到一个白热化阶段。在这种现实背景之下，南海博物馆应运而生，成为保护南海历史文化遗产和提升国民海洋意识的重要场所，同时也为中国在国际社会主张南海历史性权利提供了支持。

从陈列布局来看，南海博物馆目前共设有8个主题展览厅，其中5个为常设展厅，3个为临时展厅。常设展厅主要展示内容为南海主题系列历史文化遗产与自然遗产，包括“南海人文历史陈列”（1、2号厅）、“八百年守候——西沙华光礁I号沉船特展”（3号厅）、“探海寻踪——中国水下考古与南海水下文化遗产保护”（5、6号厅）、“做海——南海渔家文化展（海南）”（7号厅）、“南海自然生态陈列”（10号厅）。从陈列物品的数量来看，目前南海博物馆收藏的物品数量并不多，其中较有代表性的藏品主要是从当地渔民手中征集而来，所以我们在参观5个常设展厅时会看到许多内容是以图片和文字的形式在呈现。文物匮乏是南海博物馆当前面临的一个主要困难，但这个问题其实并非个案，而是国内许多海洋博物馆普遍面临的问题。究其原因有三个，一是过去我们对于海洋历史文化重视不够，涉海历史文化遗产保存较少；二是海洋环境的特殊性导致许多文物景观无法得到较好保存和保护，比如渔民使用的渔船、渔网等渔业生产用具和生活用品，在长时间的风吹日晒和海水侵泡之后很快就会腐烂；三是许多海洋文物沉没在水下，即使有些物品短时间内不会腐烂，但是由于打捞难度较大，加之商业盗采情况严重，导致最后能够进入博物馆中的物品少之又少。虽说如此，但是如果我们深入沿海民间社会进行田野调查就会发现，其实在海洋社会和渔民生活中还有很多内容值得我们去仔细挖掘和保护，比如渔民服饰、渔民饮食、海洋神话与传说、海图、航海日记等。在此可以举一例来说明，在英国国家海事博物馆中有一个专门的陈列室叫“时间陈列室”，里面展示了多种多样的时间，如时钟上的时间、海军的时间、渔民生活中的时间等。这种对海洋时间的陈列不仅说明英国国家海事博物馆对海洋文化挖掘之深，而且可以很直接地让观众感受到海洋世界的差异性和多样性。此外，从考古学的角度来看，我们应该加大对当下海洋文化遗产的调查与研究，因为“今天的工具就是明天的文物”，也就是说，通过调查研究来发现和生产文物是破解海洋博物馆陈列物品缺乏和单一的一个有效方式。

在很多国家和社会，博物馆都是作为存储集体记忆和历史记忆的建筑而创建的，南海博物馆也不例外，因之南海博物馆创建以来的宗旨一直是“讲述南海故事”和“讲好南海故事”。在中国，以博物馆为主的空间场所是保护和传承历史文化遗产的主要途径，而遗产作为一种历史记忆，同时也是一种生产过去与未来的重要技术，可以在公众之间建构出一种新的归属感和认同政治，进而塑造出一种新的集体记忆或者文化记忆的新形态。作为记忆之场的南海博物馆，虽然当前收藏和展示的文物并不是很多，但是其陈列方式却可以将有关南海的遥远而模糊的历史记忆重新呈现在观众面前，在重组历史叙述和重新激活人们记忆的同时，也是一种在社区或国家意义上对过去的重新想象，有助于在当下建构出一份有关南海的边界认同与国家认同。比如，南海博物馆1、2号厅展出的“南海人文历史陈列”，采取的是一种线性历史的宏大叙述方式，它将有关南海诸岛的历史记忆以文字和图片的形式展现在观众面前，并且始终强调中国政府和中国渔民的在场，以此为观众营造出一种“主权在我”的历史感，观众的海洋国土意识和国家认同感在这种悄无声息的观看和思考中得以激发和唤醒。尤其是其中关于“岛屿命名”和“测绘制图”的陈列和展示，更是直接有助于观众建立一份关于南海的边界意识和边界认同感。著名历史学家通猜·威尼差恭曾说：“一个国家能够不用地图上的词汇、其他符号或者颜色来加以想象，但假如没有了边界线的话，是不可能的。边界线作为一种符号，构成了一个国家的地图的存在。边界线对于一个国家地图的存在是必不可少的；或者换句话说，一个国家的地图以边界线的存在为先决条件。”关于南海的地理命名和地图绘制是地理空间政治化的典型呈现，其目的并非简单地划定界线、区分你我，而是希望通过将地理空间抽象化和符号化，最终在读者和观众脑海中生成一种客观意义上的边界线和主观意义上的边界感，这是激发大众国家边界认同必不可少的方式，也是塑造安德森所言之“想象的共同体”的重要方式和途径。与此同时，在7号厅的“做海——南海渔家文化展”中，南海博物馆采取了另外一种截然不同的叙述方式，即通过对某一个具体人群的微观聚焦，采用装置艺术和“分拆图例”的展示方式和手法，并借助许多互动性较强的展具将海南渔民在南海诸岛海域生产生活的各种细节逐一“解剖”，以此减少观众的距离感和提升观众的体验感。将渔民群体的集体记忆置于博物馆这种由政府主导的记忆之场中，其目的不仅是为了配合“讲述南海故事”的需要，而且也是为了借此重塑和强化渔民群体乃至社会大众的集体记忆和国家认同，从而营造出一种家国一体的想象空间与认同感。

