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小说连载)第一次的回家路10(大结局)
第十九章 卡住了
那一夜,我睡得很舒坦。
决定了也是断舍离。除了准备去做,所有其他想法都抛弃了。
突然好轻松。
记得那一夜做了很多很多梦,一个接着一个。
我又梦见了自己五六岁时的时光。
我学写字很早,三岁生日的礼物就是铅笔,五岁生日的礼物是儿童钢笔了,三截头,中间一段是玻璃的。都是父亲给的。
好像是个礼拜天,我们哥几个都起了个大早,因为可以去看早早场的儿童电影。
而且是父亲亲自带我们去,那个平时严格和严肃到不近人情的家伙。
母亲为我们哥仨编织了一样的咖啡色的薄绒线衫,下身配背带式西装短裤,白色筒袜和小皮鞋。
我们去国泰电影院,那里的座位更宽敞。
要紧的是父亲就坐在我们中间,而且,他还会不时地笑。
我还梦见回家时,父亲又买了罗宋面包。
平时吃中餐,礼拜天就开开洋荤。
桌上有果酱有白脱,而我最喜欢那把明晃晃的西餐刀。
后来,我已经可以为自己买钻石牌半钢手表,我却一直不舍得为自己买一把不锈钢的调羹,尽管我一直多么希望自己能拥有一把。
我知道,即便买了我也不高兴,因为我心里想要的是象那把西餐刀一样的老货,铜的。
我还梦见我小学四年级时,因为功课特别好,班主任建议我跳级,即直升六年级。
但父亲说,小学嘛,就一年一年读吧,跳什么跳。
长大了我才知道,如果跳了我就是66届,进工厂和留上海的机会比67届大好多。
于是,我又梦见了1968年的那个晚上,我家那小小的屋子里挤满了各种各样的人。
学校的工宣队和毕工组宣布,你家谁谁被分配进厂了,你家谁谁要做好插队落户的思想准备。
梦中我依稀听到我的名字,我觉得是我进厂了,于是我赶紧跑出去。
我要去告诉小红,我留下了,她不用苦等我。
我好像躺在她家的大沙发上,小红就坐在我的臂弯里。
她俯下身来,四只眼睛是那么的近,那么的近。
我们就这样对视着,直到有什么掉在了我的脸颊上。
我用手去擦——梦醒了。
站在我眼前的却不是小红,而是老金。
“快,快起来,你们俩,雪停了,班车恐怕要来,你们快起来,马上赶下去,也许还能赶上班车。”
却原来,我不在上海在老君洞,时间已是1970年的1月5日。
阿顺和我竟然在老金家呆了三天三夜,终于把雪等停了。
哪里还顾得上梳洗,穿上衣服,背起军挎,我俩就出门而去,连道别也是草草。
当时几点了亦毫不知情,反正天已大亮,但愿班车晚一点开进来,抑或因我们有票而等我们。
此去镇上,大概有十几里路,只有最后四里是公路。
虽然都是下坡路,但雪天下坡不易。
一路上,阿顺一直走在前面,很快和我拉开了很长一段距离,他只好停下来等我,嘴里则不停地催促:
“快点呀,快点呀,班车开掉了么就完结了。”
我身高不如他,又是平脚板,中学里径赛课是免上的。我再怎么使劲也跟不上他。
心里急,急也快不起来。
到了公路上,按理我俩可以跑起来,又是我拖了后腿。
阿顺已经懒得催我了,他干脆跑回来拉我的手,拽着我跑。
如此紧赶慢赶,总算跑到了镇口,望右看去,那班车竟然还在!
此时我们离车站还有两百米。
“我俩分工,”阿顺说:“你去把车子拦住,我到对面大院把行李拿出来。”
“好。”
“你无论如何要把车拦住哦,哪怕躺在它前面。”
“行。”
等我赶到车旁时,班车已经发动,司机见了我就嚷嚷:
“怎么搞的,这么多人都等你好久了,赶紧上车,我好关门开车!”
“还有一个人呢。”
“他人呢?”
“去拿行李了,马上就来。”
“什么马上牛上,不行,不等他了。你走不走,要走快上,不走拉倒。”
汽车站站长也跟着埋怨我:“不知道今天雪停了车子要来吗?没跟你们说过吗?如果有人要赶下午的火车不就脱班了?下雪,本来车就开不快,还晚点那么多。”
车上的其他乘客也有些不耐烦的嘟囔。
我只好跳上去,就站在门口,不让司机关门。
“快了快了,马上来了,再等一会儿嘛。”我一边说着,一边透过车窗看着对面大院的边门。
那边门离班车就20米距离。
阿顺进去有一会儿了,怎么还不出来。
“行李就在那里,很近的,”我指着对面大院告诉司机,“马上就出来了。”
“我不管,我要开车了,摔着你我可不负责哦。”
汽车站站长竟也伸出手来拉扯我的衣角。
“不,我就不下来,你开开看。”
那司机故意让车往前一冲,旋又刹车。
“我就不松手!”
正在这时,我看到阿顺从那边门里出来了。
但是,他的肩上只有一副担子,我只看见了他的竹椅竹籩旅行包,没看见我的竹椅竹籩旅行包。
“怎么是这样?” 8月25日以来的一切,像一台老式电脑在播放的一段蹩脚录像,磕磕巴巴地放到此刻,终于卡住了,死机了,崩溃了。
我记得我突然跳下车子,对司机说,“开吧,我们不走了。”
班车随即扬长而去。
阿顺这才气喘吁吁地赶到:“哪能不拦住它?”
