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点2022||马正义：当代欧美“政治素人”的兴起根源与影响限度

广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2024-06-27

当代欧美“政治素人”的

兴起根源与影响限度

马正义

“政治素人”的兴起是当今欧美政坛令人瞩目的政治现象，也是理解欧美国家治理困境的重要切入点。大多“政治素人”在问鼎权力巅峰前，既非主流政党领袖，也非议会核心要员，普遍缺乏从政经历和治国经验。欧美国家的治理危机是“政治素人”兴起的经济社会根源；选举中的情感动员和底层叙事是“政治素人”兴起的政党政治成因。“政治素人”的兴起为欧美政坛带来新鲜空气。但是，选举与治理是两码事，上台执政的 “政治素人”既无法突破西方民主的制度窠臼，又缺乏治国理政的经验能力，而且容易引发欧美政党政治的混乱无序。承载求新变革梦想的“政治素人”，难以推动欧美国家摆脱治理困境。

近年来，“政治素人”在欧美政坛不断涌现。从美国的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到法国的埃马纽埃尔·马克龙（Emmanuel Macron），从意大利的朱塞佩·孔特（Giuseppe Conte）再到乌克兰的弗拉基米尔·泽连斯基（Volodymyr Zelensky），政治新手屡屡击败传统政客，赢得大选，上台执政，成为当前欧美政治令人瞩目的现象。“政治素人”（political outsiders）通常指西方民主体制下那些缺乏从政经验然而却在选举中获胜的候选人。他们在当代欧美政坛的兴起，是对西方国家深陷治理困境的反弹和回应，反映了西方民主的结构失衡与功能失调，体现了西方民主在世界范围内的持续衰退。“政治素人”不仅严重冲击欧美国家传统的政治格局，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欧美国家政治运行和国家治理的逻辑。对“政治素人”在欧美政坛兴起的分析，有助于在理论上揭示欧美国家治理困境的根源，洞察西方民主衰退的成因，也有助于在实践上把握当今欧美政治的演进逻辑和最新动向。

一、“政治素人”在当今欧美政坛的兴起

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结果揭晓，特朗普击败政坛老手希拉里，赢得大选。2017年，经过与极右翼政党候选人、国民阵线党主席玛丽娜·勒庞（Marine Le Pen）的激烈争夺，年仅40岁的马克龙当选法国总统。2018年，意大利举行大选，由于没有政党赢得过半票数，孔特受民粹主义政党五星运动和极右翼政党联盟党联合提名，成为意大利新一届政府总理。2019年，苏珊娜·恰普托娃（Zuzana Caputova）以58.38 %的得票率，击败欧盟委员会副主席马罗什·谢夫乔维奇（Maros Sefcovic），赢得大选，成为斯洛伐克历史上首位女总统。2019年，弗拉基米尔·泽连斯基（Volodymyr Zelensky）以73.3%的支持率在乌克兰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中击败寻求连任的时任总统波罗申科，当选乌克兰新一任总统。

初看上去，以上选举并无特别之处，只不过是西方多党竞争体制下，政治权力的常规更替而已。然而，若是对这些当选的政客进行仔细观察，就不难发现他们的共同之处。相较于传统政客，这些当选者在问鼎权力巅峰之前，既不是主流政党领袖，也不是国会核心要员；既缺乏足够的从政经历，也没有丰富的国家治理经验。换言之，他们都是“政治素人”。特朗普在问鼎白宫之前，是地产大亨和真人秀主持人；泽连斯基只不过是一位受人欢迎的喜剧演员；恰普托娃当选总统前是一名环境领域的律师；孔特是佛罗伦萨大学教授，一位知名法学家。这些当选者中唯一有过从政经历的是法国新任总统马克龙，但除了担任法国经济部长的短时间经历，年仅40的他并无太多的从政经验。

对于“政治素人”的判断标准，学界并未达成充分共识，一般而言，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辨识。第一，“政治素人”通常缺乏丰富的从政经历和治国经验。他们很少在政府机构担任要职，没有作为核心成员参与过政府决策；他们不是国会议员，对立法过程缺乏实质性参与；他们也不是主流政党领袖，对政党政治的运行逻辑缺乏足够认知和体验；第二，“政治素人”在选举中较少依赖主流政党的支持。大多“政治素人”都不来自主流政党，参与竞选时，他们会主动与传统政党保持距离，并依据自己的政治理念和政策主张，成立新的政党，或组建类似政党的政治团体。当然，也有人会在脱离传统政党后，以独立候选人的身份参选。