我们在作为记忆之场的南海博物馆中不难发现，无论是其储存的历史记忆和物品亦或其陈列历史记忆和物品的方式都存在许多选择性记忆与忘却的成分。所谓选择性记忆与忘却，是指记忆主体通过制造一些技术或策略有选择性地保存某些记忆或物品，同时又有意排除其他记忆与物品。这种操作其实在任何一座博物馆的陈列中都存在，它在很多时候并非博物馆自身的意愿，而是受到许多外在因素的干扰和影响，比如权力、意识形态等。南海博物馆的收藏与陈列显然主要是受政治因素的干扰和影响较多，这一点在南海博物馆的创建背景与宗旨中可见一般。如此一来，博物馆的陈列就会不可避免地存在过度叙事与缺乏完整性的情况，比如，在南海博物馆的“南海人文历史陈列”中，线性历史是其主要叙事方式，并且在整个叙事过程中始终强调国家的在场与主导性，从而也就容易弱化或忽略渔民作为海洋主体的角色及其历史，尤其是其对海洋边界的过度叙事更是与海洋流动性的本质特征相冲突，因而无法完整呈现南海历史与文化。又比如，在“做海——南海渔家文化展”中，观众几乎看不到风帆时代海南渔民跨海流动的历史文化以及海南渔民在南海上与东南亚渔民之间互帮互助的传统和文化，但是许多的调查研究告诉我们，这部分历史文化一直是海南渔民南海渔业生产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实，海洋从来都是一个流动的世界，流动性是海洋社会的主要特征。也正是基于此种意义上的考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一直呼吁各国将海洋视为人类的共同遗产加以保护和开发。

对于类似南海博物说这种线性叙事和过度叙事方式，人类学家历来持批判意见。早在百年前，美国人类学家博厄斯就曾质疑当时在博物馆陈列中占统治地位的进化论式陈列与叙事方式，并提出应该以部落、区域文化为线索组织陈列，以此既可以展现一个群体的整体文化，又可以在局部上展示其突出特性。博厄斯是人类学历史特殊论和文化相对论的倡导者，他对博物馆陈列方式的质疑实质上是出于他对文化本质的一种理解，即任何一种文化的形成都有其自身特殊的历史背景，一切文化的价值都是相对的、平等，因此认识一种文化的有效方法是将其置于具体的历史过程和区域环境中进行评估和解释。对于21世纪的博物馆而言，博厄斯的理论观点依然具有重要价值和意义，因为完整而系统地呈现一个群体或一个区域的历史文化是保护文化多样性、促进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方式，是博物馆理应承担的一份社会责任。

三、作为行动者的海洋博物馆

经过20世纪对博物馆的集中反思，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人类学批判意识的博物馆研究的大量涌现之后，进入21世纪的博物馆愈加强调其社会职能的重要性，正如2021年国际博物馆日的主题倡导的，博物馆理应成为应对全球性危机和推动世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行动者。在一系列现代性危机和全球化的影响之下，21世纪的博物馆得以在不同的关联、期待和可能性中以不同方式被认识、了解和研究，同时也使得当今的博物馆研究既充满异质性，又具有世界性，如“全球化博物馆学”（Globalised Museology）、“世界主义博物馆学”(Cosmopolitan Museology)、“关系主义博物馆学”（Relational Museology）等概念和构想的提出。这些概念虽然名称各异，但是普遍都希望在全球化、后民族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语境之下，能够寻找到一种新型的博物馆实践、伦理和政治学，甚至是一种“新博物馆学”的出现。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博物馆都只是被当作一个陈列和展示的空间，人们看到的只是它的工具性价值，聚焦的问题也只是它的方法和功能，但是在“新博物馆学”出现之后，人们关注的更多内容是博物馆的工具理性，聚焦的问题也相应地转移到了博物馆的目的与影响方面，博物馆与社会乃至世界之间的关系开始成为学者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博物馆的主体性开始得以凸显和被关注。当然，“新博物馆学”也并非一味强调关系性和主体性而拒斥地方性和功能性，其主要目的还是在于拓展大众对于文化、社会以及国家的传统认识，进而探索拓展博物馆实践的边界与可能性。简言之，今日之博物馆研究和实践需具备一种更为整体性的视野和更为宏大的世界性关怀，不仅要探讨博物馆与公众、社区和社会之间复杂关系，而且应该研究博物馆作为行动者介入世界可持续发展和现代性危机应对的可能性。