“我拦了很久了,终于拦不住了。”
第二十章 回家了
“唉,就差一歇歇。”阿顺颓然将担子扔在了地上。
我不吱声。
我只是将手伸到上衣袋里,掏出那张车票,很慢很慢地,一下一下地撕成碎片。
3.35元,当年不啻是笔“巨款”。
就像那晚在卡车上一样,他不解释,我也不问。
他扔过一根烟来,我俩就站在原地抽烟。
“喂,你俩今天没走成,明天走不走?”汽车站站长发话了,“下了三天雪,压了一批客,这两天车票有点紧张哦。别怪我没告诉你们,这一大早的,明天的票也只剩十几张了。”
班车满座是40位。
我俩对视了一下,我便走到售票窗口去,又买了两张明天的车票。
“明天早点来,别又脱班,你们上海佬是有钱,但这也不是小数目,”站长的提醒。
“要不,行李寄放在你这里?”我问站长,“今天就是行李误事。”
站长同意了。
我便去对面大院把我的行李挑来。
我发现我们的行李因为放的时候没跟人家打招呼,被挪了位。
这可能耽误了阿顺刚才的一些功夫。
但是,两副担子加起来没有40斤重啊,就是竹椅竹籩黄豆芝麻以及替换衣物。
我俩在镇上买了几个馒头吃,算是brunch——早中饭。
又到小店里买了四包烟,一斤大桃酥——店里只有这一种干点——算晚饭,然后背着军挎回生产队去了。
一路依然无话。
2号那天去老君洞之前,我们已经把盖被垫被都放进了箱子,也不愿再打开,怕明早又一顿收拾,耽误工夫。
天黑前便和衣在各自的铺板上睡了一小觉,夜晚准备烤火坐过夜,天一擦亮就开路。
此外,我俩还是没说别的什么话。
果然是下雪不冷烊雪冷。
我们先到上坎的知青厨房里把所有散柴拿来烤火,很快就烧光了。
我们又把垫猪圈的稻柴拿来,反正圈里也没猪。
稻草很不经烧,火也不热,很快也烧光了。
估计还没到半夜呢。
硬挺吧。
抽烟,一根接一根地抽烟。
饿了就咬一口桃酥。
依然无话。
沉默中,脑子可没停下。
我突然觉得很内疚。
如果我不是平脚,如果我能稍微走快一点的话,此刻我们的火车恐怕已经进入浙江境内,快到江山站了呢。
如果他不等我,他肯定能赶上啊。
但他并没有扔下我。
我扔过一根烟去,帮他点着,但依然没说话。
过了很久,他站起来:“实在太冷了,我都发抖了,得想办法。”
深更半夜的,到哪里去找柴火?
我们都不想偷老俵的,东家的柴火就在屋檐下放着呢。
我们早就没有了再犯一次错误的本钱啊。
最后,我们决定把搁铺板的板凳劈了,我俩有四条板凳呢,明年回来再做新的,花不了多少钱,眼下救急要紧哪。
做板凳的是好木料,尤其是宽宽的凳面,很经烧呢。
我们也注意火堆小一点,添得慢一些,有点暖气就行了。
这样终于等来了天亮。
终于要回家了!
班车开动的那一刻,我甚至想哭。
唉,这第一次的回家路,也太难了。
第二天在南昌转火车也还顺利,再过17个小时,也就是1月8号早上9点,我们就可以回到上海北火车站了。
火车上,我俩依然基本无话,只是不断地相互递烟,点火。
他依然不解释,我也依然不问起。
我又想到,也许两副担子一起挑太狼犺了,他是想先挑一副出来,然后换他拦住车,让我再去挑自己的?
那一刻,我的下意识是不是担心,万一我拿行李还没回来,他却跟着车子跑了?
这样想是不是太没根据?突然崩溃又是不是太脆弱了呢?
我又扔过一根烟去,帮他点着,但依然没说话。
我必须来写一写当年返乡火车进上海的感受。
火车一过嘉善,车上总会有骚动:“马上就要进上海了!”
但真的等到火车停靠枫泾,人们又激动不起来了,因为当年的枫泾与嘉善实在是没有什么区别,都是乡下。
离乡的上海人心目中的上海从来不是农田农舍。
快到北火车站时,火车当年经过的是上海顶顶蹩脚的一片棚户区,离乡的上海人甚至不好意思向外地朋友介绍这窗外就是上海。
大家只是忙着倒茶叶,洗茶缸,从行李架上取东西,神情里看不出喜悦。
而我,是要15路电车过了泥城桥,转到北京路,才算到了上海呢。连北火车站一带都不是。
我和阿顺是在15路电车上分手的,他比我早一站下车。
“再会,有空到阿拉屋里来白相。”
“我会的,侬有空也来呀。”
第四天早上,我接到阿顺打来的传呼电话:
“你一个人躲在家里干嘛,出来玩玩呀。今天有空么,有空么现在就过来,咱俩好好说说话,我们有好久没有在一起好好说话了。”
“好啊。”
“哦,你来时经过东湖路口,帮我到天鹅阁叫一碗肉丝焗面,跟老板说,碗一会儿我会送去还给他的。”
天鹅阁当年是上海唯一的一家意大利餐馆,它的鸡丝焗面名气极响。
文革了,餐馆选择宁要社会主义的肉丝,也不要资本主义的鸡丝。
十分钟后,我已经在阿顺的床前,他打完传呼电话又钻床了。
他就坐在床上享用那碗社会主义的肉丝焗面。
我在一旁抽烟。
那天,我们聊了很久很久。
四十多年的友情,这才刚刚开始呢。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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