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达评论||王枫云：美国首席数据官制度及其功能

广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2023-02-24

积极培育学术评价伦理
王枫云

学术评价伦理,是学术伦理的组成部分。学术评价伦理,是评价主体在学术评价的实践活动中形成和表现出来的伦理意识、伦理品质和伦理行为,以及由此而形成的伦理规范和伦理风尚等。学术评价伦理的锻造,首先要明确其价值追求,其次需要一个养成的过程,最后必须经过科学的方法加以培育。

　　实现学术评价的价值追求

　　学术评价伦理的价值追求,是指评价主体在其评价伦理形成、发展、完善、丰富和提高的过程中所追求和向往的伦理价值目标。确立这种伦理价值目标,有助于评价主体在学术评价活动中实现价值追求。在评价活动中,评价主体所要实现的价值追求就是评价主体的伦理品质和伦理操守,表现为客观公平、公开公正、诚信保密等优秀品质。

　　学术评价伦理的养成,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一般而言,这一养成过程包括认知、认同和践行三个阶段。所谓认知阶段,就是评价主体了解和认识学术评价伦理的阶段。处于学术评价伦理认知阶段的评价主体,在社会舆论的宣传教育和伦理评价等活动的推动下,通过接受各种信息去了解社会特别是学术界所要求、肯定的伦理原则、规范及其相应的行为方式,认识它们的重要性以及与自身行为的关联性。然后在对照分析中,看清自己的伦理现状,明确差距及其原因,从而为自我修养提供相关的伦理知识。

　　所谓认同阶段,就是在伦理认知的基础上,结合自身职业生活的经验和体验,从内心深处接受社会特别是学术界对于学术评价的伦理要求,并在情感上形成相应的伦理趋向。显然,这是社会所提倡的伦理原则及规范的一个内化过程,也是实质性的伦理修养活动的开始。

　　所谓践行阶段,就是将理想伦理的修养目标付诸实践,扬弃伦理原则规范的抽象性与一般性,使之个性化、现实化。这是伦理修养能否达标的关键阶段。

　　当然,上述对于学术评价伦理养成过程的阶段性划分并不是绝对的。在现实的实践活动中,这三个阶段往往彼此渗透、相互重叠。同时,一个修养过程的完成,并不意味着学术评价伦理养成过程的终结。事实上,这是一个永无止境的循环往复的实践过程。

　　掌握学术评价伦理的培育方法

　　养成学术评价伦理的目的,是解决评价主体的伦理困惑,提高其自身的伦理素质。而要想达到这一目的,就要找到适当的方法。笔者认为,培育学术评价伦理的方法是开放的和多元的,但基本方法主要有以下几种。

广泛学习的方法。培育学术评价伦理,必须重视广泛的学习。一是要认真学习中外前贤关于学术评价的精辟论述;二是要认真学习关于学术评价的有关规章制度,不断加深对学术评价伦理的原则、规范的理解,不断提高判断能力和伦理修养的基本功。

　　反观自省的方法。反观自省是一种自我解剖或自我批评的方法。“反观”是指经过反省找出自己思想和行为中的不良倾向和习惯;“自省”是指克服省察出来的不良倾向和习惯。只要评价主体做到“严于解剖自己”,即做到“反观”“内视”“自制”,就能不断完善自己的评价伦理。学术评价主体运用此种方法,一是要客观全面地认识自己,随时掌握自己在学术评价活动中的思想变化情况,及时警觉自己的缺点错误;二是要勇于自我批评;三是要自觉同自己头脑中与学术评价的公平、公正等要求相背离的想法做不妥协的斗争,这是省察克治方法能够取得理想效果的关键。

　　主动践行的方法。践行是广泛学习和反观自省的最终目的。学习所积累的关于学术评价的思想理论,只有运用于评价的实践并经受实践的检验才是稳定、可靠的;而实践又会反过来促进学习的不断深化。同时,反观自省只有在评价活动的实践中才是现实的、有意义的,而反观自省的结果也只有在评价实践中才能得到不断强化和巩固。学术评价伦理的锻造本身就是人格化的现实活动,评价主体只有在评价实践中才能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也只有在开展学术评价的活动中,才能从主客体关系的本质中凝练出自己的伦理模式。

