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社科界学术年会交流论文：强光中∣当下的中国应该向世界传播什么样的文明价值观？

原创 2016-12-25 强光中 文明比较

12月24日，安徽省社会科学界第十一届学术年会在合肥举行。本人提交的论文《试论“一带一路”战略与中华传统文明价值传播》入选年会59篇论文集中，并作为《五大理念与治国理政》专场学术交流的10篇论文之一。

试论“一带一路”战略与

中华传统文明价值传播

[内容提要]：在实施“一带一路”战略过程中，必须重视中华文明与沿线不同文明的交流、冲突与融合问题。文明传播的本质在于文明核心结构的内在活力之争，中华文明不仅在历史上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在当前与西方文明等发达文明体的竞争中仍然具有相比较的后发优势。只有发挥中华文明传统价值的内在活力，积极传播中华传统文明价值观，才能在现代文明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为“一带一路”谱写新的辉煌。

[关键词]：“一带一路”战略中华传统文明价值传播

在当前大力深入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的新形势下，探讨“一带一路”建设的重大意义和丰富内涵，是一个十分迫切的重大理论命题。

“一带一路”建设必然涉及不同文明的交流、冲突与融合问题，现代中华文明在与这些不同文明的碰撞中，究竟有没有自身的优势？中华文明应该向沿线国家传播什么样的价值观？本文试就文明价值的传播问题，谈几点粗浅的认识。

一、文明传播的本质：文明内在活力之争

中华文明的内在活力并不亚于当今世界上的其他主要文明体。中华文明的本质特色在于，在人类族群基本结构中，种族、部落结构被彻底打破了，家族结构与个体结构成为中国大一统社会的基础，在此之上建立了中央集权式国家政权。从本质上来说，中国社会的活力之源在于家族结构与个体结构。家族结构与个体结构很好地保留了人类的原初本性，每个家族在结构上是完全相同的，因而不存在种族之分。家族在结构上远远小于部落，像一颗颗细沙，需要的生存空间极小，一个村庄就能容纳数十户人家，彼此互不冲突。而部落在结构上则像一块块石头，每一块石头都要占据一个独立的生存空间。一瓶墨水可以染遍大片沙滩，却不能浸透一块石头。每个家族及其个体成员都充满着内在的活力，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在每个家族的周围，都有众多的近亲家族，因而在结构上相当于部落，但它又分明是一个个自负盈亏的责任主体。家族社会不需要崇拜与供奉某个或某些人格神，不需要付出精神和物质上的代价，因而是“经济”的。在生存空间上，每个家族都能为每个家庭成员提供信仰与教化、生产与生活、安全与保障等方面的结构性功能，与部落相比，家族虽小而全，具有极高的运行效率，体现出极佳的结构性“性价比”。

虽然家族结构与个体结构具有很多优势，但它们的沙粒状结构很容易形成一盘散沙的无组织状态，因而需要国家这个超级空间来行使公共职能。在某种意义上说，没有沙粒状的家族式社会结构，就不可能建立大一统皇权专制社会；没有大一统皇权专制，家族式社会就不可能安定地存在下去。中华文明就是建立在家国一体的社会结构之上，“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成了世代中国人的理想。因此，中国社会稳定与否，关键在于大一统社会是否稳定。国家一旦陷入动乱，家族社会就会动荡不安，甚至出现人口大量减少的现象。“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由于中央集权国家对于家族社会的极端重要性，历史上的中国人总是十分关注国家制度的建设，重视道统的清明与国家的精细化治理。因此，中华文明的传播力受到了国家实力的影响更为明显。中国曾经在历史上独步世界数以千年计，然而，在近现代却几乎到了几近沦亡的边缘。

