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敏科：疫情防控中的义利抉择

首都师范大学伦理学博士研究生 郭敏科

导语

新冠肺炎疫情引发的危机像一面镜子，它反映出了人们更为真实的一面。自2019年末新型冠状病毒危机发生以来，我们看到了芸芸众生呈现的世间百态：有人义无反顾的签下请愿书奔赶赴抗疫前线；有人趁着疫情防控期间哄抬防疫物资价格大肆谋利；有人为了一己“自由”无视社会管控。疫情防控之下每一个人的行为，都反映着人们的义利抉择。国家、社会、个人在疫情防控中被更加紧密的联系在一起，无论是于公还是于私的抉择都被社会舆情放大，变得更加清晰。在这个时刻，无论是国家、企业还是个人更应该明确大义，凝聚共识，坚守道义，同心协力打赢这场防疫攻坚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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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在经济发展与人民生活健康中的义利抉择

突如其来的疫情打乱了整个国家经济发展的计划。在这一特殊时刻，做出停产停工的决定，全力的应对疫情是需要绝大的勇气的。这意味着党和国家决意以经济近乎停摆的代价来维护人民的生活健康，决意以短期经济停滞的剧痛来彻底解决新型冠状病毒危机，决意以人民的生命安全为第一大义。

从社会运行的角度来说，经济发展是惠及全体人民的大利，不仅中国如此，世界各国都是如此。没有社会经济的发展，不仅人民的基本生活物质需要无法满足，国家的各项建设也无从谈起。但是新冠疫情的到来使社会运行进入了特殊时期。这个时候，如果依旧坚持社会正常运行的状态，不做出任何特殊的安全防护措施，那么就等于为病毒扩散提供了有利的环境，其最终带来的结果就是新型冠状病毒危机迅速扩大，影响全国各个领域，进而引发整个社会的失控。长远来看，相对于短期的经济发展人民的身体健康才是第一位的大义，没有每个公民的身体健康，生活安定，经济发展也将面临巨大的阻碍。

因此只有在最短时间内控制住疫情，社会才能更快的进入正常运行状态。同时控制疫情就是支持经济发展，越早的控制住疫情，对经济发展越有利。在疫情期间不加强对社会的管理管控，就会在更长的一个时期违背整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大利，违背全体人民生活健康的大利。所以国家疫情防控的大局，就是这一时期的大利、大义。在这一层面上，每个企业和公民都应该服从国家做出的这一决定，相比于个人的短暂损失，国家的损失更为巨大。但这些损失，是在实现更为长远的人民生活健康、经济发展运行的大利目的下做出的，是正确的。也只有坚持人民生活健康的这一大义，才能更好的发展国家的大利，这是国家的义利抉择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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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在经济利润与整体防控大局中的义利抉择

疫情防控是国家在特殊时期的特殊举措，它蕴含着国家对整体经济发展局势与疫情发展局势的辩证考量，企业如何在这一特殊时期有所为有所不为也是需要认真思考的。一方面，部分企业不能完全停工，要承担起抗疫物资供应的重任。小到口罩防护、大到雷神山医院、火神山医院的兴建都需要后方企业马不停蹄的供应。一旦中断，疫情防控会更加艰难，不仅前方的医护人员面临着生命危险，人民的正常生活物资供应也将受到影响。另一方面，企业又要在承担重任的基础上做好安全防护，不能使物资供应的后方倒塌。因而，企业在经济发展与整体防控大局中的义利抉择也尤为重要。

首先在这一特殊时刻企业应该以国家大义为重，服从国家疫情防控的布局，做好安全防护和管控工作。企业是人群聚集的地方，如果不做好安全防护，更容易引发病毒的扩散。疫情中企业不仅要有所为有所不为更要严格执行卫生防疫的标准。疫情中工厂、超市等场所依旧人流密集，即便在做好防护的基础上依然有巨大风险。一旦发生了较为严重的病毒扩散事件，企业不仅面临强制停产停工，更会影响抗疫工作。因而企业应该以大局为重，谋求更长远的发展。