　　慎独的方法。“慎独”一词出自《礼记·中庸》:“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这句话的意思是,那些道德高尚的君子即使在个人独处、无人知晓的情况下,也不做有损伦理原则的事情。这也就是说,“慎独”是一种值得肯定的伦理境界和伦理品质,同时也是一种高度自觉的伦理修养方法。如果说古代的思想家早就提出了慎独的伦理要求的话,那么,在今天的学术评价中对评价主体这更应是一种必然要求。这就要求学术评价主体在从事评价时,即使无人监督,也能主动地做到认真负责地参与学术评价,公正地发表评审意见。这也意味着评价主体的伦理修养已经达到一定的水平,表明其内心已经树立了坚定的信念,已具有高度的伦理觉悟和自觉精神。（原载于《中国社会科学报》2018-04-03）

美国村庄生态安全评价

美国的村庄是以一个或几个小型家庭农场为基础而形成的人口聚落。截至2016年,美国的小型家庭农场约有230万个,占地面积为9.5亿英亩,平均每个农场的面积为418英亩(约等于2400亩),在此基础上形成了190万个大小不等的村庄,其生产的农产品占全美农产品产量的81%。正是因为村庄在全美农业生产中的重要地位,尤其是村庄的环境质量与农产品的食品安全息息相关,美国联邦政府于1969年颁布了《国家环境政策法案》,对村庄的环境保护问题加以规制。随后又于2004年颁布了《住房法》、2008 年颁布了《粮食、保护与能源法案》、2010年通过了《农村节能计划法案》、2014年颁布了《农业法案》等法规,对村庄地区的社区发展、资源使用、基础设施建设、生态安全等做了较为全面的规制。特别是,上述法案几乎都对村庄的生态安全评价做了或详或略的规定,成为对美国村庄进行生态安全评价的重要法律指引和行动参照。

　　基本模型:PSR

　　美国村庄的生态安全评价主要是基于特定的模型,运用恰当的方法对村庄可能面临的生态风险和生态脆弱性进行评价。前者主要是了解村庄生态系统中发生非期望性事件(水土流失、土地沙化、森林退化、环境污染等)的概率和后果;后者主要是了解村庄生态系统对环境变化、自然灾害等表现出的易于受伤害和损失的程度。无论是生态风险评价还是生态脆弱性评价,都是为了准确把握村庄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健康状况,以及村庄生态系统面临环境压力时的反应状况,进而确定村庄生态系统的自身安全程度,以及对人类需求的持续支撑能力,以便推进村庄经济、社会和自然生态的协调统一,促进村庄乃至周边居民的可持续发展,确保村庄的自然生态安全、经济生态安全和社会生态安全。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美国对村庄生态安全关注程度的不断加强,加之美国东、中、西部村庄自然生态的巨大差异,对不同地域村庄生态安全的评价,采用过多种评价模型,如DSR模型(驱动力—状态—响应模型)、DPSEER模型(驱动力—压力—状态—暴露—影响—响应模型);DPSIR模型(驱动力—压力—状态—效果—响应模型)。这些模型均考虑了村庄生产生活对环境造成的影响、村庄生态安全面临的压力,以及村庄对环境安全问题所采取的预警、防范、化解、消除等一系列措施。

　　在各种评价模型中,PSR模型(Pressure-State-Response,压力—状态—响应)的运用最为广泛。其中,压力(Pressure)主要用来描述人类活动对村庄生态环境施加的直接破坏或间接干扰,其数值反映村庄生态环境由于人类活动所面临的负荷状况,主要包括人口压力指标、资源压力指标等。状态(State)主要用来描述村庄生态环境的质量状况,包括人类活动向村庄排放污染物或废弃物的多少,以及人类活动对村庄生态环境的干预导致的环境质量降低等一系列状况,主要包括空气质量指标、水土环境状态指标、动植物品种多样性指标等。响应(Response)主要用来描述村庄居民针对生态系统面临的压力和现状,所采取的具体管理措施及方法,主要包括村庄生态安全保护措施指标、生态环境维护投资指标等。