由于族群基本结构上的合理性，中华文明在人类各民族文明中具有较强的传播力，其主要表现在：在信仰的穿透力方面，中华文明的儒释道学说都属于无神论的范畴，是真正的“普世价值观”，不带有任何种族、部落、家族、个体结构上的偏见，能够与任何神权文明体进行无障碍的交流。在国家强制力方面，历史上的皇权专制虽然隔裂了中国与其他外部世界的交往，但这主要是受到“家天下”式皇权局限性所致——家族式的天下不可能扩张到更为遥远的地区。当然，中国人的“天下”观是地理性质的，只要国力允许，在可能的情况下就会对外扩张，直至大一统的边界。对于大一统边界之外的地区，中国的“天下”观仍然具有极强的开放性。在血缘关系的亲和力方面，中国是典型的家族社会，人们的社会关系主要由亲疏远近的亲属关系决定，“亲连亲，连北京”，最小化的家族将整个社会联结成为通行无阻的整体。在经济社会流通力方面，古代中国重农抑商，商品经济在国家的控制下有限地得到发展，因而仍具有相当大的活力。

二、中华文明的后发优势：发掘当代中华文明的新活力

地球最为美丽的一面在于，它足够大到把人类分成了几个相对独立的地理空间，通过海洋、高山、高原、沙漠、河流将人类的若干民族阻隔在天涯一隅，让它们在开创文明的最初阶段保持了各自的鲜明个性。众所周知，在诸文明体的对比中，只有西方文明突破了中世纪的文明传统，开创了真正的理性和科学时代；从改变人类文明史的能力方面来看，只有西方文明突破了特定文明的空间局限性，让地球变成了一个村落。在论及近现代以来，究竟哪一个文明体具有最强的核心竞争力和传播力这一问题时，我们不能不认为，这一桂冠只能属于西方文明。然而，这一切都不可能是最终的结果，人类族群文明的竞争仍在持续不断的演化之中，中华文明能否在现代人类文明竞争中再度崛起？

由于地理位置上的独特性，中国注定是一个独立的文明中心。这正是中华文明能够在古代第一次欧亚大陆文明交流、冲突与融合过程中得以独善其身的根本原因。由于地理位置上的独特性，中国人能够从容地发展着具有自身特色的伟大文明。在鸦片战争发生之前，中华文明与印度文明、伊斯兰教文明、西方文明都没有发生整体上的大规模冲突，而在那些零星的交流、冲突与融合中，中华文明都可以称得上是胜利者。不用说北方草原游牧民族一批批地融入中华文明的怀抱，连同佛教等较大文明体进入中国，也都成为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的一部分。面对近现代以来西方文明的冲击，中华文明虽然明显处于下风，但绝大多数中国人仍然坚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近现代西方文明之所以能够突破传统文明结构的局限性，其最伟大的变革在于理性与科学领域，通过科技创新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实现了增量资源的爆炸性增长。西方文明的革命，实现了从金属时代到动能时代；从农业文明到工业文明、信息文明的伟大飞跃。时代变了，那些拘泥于传统文明框框、教条的族群纷纷衰落。文明的交流、冲突与融合最终体现在文明体的核心结构上，适应现代人类文明的竞争就必须实现核心结构上的伟大突变。

然而，文明体的结构性突变并非一日之功。每个文明的中心地带，都具有强大的磁场。这一磁场总是起着吸收、聚合本族群文明核心元素和排斥、抵制外来文明元素侵扰的作用。文明的传播就像磁场所产生的磁力波一样，越是趋近于磁场中心区，磁场强度就越强，文明的结构就越是难以发生偏转、突变；越是远离磁场中心的边缘区，磁场强度就越弱，文明的结构就越是易于产生偏转、突变。当若干文明体之间发生冲突时，在其冲突的边缘区最有可能形成亚文明体，就像近代中华文明区所表现的那样，处于边缘区的日本最先实现了西化，而与中国地理相连的朝鲜、越南则保持着中华文明的传统属性。20世纪中叶以来，同属中华文明区的中国台湾、香港和韩国、新加坡——“亚洲四小龙”实现了经济腾飞，而中国大陆则是在1978年之后才逐步走上了大力发展商品经济与市场经济的改革开放之路。改革开放使古老的中华文明焕发了新的活力，在不到40年的时间里，中国已跃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出口国和第二大进口国的地位，成为全球经济增长最大的贡献者和拉动全球经济增长的第一引擎。这一后发优势，究竟说明了什么？

