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光中∣中华文明何以独步于公元1500年前的欧亚大陆？

原创 2017-01-12 强光中 文明比较

春秋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实质上是从思想上完成了从部落文明时代向家天下的王权时代过渡。在此过程中形成的儒、道两大学派，分别倾向于祖先崇拜和自然崇拜。部落神被格式化为一种统一的泛神论，亦即自然神论。

中国在春秋战国时代发生的革命，实质上是王权对神权、族（部落）权的革命。王权政治显然是人化的政治而不是神权政治。

纵观人类文明发展史，特别是西方文明发展，我们不难发现，人类文明的核心权力是一个自神权向王权、族权、人权转移的过程，人类心智的成熟度正与人类摆脱与超越神权思想束缚有着极大的关联。也许，这就是中华文明能够在公元1500年前独步世界的核心秘密！

在人类各民族所创造的文明中，神权、王权、族权、人权的发展并不平衡，其中总有一至两种权力居于主导地位。也就是说，神权、王权、族权、人权四者之间归根到底体现为一种广泛存在的社会性力量的对比，它们总是围绕着文明的核心利益进行着较量——何者拥有真正强大的力量，何者就能拥有最后的决定权。

人类各民族只有形成统一的信仰与生活方式，才能成为“类”的存在体。按照人类文明核心控制权的分类，可以称之为神权大一统、王权大一统、族权大一统与人权大一统。

神权大一统。神权思想中拥有一整套关于人类生存意义、价值等精神层面的逻辑范式以及有关社会秩序的内在规定性。神权思想中逻辑范式的形成一般都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演化过程，其本身是对部落文明逻辑范式的扬弃，是人类从幼年期向青年期转变过程中形成下来的文明成果。作为主导人类文明发展的第一权力，神权包含着特定族群共同体认的的逻辑范式，无人敢于怀疑或挑战其权威性，因而具有不可选择性的特点。在人类各民族文明发展史上，神权基本上是稳定不变的，是文明的灵魂，亦即民族精神的代表者，对一个民族所有成员具有普遍的约束，不随时间变化而改变，相当于数学概念中的“常量”。从神权思想独断论出发，神权不仅控制了人们的精神生活，而且能够控制人们的物质生活。神权思想的专制性，往往通过“戒律”的方式体现出现。通过道德伦理的方式建立社会秩序的戒律可以称之为柔性戒律，通过法律和强权的方式建立社会秩序的戒律可以称之为刚性戒律。

王权大一统。神权虽然同样具有对于人们社会生活全面的逻辑范式上的内在规定性，但由于缺乏刚性的强制力量维持其权威与统治——神权更多地只是从道德伦理的层面影响制约了人们的社会生活，而王权则是通过强制力来建立社会秩序，实现专制统治的。因而，王权在一定时期内对于一定区域的人们具有至高权力，是主导社会变化的核心力量，神权只能处于从属地位。

族权大一统。由部落、民族等族群性组织在某个特定时期上升为一定地域的主导性社会力量，其内部结构可大可小，甚至也包涵着神权、王权等若干子系统。族权往往将其自身的集团意志强加给被统治的人群，专制的手段可以包涵柔性戒律和刚性戒律，甚至可以拥有军队和审判机关等国家机器维持其统治。

人权大一统。在近代以前，人类最核心的权力为神权、王权、族权，而人权则是西方文明发展的独特产物。西方式人权主要是随着资本主义的兴起相伴生而来的，是资产阶级民权运动的革命性成果。人权革命打破了神权、王权专制，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等普世性思想主张成为西方人高举的人权旗帜。

神权是人类文明系统中的“常量”，王权一般仅能在王朝初建后的一段强盛期维持着稳定不变的状态，大多数时间都处于可变的状态。而族权与人权更是可变的，它们在各民族文明中相当于数学概念中的“变量”。一般来说，群体组织规模越大，其内部结构中核心权力的变化就越小；群体组织规模越小，内部结构中核心权力的变化就越大，此所谓“船小调头快”。

天上的神与地上的“王”与“长”控制着人们的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人们对于神是主动式的崇拜，而对于人间的“王”与“长”则往往是被动式的崇拜，隐于其后的是强权与暴力。天上不能有两个太阳，人们必须在神权与王权、族权之间作出选择。因而，神权与王权、族权之间自古以来充满了斗争。近代以来，人权与神权、王权、族权的斗争也加入进来，共同影响着人类文明发展的方向。从上述核心权力斗争的过程与方式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人类各民族文明的根本区别。

