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光中∣古代中国的科学技术是从哪里来的？

原创 2017-01-01 强光中 文明比较

如果没有技术文明的超常发展与系统性突变，西方文明的价值和意义将要大打折扣，甚至它将在很长时间里仍比不上中华文明的富足与繁荣。而且，西方的多元族群文明的无休止冲突，将使西方世界始终处于战乱频发的四分五裂状态。由于技术文明的进步，西方文明进入了全球化海洋时代，整个地球成了西方人的“狩猎场”。

什么是技术文明？

人类文明史上每一次质的飞跃，都离不开技术文明的进步。所谓技术文明，是指人类运用经验与理性对于世界的能动性活动所产生的物质成果——它不是物质本身所能自行呈现的，而是体现在改造世界时人类经验与理性活动的能动性过程之中，是“物质”被改造之后所呈现出的结果。技术文明的核心要素不仅包括生产工具的发明与改进等导致生产力水平提高的各类要素，而且包括人类的生产方式、生产关系以及其他一切人类文化活动中的技术进步要素。

技术文明不仅包括农耕文明、游牧文明、工商文明等传统文明之中的技术进步，而且更为集中地体现在生产技术、军事技术、经济技术、政治技术等系统性人类经验与理性的活动之中。技术文明活动的结果体现为物质文明；技术文明演化为物质文明成果之前，它只是其本身。

随着西方精神文明的历史性突变，西方技术文明也几乎同步实现了历史性突变。那么，这就很自然地产生了一个问题：为什么只有西方人能够在近代以后实现技术文明的历史性突变？为什么中国、印度和伊斯兰世界一直保持着原先那种缓慢向前的生存状态？

众所周知，中国是享誉世界的文明古国，在科学技术上也曾有过令人自豪的辉煌成就。早在3000多年前，中国的自然科学就达到了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企及的高度。殷墟所展示给世人的几乎就是一座3000年前的自然科学博物馆。美国学者罗伯特·坦普尔在其《中国：发明与发现的国度》一书的序言中写道：

迄今为止尚未披露的最大历史秘密之一是，我们所生活的“近代世界”原来是中国和西方成分的极好结合。“近代世界”赖以建立的种种基本发明和发现，可能有一半以上源于中国，然而却鲜为人知。（《中国：发明与发现的国度》，[美]罗伯特·K·G·坦普尔著，21世纪出版社，1995年版，11页。）

长期致力于中国科技史研究的英国著名生物化学家李约瑟（1900-1995）在其编著的15卷《中国科学技术史》中充满深情地写道：

中国的科学为什么会长期停留在经验阶段，并且只有原始型的或中古型的理论？如果事情确实是这样，那么，中国人又怎么能够在许多重要方面有一些科学技术发明，走在那些创造出著名的“希腊奇迹”的传奇式人物的前面，和拥有古代西方世界全部文化财富的阿拉伯人并驾齐驱，并在3到13世纪之间保持一个西方所望尘莫及的科学知识水平？中国在理论和几何学方法体系方面所存在的弱点，又为什么并没有妨碍各种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的涌现？中国的这些发明和发现往往远远超过同时代的欧洲，特别是在15世纪之前更是如此（关于这一点可以毫不费力地加以证明）。欧洲在16世纪以后就诞生出近代科学，这种科学已被证明是形成近代世界秩序的基本因素之一，而中国文明却没有能够在亚洲产生与此相似的近代科学，其阻碍因素又是什么？从另一方面说，又是什么因素使得科学在中国早期社会中比在希腊或欧洲中古社会中更容易得到应用？最后，为什么中国在科学理论方面虽然比较落后，但却能产生出有机的自然观？（《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 [英]李约瑟著，科学出版社，1975年版，3—4页。）

李约瑟提出的问题可以概括为中国的近代科学为什么落后了？为什么近代科学和科学革命只能发生在欧洲？这些问题后来被科学史学家称之为“李约瑟难题”。实际上，“李约瑟难题”需要解答的是，为什么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在技术文明领域的进步会呈现出完全不同的情形？