中华文明的后发优势就在于发挥国家、家族、个体三层结构的内在活力上。从国家层面上看，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之后，皇权退出了中国历史的舞台，国家作为全民化的公共空间越来越开放，特别是1949年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以后，中国成了真正意义上的人民共和国，人民当家作主，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不断改革创新，国家实力不断增强。从社会层面上看，家族是构成中国社会的最小单位，家族在经济社会活动中是否具有活力对于中华文明的崛起具有中流砥柱的决定性作用。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从农村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的，这一政策释放了8亿农民投身经济建设的积极性。在城市，商品经济与市场经济改革逐步深化，农民进城务工，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家族式的生产、积累与消费在中国经济发展中始终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在个人层面，以高考制度为代表的教育、文化、经济等涉及个体的政策得以很好地实施，个体的社会活动丰富多彩，充满生机。

历史进入21世纪，中西文明的竞争更为激烈，各种形式的“中国威胁论”甚嚣尘上。一个文明体从积贫积弱的“东亚病夫”发展到了“威胁”他人存在的程度，这一过程中究竟发生了什么？

从结构主义的观点来看，西方文明 39 38342 39 15289 0 0 872 0 0:00:43 0:00:17 0:00:26 3536 39 38342 39 15289 0 0 832 0 0:00:46 0:00:18 0:00:28 3662近现代的崛起，走出的路径是：

基督教会+国家+家族（极弱）+个体（极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科技创新+民主制度+党派组织及其他利益集团——高扩张性结构

现代以前的中华文明的核心结构是：

皇权专制（官僚政体）+家族+个体+自然经济——低扩张性结构

现代中华文明，尤其是改革开放后的核心结构是：

国家+家族+个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科技创新+人民民主制度+党派组织及其他利益集团——高扩张性结构

在以上对比中，可以看出现代中华文明在国家和经济发展形态上发生了最为明显的改变，皇权专制自私自利的本性被彻底改变了，国家不仅成为全民共享的公共空间，而且拥有庞大的公有制经济社会资源；此外，家族与个体也成为市场经济中的主体。市场经济将国家、家族、个体的力量牢牢地结合在一起，形成了无可比拟的优势。在某种程度上说，国家、家族、个体像驱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飞速发展的三大核心，具有不可遏制的“爆炸性”增长潜力。国家及其国有的公有制经济除了具有发展经济的职能之外，在市场经济中还充当着宏观调控与服务民生的“看得见的手”；家族能够将家族成员组成集团性的力量，每个家族都储藏着一定财富，多个家族财富的积累就可以举办一定的经济社会事业，具有极强的社会活力；与西方社会一样，每个中国人作为个体可以参与各种社会性活动，同样充满了活力。

在一定程度上说，国家的功能像大海，始终保持着相对稳定的水位控制线；家族的功能像江河，源源不断地创造着社会的活力；个体的功能像湖泊，能够滋润每一片饥渴的土地。

现代中华文明的优势或许就在于国家、家族、个体三者之间的和谐共存的关系。国家为全社会创造了最大化的利益共享空间，家族又为每个个体创造了最大化的利益共享空间。反观西方，国家一般没有强大的公有制经济的支撑，其民主制往往造成国家公权的分散，因而缺乏调控市场的能力。西方不重视家族观念，提倡个人奋斗，但个体在创业之初往往缺乏“第一推动力”的支持，这就造成个体在创业方面更易于失败，个体更依赖于国家建立的社会保障网。因此，注重家族历史主义意识的中国人作为个体比西方的个体更易于在事业上取得成功。

中国人虽然缺乏像西方人那样严格意义上的基督教信仰，但信仰的作用是双向的。宗教信仰方面的教义教规往往会消耗一定的物力与精力，如西方人到了“安息日”一般就不会工作了，但中国人却不会受到诸如此类宗教习俗的束缚。

