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光中∣古代中国人为何比印度人更幸运？古代印度的种姓制度是如何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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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光中∣古代中国人为何比印度人更幸运？古代印度的种姓制度是如何形成的？

原创 2017-07-27 强光中 文明比较

由于生活在北方草原的蒙古人与生活在中原地区的农业民族并没有人种上的本质区别，因而，中国在重要的文明起源期避免了古代印度土著民族被白种印欧人征服的历史命运。

蒙古人种不断向西推进，进而推动着印欧人向西向南迁徙，这样，亚欧大陆上的土著民族不得不承受着白种人持续加强的竞争压力。在此过程中，弱势的土著族群逐渐消亡，强势的印欧人族群不断崛起。

试想一下，如果这场大迁徙的方向完全相反，中华文明会遭受什么样的结局？印欧人一批批地向中原大地进军，古代中国人会不会成为另一个印度式的“达萨”？

原人之神，微妙现象；

千头千眼，又具千足；

包摄大地，上下四维；

巍然站立，十指以外。

唯此原人，是诸一切；

既属过去，亦为未来；

唯此原人，不死之主；

享受牺牲，升华物外。

……

原人之口，是婆罗门；

彼之双臂，是刹帝利；

彼之双腿，产生吠舍；

彼之双足，出首陀罗。

——选自《原人歌》，《梨俱吠陀神曲选》，商务印书馆，2010年9月版，253—255页）

提起印度文明，我们不得不首先提到种姓制度，如同中国式宗法等级制一样，它是整个印度文明的根基。因此，若要弄清印度文明的本质，首要的前提在于认识种姓制度之所以产生的根源。关于这一制度的由来，历史上有很多说法，但人们普遍认为，种姓制度是雅利安人来到印度后所导致的族群冲突与融合的产物。然而，接下来的一个问题是，印欧人的铁蹄曾经踏遍亚欧大陆的很多地区，为什么只有在印度形成了这种独特的宗教与政治制度？同样是大陆文明、农业文明的古代中国，同样受到草原民族的入侵，为什么没有形成类似于古代印度的种姓制度呢？

在人类文明起源期，欧亚大陆族群分布状况、族群力量对比的强弱、族群文化的差异对于各主要文明体的最终形成具有重要意义，我们从它们对于人类主要文明的影响中可以找到印度种姓制度形成的历史根源。

族群分布状况：蒙古人与印欧人占据东西不同地理空间对于人类文明的影响

在欧亚大陆的北方大草原上，曾经在印欧各族和地处大草原东部的蒙古——突厥人之间，有一条最早的分界线，这就是阿尔泰山脉和天山山脉。按照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全球通史》中的说法，由于东西部之间气候上的差异，草原肥美程度上存在着明显的不同，在这条分界线以东的大草原，地势较高、较干燥，气候通常也更恶劣。这里的牧场没有西部的牧场肥美，可以放牧羊、骆驼和马，但放牧牛不行。这样，较贫穷的东部地区和较富裕的西部地区在地理上的这种差异，引起了一场持久的、影响深远的、由东向西的民族大迁徙。大草原东部的各民族或者是作为难民，或者是作为征服者，被吸引到西部。一批批部落前赴后继地向西推进。这样，在人类文明起源期，由于由东向西的民族大迁徙，西亚、欧洲就会不断出现以肤色较浅的印欧人为主体的征服者。而在大草原的东部地区，至少在西至里海的地区内，由原先的高加索种人占优势演变为由蒙古种人占优势。这一转变自公元前1千纪末叶开始，一直继续到中世纪结束。由于生活在北方草原的蒙古人与生活在中原地区的农业民族并没有人种上的本质区别，因而，中国在重要的文明起源期避免了古代印度土著民族被白种印欧人征服的历史命运。