回答这样的一个大问题，显然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我们可以将“李约瑟难题”分为两个部分，为什么在16世纪之前，在将人类的自然知识应用于实用目的方面，中国较之西方更为有效？或者，为什么近代科学，关于自然界假说的数学、物理学、化学及其相关的先进技术，只能辉煌地兴起于伽利略时代的欧洲？

回答这一问题，要从技术文明的特质谈起。技术文明从总体上可以分为经验化技术与理性化技术两大类。所谓经验，在哲学上指的是人们在同客观事物直接接触的过程中通过感觉器官获得的关于客观事物的现象和外部联系的认识。哲学意义上的经验有两种：来源于感官知觉的观念和来源于反思的、即我们由内省而知道的那些观念。在日常生活中，亦指对感性经验所进行的概括总结，或指直接接触客观事物的过程。比如，几乎每个民族都有使用石器的经验，人类从自身的需要出发，将石器打磨成具有一定功能的工具，就是一个不断地进行经验总结的过程。所谓理性，指的是人类对于事物变化规律能够从逻辑上进行分析与推论，从而在万事万物之间建立基于逻辑的联结方式。技术文明的进步离不开人类经验性的身体力行与理性化的逻辑思维活动，它是人类有目的的经验化与理性化的创造。显而易见地，经验化活动与理性化活动处于两个不同的阶段上。如果说经验化技术是对物质运动规律的一次抽象，那么，理性化技术就是对于物质运动规律的二次抽象。依靠经验产生的技术不是系统化、理论化的技术，而理性化技术产生于经验化技术基础之上，与依靠感官而产生的经验化技术最大的不同是，它主要是一种依靠理性认识而产生的系统性技术。经验化技术更多的是具象化的，而理性化技术则是抽象化的。中国在公元前2世纪至16世纪之间，之所以能够产生大量的技术发明，正是因为中国人依靠的主要是经验化的技术发明而非理性化的技术发明；而西方人的后来居上，主要是由于西方人依靠的是建立在系统性理性认识基础上的理性化技术发明。

经验与理性看上去难于分辨，甚至可以认为它们之间并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其实，我们只要把它们大致理解为对于客观事物两个不同方式的认识即可，经验化技术是基于事物之间的意义联结，即通过什么样的技术就可以实现什么样的目的，如燃烧与产生热量之间的关系；理性化技术是基于事物之间的逻辑联结，即通过技术所揭示的事物之间的逻辑联系上升到普遍性的规律的认识，如人类对于燃烧发生的自然原理的认识成果。感性化的经验是对于事物外在的表象的认识成果，相当于人们对事物现象的认识，“知其然而不知所以然”；理性化的智慧是对于事物内在的本质的认识成果，相当于人们对事物变化及其规律“由表及里”的系统性认识。感性化的经验与人们对于人类已有知识的继承与总结相关，理性化的智慧与人们对于人类未知事物的探索与创新相关。

人类在技术文明领域的超越并不是一种自由散漫的任意行为，而是具有明确的目的性行为。人类科技文明发展史表明，技术文明是以人类关注的利益为中心的，它的本质在于逐利。从中西技术文明的对比中，人们不难发现，中西技术文明的差异与中西文明自身存在的根本性差异是密不可分的。也就是说，中西文明中的技术所要实现的功能与逐利方式的差异导致中西技术文明在不同时期的发展与停滞。

从总体上来说，技术文明是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满足人类欲望的：一是对人类的生存具有实用性；二是具有创新性，能够产生新的物质形式或是新的劳动技能等；三是能够增加功效，明显提高劳动效率；四是减少劳动强度，节约人力物力的投入；五是产生技术的附加值，创造实际物质利益；六是满足人类信仰等精神性欲望。