虽然“政治素人”是政坛上的新手，但他们在其他行业领域却拥有较大的影响力。从欧美各国的实际情况来看，当选的“政治素人”通常都是各行业的精英。他们大多处于社会上层，在各自行业做出过不凡成绩，在特定领域具有较大影响力。譬如，特朗普在商界经营数十年，拥有庞大的商业帝国，是典型的商界精英；泽连斯基是乌克兰家喻户晓的明星，因出演政治喜剧《人民公仆》而广受民众爱戴；恰普托娃曾获得具有“绿色诺贝尔奖”之称的戈德曼环境奖（Goldman Environmental Prize），在环保方面贡献突出。“政治素人”参加选举时，其在特定领域的超凡影响往往会产生强大的溢出效应，成为胜选的重要助推器。当然，不同的职业背景，对“政治素人”胜选的助推作用并不相同。加州大学教授米格尔·卡拉雷斯（Miguel Carreras）对1945年到2015年间赢得大选的73位“政治素人”的职业背景进行了分析，结果发现，接近三分之一的当选者都来自商业或者金融行业。这不仅揭示了西方民主体制下金融资本与政治权力的苟合，也反映了民众希望金融精英将商业智慧运用至政治领域，改善公众福祉的诉求。

“政治素人”的崛起折射出欧美社会民众对传统政客的强烈不满。自认为代表了底层民众的“政治素人”，自他们出现的那一刻起，就以一种反叛的姿态向现有政治秩序发起挑战。其最为根本的目标，就是试图宣称代表普通民众将传统政客从权力的神坛下驱赶下来，以人民的名义夺回国家的统治权，重塑国家统治权的正当性基础，实现西方民主秩序的重构。然而，吊诡的是，虽然“政治素人”打出了反对权力精英的旗号，但他们并不反对所有精英，因为他们本身就是精英。他们反对的只是统治精英，诸如长期盘踞在美国华盛顿、法国爱丽舍宫和乌克兰玛莉英斯基宫那些在其看来腐败而无能的传统政客们。

二、“政治素人”在当今欧美政坛兴起的深层根源

欧美国家的治理危机是“政治素人”兴起的经济社会根源，选举中的情感动员和底层叙事是“政治素人”兴起的政党政治成因。

（一）欧美国家的治理危机：“政治素人”兴起的经济社会根源

“‘政治素人’的兴起，乍一看去，貌似晴天霹雳，让人难以置信” 。实际上，他们的出现并非毫无征兆。欧美国家在经济社会治理方面所遭遇的深刻危机，以及传统政客应对治理危机时的束手无策，为“政治素人”的兴起提供了社会土壤。

近年来，西方国家的治理危机愈发严重，成为一个难以化解的系统性难题。政治方面，民主异化越来越严重，“民主在很多国家都被空洞化了，仅仅剩下了多党选举的外壳” 。选举式民主下，经济社会民生议题经常被忽略，即使成为关注对象，由于“否决机制”的存在，执政党与反对党互不相让、彼此拆台的现象时有发生，立法僵局频频出现，那些旨在改善民众福祉的公共政策往往胎死腹中。经济方面，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的爆发加剧了西方社会的不平等，富者愈富，穷者愈穷，贫富差距不断加剧。“在过去的10年里，美国居民家庭平均收入的下降幅度超过了10%”， “1980年以来，美国1%最富有人口的收入增长了150%；2008年金融危机后，他们获得了新增财富的95%。”少数精英实现了财富的快速聚敛，而多数民众的财富却在不断减少。普通民众的被剥夺感越发强烈，社会不公日益加剧；社会方面，民众时常走上街头，游行示威成为家常便饭。从西班牙的“反紧缩运动”到美国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再到法国的“黄马甲运动”，民众对政府的不满情绪日益高涨，街头政治愈演愈烈，社会动荡不断加剧。更糟糕的是，欧美国家一些政治势力“将经济社会问题与身份政治挂钩，给不同族群牢牢地贴上了“文化”的标签，造成族群分化甚至对立的意识倾向进一步公开化、社会化” 。

