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达评论||姚华松：重寻乡土性助力乡村振兴

广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2023-02-24

重寻乡土性助力乡村振兴
姚华松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从区域视角看，“不充分”“不平衡”最直观的体现是广大乡村地区发展滞后。面对这一现实问题，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要求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乡村治理应该如何开展？笔者认为，可以从重塑乡村文化认同、提升乡村公共性这两方面下功夫。

　　重塑文化认同

　　文化传统总是在潜移默化中将人们无形地凝聚在一起，从而推动形成“同心同德”的社会整体力量。这种文化认同是维护乡村文化身份和文化主权的基本依据，更是开展乡村治理的深厚文化根基。但是，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进程的加速，乡村社会的传统生活方式面临危机，乡村文化处于解体的边缘而失去了自信的心态。广大农民急于摆脱“农民”的身份符号，极力追求现代化、城市化的生活方式。既存的乡村文化处于解体之中，而新的适合乡村社会的文化秩序尚待建设，从而出现文化“真空”，现代农民出现精神贫乏就成为一种趋势。因此，树立乡村文化自信，重新唤起人们尤其是农民对传统乡村文化的“记忆”和归属感，使广大民众真正认识并理解乡村文化蕴含和传递的价值与精髓，成为推进乡村治理过程中亟待解决核心问题之一。

　　为了有效唤醒乡村文化的“记忆”和归属感，笔者选取了全球华人最重要的文化符号“春节”这一时间点，在鄂东一个传统村庄（湖北省黄冈市浠水县团陂镇下辖的FX村）组织全村村民参与活动，以归家游子和实践者的双重身份开展了以下几项活动：大合影、尽孝道、长桌宴。一般而言，乡土性浸润于乡村的传统习俗与集体活动中，经由一代代村民接续传承，并内化为村民的集体性文化认同，进而成为村民日常实践的精神指引。笔者发现，讲述村落历史和宗族关系、孝顺父母、照全家福、集体聚餐等习俗与活动，在FX村各年龄层都具有很高的集体认同感。只是近些年由于城市化、现代化的冲击，上述习俗有淡化、消逝的迹象，但依然是村民共通的“集体记忆”。这种集体认同感是乡村治理的关键所在，因为治理的核心是解决好乡村秩序如何维系、乡村社会如何发展等问题，这种“共同体”意识的培育和“共同体”作用的发挥，是开展乡村治理工作的基础与条件。

　　提升村民参与能力

　　在实现社区治理现代化的过程中，参与能力是公民个体或组织参与社区治理必备的前提条件之一。只有具备了相应的参与能力，公民个体或组织才能承担参与者应有的行为责任与义务，更好地行使权利，进行利益表达，实现利益诉求，进而在协商合作中推动社区治理现代化。一般而言，提升公民参与能力有两个渠道：充分开展公开、有效的信息交流和发挥社会组织的作用；扩大公民在社区事务中的参与机会和实际行动。要让公民从自己关心的社区公共事务做起，从点滴生活中学会理性思考、协商合作、宽容尊重、有序表达，使参与社区公共事务实践逐渐内化为公民内心习惯，让公民的参与能力在实践中得到提升。

　　为了提升村民在实践活动中的参与意识和参与能力，笔者自2015年底，借助于网络社交平台进行实践。2016—2018年连续3年春节期间，笔者组织召开村民论坛，围绕子女教育、打工体验、家庭关系、留守者心声和家乡建设等5个话题展开讨论。笔者根据村民的讨论总结了以下几点：第一，子女教育非常重要，这是多数村民的共识。读书的意义不在于赚多少钱，而在于拥有更智慧的头脑和更好的思维方式。读书是改变命运的重要渠道，尤其在农村。外出打工的家长要多与孩子保持情感沟通。第二，外出打工甘苦自知，不乏有想法的年轻人未来选择回乡创业。第三，家和万事兴，家庭成员相互理解与宽容是“家和”的关键所在。第四，留守老人与留守儿童都表达了强烈的情感需求。第五，只是小家日子红火还不够，全村人日子都红火才是目标。家乡才是最温暖的地方，人人都有责任和义务建设家乡。