　　在PSR模型的运用中,其压力、状态、响应等各类指标的选择一般遵循科学性、系统性、可控性、可比性等原则,运用层次分析法(APH),将影响村庄生态安全的指标分为最高层、中间层、最低层三个层次,确定各层次的具体指标及其权重,再根据所选指标的计算值并结合权重得出各项加权分值,得出村庄生态安全综合评价指数(ESCI)。综合评价指数值越大,生态安全质量越好。

　　PSR模型具有系统性、便捷性等特点,能够较为系统地反映一个村庄的人类活动与资源环境之间的关系状态,遂成为美国评价村庄生态安全现状和潜力的基本模型。

　　主要评价方法:生态足迹法

　　美国对村庄生态安全的评价,除了依据特定模型外,还有其他一系列评价方法。

　　一是模糊综合评价法。美国在对村庄生态安全进行评价时,由于评价客体的多元性、评价标准中存在一定的弹性、评价影响因素的复杂性以及定性指标难以量化等一系列问题,使得人们难以用确定的“非A即B”思维,描述村庄生态安全现状,常常存在着“亦A亦B”的模糊现象。这种模糊性很难用经典数学模型加以统一量度。而运用模糊综合评价法可以做到定性和定量因素相结合,提高评价的精确度和可信度。模糊综合评价法基于模糊集合,从多个指标对村庄生态安全状况进行综合性评判,并确定其隶属等级和安全区间。模糊综合评价法一方面考虑到定量指标的客观精确性,另一方面又注重发挥人的辩证思维的能动性,使评价结果更接近实际情况。

　　二是生态足迹法。生态足迹是指在一定的科技水平下,能够连续地供给资源或吸纳排放废物的、具有生物生产能力的村庄地理空间。生态足迹分析的重点是村庄地理空间的供给与排放,主要计算在特定的人口规模和生产规模下,村庄维持资源消费及废弃物循环利用所必需的生物生产性土地面积(包括耕地、林地、草地、建筑用地和水域等土地类型)。其中,生态足迹供给主要计算村庄自然生态系统的承载力。通过计算村庄生态足迹总供给与总需求之间的差值——生态赤字或生态盈余,既能反映村庄的资源消耗强度和资源消耗总量,又能反映村庄的资源供给能力,揭示村庄可持续发展的生态阈值。生态足迹法作为美国村庄生态安全评价的主要方法,将生态学理论与数学原理相结合,可直接分析某村庄在特定时间范围内的生物生产率,并通过将村庄资源能源的拥有与消费相比较,判断一个村庄的生态承载力是否处于有效范围内,从而大幅简化了评价指标体系。

　　三是景观生态评价法。景观生态评价法具体包括景观生态安全格局评价法和景观空间邻接度评价法两种。景观生态安全格局法主要通过建立村庄动植物品种空间运动态势阻隔面,判断村庄物种的空间安全格局。景观空间邻接度法则通过建构空间邻接长度比、数目比和面积比,分析耕地、林地、草场等遭受的危险程度,进而计算出景观安全度。景观生态评价法可以有效揭示村庄生态空间的稳定性,并以空间演化来分析生态安全及其涉及的相关问题,如生态适切性分析、生态修复力分析、生态抗干扰或抗退化能力分析、生物种群源的持久性和可达性分析等。

　　四是“3S”技术法。“3S”技术法主要是将RS、GIS、GPS三项技术结合起来,为美国村庄生态安全评价提供现代空间信息技术支持的方法。其中,RS(Remote Sensing)即遥感技术,它是通过人造地球卫星上的遥测仪器,把对村庄表面实施感应遥测和资源管理的监视(如对树木、草地、土壤、水、农作物、鱼类和野生动物等的资源管理)结合起来的一种技术。GIS(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即地理信息系统,它是在计算机硬、软件系统支持下,对整个村庄空间中的有关地理分布数据进行采集、储存、计算、分析、描述和展示的技术系统。GPS(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即全球定位系统,它的基本原理是测量出已知位置的卫星到村庄用户接收机之间的距离,然后综合多颗卫星的数据就可知道村庄接收机的具体位置。在美国村庄生态安全评价中,“3S”技术法将RS技术提供快速更新、从微观到宏观的各种形式数据的信息优势,与GIS技术强大的数据管理与空间分析功能以及GPS技术精确定位功能相结合,形成了村庄尺度上兼备评价、预测与预警功能的生态安全评价方法。(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专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17VZL021)阶段性成果，作者王枫云，原载于《中国社会科学报》2018-02-01）