面对日益严峻的国家治理危机，西方传统政客束手无策，难以提出有效的解决方案，致使民众对传统统治精英抱怨迭起，对建制派政客的好感与信任瞬间崩塌。“人们喜欢民主，不仅仅是因为相信它的内在合法性或者任何意识形态的价值，而主要是因为它具有带来所期待的结果的能力。”能否提出切实有效的纲领政策，能否及时全面回应民众诉求，在维护政治秩序、推动经济进步和整合社会分裂方面为民众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是民众政治认知和政治评价的关键指标，也是判断欧美国家民主治理水平的基本标尺。“如果民主政体从未出台政策以生产政府应当负担的公共物品，如教育、健康和交通，以及为公民提供安全网免受市场波动的损害，并采取措施缓解全社会不平等，民主将无法继续下去”。

民众在质疑、谴责与痛恨传统政客的同时，对一个革故鼎新的政治人物充满期待，强烈希望“出现一个迅速采取行动，解决问题的政治领袖”，以强有力的手段迅速改变自身生存处境，维护自身利益。乌克兰大选中，民众将选票投给了毫无从政经验的喜剧演员泽连斯基。因为在民众看来，泽连斯基既非政治寡头、又非传统政客，既无政治丑闻，又有良好的荧幕形象，民众希望他的上台能为令人窒息的乌克兰政坛带来一股清流。在斯洛伐克，同样如此，在早已厌倦了传统政客的情况下，民众希望环保律师恰普托娃能够上台执政，打击腐败，进行社会改革，重新给乌克兰人民找回希望。既然传统政治早已脱离民众，腐败无效，那么，为何不让那些怀有强烈变革热情的“政治素人”上台试试呢？

（二）选举中的情感动员和底层叙事：“政治素人”兴起的政党政治成因

相较于传统政客，“政治素人”主要通过选举中的情感动员和底层叙事来赢得选民支持。“精英”与“民众”二元身份的构建，选举中个人魅力的彰显，对社会低层生活议题的政策关注，以及借助社交媒体与普通民众实现即时互动，是他们能够在欧美政坛异军突起的政党政治成因。

首先，以“精英”与“民众”二元身份构建获取选民情感与身份认同。素人政治是民粹政治的孪生兄弟，“政治素人”在欧美国家的崛起同样体现了民众对代议制民主的高度不满。在欧美“政治素人”看来，西方政治生活中的行为主体可以分为三种，统治精英、普通民众和他们自己。少数统治精英不仅垄断国家权力，掌控巨额财富，还支配国家政策话语。统治精英是自私、无能、腐败和令人痛恨的，正是他们的无能和腐败导致了国家治理的困境。处于社会底层的普通民众是被权力精英欺压的大多数，在民主被少数人挟持的情况下，“普通民众已经失去对政治的控制，被腐败的政客和不能代表他们的精英排斥在权力大门之外”。在批判传统政客，同情普通民众的同时，“政治素人”通常将自我塑造成清廉、改革和进步的代表，由于自己“远离传统党派之争，未曾涉及政府腐败和种种权力阴谋”，便成为西方民主走出治理困境的最大希望。在“政治素人”的竞选中，他们通常宣称，与普通民众一样，自己是传统统治精英的受害者，而统治精英则是二者共同的敌人。凭借主观建构和竞选宣传，一种“他们统治精英”和“我们普通民众”二元对立的身份结构就此形成，“政治素人”也借此赢得了民众的情感支持和身份认同。譬如，在法国，马克龙为了与传统政客保持距离，彰显他的非主流政客身份，不惜辞去经济部长的职务，与其政治导师、时任法国总统弗朗索瓦·奥朗德（Francois Hollande)分道扬镳。另外，他还冲破社会党保守势力的阻挠，创立新的政治组织——“前进运动”（Forward motion），参加总统竞选。在与传统政客与政党撇清关系的同时，马克龙向民众承诺系列改革措施，以赢取选民支持。在美国，特朗普经常使用负面形容词加人名的方式，如下流的希拉里( Nasty Hillary Clinton)、浅薄的杰布( lightweight Jeb)和撒谎的泰德( lying Ted)等侮辱性语言攻击其竞争对手，并在多次演讲中使用复数的“我们”而不是单数的“我”来表明他的人民站位和草根立场。通过煽动性的民粹主义话语，特朗普使许多低层白人民众确信他们自己就是那个遭受权力精英残酷压迫的少数群体，成功地构建了权力精英和低层民众之间的身份对立。