由于蒙古人种占据中国北方的大草原，他们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抵御北方印欧人进入中原的重要力量，因此，中华文明就不再有种族上的生存危机。即使小股白种印欧人入侵到古代中国的周边地区，也会被消灭或者在血缘上被黄色人种所同化。

族群竞争力：族群关系紧张度与资源丰富度成反比

农业民族虽人多势众，但其拥有的力量仍由特定空间的资源丰富度决定。如果将草原民族到达希腊、中国、印度三个地区之后，在族群竞争力量上形成的差异性上稍作一下对比，就能看出资源丰富度对于文明起源期的重大影响力。

相比大陆文明来说，古希腊农业资源在三大文明体中是最为匮乏的，这就造成了征服者与被征服者之间你死我活的斗争，最终是草原民族的征服者取得了惨烈的胜利，被征服者通常会失去人身自由而成为奴隶。在希腊诸多城邦中，斯巴达城邦的拉栖代梦人与希洛人的斗争最具有典型性。希洛人的人种渊源已不可考，但他们可能是伯罗奔尼撒东南部地区的原始居民。当他们的土地被数量远少于他们的多里安人占领后沦落为奴隶。随后，斯巴达人又征服美西尼亚人为奴隶。被称为希洛人的奴隶在某种意义上是城邦“国有”的，其人身被限制在一定面积的土地上，以从事土地耕种为主。他们被分配给每个斯巴达公民进行管理，当然，主人既不能释放也不能贩卖他们。希洛人在向主人缴交一定比例的耕作收成后，可以有限地累积私产。资源匮乏导致族群之间保持着持续的紧张关系，斯巴达的拉栖代梦人为应对希洛人的反抗，不得不持久地保持高压态势，这就要求他们既要有瞬时爆发力——随时给予反抗者以致命的打击，又必须保持持久性的抗打击能力，这种持续的紧张感让征服者与被征服都处于不幸之中。由于斯巴达的拉栖代梦人在数量上居于劣势，害怕希洛人暴动，每年都会对希洛人宣战——拉栖代梦人可任意杀害其中对于危及城邦安全的希洛人。古希腊奴隶制使强势族群越来越强大，而弱势族群，尤其是被征服的族群命运越来越悲惨，直至丧失其存在的地位。可以想象，在印欧人入侵欧洲大陆之前，一定也有很多土著种族，然而，这些种族最后大都消失了。

中国在农业资源的丰富度上远高于古希腊，土著的农业人口拥有广阔的国土。草原民族的入侵虽然导致族群关系紧张，但也不至于像古希腊那样必须通过奴隶制度来剥削被征服族群的劳动。农业人口可以定居在自己的土地上，通过劳动为统治者提供劳动成果。这样，居于统治地位的族群可以过上更好的日子，而居于被统治地位的族群也能安然生存下去，彼此共生共享。对于中国的农业民族来说，土地资源是命根子，失去了土地就意味着失去了生存的机会。因此，人们总是会不惜以生命为代价来捍卫土地的所有权，无论国家还是个人都会如此。这样，农业民族在族群冲突中既要有一定的瞬时爆发力，又要有相当强的持久抗打击力。对于进入中国的草原民族入侵者来说，他们总体上是失败的，或者说他们并没有取得如印欧人在欧洲和中东、印度等地区那样的巨大成功。

印度的农业资源在三大文明体中具有无与伦比的优势，因此，印欧人虽然征服了土著的印度人，但也不必像古希腊人那样对土著人口残忍地实行直接奴隶制。

现代考古发掘的史料证明，古印度文明的历史非常悠久，约在公元前三千纪中叶至公元前二千纪中叶，印度河流域就曾经出现了非常繁盛的城市文明，然而，这一文明突然毁灭于某种不可确定的因素。通常的看法是雅利安人的入侵给它带来了致命的打击，进而导致其彻底衰落。古代印度河流域的文明中心是否毁灭于雅利安人之手，这还需要更多的史料考证。但是，古印度河流域文明中心的存亡并不意味着其文明本身的衰败，相反，古印度文明仍然对文化落后的雅利安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实际上，古印度文明同雅利安人入主后的印度文明有着许多内在的联系，二者融合成为一种新的文化形态，最终主导了3000年来印度文明的历史。