一般来说，功利主义是技术进步的风向标。古代中国能够创造出辉煌的技术文明成果，主要源于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中国的技术文明建立在发达的大陆文明、农业文明、宗法文明的基础上。中国有一块资源丰富的大陆，由于气候温润，适合人类生存，农业技术十分发达。先进的农耕技术使同样的土地能够养育更多的人口，因而，中国自古就有一支庞大的生产大军。由农耕技术延伸出各种适用于人类生存的其他各类技术，涉及农业气象、天文地理等技术成果。商朝甲骨文的记载中显示出商王对于气候变化的极度重视，表明自商代开始，中国就已经保持着以农立国的传统。汉代以来，诸如24节气等涉及农业生产的知识就成为全民化普及应用的技术。由于人口众多，物产丰富，居于社会上层的权贵阶层对于消费工艺技术有着强烈的需求。无论他们生前还是死后，都要享受人间的奇珍异宝。贵族阶层为追求更多的享受，必然加重对于下层人民的剥削压迫。像海一样的劳动大军虽然过着朝不保夕的贫困生活，但他们却创造出天量的物质财富，供贵族阶层挥霍。下层人民为了生存下去，就必须更加发奋地创造财富。通常情况下，拥有一定技能的人，即“手艺人”往往比一般人能够过上更好一些的日子。“三十六行，行行出状元”——世代相传的各类技艺，汇成蔚为大观的“中国功夫”，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人类技术文明的发展。《庄子》书中所展示的诸多绝技足以证明古代中国经验化技术的丰富多彩。

第二、中国的技术文明建立在适应主流文化思想观念的基础上。主流文化的价值取向决定了中国技术文明的发展方向。皇权大一统之后，儒家文化成了独尊之术，“仁义之道”成了中国式神权的象征。汉代自武帝始，儒学成了广大士人做官的阶梯。由于宗教观念与政治意识形态的结合，人们历来重视经书与历史典籍的传承，重视与之相关的各类工艺技术的更新。有专家认为，中国四大发明中的造纸术与印刷术的发明即与此有关。东汉时社会繁荣，教育普及。2世纪时，太学已拥有240栋建筑物，内有房舍1850间，太学生总数多达30000人。私人讲学风气兴盛，有名望的学者普遍有学生500人以上，其中最著名的有学生3000人。教育的普及为教学用具等工艺技术的改进提出了客观要求。这在客观上推动了造纸术的发明与改进。造纸术在中国各地推广以后，迅速取代了帛、简而成为唯一的书写材料。隋朝开始的选拔文官的科举制度，由于考试内容所涉及教学读本的标准化，因而推动了雕版印刷术的发明。在佛教的传播中，佛经典籍的大量印制也对推动印刷术的发明起到了重大作用。

第三、中国的技术文明建立在中国人普遍信奉的人生哲学和精神信仰的基础上。对于中国人来说，生老病死问题既是人生问题，也涉及到信仰问题。比如，道家潜心修炼的炼丹术，某种程度上是为了提炼出使人长生不老的方剂，它在不经意间引发了许多技术发明。火药发明于隋唐时期，距今已有1000多年了。火药的研究开始于古代道家炼丹术中，人们把硫、硝、碳三种物质混合在一起加热，形成一种极易燃烧的“药”，被称为“着火的药”，即火药。炼丹术的动机是荒谬可笑的，但它与近代西方的化学实验方法却有着异曲同工之处。中国人不经意间发明的火药，却成为西方人科学研究的对象，连同它的实验方法，也推动着近代西方化学作为一门科学的发展。磁石的吸铁与指南功能，据说在春秋战国时代就已经为中国人所知晓（据专家考证，磁石的指南特性以及指南针的发明在宋代才有明确记载），但中国人除了用于船舶航行定向之外，主要作为风水师寻找适合特定人或特定事的地形与方位所用。

在古代技术发明领域，中国人对于人类最伟大的贡献莫过于中国的“四大发明”。

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了新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机械、自然力和科学的应用》，[德]马克思著，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67页。）

由于造纸术传入欧洲较早，马克思没有将其列入。马克思科学地认识到这些发明在学术传播、军事和航海领域的重大意义，但马克思并不知道指南针的作用还远不止于它能起到指明方向的作用——西方人在对磁铁的研究中又为人类打开了更为神奇的电气世界。

最迟在北宋年间，中国人就完成了具有世界意义的“四大发明”。那么，为什么中国人不能像西方人那样从这些发明中发展出系统性的科学技术？换句话说，中国人为什么对于这些发明只能停滞在经验化技术文明阶段，而不能上升到理性化技术文明阶段？

从中西技术文明发展史来看，我们可以看到两者之间既具有共性的一面，又具有本质的差异。

第一，古代中国与西方知识精英分子都不愿从事匠人工种，不能直接从事生产性技术的研发工作，因而在经验化技术与理性化技术之间存在着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