其次，通过诉诸个人魅力争取选民的拥戴和青睐。相较于传统政客，“政治素人”通常既缺乏从政经验，也缺乏主流政党的支持，为赢得更多选票，彰显个人魅力成为其选举动员的重要特点，这在那些实行总统制的欧美国家尤为常见。总统制使“国家最高职位的角逐高度个人化，诸多胸怀抱负的政客纷纷参与其中，以个人魅力和庇护关系为基础的私人支持网络成为对这些政客进行区分的唯一依据”。魅力型选举动员中，“政治素人”试图以个人的超凡魅力、独特品质和英雄气概为基础，通过赢得选民情感上的敬畏、拥戴和追随去获得相应的支持和认同。当今欧美政坛上的“政治素人”，大多都是其他领域的佼佼者，特定领域的不凡表现或楷模榜样本身就对普通民众具有较大的榜样和激励作用，再加上“政治素人”的形象塑造和政治包装，便可吸引更多民众的支持。比如，泽连斯基曾是乌克兰政治题材电视剧《人民公仆》中一位廉洁高效的总统的饰演者，拥有清洁廉明的荧幕形象，深受乌克兰民众爱戴；年纪轻轻的马克龙，颜值担当，名校出身，不仅拥有炫目的成长履历，即便是其传奇的情感经历，也为其博得不少选民的好感；特朗普虽然是位极富争议的总统，但这丝毫不能掩盖部分美国民众对其商业精明的赞誉和仰慕。

再次，关注社会低层生活议题的政策主张。在过去，意识形态是欧美政党赢得选票的重要依据。基于左、中、右的政治立场，政党通常会打出意识形态标签，吸引忠实选民的支持，“只有那些建立在某种意识形态基础之上的政党才能够成功地在政坛立足。”然而，随着西方政党政治的演化，政党的价值标签和思想特性不断淡化。让政治回到生活，回应生活议题，成为欧美民众的普遍期待。能否就公众关心的经济政策、教育方案和社保计划等民生议题提出具体的解决方案，才是候选人赢得选票的关键。譬如，与传统政客相反，马克龙高调宣称自己“非左非右”，而且要成立跨越“左右”的政治联盟，以应对环境保护、机构裁员、职业培训和国家安全方面的挑战；恰普托娃针对民众厌恶至深的政坛腐败，提出了“向罪恶宣战”的口号，而且主张采用包容性的政治立场，反对民族民粹主义诉求，致力于推动斯洛伐克的多民族团结；特朗普之所以能够战胜传统政客希拉里，赢得选举，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他在选举中高呼“修筑美墨边境高墙”、“禁止穆斯林移民”和“创造更多工作机会”等极具民粹色彩的竞选口号，通过反复激活、唤醒和强化美国边缘群体的身份意识、危机心理和不满情绪，使得美国中下层白人、保守主义者和反全球化人士成为其忠实的拥护者。

最后，借助社交媒体实现与普通民众的即时互动。在互联网时代，当西方主流媒体仍然被传统政党、利益集团和政治寡头所垄断的背景下，博客、推特（Twitter）和脸书（Facebook）等社交媒体工具的兴起为“政治素人”的选举动员提供了廉价高效的动员工具。无论是发达国家的特朗普和马克龙，还是发展中国家的泽连斯基和恰普托娃，社交媒体都成为其战胜对手，赢得选举的重要利器。据统计，在即将进入选举投票的前几天，特朗普在推特、脸书和照片墙（Instagram）上的粉丝加起来超过了4000万，泽连斯基在照片墙上的追随者有420多万。泽连斯基的竞选团队曾毫无掩饰地宣称，他们只有一个选举平台，那就是互联网。被戏称为“社交媒体总统”的特朗普，胜选后也亲自承认，推特和脸书等社交媒体是帮助其赢得大选的重要工具。社交媒体有助于“政治素人”以一种更加透明开放的方式向公众展示自己的政治立场、政策主张，甚至最新的生活动态。相较于千篇一律、枯燥无味的传统政客，真实自我与鲜活形象的呈现，使“政治素人”在情感上能够赢得更多低层选民的青睐和支持。另外，社交媒体有助于“政治素人”通过简短通俗的语言，不断制造选举话题，在与网络粉丝展开直接沟通与互动的同时，借助网络媒体的放大效应，吸引主流媒体和低层民众的关注，将虚拟世界中的关注度和影响力逐渐转移到现实世界中，扩大自己的票仓。社交媒体这种“及时性、交互性、低成本和分享性，让普通公民找到了当家作主的感觉，也为小党和边缘政治人物提供了‘逆袭’的机会。”

