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光中∣密教时期的佛教是如何腐化的？佛教为何在印度本土趋于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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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后来发展为密教，对于印度佛教来说，更是一场灾难。由于佛教大量采用了婆罗门教的仪规和形式，过多地流于繁琐的仪式，佛教因而钻进了繁琐玄学的死胡同。密教因其主张的“密”无法为凡夫所了知，因而堕入彻底的不可知论和神秘主义的深渊。与不可知论和神秘主义相伴生的却是一些人开始对佛教教义的肆意歪曲，一些密行修持的方法，成为邪师们放纵自我的借口。不少学者认为，戒日王朝以后的五百年中，佛教僧侣入于密教而生活腐化，这是佛教趋于衰落的重要诱因。主张自由以及人欲的放纵不自觉间在印度社会弥漫开来，进而侵害了佛教的名声。婆罗门教等敌对教派乘机大做文章，使佛教失去了信徒的拥护和敬仰，由此而使佛教从起源时期的积极革新者演化为消极的反动者。此时的佛教在印度渐渐丧失了借以存在的社会基础，只剩下了“空空的行囊”。

佛教在印度大致经历了从公元前6世纪的初期佛教时期，约公元前4世纪至公元1世纪的部派佛教时期，约公元1世纪至公元7世纪的大乘佛教时期、约公元7至13世纪的密教时期。佛教在印度本土从兴起到衰落，超过了1600年的时间。佛教在印度走向了衰落，却在东亚、东南亚等地持续兴盛起来。

一种文明的兴起与衰落，归根结蒂是文明内涵中的合理性是否更符合本土的文明特质；文明之争本质上即差异化文明个体之间的合理性之争。换句话说，一种文明之所以会走向衰落，其根源也许就在于其自身之内存在着不可克服的致命局限性。佛教之所以在印度本土走向了衰落，固然有很多原因，但其中最根本的原因还在于佛教作为主流文化的“反对者”、“挑战者”的批判性使命已经完成，或者说，佛教再也不能创新出更多的手段有效地反对或是挑战已经走向成熟定型时期的婆罗门教——印度文明的制度性逻辑范式在自我完善中逐渐排斥了佛教作为一个对立面的存在。

在与佛教斗争中，婆罗门的各派哲学尽管从变化甚大的历史条件中得以复兴，但胜利者中也有的似乎因为损失过重而很快就消亡了。唯物主义者作为独立的哲学派别，大约是与佛教一道消失了。经过普拉格拉（Prabhakara）的改造，弥曼差派与旧的祭祀宗教一道消失了；而经过改造的数论被纳入了吠檀多的樊篱，不再是独立的派别，最终剩下的只有两个派别，即作为一元论系统和世俗宗教基础的吠檀多与极端实在者的正理—胜论派。这种现象与西藏和蒙古的一般情况相似，我们发现那里居统治地位的是作为大众宗教的基础的中观宗；另一方面是法称的因明体系。（《佛教逻辑》[俄]舍尔巴茨基著，商务印书馆，宋立道等译，1997年11月版，56页）

众所周知，佛教兴起于反婆罗门教的沙门思潮时期。佛教高举反对吠陀天启、祭祀万能、婆罗门至上的旗帜，赢得了社会下层民众的支持。在佛教引领的沙门思潮冲击下，婆罗门教开始了自身的改革。婆罗门教吸收和融合了佛教、耆那教的许多思想，改变了自身那些陈腐落后的教义。其改革主要因循两个方向，一是世俗社会生活领域，如吸收佛教和耆那教反对杀生献祭的思想，并把它作为一条戒律，要求教徒严格遵守。二是思想领域，即本体论、认识论哲学和逻辑学领域与其他教派针锋相对的斗争。

早期婆罗门教在祭祀过程中大量宰杀牛马等各种动物，用以祭献神灵，诸多繁琐祭仪只能给婆罗门祭司阶层带来特权和利益，但却浪费了大量人力物力，破坏了农业生产，给社会带来巨大危害。佛教对此坚决反对，主张戒杀一切生物，并把“戒杀”和“素食”作为两条主要戒律。这些都对婆罗门教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并被写入体现婆罗门教义的法典中。

“我”在今生食其肉，“它”在来生吞噬“我”。（《摩奴法典》， [法]迭朗善译本，马香雪转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11月版，112页）

