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光中∣人权问题的本质是什么？

原创 2017-01-09 强光中 文明比较

人是一种具有高度社会性的高等动物，只有赋予人以必需的社会性生存权利，人才能正常地生存下去。人们通常把这种人所必需的社会性共同权利称为人权。

在一国、一族或某个特定区域，人权是一种具有普遍性的人类权利。当今世界上被多数国家认同的人权立法包含安全的权利、自由的权利、平等的权利、政治的权利、诉讼的权利、民族的权利、宗教的权利等。

从人的存在状态来看，人可以分为个体存在状态和群体存在状态。如果从纯粹个体存在的角度——不论性别、种族、国别、信仰等来认识人，那么，人就无限趋近于完全相同的状态，即人作为纯粹的“类”的存在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人近乎是完全相同的。那么，同为相同的人类个体，世界上是否存在完全相同的普世化人权价值标准呢？

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从人类的个体是完全相同的这一立论出发，就自然地得出了人应该具有相同的人权价值标准这一结论。这是国际人权价值普世论的主要依据。尤其是相当一部分西方人通常自视其文明价值观的优越性而更多地强调人权的普适性，并利用他们在经济、政治、文化，甚至军事方面的优势推行他们的人权观念。然而，非西方文明国家、民族具有不同的族群社会结构，往往并不认同西方人的做法，他们普遍强调的是，人权价值观必须建立在本国国情的基础之上。因而，当今世界，并不存在人人认同的超越国别与种族界限的普世化人权价值标准。

不同时代的人必然面对不同的群体性组织，人的生存境况必然与这些不同形态，如种族、部落、家族、个体等社会性组织产生种种联系。体系性社会组织及其先入为主的文明范式的存在为人布下了天罗地网。从这个意义上说，每个人都仿佛是被被抛入到这个世界上，被迫遭遇到各类预先存在的丛林化社会组织。不同地域的群体性社会组织千差万别，这就很自然地造成了人在人世间的不同生存景观。因而，人权并不是抽象的存在物，人权问题离不开各民族文明的历史及其在现代社会的演化进程。人权就是人们每时每刻所得到的各种社会性权利的总和，那么，它究竟是什么？

神权、王权、族权都有非常明确的发生主体与历史过程，然而，人权问题却好象另外一回事。说到人权，人们很自然地会想到鲁迅先生曾经说过的一句名言：“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人世间原本并不存在清晰而明确的人权，它是一种与人类近现代文明相伴而来的新生事物。

在人类历史上，虽然人权思想的起源可以追溯到至13、14世纪兴起于意大利，15世纪扩展到整个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广义上的人权思想甚至可以追溯至更为久远的古希腊、古罗马时期以及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但“人权”这一术语的广泛使用还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因而，真正的国际性人权运动主要发生在西方。所谓人权问题，实际上是西方文明的产物。西方人权思想在向其他非西方民族文明传播过程中，就会不可避免地发生各种形式的冲突。

为什么说人权问题是西方文明的独特产物呢？

人权问题并不是孤立存在的，人权的本质内涵是反对神权、王权专制的，它与整个西方文明的历史进程是高度一致的。西方文明中神权、王权、族权、人权之间存在着广泛的内部矛盾，而人权运动正是在神权、王权、族权相冲突的缝隙间兴起的。也就是说，只有近现代西方文明才能以文明价值观的形式冲破了固有的传统社会结构，将个体这一“潘多拉的盒子”打开了，从而产生出冲击全世界其他民族传统文明的人权问题。

近代意义上的人权观念是在资产阶级反对封建特权和封建专制的过程中提出的。英国是最早拥有人权文献的国家。1215年，英国贵族胁迫约翰王在兰尼米德草原签署《自由大宪章》，该法案明确提出了要保障人的宗教、生命、人身和财产的权利，这是人类文明史上最早涉及公民权利的法律文件，曾在欧洲产生过广泛的影响。后来在议会与国王的斗争中，《自由大宪章》被资产阶级利用在专制主义下保护其自由的文献。1628年的《权利请愿书》、1679年的《人身保护法》、1649年《权利法案》等标志着英国资产阶级人权立法逐步走向完备化。

在政治思想领域，英国思想家洛克系统论述了“天赋人权”的理论，他在《政府论》中指出人类天生就是自由、平等和独立的；人权是人的本性的要素，不可转让、放弃和剥夺；人权的根本内容是人的自由、生存和财产等“自然权利”。“天赋人权”论用“人权”取代“神权”，用“民权”反对“君权”。反映了新兴资产阶级的要求，论证了资产阶级剥夺封建特权的合理性，成为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专制的有力思想武器。到了18世纪欧美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思想家们把“人权”引人政治领域。如法国思想家卢梭将资产阶级自由、平等的思想进一步发展成为社会契约论和人民主权论。他在《社会契约论》中指出，人在自然状态下享有天赋的生命权、自由权、平等权和财产权，认为“构成人们生存要素的财产权与自由权”是不可侵犯的。“自然权利论”和“天赋人权论”莫定了资产阶级人权观的基础和核心，鲜明地提出了“自由、平等、博爱”等口号，要求废除封建等级制度，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政治主张。