三、“政治素人”的兴起对当今欧美政治走向的影响

虽然“政治素人”为沉闷的欧美政坛带来新鲜空气，但他们既无法突破西方政治的制度窠臼，也缺乏治国理政的经验能力，而且容易引发政党政治的混乱

无序，难以从根本上推动欧美国家摆脱治理困境。

（一）“政治素人”对欧美国家政治变革的推动作用

第一，“政治素人”的崛起是对西方代议民主结构严重失衡的反弹。理论上讲，代议民主的核心要旨在于通过选举投票在选民和统治精英之间确立一种委托代理关系，实现国家主权在所有者与行使者之间的适当分离，并在确保普通民众始终掌握国家统治权的前提下，将国家的治理权交给经由选举产生的少数权力精英，使作为民众代理人的统治精英“以最大程度地维护选民的利益为根本目标”。然而，在西方民主日益异化为票决政治、精英政治和寡头政治的背景下，西方国家的议会也好，政党也罢，越来越难以发挥应有的联结作用，充当普通民众与权力精英之间的润滑器。那些经由民众选出的少数精英逐渐沦为职业政客，形成一个谋取自身利益的独立阶层，不再是民众利益的代表者和捍卫者。当议员不再代表选民、投票无法反映真实民意的时候，统治精英与普通民众之间的隔阂不断拉大，统治精英“委托者”和“代理者”的功能身份日渐式微，西方代议民主的结构性张力日益凸显。“普通老百姓觉得，原本是民主的政府不再真实反映自己的利益，反而在受精英的暗中操纵。”

而“政治素人”的崛起，给西方民众在精英统治的现实之外描绘了一幅理想的政治蓝图，为西方代议民主的结构性失衡提供了可能的应对思路。“政治素人”宣称，同那些饱受剥削和压榨的边缘群体和底层民众一样，他们也是传统统治精英的受害者。由于同样来自政治上的无权阶层，他们最清楚普通民众的疾苦和诉求，最能代表弱势群体的声音，也最能捍卫失落民众的利益。他们将与普通民众一起，向传统统治精英的腐败无能发起挑战，并代表普通民众将那些背叛自己利益的统治精英从权力的神坛下驱赶下来，重塑民主政治的正当性基础。譬如，特朗普在就职演说中对其支持者讲到，华盛顿的政客们早已赚的盆满钵满了，而民众却承担了巨大的负担。因此，他的胜选不只是意味着将权力由一任总统交接到下一任总统，由一个政党交接给另一个政党，而是将权力由华盛顿交接到了人民的手中。这些言辞，体现了特朗普对建制派政客的憎恶，并试图以人民的名义重新夺回国家统治权的政治抱负。无独有偶，乌克兰的泽连斯基也亲口承认，他之所以能够当选，是因为乌克兰民众厌倦了那些圆滑世故、夸夸其谈的建制派政客。这些政客千方百计地寻求贿赂，窃取国家资源。而他的工作和使命，就是要改变当前的困境，纠正代议民主的结构失衡，使权力精英和普通选民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重新归位，让乌克兰人民不再哭泣。