中国古代知识精英分子除了墨家、农家等少数派别之外，普遍轻视体力劳动。孔子将请教如何种庄稼的樊迟看成是“小人”，而孟子亦明确表达了“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思想。儒生们脱离现实，远离人民，一味地追求跻身上流社会的机会，丧失了自我的独立性，逐渐沦为统治者的附庸。儒者不仅在思想上轻视劳动，而且也要在行为举止上将自己与普通的劳动人民区别开来，他们热衷于穿长衫，蓄长指甲。鲁迅先生在《孔乙已》篇中用恢谐幽默的语言刻画了中国末代文人的悲剧形象：

孔乙己是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唯一的人。他身材很高大；青白脸色，皱纹间时常夹些伤痕；一部乱蓬蓬的花白的胡子。穿的虽然是长衫，可是又脏又破，似乎十多年没有补，也没有洗。他对人说话，总是满口之乎者也，叫人半懂不懂的。因为他姓孔，别人便从描红纸上的“上大人孔乙己”这半懂不懂的话里，替他取下一个绰号，叫作孔乙己。

西方文化大师作为与工匠区别开来的“有闲”阶层，他们研究学问的目的多半出于好奇心的驱使，“智慧在于研究最初的原因和本原。”（亚里士多德语）柏拉图创立的柏拉图学园不仅提供哲学、政治、法律等方面的教育，对自然科学尤为重视，学园大门赫然写着“不懂几何学者不得入内”的警示语。在教学当中，数学尤其是几何学地位极其重要，这不仅因为柏拉图在游历期间对数学进行了系统的学习和研究，更因为他在哲学上认为，数学是人们认识具体事物的一个中介，在他的认识论中，数学有着极高的地位。欧几里德年轻时曾在柏拉图学园研习数学，约公元前300年应托勒密王邀请到亚历山大研究、讲学，创办学校。他致力于纯粹的科学研究，不计个人名利。其中有个学生问他几何学有何好处，他就命仆人赐给此人几个小钱，让此人离开，愤然说：“他居然想从几何学中捞到实利！”

古代中国和西方的知识精英都不以劳动为荣，都曾割断感性的经验与理性的智慧间的联系，但西方文明仿佛为着科学革命的发生在做着一件更大规模的预备性工作——似乎采取了一种迂回包抄的战术，以一个极大的时间跨度形成了缜密的理性化的逻辑思维，从而为技术文明的精细化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正是这种哲学家与工匠的分离，阻止了欧亚大陆诸文明的技术发展。因此，也正是哲学家的有条理的思维与工匠的实践经验及传统知识这两者的相互影响，使西方在近代完成了伟大的科学和工业革命，从而为人类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但是，由于明显的社会分裂，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观念，这种相互影响在诸古典文明中是不可能发生的，因为高雅的知识分子没有兴趣，而下层工匠又缺乏动力。（《全球通史》，[美]斯塔夫阿里斯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174页。）

这种出于对知识本身的纯粹的研究形成了西方人治学的传统，而中国的知识精英分子仍然保持着与工匠分离的传统。虽然出身于道家的众多知识精英对中国自然科学的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但其炼丹术原本只是为了养生，对象是“药”，并非为了生产性技术的研发，因而并不是为了知识本身。因而，精英阶层与劳动者的分离，阻碍了经验化技术上升为系统性理性化技术的可能。

然而，西方人对于“劳动”的看法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中世纪基督教的人道主义伦理观认为，劳动是精神生活的组成部分，“劳动就是祈祷”。

这些修士作为最早的指甲下有污物的知识分子被载入史册。他们最早将智能和汗水连在一起，这样做时，他们推动了技术的进步。通过建造修道院，他们将新拓居地的边界推进到了北欧和东欧的森林中，而且，他们还引进了先进的农业方法。（《全球通史》，[美]斯塔夫阿里斯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279页。）

此外，改变哲学家与工匠分离状态的一个重要因素在于理性与科学的发展。其代表人物是英国经验主义哲学家培根。他被称为哲学史和科学史上的划时代人物。马克思称他为“英国唯物主义和整个现代实验科学的真正始祖。”实验是沟通感性与理性的桥梁，他以实验和归纳方法为欧洲近代哲学和自然科学的发展开辟了新途径。