海洋是人类的共同遗产，海洋文明是人类交流互鉴的产物。法国著名民族学家莫斯在关于太平洋文明的论述中，曾经对海洋文明的本质和内涵有过许多独到而精深的见解。莫斯认为，借鉴和贸易是海洋文明形成的核心内容，其中贸易又涉及宗教、巫术、船只、货币和手工艺品等众多内容，这些内容本质上都属于交换性质的活动，也就是说，交换是海洋文明生成的条件和基础。中国人类学家林惠祥教授和凌纯声教授在一系列海洋考古发掘和海洋遗迹研究基础上，提出了著名的“亚洲东南海洋地带”和“亚洲地中海文化圈”概念，进一步证明了海洋文明的本质所在，同时也为今天中国提倡的“海洋命运共同体”构建提供了历史证据。从海洋文明的本质来看，海洋无疑是最能体现人类社会关系性的一个对象，也非常符合上文中提到的“全球化博物馆学”、“世界主义博物馆学”以及“关系主义博物馆学”对文明以及文化的想象。然而，我们又不得不承认的是，自西方开辟的大航海时代以来，海洋世界的关系性正在日益萎缩，原本自由流动的海洋空间不断被地图上的边界线区隔和分开，海洋遗产也随之逐渐沦为“部落遗产”、“民族遗产”和“国家遗产”，这一点在许多国家的海洋博物馆陈列中体现的十分明显。

21世纪被誉为海洋的世纪，但同时也是一个危险的世纪，人类与海洋之间的紧张关系不仅没有得到缓解，反而在朝向更为紧张的方向发展。一方面，世界海洋权益争端日益激烈，许多海洋族群的生计传统因之受到影响，海洋渔业人口不断减少，大量海洋历史文化遗产面临消失的危险；另一方面，海洋自身的可持续性存在面临的挑战空前增加，如海洋污染、海洋资源枯竭、海平面上升、岛屿消失等问题愈加严重，“蓝色粮仓”的未来岌岌可危。在这种背景下，海洋博物馆如何重塑自身角色与功能，如何积极参与促进海洋可持续发展以及保护海洋共同遗产的行动之中，应该成为当前海洋博物馆研究和实践的一个重要内容。从人类学视角出发，笔者以为以下三个方面应该成为日后海洋博物馆实践的重要内容，即知识生产、文化展示与社区参与，也是作为行动者的海洋博物馆应该承担的一份社会责任。

首先，海洋博物馆应该成为海洋知识的重要生产者，为海洋自身的可持续发展贡献力量。知识生产与知识传播一直是博物馆最为重要的两项职能，但是伴随社会变迁和博物馆职能的变化，博物馆在处理知识生产与知识传播之间关系时日益滑向后者，由此导致其在知识生产方面的独立性越来越薄弱，同时也越来越被外界所质疑。笔者以为，博物馆不能一味地去满足多元化的市场需求和大众化的观展需求，比如视觉需求上的刺激感等，相反应该抵制消费主义意识形态以及权力等外在因素对自身的冲击，尽可能维护自身的独立性，尤其是在知识生产与知识传播方面的独立性。当前，海洋可持续发展面临的挑战越来越多，海洋博物馆应该成为海洋知识生产与传播的重要行动者，从而让自身成为公众认识海洋、保护海洋以及重塑海洋价值观的一个重要场所，其中有两个方面的知识生产与传播尤为重要。第一个方面是海洋地方性知识的挖掘与传播。地方性知识表面上呈现为一套经验性知识，但是其内里却是有关地方社会和人群的一套系统性知识，对地方性知识的挖掘过程实际上就是对地方的一次再认识。因为自然禀赋和历史传统的不同，中国沿海渔民的生计方式差异性较大，各地渔民在海洋实践过程中都曾创造过许多有关海洋资源保护与可持续利用的地方性知识和智慧，如福建渔民的石沪鱼法和牵网渔法、海南渔民的潜水作业等，海洋博物馆可以通过对这些海洋地方性知识的生产、加工与展示，培养公众的海洋文化自觉意识与海洋环保意识，对重新认识中国海洋文明的本质具有重要意义。第二个方面是海洋科学性知识的研究与普及。如果说地方性知识呈现的是一种复杂性与多样性，那么科学性知识则是在追求一种普遍性与统一性，海洋科学性知识的生产与传播有助于公众认识和理解海洋世界的本源。比如，在许多海洋博物馆中，我们既可以看到展示地方性知识的人文历史展，同时也可以看到陈列海洋科学性知识的自然展，前者在民族国家视野的加持下容易被想象为一种局部生活世界秩序，而后者则是将海洋看成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它没有民族国家视野的局限，也不容易形成偏见，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海洋命运共同体”价值观的展示。