三、占据文明传播的制高点：不战而屈人之兵

中国式的赶超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独一无二的“中国模式”，这一模式迅速将处于短缺经济形态下的中国改变为过剩经济形态下的中国，物质达到极大丰富的程度，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目标的实现近在眼前。然而，与此同时，中国模式也遇到了极大的挑战，如眼前的劳动力过剩、商品过剩、产能过剩，资源过度消耗，自然环境被严重破坏，等等。这些问题并不是中国模式本身存在的问题，其中很多是与唯利是图的资本主义与生俱来的逐利本性密切相关的。中国崛起所引发的思考，一方面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未来发展，一方面也是对资本主义制度局限性的“拷问”。事实终将证明，中国崛起不仅是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重大事件，也是其中最为重要的历史事件。

当下世界上的人们对于中国模式的讨论与研究还没有形成固化的理论，但这并不妨碍中华文明价值的全球化传播。现代中华文明又一次悄无声息地接近完成了一次脱胎换骨般的伟大裂变。中华文明仍旧是传统意义上的中华文明，但它已经是社会主义的，而且还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主义大家庭。从传统文明的角度上来说，中华文明强调以人为本，其无神论的信仰能够与世界上任何民族友好往来；从社会主义制度的角度上来说，社会主义更加注重人类公共空间的建设，追求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理想社会；从市场经济的角度来说，中华文明能够以最发达的科技与最高的效率创造出最大化的物质财富，并与全人类分享。也许，这些就是中国模式，或者说是现代中华文明的价值所在，它们正是当代中国人奉献给整个人类的最优质的资源。

“一带一路”战略决策，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站在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交汇点上，立足国内转型发展和国际和平发展，立足于用国内发展带动周边发展及跨区域发展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大多为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总人口约44亿，经济总量约达21万亿美元，分别占全球的63%和29%。可以预见，通过共建“一带一路”，将为中华文明价值观的传播带来前所未有的新机遇和新动力。

在中华文明价值传播过程中，我们应发挥国家、家族、个体三者各自的积极性。从国家的层面来说，发挥大国外交的优势，坚持以点代面，串点成线，为“一带一路”建设起到谋篇布局的作用，建立一个个传播中华文明的现代“驿站”；从家族的层面来说，发挥市场经济的优势，推动家族式互帮互带、抱团取暧，建立一个个体现中华文明特色的新一代“唐人街”；从个体的层面来说，发挥个体能够在信息社会自由往来的高效率优势，体现出中国人自强不息、顽强向上的进取精神，建立一个个弘扬中华文明价值的流动式堡垒。

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在实施“一带一路”战略与中华文明价值传播过程中，应坚持做到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树立非战思维。历史上的“一带一路”上曾经发生过多次大规模的跨文明间的战争，特别是近现代以来，西方以“坚船利炮”为手段，将贸易与战争强加到几乎所有的国家，中国也是其中受到危害最为深重的国家之一。作为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虽然在南海问题上以及沿线多国间存在边界的争端，但战争仍然不应是重要的选项之一。随着中国实力的增强，中国更有能力调整与沿线各国的关系，降低战争发生的风险。今天，我们重提新丝绸之路即“一带一路”，强调它是一种经济行为，是推动欧亚非经济合作的重要平台，是对千年古丝绸文化与精神的传承与弘扬，不涉及政治、安全等领域，这对于消除各方疑虑、加强相互合作、增强彼此战略互信比较有利。

二是树立中立思维。西方在其历史上，长期采取奴役、歧视、隔离、驱赶、强迫同化甚至灭绝的政策来处理多元化族群问题。所以，种族主义、民族主义、殖民主义、大国沙文主义、法西斯主义等理论和实践都源自西方。即便废除了奴隶制，“白人至上”的观念仍然根深蒂固。中国尊重多元民族的文明习俗，特别是无神论的思维方式能够与不同信仰的民族共同交流，与西方文明相比，这恰恰是中华文明的独特优势。我们注意到，在“一带一路”建设愿景和行动的文件发布中，特别强调倡导文明宽容，尊重各国发展道路和模式的选择，加强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提倡求同存异、兼容并蓄、和平共处、共生共荣。特别是沿线国家间实际利益上冲突不断，存在着民族信仰方面的严重对立，我们在承认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宗教之间多样文明共存、谋求共同发展的基础上，完全可以成为调和冲突的促和者，而非卷入者、搅局者。

