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光中∣人类文明究竟让人类得到了什么？失去了什么？

原创 2017-03-12 强光中 文明比较

远古时期的人类生活并不美好，然而，其平等而又自在的生活状态却是人类所向往的。那么，在新石器时代之后的人类生活中，究竟是什么被改变了？或者说，在后来的人类文明历史进程中，人类得到了什么，又失去了什么呢？

到了农业文明时代，人类获得了极大丰富的物质财富，却失去了平等；人类拥有了改造自然的能力，却失去了行走于自然世界的自由。

权力与秩序从何而来？

历史学家习惯于将人类的史前史大致划分为几个阶段：从约30万年前的直立人到20万年前的早期智人、1万年前的晚期智人阶段。此前通常被称为旧石器时代（距今约250万年～约1万年），人类以使用打制石器为标志的人类物质文化发展阶段。此后约在公元前8000年之后，人类进入新石器时代，约在公元前7000年，人类进入青铜器时代…..很明显，在新石器时代以前，人类历史上最重大的事件莫过于直立行走、工具制造、火的使用等。

在远古时代，与神学逻辑并存的是经验逻辑，它指的是人类以类比与归纳的方式认知世界。人类通过经验逻辑形成的经验性知识，使可知世界的范围不断扩大。与动物被动适应自然世界所不同的是，人类通过改变客观环境来适应自己的需要。在长期与自然界打交道的过程中，人类逐渐形成以生存活动为中心的系统性经验知识。这些知识使人具备了乃至提高了对于自然界的介入能力，从而能以人类意志重新组合、改造自然万物。在所有这类知识中，最为重要的莫过于直接涉及生存问题的经验性知识了，如人类在狩猎、采集活动中对于动物、植物特性及其生长过程的了解等。起初，人类只是偶然地发现可被驯化、饲养的动物以及可被培育的植物，后来逐渐从无意中的发现发展到有意地养育和栽培，自觉地介入地球生态系统的生长过程。

新石器与旧石器时代从字面上看只是“石器”的新旧之分，然而，新石器时代与旧石器时代最为根本的不同在于，两者的社会组织形态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一切都源自于农业革命使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发生了改变。从此，人类从食物采集者演变成为食物生产者。随之而来的是，人类进入了一个由物质利益主导的世界，一个由权力、秩序控制的世界。

人类在几百万年的进化史上一直没有找到撬动地球的杠杆，直到距今大约一万年前，人类通过农业这个杠杆，分别将地球生态圈中的植物和动物纳入自己的统治范围，从而过上了一种通过大规模改造自然界来适应自我意志需要的文明生活。在缓慢而卓有成效的改造过程中，人类最终也改造了人本身。

农业革命究竟改变了什么？

在农业革命发生以前，人类依靠自然界出产的物品维持生存。由于受到季节变化等诸多因素的限制，可采集的数量非常有限，根本没有剩余的食物储存下来。农业时代来临之后，只要有合适的土地，人们就可以通过种植农作物或者放牧解决生存问题，人类不必经常性地迁徙就能拥有可靠的食物来源。这样，人与土地之间建立了相对的固化关系。人们不再过着游群式“颠沛流离”的生活，而是定居在适宜种植或放牧的土地上。根据已知的考古史料，早在公元前7000年，农业就在西亚、北非、中国和美洲等地区发展起来，稍后，饲养家畜成为人类定居生活的一部分。定居下来的原始游群意味着生存方式的改变，他们开始把脚下盛产庄稼的土地视为自己的私有财产，如同生命一样保护起来。

农业生产的最大特点之一在于植物生长具有很强的季节性，人们在收获的季节把粮食储藏起来，这样就有了剩余劳动产品。到了寒冷的冬季，人类也不会因为季节变化而挨饿。据考古发掘，约在公元前6000年，中国北方已有了能储藏十几万斤粮食的窖穴，1000多年后，中国南方的河姆渡人已经吃上大米饭。有了多余的食物，就产生出如何分配这些食物的权力。谁来管理、控制、分配这些在丰收的季节里贮藏下来的粮食？这样，在古老的人类游群内部，由于生存方式的改变，剩余产品的增加不仅产生了新的分工，而且产生了新的权力。

农作物的生长对自然环境有着一定的要求，不同的土地出产的粮食产量不同，而且还受到气候、水利等诸多因素的限制，因而，那些旱涝保收的河谷地带总是人口最密集的地区。农业产量的增加，食物品种的丰富使人口规模不断扩大，进而使适宜耕作的土地成为最为重要的生存资源。当族群规模扩大而可供开垦的土地资源有限，或者遇到自然灾害时，族群无法再固定于一处就会被迫分化开来，其中一部分人远走他乡。