雅利安人从西北方的山口进入印度河流域时，一定不会是一个平静的过程。以暴力手段掠夺农耕民族的财产，是游牧民族一贯的传统，人们在发掘古印度河流域文明遗址摩亨左达罗时，发现了杂乱陈列的38具人体骨骼，上面有明显屠杀致死的痕迹。另外，在雅利安人的圣典《犁俱吠陀》中又一再提到他们曾攻打过土著人带有高墙厚垒的城市；他们的战神亦即部落酋长因陀罗也因此而被称为“堡垒的破坏者”，他“撕裂城堡就像岁月毁掉衣服一样”。这些古老文明中心在骁勇善战的雅利安人面前很快土崩瓦解。

由于一年四季都适合农业生产，印度人只要勤于生产，就不会饿死——这一点不同于中国，中国有着较长的不能从事生产的冬季，来年春夏间有一个“青黄不接”之时，所以，中国人必须储存一定的粮食以备冬春时节的生存需要。在生存不必过于紧张的环境下，印度的征服者与被征服者可以分享农业资源。印度的自然环境极其优越，自古就非常适合人类生存，对不同地区的族群有着巨大的吸引力。从非洲、大洋洲和欧亚大陆，先后有不同的种族侵入或移居印度，但他们之间彼此都相安无事，大部分都生存了下来。现代印度人，基本上就是这些种族的混血后裔。即使是今天，印度的人种依然十分复杂，因此，印度历来有人种博物馆之称，也有人类学研究的天堂之说。

族群组织结构：部落民主制与宗法制的对比

印欧人的族群社会组织基本上都带有部落民主制性质。这一点无论在侵入古希腊的多里安人还是侵入古印度的雅利安人那里，都是相同或相似的。

雅利安人在《梨俱吠陀》时代的生活是部落性质的，最基本的社会组织单位是家庭。家庭由一个年长的男子掌管，所有家庭成员都要听命于他。同一个氏族的若干家庭组成一个“格罗摩”，即村，村有村长。上一级的单位是“维舍”，即氏族公社，再上一级为“阇那”，即所谓“国”，或称部落（联盟）。国与国之间争夺霸权的战争时有发生，胜利者往往可以将远近若干部落置于自己的宗主权下。王权一般是世袭的，王虽有很大权力，但他还不能过分独断专行，而必须考虑民众的意见。民众可以撤掉他们不满意的国王而从王族中另选一个。制约王权的主要有两个机构，“萨密底”和“萨帕”。前者是全体公民大会，主要进行选举国王和决定对外宣战等重大事宜。后者是一种元老会议或是各村长的联席会议，讨论各种政治性和非政治性事务，兼理诉讼事务。国王身边有一位世袭的“国师”，作为他的大祭司和最高咨政。国师也跟随国王参加征战，为他祈祷安全和胜利。

雅利安人的社会组织架构与古罗马族群社会也很相似。古代草原民族与农业民族的主要区别在于人与土地之间的关系上，农业民族在人与土地之间建立了相对固化的关系，人们过着自然形态的定居生活；而草原民族却过着居无定所的游牧生活。草原族群中的人们为了自身安全或其他需要，又与相近的族群建立共同体形态的社会组织，民主决定各类重大事项。

草原民族在与农业民族的冲突中，其残暴、野蛮的一面在战争的初期具有一定的优势。然而，其部落民主制性质的社会组织结构往往具有分散自治的特点。相反，农业民族长期定居于某一特定地理区域，人们之间有着相近的血缘关系，人群的组织化程度相对于草原民族来说更加紧密。尤其是像中国这样的以家族关系为纽带、以祖先崇拜为信仰的民族来说，人们能够在更大的地理空间范围内建立一体化的社会政治组织，如西周宗法制等级社会。

