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达评论||谢建社：合力解决农民工随迁子女教育问题

广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2023-02-24

合力解决农民工随迁子女教育问题

谢建社

近年来，农民工流往城镇的方式逐渐由“个人流入”向“举家迁入”转变。随着农民工随迁子女数量逐年增长，成为当代城镇中一个不可忽视的新一代青少年群体。针对农民工随迁子女教育问题，笔者所在团队于2017-2019年先后多次深入农民工流入地广州、深圳、佛山，就共享教育资源问题进行专访。我们在访谈中了解到，农民工最大的愿望是自己的孩子能“和城里学生一样共享教育资源”。可见，农民工随迁子女教育问题是涉及一个家庭、影响一个社会的重要问题。笔者认为，解决这一问题关键在于共享教育资源。

　农民工随迁子女教育面临三大矛盾

当前，农民工随迁子女教育存在以下主要矛盾。

第一，教育日益增长的需求与资源供给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调查发现，农民工随迁子女入学的总体需求逐年增加，农民工流入地政府财政压力较大，导致教育资源供不应求。他们面临着机会不均等问题，如：差别入学、差别入班、差别分享教育资源问题。还有公办学校与民办学校办学质量差异大，学习基础薄弱难以跟上城市教学进度，父母无法提供辅导等。农民工随迁子女进入城市后，劣质的前期教育导致后期教育无法进行，出现教育断层现象。

第二，农民工随迁子女教育的先天不足与后天营养不良的矛盾。农民工随迁子女到达新城镇后，以往以血缘、地缘关系为主导的社会支持处于半断裂状态，容易让他们产生自卑心理，难以融入城市生活。

第三，农民工随迁子女先赋支持网络与后生支持网络的矛盾。从结构—能动视角看随迁子女教育缺失，既有城乡二元社会体制的客观限制，也有农民工记忆痕迹建构的偏差。农民工随迁子女教育的能力“提升”贯穿中国义务教育发展的全过程，这种能力转化为接受教育行动的基础。这种能动作用不仅仅指农民工随迁子女在接受教育过程中的目标，而且反映农民工随迁子女学习的能力。从结构—能动视角来看，农民工随迁子女教育行动具有社会结构的属性，是在特定的社会背景下被结构化的。作为城市教育资源和规则集合体的结构，通过农民工随迁子女接受教育的参与过程体现出来。农民工随迁子女接受教育的行为具有被制约作用和促进作用的二重效果。农民工的教育结构和经济结构严重影响了其随迁子女家庭教育的程度，也导致农民工对其子女教育方法的简单和粗暴。

　多渠道解决农民工随迁子女教育资源问题

有效解决农民工随迁子女教育问题，就要从根本上改善农民工在城市的生存状态，提升教育意识，改善教育环境，让农民工随迁子女与城镇孩子共享教育资源。

第一，促进教育双轮驱动，既是公办学校与民办学校之间的教育资源双向流动，也是城乡教育资源双向流动。良好的教师流动模式应该是以优质教师为主体的双向流动模式。所谓双向是指既要有城市学校到农村学校、优质学校到薄弱学校的“输血式”教师流动，更要有农村学校到城市学校、薄弱学校到城市学校的“造血式”的教师流动。所谓优质是指流动的教师要以优质教师为主体，只有当参与流动的优质教师足够多时，才能更大范围地覆盖到薄弱学校、农村学校，进而才能真正促进基础教育优质教师均衡发展。为实现城乡教育优质资源全覆盖、实现城乡共享资源全覆盖，建构“双措并举双覆盖”教育资源共享机制。鼓励城市公办学校的教师到民校挂职，并指导民校的教学工作；鼓励城市学校教师到农村学校挂职，指导农村学校的教学工作。