其次，企业在满足国家大义的前提下也要生存，在抗疫中适应疫情创新机制进而获得的利润保障员工的利益。例如开发线上服务，进行线上销售，尤其是这段特殊时期的各种外卖，快递到家的服务。这些举措不仅有利于缓解物流运输的压力，及时的向人们提供生活继续的物资，也减少了人们大量聚集的可能，为病毒防治做出了有力的贡献。企业的这种策略，有力的服务了疫情防控的大局，同时也减少了自己的经济损失，是道义和利益的双赢。

最后，企业要尊重市场规则，良性竞争，做有良心、有道义的企业。疫情面前，我们不仅见证着人们的不同面孔，也见证着不同企业的不同面孔。有的企业不远千里无偿捐助武汉，有的企业大则借助危机谋取非法利益。更有甚者竟然用英雄医生李文亮的名字申请注册商标。在疫情防控时期，这些企业的崇高与卑劣全国人民有目共睹。那些制造假货和哄抬价格的企业，不仅将受到法律的制裁，同时也因为谋取小利违背大义而被人民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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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在自由与秩序中的义利抉择

全民“禁足”这种现象会在一个十三亿人口的大国真的发生是出乎意料的，但这一举措获得了绝大多数人的支持和配合。在病毒肆虐的危机面前，人们发自内心认同并且配合国家所作出的社会管控决策，做好个人的安全防护，以控制个人自由行动的方式来配合国家的疫情防控大局。

在疫情防控的特殊时期，个人的自由行动会破坏整个防疫大局，会使得更多人承受被感染的风险。当大多数人都服从社区管理，使用通行证两三天才出门的时候，却有部分人罔顾其他人的安全，私自行动，严重影响了他人的生活秩序。如晋江的一个人在2月初从武汉返乡参加千人婚宴，竟然影响了三千多人，使得镇上的三千多人全部隔离。为了自己的一己私利，不顾他人的生命安危，不仅受到人们的道德谴责更会受到了法律的惩处。

人是社会性动物，每个个体相互联系，因而个人的自由行动并不是无界限的，它总会受到社会各种各样的制约。这不仅关乎规则意识，更关乎个人的道德品质，为了自己而不顾他人，这并不是自由而是自私自利。在这种特殊时期，“自由”这个概念变得不再抽象，而是十分真切的同每个人联系。没有公共大义的规制，个人的私利就会失去道德的支撑，而变成毁坏其他人生活的恶。武汉大学生郭岳自己确诊，从武汉返回家乡，并且自我隔离，在这段时间内没有感染一人。虽然他没有出现任何症状，但他不与人接触、严格隔离，向社区做了汇报登记。这种自律的美德，不仅保护了他自己，同时也保护了自己的家人，保护了周围的人。而球迷郭某为了自己的癖好，赴意大利看球，回国隐瞒行程，导致河南再现危机，其所作所为令人愤怒和扼腕。

公共大义下的个人的短暂行动限制不仅会换来更快的正常生活秩序，还会获得真正的自由。只有每个人积极的配合疫情防控，病毒扩散的势头才能在最短时间内获得有效控制，社会管控离解禁的日子就会越近，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恢复的也就越快，个人的自由行动之日也会很快到来。反之，如果很多人都不配合疫情防控，依旧我行我素，这不仅会威胁其他人的生命健康，还会增加防疫的难度。这种现象一旦发生，限制个人自由行动的时间只会越来越长，这种非正常的生活秩序也会持续的更久。真正的自由是有秩序的自由，这样的自由才是值得追求和向往的。

小结

中华民族之所以经久不衰，能够战胜各种灾难，有很大的原因就在于中国的义利之道强调公义。国家勇于决断实行疫情防控是以人民生活健康为公义，企业及社会各界遵守法令是遵从国家防疫局势的大义，每个个体积极配合既是作为公民的责任，又是坚守各自岗位的道义。当医生们决然请战奔赴前线，正向先贤孟子所说，“自反而不缩，虽褐宽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人民有信仰，国家有力量，民族有希望。社会和国家的大义便是这样的信仰，它无形的深根于社会主义价值观之中，在特殊时期尤为耀眼。

图片来源于银川新闻联播等

责任编辑：张伟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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