戒杀生、常说实话，不偷窃、纯洁和抵制感官，这些大抵即为摩奴对四个种姓所规定的义务。（同上，242页）

在思想领域，佛教的合理内核——或者说是佛教的灵魂被婆罗门教吸收到自身的教义之中，从而成为婆罗门教的一部分，这是佛教之所以走向衰落的关键原因。其中最典型的莫过于婆罗门教哲学大师商羯罗对于佛教哲学家龙树思想的吸收，商羯罗将佛教的“万物性空”论改造为以梵为本体的“摩耶论”（即“世界幻象论”），商羯罗亦因此而被称作“假面佛教徒”。传说商羯罗遍游印度各地，与其他哲学派别广泛开展辩论。曾在印度次大陆的四个方位建立了四大修道院，组织了教团，无数弟子追随着他。这种无休止的辩论同样发生在许多杰出的中世纪印度哲学家身上，在激烈的思辨中，婆罗门教各派哲学不断整合创新，而佛教哲学却逐渐走向衰落。当佛教哲学走入了否定性思维的陷阱之后，婆罗门教却能轻松地通过嫁接佛教哲学的成果实现了自身的伟大飞跃。从梵天到梵以及梵的幻变万物，婆罗门教实现了从神话、宗教到哲学思想的无缝对接。相反，佛教哲学却陷入了在逻辑上无法找到自圆其说的本体论终点的尴尬境地。佛教思想的优秀精华被婆罗门教大量吸收之后，佛教独树一帜的独特性也随之丧失。佛教关注的不再是印度社会，不再是普通印度人的命运，因而也远离了社会革命的主战场。

佛教因其合理内核被婆罗门教吸收之后，与其他宗教呈现出日益同质化的倾向。如佛陀、佛性、涅槃的绝对性与婆罗门教的梵天与梵的绝对性相比，普通信众无法将它们真正区别开来，有的佛教哲学家甚至提出了梵佛一体的学说；由否定性思维而来的幻象论既适用于佛教，也适用于婆罗门教；佛教的内省式悟道方式也与瑜伽派的修行无法真正地区别开来；佛教主张的戒律同样也与其他教派体现出高度的相似性。如此而来，佛教的独特性还剩下什么？

佛教后来发展为密教，对于印度佛教来说，更是一场灾难。由于佛教大量采用了婆罗门教的仪规和形式，过多地流于繁琐的仪式，佛教因而钻进了繁琐玄学的死胡同。密教因其主张的“密”无法为凡夫所了知，因而堕入彻底的不可知论和神秘主义的深渊。与不可知论和神秘主义相伴生的却是一些人开始对佛教教义的肆意歪曲，一些密行修持的方法，成为邪师们放纵自我的借口。不少学者认为，戒日王朝以后的五百年中，佛教僧侣入于密教而生活腐化，这是佛教趋于衰落的重要诱因。主张自由以及人欲的放纵不自觉间在印度社会弥漫开来，进而侵害了佛教的名声。婆罗门教等敌对教派乘机大做文章，使佛教失去了信徒的拥护和敬仰，由此而使佛教从起源时期的积极革新者演化为消极的反动者。此时的佛教在印度渐渐丧失了借以存在的社会基础，只剩下了“空空的行囊”。

佛教趋于衰落的另一个根本性原因在于印度种姓制度的固化。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人是通过一定的社会组织来获取生存资源的，因此，在这个意义说，人欲生存下去，首先必是“入世”者。一种文明，其内核亦必然是主张“入世”的文化，社会资源主要是由主张“入世”的文化来分配与调节的。相反，那些主张“出世”的学说，只能作为主流文化的辅助者或是从属者，处于次于主流文化的地位。佛教主张众生平等，反对不平等的社会制度，这些主张在佛教开创阶段具有积极的意义，然而，佛教只能在精神的层面上否定实体的内在规定性，但现实中的种姓制度却是佛教所无法绕开更是无法摧毁的一堵高墙。从人类历史来看，等级制度更适合欧亚大陆文明、农业文明的需要，且不说中国和印度的等级制度，西欧中世纪封建等级制度亦可作为另外一种意义上的佐证。农业将人们固化在特定的地理区域，人们彼此需要等级上的“名分”，并且以此获得政治权利或其他利益。这种等级化的秩序一旦被打破，社会就会陷入混乱。印度在其文明起源期就以种族为单位，并且又在原雅利安人部落社会中分化若干等级，再加上庞大的印度土著人种，共同组成了等级森严的印度社会。基于种姓制度设计的婆罗门教，不断强化种姓不可逾越的教义。不仅如此，婆罗门教还把种姓作为印度社会最为核心的“资源”加以控制和分配。一旦违背婆罗门教义，其所属的种姓就会受到影响。这种基于种姓制度的学说与业报轮回思想的结合，成了印度人不可动摇的信仰。婆罗门教之所以像中国儒教一样拥有广大的信众基础，成为社会性宗教，原因在于其教义得到全社会在组织制度上的支撑。人们一旦进入社会生活，亦即意味着自行接受了印度婆罗门教义或是中国儒教教义，人们可以不需要祭司却能通过经验性社会生活自行获得信仰。印度婆罗门教义或是中国儒教教义作为典型的社会性宗教，是为人的“入世”服务的，亦即入世者的信仰。而佛教乃至中国的道家学说是为人的“出世”服务的，虽然也未必能够如此精确地作出这样的分类，但在中印社会中，佛教与道家学说体现为主流文化的补充或是“反正”，为人的心灵世界提供平衡与祐护，却是不争的事实。