美国地方政府首席数据官制度及其职能

进入21世纪，在经济、政治、文化、科技、安全等各个领域，数据开始异乎寻常地迅猛增长，一个数据类型繁多、生成渠道多样、规模极其庞大的大数据时代已经来临。对数据的收集、监管和应用也成为大数据时代地方政府必备的基本职能之一。尤其是2012年初美国总统奥巴马发起了“大数据研究与发展项目”，作为该项目的伴生物，美国地方政府纷纷建立了首席数据官（Chief DataOffice）制度，并对首席数据官的基本素质和职能做了明确规定。

　　首席数据官是地方政府大数据活动中最活跃、最重要的因素，其综合素质直接影响地方政府大数据工作的质量、效果以及政府机构的大数据能力。为此，美国地方政府对其首席数据官的素质都规定了基本的要求：首先，首席数据官必须是一种新型的复合型人才，要有强烈的大数据意识和广阔的大数据视野；其次，首席数据官要掌握最新的大数据理论、技术和方法，具有较强的大数据分析能力（包括数据挖掘、数据存储、数据分析、数据反思和数据监控等方面的能力）；再次，首席数据官要有全面的知识结构，既要精通数据技术，又要懂得与大数据相关的政策、法规和安全等方面的知识；最后，首席数据官还要有较强的创新、组织和协调能力。

　　美国地方政府对其首席数据官的职能规定，既有不同之处，也有一些共性的内容，一般都规定首席数据官要行使以下职能：

　　第一，强化地方政府大数据意识。大数据意识主要是指地方政府高层和中层管理者以及一般工作人员对大数据的巨大价值及其在政府运行中重要作用的清晰认知。首席数据官要强化地方政府的大数据意识，就是要引导地方政府的各级管理者及其工作人员熟悉大数据的内涵、特征、种类、功能，了解收集、分析、应用大数据的相关技术和工具，并树立起大数据服务理念，掌握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的大数据服务能力。

　　第二，制定地方政府大数据战略规划。大数据战略规划是地方政府战略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大数据时代地方政府关于大数据实践的顶层设计，也是指导地方政府大数据实践活动的重要指南。首席数据官要制定大数据战略规划，首先要规划地方政府未来大数据实践的具体目标、任务和内容、建设重点和策略；其次要设计战略规划的实施步骤及保障措施等。大数据战略规划的制定，将地方政府的大数据活动提到了战略高度，使地方政府的大数据活动能向更高的目标迈进。

　　第三，搭建地方政府大数据技术支撑平台。大数据技术支撑平台的建设水平是影响地方政府大数据能力的基础性要素，直接影响到地方政府大数据开发、管理和利用能力。首席数据官开展大数据技术支撑平台建设，就是要不断优化能快速高效地处理大量数据的内联网和外联网，完善各种集成化管理信息系统，同时要积极开发和上线大数据技术产品。在大数据技术支撑平台的建设中，首席数据官应充分考虑后台数据中心的节能、稳定、安全、可扩展等方面的要求，尤其要解决大规模节点数的数据中心的部署以及强大的数据备份等问题。

　　第四，建设地方政府大数据相关制度。美国地方政府首席数据官开展大数据制度建设，主要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静态的大数据组织架构设计；二是动态的大数据管理制度建设。前者主要包括承担大数据挖掘、存储、分析等活动的相关职能部门的设置、功能定位、人员分工等；后者主要涉及大数据管理活动各个环节的各项规章和制度，如数据挖掘制度、数据存储制度、数据检索制度、数据公开制度、数据分析制度、数据监管制度以及数据的可视化制度等。（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超大城市社会治安服务的有效供给机制研究”（18BGL253）阶段性成果，作者王枫云，原载于《中国社会科学报》2019-05-13）