第二，“政治素人”的崛起是对西方代议民主功能严重失调的回应。代议民主要想在西方国家实现稳固发展，既需在价值层面得到民众的承认、支持和尊重，也需要在工具层面发挥应有的功能，带来有效治理。一般而言，有效治理不仅体现在经济方面的物质进步与繁荣，也体现在政治方面的秩序稳定，以及社会层面的冲突整合等。如果将民主运行视为一个政策制定与执行过程的话，政治选举只是汇聚利益诉求的基本工具，是决策系统的输入端。真正影响民主运作与治理绩效的，是决策系统的输出端，也即民主治理的有效性。“尽管很少有人指望或期待政府决策能与民众多数偏好达成完全一致，但是，民众所需与政府所为之间的关系状态，是评估民主治理品质的核心问题。” 然而，在当今欧美国家，极化政治和否决政治愈演愈烈，权力精英或由于民主体制的功能失调而难以有所作为，或由于利益集团的强势介入而无法真正回应民意，致使民众的真实需求常常被搁置或忽略，也使政府的回应性大打折扣，民众所需和政府所供之间的鸿沟不断拉大，代议民主的治理功能严重失调。

从治理绩效的层面上看，“政治素人”的崛起毫无疑问是对西方代议民主功能失调的回应。在乌克兰，面对政商勾结和寡头争斗带来的乱象，建制派政客毫无作为。喜剧演员出身的泽连斯基凭借其刚正不阿的荧幕形象，趁机大打“反腐牌”，并宣称要推行严厉的经济和司法改革，试图清除根深蒂固的寡头政治。泽连斯基的竞选操作不仅能够使其抓住竞争对手、时任总统波罗申科的政治软肋，也可充分迎合乌克兰民众迫切的现实诉求；在斯洛伐克，环保律师恰普托娃提出“战胜邪恶”的口号，希望通过打击腐败，重构司法公正，以回应斯洛伐克民众强烈的求变心理，重构政府的合法性基础，提升国家治理的品质；至于颇具民粹色彩的商人特朗普，也将竞选焦点放在了与民众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议题上。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在美国社会不平等日益加剧的背景下，特朗普“把工作机会留给美国人”的口号深受下层民众，尤其是白人产业工人的欢迎； “让美国再次伟大”的口号，在美国衰退论甚嚣尘上的背景下，能够激发和唤起许多美国民众的支持和认同。

（二）“政治素人”对欧美政治发展的影响限度

第一，“政治素人”无法突破西方民主的制度窠臼。“政治素人”发现，一旦上台执政，他们很快便被套上制度的牢笼，很难继续像竞选动员时那样口无遮拦，行动自如。竞选中那些极具刺激性和煽动性的口号，对民众逐渐失去吸引力，那些我行我素和自行其是的做法，越来越难以奏效。究其缘由，欧美国家通常依据权力分立与制衡的原则来构建自己的政治制度，在这样的制度模式下，仅仅代表了国家行政权力的“政治素人”，既在横向层面面临立法和司法部门的权力掣肘，也在纵向层面受到地方政府和社会团体的权力制约。而且，在西方政治越来越趋向于空转的背景下，以文官制度为载体的技术官僚才是民主政治日常运作的主要推手，那些被选民推上权力顶峰的“政治素人”，虽然执掌国家统治权，但在现实中却越来越丧失决策与行动的自主性。“政治素人”既无法对西方民主的主流价值和意识形态发起致命性的挑战，也难以对西方民主的权力结构和制度模式进行颠覆性的变革，他们既无法撼动垄断资本对政治的介入和控制，也难以改变文官制度下西方民主的日常运作。政治选举是一回事，治国理政是另一回事，承载着求新变革梦想的“政治素人”，上台后不久便被西方民主所体制化，成为一个与传统政客毫无差别的权力精英。