佛教在印度的衰落，除了上述原因之外，还有很多其他因素，这些因素包括：

婆罗门教在教义内容上的系统性是佛教所不能比的。婆罗门教在历史长河里兼容并蓄不同文明的合理内核，如土著印度人和雅利安人的文明元素等。婆罗门教义中涵盖了多层次的文明元素，可以满足各种人群的信仰需要。吠陀神话的重要经典之一《薄伽梵歌》，将列国战争史诗化，其叙事风格非常类似于古希腊神话与史诗的结合。吠陀经典广泛结合通俗的信仰形式，这是婆罗门教能够为广大民众所接受，并能保持其主流宗教地位的根本原因之一。婆罗门教在其教义中具有完整的神话、宗教系统，形成了《摩奴法典》等类似于中国《三礼》的制度性社会生活范式，人从生至死整个人生历程中的行为规范都能从婆罗门教义中找到根据。与婆罗门教相比，佛教从生机勃勃的“法轮初转”，发展到小乘佛教、大乘佛教和密教，逐渐从社会性宗教演变为学术性宗教。在这1600余年的历史进程中，主张无神论的佛教，越来越远离“有情众生”的实际生活，其过度理性化的思辨逻辑只能满足少数精英分子的信仰需求。佛教僧侣集中义理的空谈，仅在学术中心如那烂陀寺等处有所发展，却荒于对民间的深入普及。佛教的理性化学说对于一般民众不能即闻即知，更不能即知即行。凡夫俗子崇拜的是能够救世的佛陀，而非智慧的佛陀。一般来说，神性化思维方式更易于被普通大众所接受，而这正是佛教先天性的致命缺陷。

佛教的否定性思维模式更擅长于“破坏”，而不善于“建设”。佛教并没有如其他宗教一样，极力宣扬自己的教义，大肆扩张教派组织，而是以无为、随缘的姿态发展，即使是教派的改革与创新，也出于其教义本身的需要。主流形态的文明模式不可能依赖否定性思维产生出来，但批判、否定的思维方式却可以成为主流思想领域的“反对派”，从而在文明的自我完善中起到清洁与“删繁就简”等功能。佛教的这种“低调”姿态反而给婆罗门教等其他宗教更多反击的机会。当佛教否定性思维的成果被婆罗门教吸收之后，佛教对于婆罗门教的“破坏”性作用也走到了尽头。此外，佛教诸如不杀生的教义，限制了众多的谋生手段。如佛教传播到中国之后，大量的僧侣不耕不种，民众荒废田地盲目跟随，社会负担日益增加，因而一再受到中国皇权政治的打击压制。由于其“不劳而获”的特点，佛教只能寄生于其他文明体之中，而不能建设成为一种独立的文明实体。

佛教的教义与中国的道家学说具有相似性，因而，这也说明了它们注定处于主流文明的从属地位。人们普遍认为，即使在佛教最为繁荣的时期，婆罗门教在印度社会对于佛教来说仍然具有压倒性的优势。佛教与中国墨家学说在文化使命上具有相似性，因而，这也说明了它们在各自文明中的命运也必然具有相似的一面。墨子系统性的非儒学说揭开了春秋末期文化革命的序幕，然而，儒家学说在自我革新中逐渐吸收了墨家等百家学说的精华，从而也使这些学说失去了存在的土壤，最终湮灭在历史的长河里。在这个意义上说，佛学与墨学分别在其本土的命运是与其学说所展现的尖锐的批判性有着极大的关系。

佛教虽然在其本土衰落下去了，但其在印度文明中的影响却是根深蒂固的。佛教对于印度人的影响，正如印度第一任总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1889－1964）所说的那样——

佛教从许许多多方面影响了印度人的生活，事实必然如此，因为应当记得，一千余年来，佛教一直是印度的一种充满活力的、生气蓬勃的传播广泛的宗教。即使在它于印度衰落的漫长岁月中，在它后来实际上已不能算是印度的独树一帜的宗教之时，它的大量遗产依然是印度教信仰的组成部分，并存留在民族的生活与思想之中。（尼赫鲁《印度的发现》，伦敦子午线书局1960年版，165页）

强光中， 1989年毕业于安徽大学哲学系，安徽省哲学学会会员。30多年来，一直致力于人类文明比较研究工作，2011年出版《全球史观下的孔子学说》一部，已被台湾“中央研究院”、上海社科院、中国科大等数百家图书馆收藏。80余万字新作《全球史观下的人类文明》即将出版。欢迎添加强光中微信号：qianggz1.公众号：文明比较（qiangguangzh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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