一次又一次的迁移使农业传播到全球各地，迁移的结果是，公元前8000年时组成全体人类的狩猎者，到公元前1500年时，减少到几乎只占人口的1%。（《全球通史》（[美]斯塔夫里阿诺斯著，41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这样，人类迅速填满所有适宜生产粮食和放牧的陆地生存空间。人类不同族群之间基于生存空间竞争的局面于是不可避免地出现了。

竞争未必一定带来战争。不同族群之间本来就拥有一定的血缘关系基础，它们之间往往通过建立军事同盟或相互联姻等方式结成部落联盟，彼此划定不同疆域互不侵犯。这样，在不同部落之间就产生出如何开展交往、对外战争等具体事宜，如同后来国家间的军事、外交事务一样。

在农业时代到来之前，人类依赖狩猎、采集生存，族群人口少，不同族群之间很少出现争夺地盘的战争，人们过着一种基本上无竞争的游群式社会生活。到了农业时代，人的力量大规模地介入自然世界，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固化在特定的区域。由于剩余产品的出现，人口增加，族群规模扩大，族群内部以及不同族群之间日益产生利益上的冲突，土地、水源乃至人口与财富都成为竞争的目标。农业的发展使原先居无定所的原始游群村庄化、部落化，半动物式的原始人逐渐进入由各种权力主宰的人类社会。如何在族群内部以及不同族群之间建立更适合人类生存的社会秩序就成为摆在人们面前的重大问题。为了建立适宜生存的社会秩序，组成部落的人们逐渐确立了不同种类的权力，如组织领导决策权、人事分工权、食物财产分配权等，其中，最重要的莫过于部落内部的祭祀权以及与其他部落之间的外交权、开战权等。部落的最高首领即为族长、酋长或称为王。

农业革命推动主导人类文明发展的权力体系的建立。据历史学家考证，最早的人类文明出现在约3500年的两河流域，一些已改进生产技术的农业公社成功地完成了从新石器时代的原始部落文化向古代文明的过渡。之后，人类的文明之花在古代埃及、印度与中国的大地上竞相绽放。

在如此漫长的岁月里，人类的生活状况究竟如何？

人类学家对于新石器时代以前的人类生活状态，普遍认为是一种自组织的无政府状态下的游群生活，更多地呈现出自然状态下的动物性的一面。从事食物采集的原始人通常只是各自成群地组成自治性质的群体，人数一般在20人至50人的规模，过多过少都不适合于人的生存。“在我们史前祖先的日常生活中，有许多方面都极为有趣。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完全平等。亲属关系所具有的温暖的结合力渗透并决定了整个社会关系，每个人都有明确的为大家所公认的义务和报酬。虽然谁也不能预测未知的前景，但他们并不因此而感到担忧或彼此疏远。直到现在，澳大利亚土著居民的生活仍然是这样度过的：他拿起一块碎玻璃，熟练地把它制成一枚箭头或矛尖，装在投矛器或已上弦的弓上，然后动身去射杀猎物。回来后，按照适当的仪式准备晚饭。晚饭后开始讲故事，把白天的奇遇告诉很少离家外出的人，在故事声中结束一天。通过这种方式，旧石器时代的猎人成为一个‘完全的人’，而且，其完全的程度是自农业革命以来的人所未曾接近过的。”（《全球通史》（[美]斯塔夫里阿诺斯著， 15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这种半动物化的自然状态，让后世的思想家们无比怀念和向往。中国战国时代的庄子就把这种原始人类生活比作是“至德之世”的“理想国”。

至德之世，其行填填，其视颠颠。当是时也，山无蹊隧，泽无舟梁；万物群生，连属其乡；禽兽成群，草木遂长。是故禽兽可系羁而游，鸟鹊之巢可攀援而游。夫至德之世，同与禽兽居，族与万物并，恶乎知君子小人哉！同乎无知，其德不离；同乎无欲，是谓素朴。素朴而民性得矣。（《庄子·马蹄》）