第二，“政治素人”普遍缺乏治国理政的经验能力。今天的欧美社会，社会分工日趋细化，行政事务纷繁复杂，许多事务的处理依赖于特定的专业知识与技能。虽然国家治理的品质并不能完全寄希望于上台执政的统治精英，但一个拥有专业技能、政治经验和治理智慧的执政者，将有助于治理质量的提升。然而，“政治素人”显然缺乏丰富的从政经历，导致他们在应对实际治理难题时，很难提出有效的解决方案；他们也缺乏与主流政党的交流与互动，致使他们上台后，难以得到传统政党的支持。尤其是当“政治素人”所在政党无法赢得议会多数席位，出现少数派总统的情况下，行政立法部门时常扯皮推诿，对重大事项难以及时做出决断。另外，由于长期游离于传统政党政治之外，“政治素人”上台后，缺乏足够的政治资源和关系人脉，无法建立一个专业高效的执政团队，“其内阁成员往往来自于私人关系网络”，甚至是家族成员，而这些人也大多是政治领域的新手，缺乏治国理政的经验。不幸的是，“政治素人”的兴起，恰恰出现在西方国家治理深陷困境之时，将他们推上权力宝座的选民们对于他们赋予极高的期望。如果难以在较短的时间内带来令人满意的治理绩效，履行选举承诺，那么，“政治素人”将很快失去选民的信任，像传统政客一样，从权力的宝座上被驱赶下去。这就是“政治素人”的宿命，“他们成功的原因，也为他们最终的失败，埋下了伏笔”。

第三，“政治素人”容易引发欧美政党政治的混乱无序。“政治素人”上台后，面临巨大的执政难题。他们受到西方民主的制度约束，而且缺乏执政经验，但却承载着选民革新求变的巨大压力。为了摆脱执政困境，“政治素人”首先做的是想方设法扩大自己的权力，巩固执政地位，提升执政自主性，增强执政能力。在转型社会，由于权力约束机制的缺乏，为实现权力集中的目标，“政治素人”常常会铤而走险，凭借执政地位，大肆挤兑立法和司法等部门的权力范围，压缩反对党的活动空间，压制媒体的多元声音，极有可能演变为带有强烈威权色彩的政治强人。“政治素人”“宣称要重建自己的国家，结果常常却以摧毁自己国家的制度而终结。”而在早发欧美社会，“政治素人”巩固自身权力地位的做法常常遭到反对派的强烈回应，容易引发新的政治冲突，加剧欧美国家的政治极化，造成民主严重失序和动荡不安。

四、结语与讨论

作为一种具有复发性和周期性特点的社会政治现象，“政治素人”上台执政在欧美国家历史上并不鲜见。而“政治素人”在当今欧美政坛的兴起，则与全球化时代民粹主义在西方国家的复归紧密相连。虽然并非所有的“政治素人”都是民粹主义者，但与民粹主义者相似，“政治素人”通常高举“人民至上”大旗，秉持强烈的反精英和反建制立场，试图以人民的名义重构西方政治的合法性基础。所以，“政治素人”现象常常与民粹主义浪潮此呼彼应，相互推动。二者也时常被许多研究者交替使用，等同视之。

从历史上看，当欧美国家深陷治理困境而传统政客却又腐败无能之时，往往是民粹主义泛滥和“政治素人”频现之际。19世纪末期，美国官商勾结严重，贫富分化加剧，为冲破两党共存体制对政治经济的控制，改善自身的边缘地位，西南部的农场主们成立了以底层劳动者为主的人民党，并推出本党总统候选人詹姆斯·韦弗（James Weaver）。韦弗虽然没有赢得总统选举，但声势浩大的人民党运动标志着民粹主义开始登上美国政治舞台。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在美国催生了左翼民粹主义政客休伊·朗(Huey Long)。朗痛斥少数人对社会财富的占有，发誓要为下层阶级代言，主张对财富进行重新分配，以弥合美国社会低层民众和资本精英之间的财富失衡，实现社会公平。20世纪80年代，里根上台执政，虽然他不是民粹主义者，但却普遍被认为是“政治素人”，因为其在当选总统之前的从业经历主要是好莱坞影星。民众希望像他这样的非主流政治人物能够带领美国走出内忧外患的窘境。20世纪90年代，美国亿万富翁罗斯·佩罗（Ross Perot）高举反精英、反政府和反自由贸易的旗帜，在两大党外成立“改革党”，作为“政治素人”的他两次角逐美国总统竞选，受到大批对全球化感到幻灭的年轻白人中产阶级的支持。在欧洲，民粹主义也并未沉寂消停，而是在二战后经历了一个从极左向极右的转向。20世纪70年代，在欧洲新社会运动的汹涌浪潮中，一些左翼民粹政党如绿党逐渐抬头。20世纪80年代末，随着欧洲国家社会不平等的加剧和外来移民的冲击，以反全球化和反外来移民为核心主张的极端右翼民粹政党如德国共和党和意大利北方联盟等日渐崛起。21世纪以来，尤其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欧美国家自二战以后长期积累的政治危机与经济矛盾全面爆发，在传统政客应对不力的情况下，民粹主义的左翼和右翼同时出现全球性的蔓延。从法国的勒庞到美国的特朗普，从意大利的“五星运动”到法国的“国民阵线”，从美国的“华尔街运动”到英国的“脱欧”，民粹主义政客和政党在欧美国家纷纷崛起，民粹主义运动在西方社会高潮迭起，经久不衰。在新一波民粹主义的挟裹和推动下，“政治素人”如美国的特朗普、法国的马克龙、意大利的孔特、斯洛伐克的恰普托娃和乌克兰的泽连斯基等，雨后春笋般地出现在欧美政治舞台。相较于以前的“政治素人”现象，近年来欧美国家“政治素人”的崛起跨越了地域范围的限制，也超越了政治制度、经济水平和社会文化的差异，具有明显的群体性特征和外部示范效应，对西方国家传统的政治格局带来巨大冲击。