三是树立创新思维。在坚决支持全球多边贸易体制和更加注重国内规则与国际高标准接轨的同时，坚持我国在发展国际政治、经济、金融等多方面的创新做法。通过不断创新体制机制，以“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的投资管理模式为基础，加快同沿线国家和地区商签投资协定，大力推进自贸区建设，逐步形成以“一带一路”为两翼、以周边国家为基础、以沿线国家为重点、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有效应对由美国主导的TPP、TTIP和TISA等全球经贸高标准带来的现实压力和严峻挑战，为我国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更好适应和塑造国际新规则抢占先机、赢得主动。

四是树立互补思维。我国与沿线国家经济结构互补优势明显，为不断深化双边投资及产业合作提供了广阔的空间。沿线国家拥有丰富的人力资源和自然资源，是最具发展潜力的经济带，但其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在资本、技术和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存在较大瓶颈。而我国资本相对充裕，在高铁、核电、通讯设备等高端制造装备和技术方面拥有明显优势。因此，我们在坚持面向发达经济体开放的同时，更加注重面向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开放，推动与沿线各国特别是周边国家不断深化经贸投资及产业务实合作，降低对美日欧等发达市场的过度依赖，不断提升我国在全球和区域经济分工体系中的地位和影响力。

五是树立共享思维。在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同时，通过秉持“亲诚惠容”的外交理念和弘扬合作共赢、开放包容的时代精神，主动与沿线周边国家发展睦邻友好、和平安宁的外交关系，寻求共赢发展的最大公约数。在充分发挥现有合作机制平台作用的基础上，积极推动建立亚投行、丝路基金等新型金融合作机制，从更大范围、更广领域、更深层次推动双多边全面务实合作。同时，继续扩大资本市场对外开放，提升在全球配置资源的能力。

六是树立共建思维。在“一带一路”项目落地过程中，我国的大型国有公司都能做到尊重当地的文化、风俗习惯，学习当地语言，为当地民生等公益事业作出贡献，实现了民心相通基础上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如石油企业在中亚国家中的投资过程中，就体现了这种做法。在土库曼斯坦，我国的石油企业实行企业在地化、职工本土化，确定了中土职工3：7的比例。同时花大力气为所在国培养企业管理人才和工人队伍，为项目的可持续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七是树立互动思维。所谓互动，一是指我国官方与民间的互动；二是我国与沿线国家之间的互动。首先是我国官方与民间的互动。目前存在着官方热，民间的热度还明显不够的现象。中国公民经商、旅游、求学多前往发达国家，而前往中东、中亚国家明显偏少。因此需要从政府方面的政策热转向民间的交流热。其次是在我国与沿线国家的交流方面，“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历史文化宗教不同，只有通过文化交流与合作，才能让各国人民产生共同语言、增强相互信任、加深彼此感情。各国间的关系发展既需要经贸合作的“硬”支撑，也离不开文化交流的“软”杠杆。我们要立足现有基础，打造新模式、探索新机制，密切中国人民同沿线各国人民的友好感情，夯实我国同这些国家合作的民意基础和社会基础。我们要发挥文化潜移默化的影响作用，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把“中国梦”同周边各国人民过上美好生活的愿望、同地区发展的前景对接起来，促进中华文明走出去，提升中国的国际话语权和影响力。

强光中， 1989年毕业于安徽大学哲学系，安徽省哲学学会会员。30多年来，一直致力于人类文明比较研究工作，2011年出版《全球史观下的孔子学说》一部，已被台湾“中央研究院”、上海社科院、中国科大等数百家图书馆收藏。80余万字新作《全球史观下的人类文明》即将出版发行。所创建的“强光中的哲学博客”（http://qianggz.blog.ifeng.com）是凤凰文史名博，因思想深刻、特色鲜明而长期受到学界重视。欢迎添加强光中微信号：qianggz123.公众号：文明比较（qiangguangzho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