其次，海洋博物馆应该成为保护和促进海洋文化多样性的重要行动者，为海洋文明的发展贡献力量。200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通过《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其中第1条明确指出，文化多样性是人类的共同遗产。2005年，教科文组织又一次通过《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公约》，其中再次明确文化多样性是人类的一项基本特性，并倡导世界各国要认识到文化多样性是人类的共同遗产，应当为了全人类的利益对其加以珍爱和维护。海洋文明是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海洋文明自身又是一个包含诸多社会与文化的超社会体系，不同社会文化之间既具有差异性也具有一致性，它们在历史长河中共同塑造出海洋文明的整体形态。中国是一个海岸线漫长、海域面积辽阔的海洋大国，沿海不同地区海洋文化差异性明显，海洋博物馆在进行调查、收藏与陈列时应该考虑到不同地区之间的文化差异性，并尽可能用实际行动来保护和传承这种差异性。与此同时，中国在海洋上还与众多国家相邻相交，海洋族群关系十分复杂，海洋博物馆在陈列过程中应考虑到这一点，并突破边界、国家和权威的束缚，运用一种区域整体观来指导海洋文化的收藏与陈列，进而让观众在观展过程中切实感受到文化的多样性与差异性。具体而言，可以通过借助人类学的民族志方法，加强海洋博物馆民族志的书写与展示，尤其是对相邻海域国家海洋文化的参与观察与民族志深描，并将其置于一个长时段的“历史进程”之中进行理解和分析，在主体间性视角下重新思考不同主体之间以及人类与海洋之间的复杂关系，进而发展和推广一种自反式陈列模式，同时借助数字化陈列技术的辅助，提升观众对于海洋文化的多元认识与超国家体验，真正做到费孝通先生所言之“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再次，海洋博物馆应该进一步强化其开放、参与和合作意识，为社会整体性的可持续发展贡献力量。2019年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给社会各行各业造成巨大冲击，博物馆行业也没有幸免于难，许多博物馆被迫减少开放时间或是直接处于关闭状态。比如中国南海博物馆，2019年的参观人数为501447人次，2020年则锐减为310500人次。但是，疫情对于博物馆来说未尝不是一个重塑自身的机会，这也是2021年世界博物馆日的主题确定为“博物馆的未来：恢复与重塑”的重要原因。如果说“恢复”意味着重新开放，那么“重塑”则意在指示博物馆应该在重新开放的基础上，对过去的工作模式和未来的工作模式展开重新构想和再出发，其中尤其强调博物馆应该积极扮演一个社会行动者的角色，为实现人类社会的整体可持续发展目标贡献力量。具体到海洋博物馆而言，可以在恢复开放的基础上以更加具体的方式参与到社区可持续发展过程中，比如以实际行动支持沿海渔业社区可持续性的文化和遗产旅游业发展。当前，中国沿海渔业社区普遍面临转型的需求和压力，而旅游业是许多渔业社区转型的一个重要方向，海洋博物馆可以在与其他部门合作的基础上，将自身储藏的文化资源和历史记忆资源转化为社区旅游业发展的内在条件与优势，从而为社区经济恢复与转型发展提供实际支持。除此之外，海洋博物馆可以参与到的社区发展项目还很多，比如社区环境改造、社区公共空间改造、社区教育等。