第二，专制阻碍了技术进步。专制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神权专制，它控制了人们的思想意识，阻碍着人们在思想观念上突破神学中框框教条的束缚；二是王权专制，古代中国和西方的政治集团以强权控制了社会资源的组织与分配，只知道掠夺已有的财富而不知道有意识地利用新的手段去创造更多的财富。

在古希腊的城邦世界，雅典和斯巴达是两个非常典型的范例。雅典民主制对全希腊世界是开放的，其科学文化达到了空前的繁荣，而斯巴达专制却箝制了科学文化的发展，在历史上没有留下什么值得书写的功绩。奴隶制下的生产率低下和技术的停滞不前同样也是西罗马帝国灭亡的根本原因之一。奴隶制一方面使奴隶失去改进生产技术的积极性；另一方面也使奴隶主丧失促进技术革新的动机。据说在韦斯巴芗（9—79）统治时期，在当今罗马圣皮特罗广场树立一座方尖碑时，虽然当时有位发明者提出了一项可以大大方便竖碑的技术措施，但皇帝为了不让奴隶们有空闲，宁愿让他们继续从事体力劳动。同样，水车的使用技术虽然早在公元前1世纪就已为帝国东部行省所掌握，但直到4世纪奴隶来源枯竭之时，才为罗马所采用。大量使用奴隶的社会自然倾向于把体力劳动与低贱的社会地位相联系，从而使人认为从事体力劳动有损于自由民的尊严。

中世纪西方各国普遍受到神权专制的影响，一切威胁到政权和神权的异端学说，都是一种反国家的罪行，在《查士丁尼法典》中被定为死罪。宗教裁判所大约于13世纪始创，其目的是为了能够让那些被指控为社会异端分子的人们得到审判。“离经叛道”的布鲁诺(1548-1600)由于批判经院哲学，宣传哥白尼的日心说而被施以火刑。15世纪以后，西班牙的宗教裁判所最为残暴，仅1483年至1820年，判处异端分子达38万多人，被火刑处死的达10万余人。神权专制严重地摧残了理性和科学的发展，制约了西方技术文明的进步。

同样地，专制制度也严重影响了中国技术文明的发展方向。首先是大一统政治对于中国社会的影响。“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作为国家最高统治者的皇帝绝不希望国境之内出现自己控制不了的强势力量，特别是那些敌对自己的力量。创新的技术在中国似乎显得毫无必要，人们只要把皇权统治集团想要的以及能够为其服务好的那些事情做好了，一切皆万事大吉了。唯有在强敌入侵时，先进的技术才有可能被重视，就像1840年以后发生的那样。

虽然中国没有如基督教上帝那样的至上人格神崇拜，但中国式的神权——儒家的仁义之道这一“法哲学”对中国人精神世界的控制也是十分严密的。中国人从法理上认为，天子与上苍之间具有某种神秘的联系，由皇帝主持的朝廷在一些重大节日要通过祭天的仪式得到上苍的保佑，相反，如果发生了地震等重大的自然灾害，也被视为上苍对人间的惩罚，以皇帝为代表的统治者就要检点自己的行为，找到国家治理中的不足之处。儒家的“仁义之道”自从被定为一尊之后就是超越一切朝代的通行法则，任何个体和社会集团都必须维护其中的框框、教条，否则将受到道德的谴责和国法的制裁。儒家学说的许多观念制约了中国技术文明的进步。比如，在儒家认为人的“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毁伤”以及“人死为大”等观念的影响下，人体解剖学受到了极大的限制，对病人施行内科手术在中国人看来就有可能是一件有违法理的事了。

王权专制与神权专制限制了中西技术文明的进步，但西方与中国不同的是，西方的王权与神权之间并不和谐，在它们相互斗争的历史缝隙之间，理性和科学赢得了属于它们的发展空间，从而也让那些来自于社会底层充满活力的反抗专制的民间力量发挥了更大的作用。