人类文明对于神权与王权、族权的选择，主要有三种不同的存在方式。一是以西方文明为代表，虽然神权至上，但神权、王权、族权、人权四者之间存在着内在矛盾——这种内在矛盾的存在，正是不断推动着西方文明进步的动力。二是以印度文明、伊斯兰教文明为代表，神权对于每一个人的社会生活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力，王权、族权均处于神权的从属地位。三是以中华文明为代表，王权成为文明中的主导力量，神权为王权所利用。

神权思想产生于人类灵魂深处的精神需要，并通过物化的语境表达出来。只有神权思想才能将聚族而居的人类各民族凝聚成几个较大的社会有机体。换句话说，没有神权思想的统一，就不可能实现多民族意志的统一。这对于一切文明都是适用的公理。神权大一统是由神权作为“常量”而居于决定性的主导地位，如西方的基督教能够对王权、族权起到相当大的纠偏作用，即使社会处于动荡期，权力运行系统也能相对稳定地发挥功能。因而，从这个意义上说，神权大一统不会发生周期性更迭的现象。王权、族权大一统则不然，它具有明显的从兴盛到衰落的历史周期性。

印度教、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体现了人类社会生活在宗教层面的制度完备性，由于神权作为常量的决定性，这些文明体的变化只有通过神权革命来实现，否则社会面貌不会发生根本性改变。

在印度，改变国家和民族生存状况的行为往往需要通过神权运动的方式来进行。一个突出的例子是，印度的圣雄甘地（1869－1948，Mahatma Gandhi）在带领国家迈向独立的过程中，坚持把政治与宗教结合起来，他创立的非暴力主义学说，就是政治与宗教相结合的典范。他以印度的传统神权思想为指导，并赋予其现代意义，其领导的各种不合作运动和文明不服从运动在鼓动和团结广大民众争取民族独立的过程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圣雄甘地在领导印度民族解放运动中采取的方法是通过传统神权这一“常量”去改变“变量”——脱离英国人的殖民统治，其原有的神权思想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只是赋予其新的时代精神；而中国式的革命，则只能通过对“变量”的改变来恢复“常量”——一切都要通过改朝换代的方式发生。当王权政治集团走向神权的对立面，中国人只有通过暴力革命的方式才能推翻腐朽没落的统治者。

很显然，中华文明中的权力运行系统与印度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神权文明体有着本质的不同。中华文明更像是实行了神权与王权并行的“双轨制”。中国的儒、道学说——主要是儒家关于仁义之道的道德主义伦理化价值观是一切合法性的基础，是建构中国式神权的柱石。它与印度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神权文明体最为根本的不同是，中华文明并没有一个或若干影响中国人社会生活的人格神的存在。

众所周知，中华文明是一种早熟形态的文明发展模式，如果从权力运行系统变化的实质来看，这究竟意味着什么？

如果我们把西方文明发展史当作中华文明发展史的参照物来看，我们就会明白一个最为基本的道理：西方文明的革命，从本质上说，是人权对神权、王权、族权的革命！

在西方文明体中，基督教神权是统一西方各民族的决定性力量，王权的力量相对弱小，部落、民族、阶级、阶层的力量各自有着自己的成长空间。走向海洋文明时代之后，西方文明有了新的更大的发展空间。随着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制度的兴起，资产阶级力量不断壮大，最终拥有超越神权与王权的决定性力量，资产阶级民权运动因而获得成功。

在中华文明的权力运行系统中，王权是主线，神权、族权、人权是辅线，神权无法持久地维持三者的内在稳定性。神权更像是柔性的逻辑范式，而没有刚性与强制性。没有人格神的存在，如何能够实施有效的神权统治呢？我们能否可以说，早在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中华文明就已经完成了一场有别于人类其他文明体的神权革命？