四、结语

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间里，博物馆只是关注对物的收藏和陈列，很少关注到物品背后的人及其生活，同时更少去研究人的思想及其与物品之间的关系，因此它很难从情感深处触动观众，相反容易招来许多人类学家的批评。后博物馆时代的陈列虽然强调物品陈列的语境化与情景化，也开始关注个体生活与生命历程，但是它们又普遍陷入一种碎片化、无序化和不可理解的境地，同样很难在观众心目中留下很深印象，也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博物馆发展所面临的危机。具体到海洋博物馆而言，认识的欠缺、文物的匮乏、权力的干扰、记忆的过度建构等问题导致其生存和发展面临着更大挑战，因此，海洋博物馆自身的可持续发展应该成为未来海洋博物馆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在应对这些挑战和困难过程中，笔者以为有两个问题十分重要，也是海洋博物馆可持续发展必须要面对和解决的两个问题。首先是海洋遗产性质的再认识。海洋博物馆保护和传承的对象是海洋，这是一份属于全人类和所有国家的共同遗产，它需要人们在突破传统、权威、边界和国家的束缚下来共同保护和传承，海洋博物馆理应以实际行动参与到这场全球性的共同行动之中，进而形成一份全球性的行动纲领。其次是海洋博物馆陈列模式的再思考。既然海洋是属于人类的共同遗产，那么海洋博物馆的陈列就应该在反思和批判传统陈列模式和后博物馆时代陈列模式基础上，创新出一套与海洋遗产性质相符的陈列模式，从而力求将完整而真实的海洋展示给公众。

《城市观察》2022年第1期

“面向公共管理的新文科教育与一流专业建设”征稿启事

一、征稿目的

自教育部启动“双万计划”以来，做强一流本科、建设一流专业、培养一流人才，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成为了新时代专业发展的必然要求。公共管理专业建设在新文科教育引领下必然承担起回应新时代新形势的使命和责任。如何推进新文科教育理念充分运用于一流专业建设实践，实现多学科交叉创新和多技术融合发展；如何将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生物基因工程等新技术有机融入到知识传授和实践教学之中；如何增强学生发现问题的认知思维和解决问题的动手能力，培养学生创新创业能力，实现知识学习、能力训练和社会实践的有机结合，这些都是当前人才培养和专业建设迫切需要解决的焦点议程。为此，《南方治理评论》特向海内外征集“面向公共管理的新文科教育与一流专业建设”专辑论文，籍此凝聚专业建设力量，展现专业建设新动向，共同推进新文科教育与一流本科专业发展。

二、选题范围

“面向公共管理的新文科教育与一流专业建设”稿件征集主要围绕新文科教育、课程思政建设、一流专业建设、一流课程建设、教材资源建设、教育教学改革、协同育人创新、创新创业教育、教师教学手记等议题。

新文科教育：新时代变革、新技术发展呼唤新文科教育和新文科建设。如何把握专业优化、课程提质、模式创新“三大重要抓手”，达到知识扩展和创新思维培养的目的，是新文科教育不可回避的重要议题。

课程思政建设：课程思政和专业思政建设是立德树人的重要环节。如何将思想政治教育元素融入到专业建设和课堂教学，潜移默化地产生思想意识和行为举止影响，是一个需要认真对待和探究的话题。

一流专业建设：专业是人才培养的基本单元。建设面向未来、适应需求、引领发展、理念先进、保障有力的一流专业，需要夯实专业建设内涵、动态调整专业结构、提升服务国家重大需求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能力。

一流课程建设：课程是人才培养的基本要素。适应新时代对人才的多样化需求，开发课程资源、构建课程体系、创新课程内容、建设教学团队是提高教学水平和提升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途径。

教材资源建设：改进教学设施、改善教学条件、加强教学资源建设是专业建设不可或缺的基本要求。编写适合时代、面向未来的教材，注重教材的先进性、教材内容的创新性和教材编写的质量是专业建设的重要内容。

教育教学改革：遵循教育教学规律，积极开展教学理念、内容、方式、方法、实验、实践等方面改革，把知识传授、素质提升、能力培养和价值塑造融为一体，让学生在知识、方法、品格方面充分受益。

协同育人创新：加强实践基地和实践条件建设，完善政学携手、产教融合、产学合作机制，通过院地、院校、院企的有效协作着力推进人才培养的协同育人机制改革。

创新创业教育：除第一课堂外，第二课堂的作用对于人才培养意义至关重要。社会实践机会多了，实践能力提升了，才能结合理论产生创新思维，才能更好地引导学生积极开展创新创业实践。

教师教学手记：教学相长是一个悠长而又深刻的命题。如何为师为学，如何改进教学呈现，如何与学生一起成长，如何享受育人快乐，因而教学需要反馈、教育需要反思。

三、投稿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