寻求图书评价的哲学基础

图书评价作为一种对图书进行价值判断的活动，必须在科学的价值观和方法论指导下进行，而指导评价的价值观和方法论体系，即构成了图书评价的哲学基础。笔者认为，我们在图书评价过程中应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理论基础，同时借鉴中国传统哲学以及西方哲学中的精华部分，从而使评价结果更具科学性和完整性。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发展一般规律的学说，它吸收了几千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的优秀成果，应该成为图书评价最为重要的哲学基础和行动指南。马克思主义哲学对图书评价的指导意义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马克思主义哲学坚持唯物论和辩证法相统一，这要求我们在图书评价中既要考察图书产生的宏观的经济、社会、文化背景，体现唯物论；又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对某一图书产生的特定微观条件或特殊契机加以考察，体现辩证法。第二，马克思主义哲学坚持唯物主义自然观和历史观相统一，要求我们在评价自然科学或社会科学类图书时，必须坚持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存在和发展是客观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基本观点。第三，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坚持的唯物主义认识论和本体论的统一，要求我们在图书评价中必须建立起动态的、开放的、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而不是固守静止、僵化、封闭的评价理念。

　　中国哲学致力于研究天人关系历史演变的规律，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宇宙观、自然观、历史观、人性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特别是中国传统哲学中所蕴涵的“实事求是、辩证思维、内在超越”等精神，为图书评价提供了科学的思维方式、认知结构和价值观念。以“实事求是”为原则，可使我们在图书评价中，从实际存在的评价对象（图书）出发，探求图书中所蕴涵的内部联系及其发展规律，认清图书所要揭示事物的本质；以“辩证思维”作为思维方式，可使我们在图书评价时，对评价对象（图书）从其内在矛盾运动、变化的各个方面进行考察，进而系统地、全面地认识评价对象；以“内在超越”为指针，可使我们在图书评价过程中，更好地恪守内心的学术良知，确保评价结果的公平与公正。

　　现代西方哲学在图书评价中的作用主要体现在：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的融合有助于我们在图书评价中更好地借助现代科技的新方法、新技术和新工具，推进图书评价向着更加人性化和完善化的方向发展；逻辑实证主义要求我们在图书评价中，坚持评价结果的可检验性和可确认性的原则；结构主义方法论的核心是结构分析，它对图书评价的影响主要包括图书结构分析和思想结构分析两个方面；现象学、解释学、符号互动论以及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等，这些是图书评价质性研究范式的直接哲学基础。

　　后现代主义对图书评价也具有借鉴意义。后现代主义强调多元、崇尚差异、主张开放、推崇创造，进而从新的视角提出了图书评价的发展方向，使图书评价的标准更具开放性和兼容性；后现代主义对二元对立思维方式的消解，有助于改变我们在图书评价中非此即彼的思维模式；后现代主义对科学主义的批判，有助于我们在图书评价中以人性的视角思考图书的使命；后现代主义对权威话语的解构，有助于我们在图书评价中进行话语创新，推进新的图书评价话语体系的建立。（作者王枫云，原载于《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09-29）

公达评论||董石桃:习近平法治思想，人民性的实践逻辑

公达评论||谢建社:合力解决农民工随迁子女教育问题

公达评论||程潮:构建人性化精准化的外来工服务机制

公达评论||谢治菊:多举措构建脱贫攻坚育人体系公达评论||刘建义:大数据驱动政府监管方式创新公达评论||刘建义:数字中国建设的现实意义和行动支点公达评论||王枫云:重视学术共同体精神的积极功能公达评论||周利敏:人工智能助力灾害治理
公达评论||李利文:借助大数据改善社会治理

伶仃访谈||王枫云：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谈首席数据官制度

伶仃访谈||王枫云：广东首试首席数据官制度的经验借鉴

伶仃访谈||谢治菊：脱贫攻坚铸就中国扶贫精神

伶仃访谈||蒋红军：交通秩序整治需要破解“四个怪象”

伶仃访谈||谢治菊：脱贫攻坚铸就中国扶贫精神

伶仃访谈||走好乡村善治路：谢治菊《南方》杂志专访

伶仃访谈||谢治菊：讲好中国扶贫故事，创新扶贫育人体系

伶仃访谈||钟金娴：拿出万分努力，总有百分惊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