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时代、一座城市与一个剧作家：莎士比亚的伦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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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时代、一座城市与一个剧作家：莎士比亚的伦敦

没有伦敦，就没有莎士比亚。

Anthony Burgess, 1970. Shakespeare, Jonathan Cape.

[英]安东尼·伯吉斯著，刘国云译，莎士比亚，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

Sources: https://www.bl.uk/shakespeare/articles/shakespeares-london

https://www.bl.uk/shakespeare/articles/cities-in-elizabethan-england

1587年，来自斯特拉福的小镇青年威廉·莎士比亚，时年23岁，来到英国首都伦敦，开始了长达二十多年的伦漂生活，也展开了作为世界最伟大的剧作家、诗人和演员的事业。英国作家安东尼·伯吉斯所著《莎士比亚》里，如是描述莎士比亚的伦漂生活：“当他不在伦敦这座地上常年积水、空中家蝇乱飞、疫病不时流行的城市时，他就是骑马去英国各地巡回演出，或回斯特拉福照料自己的家庭和产业。他在伦敦只是寄宿在别人家里”。但是莎士比亚最知名的作品正是在伦漂期间的1589-1613年创作的。莎士比亚《皆大欢喜》的著名台词：“整个世界是一座舞台，所有的男男女女不过是演员罢了”，伦敦给莎士比亚提供了世界最好的舞台与观众，可以说，没有伦敦，就没有莎士比亚，伦敦与莎士比亚相互成就。

那么，莎士比亚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呢？安东尼·伯吉斯在序言里气势恢宏地加以阐明：

“伊丽莎白一世于1558年登上英国王座，时年二十五岁，那是我们视为她最伟大臣民的那个男子诞生前约六年。她是亨利八世与安妮·波琳所生的女儿。亨利王执意娶那位年轻女子为妻，终于造成英国王室离异和立新教为国教的一段历史。

伊丽莎白一世（由Quentin Metsys the Younger所绘，约1583年）。

在她的治理之下，英国变成了赫赫海洋大国。个人的占有欲磨砺着人们的航海本领，那正在开拓的新世界有大量的财富，等待着勇敢、好奇的人们去占有。在这种占有欲中注入爱国主义精神和对于克兰默祈祷书的爱好，便可获得一支足以荡平拥有任何数量不可战胜的无敌舰队的海军。

英国一度处于世界的边陲。如今美洲大陆被发现继而开拓为殖民地，英国成了世界的中心。英伦三岛上的居民重新感到了自己的重要，重新感到了自己的力量，激发起一种热情和活力，一种简直是亘古未有的对于生活的热爱。甚至对于自己的语言，那遥远的、一度被冷落的方言，也引以为豪，并且渴望造就一种堪与当时的意大利文学媲美，甚而接近古罗马文学的英国文学。英语本身也在熔炉里熔炼——它不是一成不变的、高雅的、由大学才子们控制的语言，而是粗犷的、丰富的、随时准备进行任何探险使之更加丰富的语言。英语就像是那艘“金鹿”号航船。

这是有利于一位伟大的英国诗人诞生的时代。

那么，莎士比亚生活的伦敦又是什么样的呢？

伦敦的人口从1520年的大约5、6万增长到1600年的20万。同期，英格兰和威尔士总人口从大约230万增长到410.9万。没有任何其他英国城市与伦敦规模接近。到16世纪末，当时英国第二大的城市诺维奇人口只有1.2万人。伦敦首位城市地位可见一斑。

手绘伦敦地图，约1600-23年。

莎士比亚时代的伦敦是早期现代英国文化的典型代表。伦敦城内人口大约有10万人，包括王室成员、贵族、商人、工匠、工人、演员、乞丐、小偷和间谍，以及来自欧洲大陆政治和宗教迫害的难民。在英国新兴经济的吸引下，来自荷兰、比利时、德国，甚至更远地方的商人都来伦敦开店。因此，伦敦人在城里漫步时，会听到各种口音和语言——来自欧洲各地和社会各阶层的声音合唱。