草原民族习惯于单打独斗，难于形成真正统一的社会。对于这一点，古代中国人就已经了如指掌。公元前714年，北方草原民族入侵郑国，郑庄公十分忧虑，其子公子突说：“戎轻而不整，贪而无亲，胜不相让，败不相救。先者见获必务进，进而遇覆必速奔，后者不救，则无继也。乃可以呈。”（《左传·隐公九年》）这段话的意思是说，戎兵轻率而不整肃，贪心重而不相互亲近，战胜时各不相让，战败时各不相救。在前面的人见到财物俘虏定然急于前进，前进而遇到伏兵必定快速逃跑，在后面的人不加救援败兵就没有响应。这样我们就能获胜了。

草原民族缺乏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群体性组织架构，难于驾驭更大范围的地理空间。这种发生在社会治理能力上的困难性，造成了印度社会的多元分立。没有某个固定的人或某个固定的社会组织能够将整个印度社会组织起来，就像中国的皇权大一统那样。因此，印度历史上处于长期的分裂状态，其间只有几次极其短暂的统一。

雅利安人在人口规模上的劣势地位最终催生出以白人种族优势论为基础的种姓制度。在雅利安人进入印度以后的最初时期是没有种姓制度的，那时只有雅利安人和被征服的土著“达萨人”。据历史学家推测，定居印度河流域之后，由于祭祀的程序日渐繁杂，普通的雅利安人已不能自行举行宗教仪式，非请专门通晓神学经典的祭司行祭不可，这就产生了一个职业化的“婆罗门”僧侣阶层。他们除了解释圣典、代人行祭之外，还负责青少年教育等社会事务。此外，随着雅利安人的对外扩张，众多王国开始形成，越来越多的土著“达萨”人沦为奴隶，这就产生了一大批军事贵族阶层。他们掌管一定区域的国家政治权力，对外进行战争，从而形成了“刹帝利”阶层。雅利安人中的其他大多数人则构成吠舍阶层，他们从事农牧业和工商业。原先的“达萨”人就变成了较低层次的首陀罗。

由于侵入印度的雅利安人无法通过“人治”的方式建立统一的社会，只有依靠宗教在神学逻辑范式上建立一体化的印度社会。加上雅利安人与土著印度人不属于同一人种，其白皙的皮肤、高大的身材被人们看成是先天性的种族优势。这样，雅利安人与土著印度人在人的自然属性上很容易被区分开来。按照印欧人作为草原民族的本性，对于被征服者来说，或者被其灭亡或是沦为奴隶。在族群关系上，雅利安人保持着他们在种族血统上的“纯洁性”，维持着他们作为强势族群的统治地位。这种种族上的优势论又被雅利安人在社会政治上的强势地位得以“放大”。雅利安人拥有征服者的强势话语权，以种族优势论介入了原先土著民族社会化的神学逻辑范式，进而形成全民化“意义”与“逻辑”的联结方式。从根本上说，种姓制度是雅利安人将他们的种族主义强加在原先土著民族的部落文化上所造成的产物。

参考书目

《印度文明》，刘建、朱明忠、葛维钧著，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年3月版

《全球通史》（[美]斯塔夫里阿诺斯着，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强光中， 1989年毕业于安徽大学哲学系，安徽省哲学学会会员。30多年来，一直致力于人类文明比较研究工作，2011年出版《全球史观下的孔子学说》一部，已被台湾“中央研究院”、上海社科院、中国科大等数百家图书馆收藏。80余万字新作《全球史观下的人类文明》正待出版。“强光中的哲学博客”（http://qianggz.blog.ifeng.com）是凤凰文史名博。欢迎添加强光中微信号：qianggz1.公众号：文明比较（qiangguangzho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