当我们提出革命这一词汇时，我们通常要考虑到如下一些问题：

革命的本质是什么？它是一种什么性质的革命？

一切革命无不围绕权力和利益来进行，它以什么样的利益需求为中心？

它是从什么时候，因为什么事件而发动的？

革命的主体是谁？

革命的成果是什么？

谁最终拥有了革命后的成果？

革命后的权力运行系统如何？

春秋战国时代是中华文明发展史上最为壮丽的突变期。这一时期最为根本的变化可以总结为：部落消亡，神权没落，王权崛起。

对于神的崇拜，是部落文明的重要标志。西周时期，由于宗法等级制的实行，家族形态的社会组织逐步替代、瓦解了部落形态的社会组织结构，中国王权政治成为“家天下”的舞台。部落组织的民主制、公有制以及社会平等的思想观念逐渐被家族的私有制取代。由于部落文明是多元的——不同的部落崇拜着不同的神，其文化习俗也千差万别，但由家族构成的族群则是同质化的，不具有多元并立的特性，不能形成别具一格的文明特质——一个个家族就像一张张毫无特色的张开着的唯利是图的大嘴。

虽然王权对中国人的社会生活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但神权的影响仍然无处不在。中国人很早就形成了天人合一的观念，人对自然的崇拜并不像对于人格神那样顶礼膜拜，而是融入其中并与之呈现出浑然一体的状态。中国式神权具有明显的人本主义特征，神权思想泛化到等级制度的上上下下社会关系中。在儒家学说中，世界是井然有序的。天是君的上帝，君是臣的上帝；父亲是儿子的上帝，儿子是孙子的上帝……人人都能从礼义制度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人人都成了礼义制度的守护神。皇帝、族长、家长兼有神权领袖的地位。王权可以改变，但神权思想却千年不变。神权思想通过制度文明的方式体现出来，中国的文官制度选拔出来的官员都熟读经书的士人，他们总是以捍卫儒家思想为己任，也是神权思想的坚定执行者。神权思想的显性与隐性存在，无人能够撼动。

中国古代帝王是极权势力的代表者，一般来说，他们总是试图按照神权思想的基本教条治理国家，但皇帝的私欲与神权思想往往并不相符，有时会导致统治危机的出现。自私自利的统治集团与广大的人民之间，在利益上的冲突总是愈来愈深。历史上的“罪己诏”就反应了这种情形。当朝廷出现问题、国家遭受天灾、政权处于危机状态时，帝王出于害怕上天的惩罚和人民的反抗，通过发布一种口谕或文书，来向天下人自省或检讨自己的过失、过错。当神权与王权背道而驰且持续得不到纠正的时候，整个社会往往呈现出道德沉沦、社会失序、人民困苦、国家动荡的状况。“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鲁迅《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王权统治的危机最终可能经过一番腥风血雨的暴力革命才能平息，结果是旧的王权统治者被推翻，新的王权统治者走上历史舞台。“城头变换大王旗”，新瓶装下的总是陈酒。“胜者为王”是自汤武革命以来就被推崇的逻辑范式，王权拥有者于是重新建构符合神权的社会生活，重新纳民于神权之轨，王权之剑又一次实现了轮回。

正是由于缺乏人格神崇拜，中国人能够以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的方式认识自然、改造自然，从而积累了大量的经验性技术成果和社会财富。从这个意义上说，早熟的中华文明过早地实现了思维的对象（客体）从神到人的转向。“人”主导了自身的社会生活，人格神从根本上失去对人的社会生活的主导权，无法决定性地影响每一个自然人的社会生活。不仅如此，早熟的中华文明还催生了人们对现实利益——主要是家族利益的追求，人们把人的生存而不是对于人格神的崇拜作为社会生活中的主要目标。

中国在春秋战国时代发生的革命，实质上是王权对神权、族（部落）权的革命。王权政治显然是人化的政治而不是神权政治。

强光中， 1989年毕业于安徽大学哲学系，安徽省哲学学会会员。30多年来，一直致力于人类文明比较研究工作，2011年出版《全球史观下的孔子学说》一部，已被台湾“中央研究院”、上海社科院、中国科大等数百家图书馆收藏。80余万字新作《全球史观下的人类文明》即将出版发行。所创建的“强光中的哲学博客”（http://qianggz.blog.ifeng.com）是凤凰文史名博，因思想深刻、特色鲜明而长期受到学界重视。欢迎添加强光中微信号：qianggz123.公众号：文明比较（qiangguangzho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