“宫廷”一词既指宫殿，也指围绕在女王周围并与她同行的人：一千多名仆人、侍从和朝臣。宫廷的频繁搬迁似乎并不是因为女王想换个环境的愿望，而是出于一个非常实际的问题：这上千人的排泄物很快就使得宫殿里的卫生设施不堪重负。尽管抽水马桶是由伊丽莎白的一位朝臣约翰·哈灵顿发明的（美国俚语“john”指马桶，是对其发明者的纪念），但在莎士比亚生活的时代，没有任何一座皇家城堡安装了下水管道。因此，宫廷生活虽然很奢华，但也臭气熏天。

虽然皇室、宫廷和贵族可能是伦敦社会最耀眼的成员，但早期现代伦敦大部分人口都得工作谋生。在莎士比亚时代，伦敦的商人、工匠、商人和店主对伦敦的发展居功至伟。

在莎士比亚的伦敦，印刷品是积极生产和销售的商品之一。技术的进步使小册子、布道、戏剧、诗歌、宣言、檄文和散文的生产速度极快。书商们把这些不同的材料，供应伦敦各处的顾客——贵族、富裕的资产阶级、手艺人，甚至是识字的穷人。

尽管任何具有一定贸易、手工艺或工匠技能的人都可以在伦敦谋生，但他们面临的一个障碍是行会制度——这是中世纪组织和管理劳动力模式的遗留问题。行会提供了宝贵的社会和商业结构，根据经验和技术水平建立了等级制度（从学徒到师傅）。它们还提供了一种排除不良成员的手段。如果一个伦敦商人由于某种原因在行会中不受欢迎，他可能会受到谴责，甚至被驱逐。这种排斥可能会产生严重后果，使无助的商人陷入贫困——在伦敦，这是一个悲惨的困境。早期的伦敦可不是穷人的天堂。

在莎士比亚的时代，穷人几乎毫无逃脱饥饿、寒冷、潮湿、疾病和暴露的希望。乞丐充斥着街道。其中有些是西班牙和英国之间正在进行或从未宣战的战争的老兵通常已经残废或毁容。其他则是被行会开除的自由人。还有一些来自乡下，也许希望在伦敦找到工作， 或试图逃脱家庭纠葛，或逃避法律。

由于穷人大多是文盲，他们没有为自己的存在留下什么记录。我们对他们的了解主要来自政府文件，如第一部为穷人提供救济的立法和关于流浪者的法律。约翰·斯托（John Stow）《伦敦调查》（1598年）详细叙述了皇室为伦敦人口中的 “麻风病人“指定避难所的各种举措，“以避免感染的危险”。至1601年，贫困现象非常普遍，伊丽莎白女王颁布《救济穷人法案》，规定地方和社区必须救济贫困人口。政府希望帮助穷人，倒不一定是出于慈善或仁慈，而是因为瘟疫。

在14世纪大流行的黑死病之后，鼠疫在欧洲时不时卷土重来。伦敦的人口迅速膨胀，新移民不断涌入，因此特别容易受到瘟疫的影响。尽管政府做出了最大努力，瘟疫仍然是伦敦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剧院被认为是传染的温床，在莎士比亚的整个职业生涯中一再被关闭。

安东尼·伯吉斯栩栩如生地描述了莎士比亚初到伦敦的景象：

“威尔来到的那座城市，与如今这座荒唐的通都大邑毫无共同之处。那是个发展得超出一般规模的村庄，一时还不急于向西扩展。因皮卡迪利府而得名的皮卡迪利街，只是一片与世隔绝的乡间庄园，住着一户靠缝制皮卡迪领，也即皱领发了财的人家。伦敦古城大体就如今日的伦敦商业区——拥挤，杂乱，空气中散发着泰晤士河的臭气。泰晤士河是伦敦的交通要道。乔叟时代的伦敦人没能在河上架设桥梁，伊丽莎白女王的臣民们也只是修起了那座伦敦桥。人们通常乘小船摆渡，听船老大吆喝：“东边去喽！”和“西边去喽！”河上有商贩的小船，也有豪华的游艇，王室成员间或也乘艇出游。岸边时而锁着一些囚犯，他们必须在这里经受三次潮水的冲刷。泰晤士河还须冷眼观看那个时代其他野蛮残暴的标志——古城门和伦敦桥头枭首示众的人头。