人权产生于自然人与社会人的物质与精神需要。人对人权的追求，是一种尽力满足其需要的行为。而人的需要，从总体上来说，与神权、王权、族权的内在规定性相关。也就是说，一个人生存于特定社会，如何满足自身的需要，在本民族文明中的神权、王权、族权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传承中已经明确，他只需按照前人千篇一律的固有模式生存，就能得到他应该得到的基本权利。因而，预先存在的文明的逻辑范式使人权问题似乎消失得无影无踪。这就是在西方人权思想带来冲突之前，中国、印度、伊斯兰等文明体之所以没有发生西方式人权运动的根本原因。

在非西方民族文明中，神权、王权、族权之间形成了相对固化的结构模式，人们生活在相对静止的静态社会中，一切都像是天经地义的那般存在于固定的程式里而千年不变。在这些民族文明之中，人权是依附于神权、王权、族权而存在的，亦即基于神权、王权、族权的人权。

基于神权的人权。在现代人看来，神权似乎是压制人权的，然而，事实上往往恰恰相反。无论时代如何前进，人们总是把业已存在千年以上的神权当作最神圣的权力，从神权规定下的可以分享的权利是一个人所能得到的最为重要的基本权利。因而，在神权大一统的民族文明中，最核心的人权正是那种可以从神权系统中分享的权利。神权不仅揭示了世界存在的意义与秩序，也界定了人的存在的本质属性。人对神权的需要通过信仰、象征、仪式等方式表达出来，这种行为其实也是人对于自身社会性地位的确认。在那些神权大一统民族文明中，人仿佛是神权逻辑范式下的一个个标准化符号。在西方人权思想的冲击下，非西方民族的神权思想也在相应地发生变化，宗教也从原初形态的宗教形式向国家主义、民族主义宗教乃至公民宗教转变。在这种转变过程中，每一代人都要重新回到神权初立时代，从原始经典中解读当代生活的新鲜逻辑。

基于王权的人权。王权通常是一种专制权力，它通过强权控制的方式治理国家、统治人民。专制与人权似乎是对立的，但任何一种王权政体，都会存在着针对全社会的权利分配与共享机制，人们通过这种普遍存在的合法性的政治权利获得生存与发展的机会。在中华文明中，王权高度发达，皇权一统天下，社会呈现出金字塔式等级制度，在这种等级制度的框架下，不同身份等级的人们各取所需，各尽其能。当社会政治清明，利益分配机制合理，人权状况相对较好，社会也相对稳定；反之，当社会政治黑暗，利益分配机制不合理，人权状况普遍较差，社会必然趋于动荡。

基于族权的人权。部落、族群（民族）等各种族群性势力构成了各类社会性群体，处于不同群体之中的人，能够分享到群体性组织所带来的不同权利。西方正是由于近代资本主义的兴起，资产阶级走上历史舞台，并积聚了冲击神权与王权的强大社会力量，进而使人权思想能够摆脱神权、王权的束缚，最终为建立西方公民社会打下坚实基础。

基于现代人类文明的人权。近代以来，生活在地球村的人类面临着不同价值观的冲突，人权变成了各国、各民族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西方人权思想激发了不同国家人民在精神领域的内在需要，引发了对于本国、本民族神权、王权合法性的批判。一些非西方国家、民族进行了深入持久的自我革命，包括神权革命、王权革命、族权革命等，从而建立了现代社会政治制度。非西方国家、民族对于西方人权价值观的呼应，极大地推动了西方人权普世论的传播。然而，西方人权价值观与西化了的非西方国家、民族固有的文明必然面临着冲突，随着现代文明的进程，不同文明间的冲突不仅没有消弭，反而在逐渐加剧。人们享受着现代人类文明成果的同时，更没有抛弃数千年形成的文明传统。

综上所述，关于人权问题，我们大致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狭义上的人权问题是西方文明发展的独特产物；

近现代人权运动随着西方文明的内部冲突而兴起，并广泛传播到其他非西方民族文明之中是一种持续的历史性潮流；

非西方民族由于自身固有族群结构——种族、部落、家族、个体结构的影响，它们在推行西方式人权价值观念过程中，必然面临着与自身固有的神权、王权、族权、人权思想观念发生冲突；

人权问题在非西方民族国家所引起的内部冲突，从本质上来说，是西方文明与非西方文明之间的冲突。

强光中， 1989年毕业于安徽大学哲学系，安徽省哲学学会会员。30多年来，一直致力于人类文明比较研究工作，2011年出版《全球史观下的孔子学说》一部，已被台湾“中央研究院”、上海社科院、中国科大等数百家图书馆收藏。80余万字新作《全球史观下的人类文明》即将出版发行。所创建的“强光中的哲学博客”（http://qianggz.blog.ifeng.com）是凤凰文史名博，因思想深刻、特色鲜明而长期受到学界重视。欢迎添加强光中微信号：qianggz123.公众号：文明比较（qiangguangzho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