第二，构建科学的财政投入体系，为实现教育资源共享打下坚实的基础。促进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发展财政保障是指公共财政为公共教育提供足够的财政资源，使得每一个学生都能达成特定的教育产出。由保障原则出发设计制度，可以同时解决公平与效率问题，实现两者的共进，这就需要教育财政保障。采用生均教育支出标准法，由农民工流入地与流出地财政按比例分担。采用多维度的教育投入标准法，依靠政府财政投入，鼓励社会力量支持。采用教育经费保障的预测方法，实现精准教育投入。同时，以多元化和科学化为目标，推动农民工随迁子女义务教育财政转移支付的实现。一般性义务教育财政转移支付主要以保证地方能够实现义务教育较高的基本财政投入水平，平衡城乡之间教育财政能力为主要资助目标。配套性义务教育财政转移支付主要是以激励政府和社会力量投入义务教育，实现农民工随迁子女义务教育经费均衡且有保障。加大国家对农民工随迁子女义务教育专项转移支付手段的改革，加大对农民工随迁子女的专项直补力度。

第三，深化教育体制改革，共建教育机会均等机制。教育均等首先是教育机会均等。城乡分割办学制度使农民工随迁子女一开始就处于劣势，城乡教育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成为农民工随迁子女教育机会获得的瓶颈。尽管城乡分割的义务教育体制在对农民的问题上存在着不公平现象，而且也需要在推进城镇化过程中和实行农村税费改革后逐步加以解决。2017年，全国实行随迁子女教育经费“钱随人走”，但实际上“可携带”经费只占教育经费的一小部分。也就是说，农民工子女离开农村后，其教育统筹费用没有完全随之划转，而农民工就业所在地的财政体制在义务教育支出中并没有包含其子女的教育经费，等于在我国目前的义务教育体制中出现了一个真空地带。

第四，引进社会工作专业方法，让“农民工随迁子女”健康成长。社会工作者作为资源的获取者，为农民工随迁子女链接资源。社会工作者为了有效助人，常常需要联络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其他福利服务机构和社会人士，向他们争取受助者所需要的资源，并将他们送到受助者手中。社会工作者联系社会组织或机构，鼓励他们发挥自身优势，为创设良好的城中村农民工随迁子女的教育环境贡献自己的力量。开展社会交往和支持小组是专门针对社会交往能力和社会支持网络比较弱的学生，以小组的形式把这些学生集合起来，不同类的小组有不同的内容，让他们在小组中分享和交流彼此交往的经验，共同探讨怎样才能更好地进行社会交往，提升他们的社会交往技能，也能在其中加强他们的朋辈关系，建立更好的社会支持网。另外，针对家长，可以开展信息交流小组，将小组作为一个平台，让他们认识其他的父母，通过小组交流和分享彼此教育孩子的经验。同时通过这个小组他们能认识其他家长，从而共享教育信息。

第五，拓展农民工随迁子女教育学位空间。城镇公建配套学校建设涉及规划部门合理规划学校点位和规模，教育部门准确预测学位需求及投入使用时间。对学位紧张，又有改扩建余地的学校，一方面教育主管部门要增强预见性，早计划、早启动学校改扩建工程，另一方面，如果出现学生爆发式增加、改扩建学校时间紧迫的情况，建议相关部门在办理立项、发评、财评、招投标等环节开辟快速处理的绿色通道，全力避免无教室上课的情况。实行“义务教育补助卡”制度，改“户籍入学”为“居住地入学”。政府实行“义务教育补助卡”制度，让农民工随迁子女就近入学。实施“居住地入学”政策。农民工随迁子女进入城里的学校，“户籍入学”就成为入学的阻碍，这也催生出了一些学校向学生收取借读费等各种费用的依据。因此，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力按一定的方向合理流动，就要求以居住证、身份证取而代之，农民工随迁子女则按居住地入学。

在深化教育体制改革和完善义务教育制度上不断探索，我们把农民工随迁子女享有的教育权利提到议事日程。农民工随迁子女的教育事业，只靠公办学校这一个“轮子”推动，发展速度总是有限的。如果加上民办学校的“轮子”——民办教育的推动，再加上社会力量的“巨轮”，三个轮子一起推动，农民工随迁子女将在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新格局中接受良好的教育。（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侧改革与农民工需求侧获得感提升研究”（17ASH001）阶段性成果）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9-0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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