“政治素人”在当今欧美政坛的兴起体现了西方民主在世界范围内的持续衰退。近年来，西方民主衰退的案例不断增加。民主衰退和民主崩溃现象在新兴民主社会频频发生，民主品质下降和治理不善难题在成熟民主国家日益严峻。在实行西式民主的转型社会，政党竞争和选举政治造成严重的政治失序、经济衰退、族群冲突和社会分裂，民主政治陷入倒退和崩溃局面。在西方早发民主国家，政治极化现象愈发加剧，政府治理效能低下，民众抗议此起彼伏，对政府的信任不断下降，民主品质日渐恶化。换言之，在应对政治稳定、经济发展、社会整合、公共教育、医疗保障和社会安全等民生议题上，欧美社会普遍存在治理不善问题。西方民主越来越不能满足民众对秩序、安全、自由以及繁荣的要求，政府的治理能力和治理绩效与民众对政府的期待之间出现愈来愈大的鸿沟。

“政治素人”在欧美国家的复兴，反映了西方民主日益严重的结构失衡和功能失调。从根源上看，欧美国家的治理危机是“政治素人”兴起的经济社会根源，选举中的情感动员和底层叙事是“政治素人”兴起的政党政治成因。“政治素人”的兴起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推动欧美国家进行政治改革，体现了西方民主制度一定的自我修补和完善能力。但是，上台执政的“政治素人”既无法突破西方民主的制度窠臼，也缺乏治国理政的经验能力，而且容易引发欧美政党政治的混乱无序。促使“政治素人”异军突起的原因，也很可能是导致他们最终走向陨落的推手。毕竟，对普通选民而言，其最为关注的不是动听诱人的选举承诺，而是实实在在的治理绩效，这也正是“政治素人”无法推动欧美国家走出治理困境的根本原因，也是西方民主不断走向衰退的深层缘由。

“政治素人”的兴起是当今欧美政治演进的重要动向，也是政治学界关注的焦点议题。本文探讨了“政治素人”在当今欧美政坛兴起的根源，分析了他们对欧美政治变革的影响及限度，揭示了其无法推动欧美国家摆脱治理困境的深层原因。需要指出的是，虽然国家治理困境是“政治素人”在欧美社会兴起的普遍性根源，但欧美后发转型社会和早发民主国家所面临的治理困境并不相同。前者面临的核心挑战是坚守民主底线，防止民主崩溃，后者面临的根本难题是改善民主品质，提升治理效能。因此，“政治素人”在欧美政坛的兴起，既有深层根源的相似性，也有具体动因的差异性。另外，虽然“政治素人”都在西方代议民主的框架下上台执政，但代议民主在美国体现为总统制，在法国和乌克兰体现为半总统制，在意大利和斯洛伐克则体现为议会内阁制。每个“政治素人”上台后面临的制度形式并不完全相同，而不同的权力关系结构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政治素人”上台后的资源汲取能力和政策选择空间，影响着其执政表现。若能选取多个案例进行比较研究，深入探讨制度形式与“政治素人”执政绩效之间的因果关系机制，将会是未来具有一定价值的研究方向。

新刊速递|暨南学报2022年第02期目录及摘要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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