这座城市街道狭窄，鹅卵石的路面到处是垃圾，湿滑难行。拥挤的房屋之间夹着无数阴暗的小巷。人们向窗外倾倒便壶，或俗称夜壶。路旁没有排水沟，舰队河的臭气令人作呕。然而伦敦也有自己的天然清道夫——雍容大度的鸢鹰拾起破布、垃圾，在树杈上筑窠。这些鸟儿津津有味地啄食地上的一切，清扫着街道。威尔初到伦敦看到的街头奇景之一，或许就是这些鸢鹰在法庭旁的尖桩上撕啄着刚割下的人头。但是，乡间的气息也飘入城内，清除着人为的污浊。面颊红润的挤奶女工清晨便在街头出现，还有那叫卖新鲜水芹的小贩。

这是一座喧闹的城市——鹅卵石的路上兽蹄嗒嗒，车轮辘辘，商贩们大声吆喝，徒工们争吵斗嘴，还有行人互相推搡怒骂倚墙而走，生怕被挤进泥泞的路沟。便是平时交谈，人们也必定粗声粗气，因为按如今的标准，他们都是有七分醉意的。那时谁都不喝白水，茶也尚未传入英国，麦酒是标准的饮料，并且酒味甚浓。早餐几盅有助于人们带着悠然自得或寻衅好斗的心绪开始一天的生活，午餐几盅可以恢复上午消耗的精力，晚餐几盅保证人们在粗重的鼾声中得到安息。上等人家喝葡萄酒，这酒可以增进友好的情谊，也可以导致利剑交锋。那不是一座我们能够称之为头脑清醒的城市。

穿过伦敦街头，宛如穿过死亡与苦难之巷——鸢鹰啄着暴尸的眼珠，勃赖德韦尔的娼妓在皮鞭下凄厉地嚎叫。威尔后来在《李尔王》中写下了挖眼珠的情节，但是他对鞭笞娼妓的那个人进行了猛烈的抨击，说他是伪君子，急不可耐地贪欲着自己皮鞭下裸露的肉体。威尔看到了他那个时代的虐待狂背后的原因，但是他没有徒费笔墨去写改良派的小册子。他接受了现状。他接受了人们在他工作的剧场附近的河岸街纵犬追逐撒克逊与哈里亨斯这两头著名的大熊借以取乐，以及一头吓破胆的人猿被群狗撕碎的景象。他还接受了“绞刑吏的那双手”——当麦克白看到自己的手就是那双手时，他想的不是那个操绞索的刑吏，他想的是那双伸入受害者腹腔的手，捧着那团鲜血淋淋的脏腑。威尔接受了现状，改变现状不是他的使命，因为他是一个剧作家，一个生活的记录者。他接受了一位想必也和凡人一样残忍的上帝的赐予——乞丐们的染病之躯和不时光顾人间的瘟疫。

伦敦尽管有这一切可怖的景象，但是它的荣耀似乎依然使它堪称世间最令人向往的去处。它是一个名副其实的首都，不是欧洲大陆上某些死水一潭的穷乡僻壤。泰晤士流入欧洲的河川，欧洲的河川又流回泰晤士。伦敦是英国新教的首都，也是全世界新教的首都。

当威尔在这奇妙的一年来到伦敦的时候，他不仅可以了解到他日后的观众的脾性和卖座的题材，若是在蒂尔伯里，他还会学到一点君王气慨的辞令。

威尔适逢其时来到了英国的首都。与西班牙的纷争尚未结束，但是一个弱小的民族已向世人证明：决心、爱国主义和个人进取的激情可以制服一个强大帝国的威力。首都的信心，即整个英国的信心，需要一种大众的艺术形式加以体现，而威尔，人民的一分子，一旦学得其中精要，是最有资格担负这一使命的。戏剧已不再是一宗专供百无聊赖的乡村小镇消磨时光的商品，不再是斯特拉福市政大厅偶尔给予人们的那种小小的款待。戏剧是那个大千世界的一个侧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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