　　在笔者看来，举办论坛的重要意义在于为乡村的公共性表达提供渠道。一是让大家一起发现和讨论问题，分享彼此的经验与心得，进而共同寻求问题的解决之道；二是让大家感受到公开表达与交流带来的快乐，相互感染和影响，逐步养成愿意表达的良好习惯，提升共同参与的能力。毫无疑问，这种表达意愿和参与能力是乡村治理的基本条件和关键内容，直接影响乡村治理的广度和深度。

　　培育乡村内生发展动力

　　近年来，党中央相继推出一系列针对乡村发展的利好政策与措施，如“精准扶贫”“对口帮扶”“城乡一体化”“社会主义新农村”“美丽乡村”“特色小镇”等。这些政策措施让广大农村在产业发展、交通状况、村民收入、村容村貌等方面有了质的提升，农业、农村和农民受益匪浅，广大农民的物质与经济条件得到大幅改善。近年来，农民收入相对增长，但在思考、表达、议事、讨论等方面的能力提升还不够，影响了其精神生活质量，制约着乡村治理的广度与深度。笔者认为，推进乡村治理与乡村现代化，不应只满足于乡村经济增长、村容村貌改善等硬件方面，还应致力于实现广大农村各类人群的全面发展。例如，如何满足“社区能力建设”“自立自助”“互帮互助”“公共空间营造”“弘扬传统乡土文化”“优化思维方式和更新传统观念”“增强村落社区认同感”等村民精神性需求。已成为乡村发展与乡村治理的关键问题。

　　在新时期，我国乡村治理的核心工作之一在于乡村社区关系的重建和生活意义的重塑，乡村社区治理的根本目标是重新找回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并构建新型的乡村社区关系，让受到工业化、现代化和城市化洗礼与冲击的原有社区关系，重新回到农村发展图景和农民的日常生产生活场景，让更多的人充分加入乡村治理和乡村建设的过程中。我国乡村最大的特性在于乡土性，当前残存的乡土性就是新时期开展乡村建设与乡村治理的重要社会资本。

在党中央大力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大背景下，有效的乡村治理应当充分调动广大农民参与农村发展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在实践活动中引导村民对乡村发展进行理性思考，不断提升他们的表达、议事、交流和讨论等能力，凝聚文化认同感，进而确立和巩固村民作为乡村发展和乡村建设的主体性地位。从长远来看，只有激发乡村发展的活力，培育乡村内生发展的动力，才能整体提升我国乡村治理的综合水平。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9年04月24日人文岭南第91期

作者：姚华松，广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乡村振兴要弘扬乡村价值

近年来，国家先后实施美丽乡村计划和乡村振兴战略，城乡一体化和城乡统筹成效显著，乡村面貌总体上得到较大改善。但是，如果忽视乡村发展与建设的内在规律，就可能让政策精神走偏。比如，一些地方资本大行其道，各种产业园铺天盖地，形象工程与面子工程难以让本地居民从中受惠；一些乡村不惜拆除古老的民居，砍掉原生的树林，破坏原有的自然与生态格局，一味追求整齐划一。

　　乡村和城市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系统，两者的发展逻辑与演进规律截然不同，两者的价值与意义也大相径庭：城市的价值更多关乎产业主导下的经济体量，重视投入产出比等指标；乡村的价值则更多体现在其生态价值、生活价值、社会价值、文化价值和教化价值等方面。直接或间接地把城市的套路照搬到乡村，用发展城市的思维去发展乡村，难免驴头不对马嘴。

　　比如城市强调“快速”，乡村则不能“太快”，如果太快，容易破坏乡村固有的慢节奏特质，甚至破坏邻里之间的和睦关系；城市满眼都是钢筋混凝土，乡村如果也这样，就会严重伤害其田园生活的本色；在城市思维里，树叶是垃圾，需要清扫、回收、运输与处理，但乡村则不需要，落叶自然融入泥土，倘若刻意模仿城市的做法，不仅浪费物力和财力，还破坏了乡村的生态循环系统。

　　总之，城乡一体化的目标不是把乡村变成城市，城市吃掉乡村，而要各自发挥各自的核心价值，按各自发展规律自然演进，两者实现共存共融。只有破除以城市思维发展乡村的错误观念，把乡村价值有效融入当下的乡村振兴战略中，通过城乡互动与统筹不断持守与弘扬乡村价值，“乡愁”才成为可能，乡村才能回得去。

　　（《中国青年报》2020.1.3 《文摘报》（ 2020年01月09日06版，姚华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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