西方技术文明的突变与大学的兴起有着极大的关系。大学的作用在于传播、研发新的理论，打破神权思想对于理性科学的箝制。特别是大学能够面向社会所需培养各方面的专门人才，从而在精英教育与全民化教育之间搭建了一座互通之桥。中世纪大学与宗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12世纪曾依附于寺院和教堂，此后才形成教师与学生组合的学术性的“基尔特”——一种类似于今天行业协会性质的组织。这一性质决定了大学从一开始就拥有超脱于政府和宗教的更为独立的管理权，而这种独立权又为大学的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提供了可能。这种传统被后世欧洲的大学继承。大学培养的人才既能走向上流社会，影响主流文化，也能让他们的智慧辐射民间，开启民智。

与西方大学成为传播理性与科学的主阵地相比，古代中国的大学——太学却只能沦为政治功利主义操纵的对象，没有从事独立的科学研究的功能。汉武帝元溯五年开创太学，它是中国当时的最高学府。太学选聘学优德高者任教授，称为博士；招收学生，随教授学习，称为博士弟子。太学的课程以通经致用为主，学生分经受业，经考试及格，任用为政府官吏。太学以《诗》、《书》、《礼》、《易》、《春秋》等儒家经典为教材。太学生毕业后的出路各有不同：有的成为卿相，有的任官为吏，有的收徒为师。除大将军、大官僚的儿子不靠太学的资格就可以做官之外，大部分的太学生，其出路仍体现了儒家学而优则仕的办学思想。统治者建立太学，其根本目的在于加强神权统治，教化人民，提高吏治效能，维护中央集权。隋朝以后，中国通过科举制度培养整齐划一的通用型政治人才，这使中西之间大学教育的目的性差异相距更为遥远。

第三，追求实利是技术文明的本质。为了生存与发展，技术文明起到的功能对于中国与西方人来说，都是明显一致的。

中国发达的农业文明建立在发达的农业技术基础上。中国人从上到下都有一种浓烈的重农思想，即一切以农民的生存为中心，一切与农耕无关的活动似乎都是不必存在的。早在战国时期，法家代表人物韩非子就在《五蠹》篇中指出国家只需存在能为君主所用的三种人：官吏、农耕者、勇士，而儒者等诸子、纵横家、游侠、逃兵役者、经营工商业者这五种人都是无利于君主的“蠹虫”，应该严格禁止他们的活动，甚至将他们加以清除。汉朝的皇帝以天下第一农夫自居，不时发出通告，表示对人民生计的关怀。由于每一块土地都被国家或家族私有化，都要用来生产粮食，都要起到养活人口的基本功能，数千年来一以贯之的小农意识几乎成了每一个中国人骨子里挥之不去的东西，连我幼小的时候也滋生出这种纯粹以农民利益为中心的价值观。那时，在我看来，一切与农业生产活动无关的人员都是可有可无的，其中大部分人员都是压迫农民阶级的“肉食者” 。后来，在中国的史书中看出，历史上抱有这种想法的政治人物竟然大有人在。正是大陆文明与农业文明使然，中国技术文明追求的利益明显具有单一化特点。

显然，这与西方面向世界的海洋文明追求多元化的利益有着显著不同。中国人终生为了生存目标而奋斗，解决温饱问题始终是第一目标，然而，生存问题又是历朝历代中国人无法解决好的难题。翻开历史，我们看到的是，皇权专制主义时代，即使是一般的下层官员想要解决好一家老小的生计问题也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没有更高层次的技术文明的支撑，或者说，仅靠农业技术的提升，中国人只能生活在最低层次的水平线上。实际上，古代农业技术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就会到达一个瓶颈，再也难以提升了。有外国人从《马可·波罗游记》的研读中得出一个结论，认为从13世纪到民国时期共计600余年，中国的农业技术一直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进步。

强光中， 1989年毕业于安徽大学哲学系，安徽省哲学学会会员。30多年来，一直致力于人类文明比较研究工作，2011年出版《全球史观下的孔子学说》一部，已被台湾“中央研究院”、上海社科院、中国科大等数百家图书馆收藏。80余万字新作《全球史观下的人类文明》即将出版发行。所创建的“强光中的哲学博客”（http://qianggz.blog.ifeng.com）是凤凰文史名博，因思想深刻、特色鲜明而长期受到学界重视。欢迎添加强光中微信号：qianggz123.公众号：文明比较（qiangguangzho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