这段话的意思是，在上古人类天性保留最为完善的时代，百姓行动从容，目光专一。那时候，山上没有路径和通道，水面上没有船只和桥梁；万物共生，不分乡里，比邻而居；禽兽成群，草木茂盛。因此，禽兽可以让人用绳子牵着游玩，鸟鹊的巢窠可以任人爬到树上窥探。在那人类天性保留最为完善的年代，人类跟禽兽杂居，与万物共处，哪里知道什么君子小人呢！天真而无知，就不会离开原始的状态；朴实而无欲，就叫做纯真实在。能够保持纯真实在，人类的天性就不会改变了。

“至德之世”存在于哪里呢？

子独不知至德之世乎？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陆氏、骊畜氏、轩辕氏、赫胥氏、尊卢氏、祝融氏、伏羲氏、神农氏，当是时也，民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乐其俗，安其居，邻国相望，鸡狗之音相闻，民至老死而不相往来。若此之时，则至治已。（《庄子·胠箧》）

这段话的意思是，你难道不知道上古人类天性保留最为完善的时代吗？从前有过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陆氏、骊畜氏、轩辕氏、赫胥氏、尊卢氏、祝融氏、伏羲氏、神农氏，在那个时代，百姓靠结绳的办法记事，把粗疏的饭菜视为美味，把朴素的衣衫视为美服，把纯朴的风俗视为欢乐，把简陋的居所视为安适，邻近的国家彼此相望，鸡鸣狗叫的声音也相互听得到，而百姓直至老死也互不往来。像这样的时代，就可说是真正的太平治世了。

庄子眼中的“至德之世”，就是人类天性最为纯真的时代。因而，庄子的理想国亦即人类最为原始状态的原始部落时代。

庄子认为，在尧舜禹以前就有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陆氏、骊畜氏、轩辕氏、赫胥氏、尊卢氏、祝融氏、伏羲氏、神农氏，这十二个时代是“至德之世”。

然而，到了尧、舜、禹时代，中国人的纯真本性逐步丧失，一切都开始改变了。在《庄子·应帝王》篇中，庄子认为，中国人在伏羲氏时代是完全拥有天赋本性的，而到了舜的时代，中国人的天赋本性就快要进入“非人”化的时代了——天赋本性已经到了不能再失去的时候了。舜的时代正是中华文明歧路开始出现的地方。歧路之后又有歧路，人类的天赋本性损而又损，中国人终于走入了春秋战国那样一个万劫不复的历史深渊。

如果没有权力的产生，人类的文明生活从根本上说就无秩序可言。这使我们不得不想到法国思想家卢梭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一书中所描述的场景。他认为市民社会及由此而产生的社会不平等的根源，是私有制带来的。第一个人圈出了土地，对别人说“这是我的。”而且发觉大家愚蠢地相信了他所说的话，而这些人正是市民社会的真正创造者。在他看来，农业革命带来了农耕和冶金术，它们是人类灾难的象征。如果需要抛弃这些灾难，只有抛弃文明。

远古时期的人类游群生活真的是如此美好吗？“在旧石器时代，不但不遵守部落传统的人会被杀掉，而且在食物短缺时，儿童和身体虚弱的人也会被杀掉。食物采集者被迫不断迁移，因为其住地附近的食物来源迟早都会被耗尽。这种不可避免的迁移迫使他们狠心地削减自己的物质财产，也迫使他们在某些时候狠心的削减其团体的成员，如婴儿、老人和身体虚弱的人。显然，对食物采集者来说，一个母亲在一段时期中只能抚养一个小孩，因而在前一个小孩断奶之前出生的其他小孩不得不被杀掉；同样，多胞胎中也只能留下一个。只有少数食物采集者能在一个特定的区域内养活自己。”（《全球通史》（[美]斯塔夫里阿诺斯著， 15-16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到了农业文明时代，人类获得了极大丰富的物质财富，却失去了平等；人类拥有了改造自然的能力，却失去了行走于自然世界的自由。

权力与秩序从何而来？

在中国有关燧人氏、有巢氏、神农氏以及轩辕氏的传说中，大致可以勾勒出人类原始部落时代历史演进过程中较为完整的“意义”联结。为了更多更好地占有人口、土地、水源等核心资源，人类的一部分人拥有了特权，他们又为其他的人制造了秩序的枷锁。

农耕的定居生活使人被隔离在一个个狭小的空间内。人口和土地就是隔离带，就是束缚人类自由的栅栏。农业革命将所有的人类成员从各安其所的“洞穴”中驱赶到无比广阔的超级广场上，在这里，权力和秩序控制了一切，所有的人皆“无所逃于天地之间”。

如果从约公元前3500年最先出现的西亚农业文明开始计算，到十八世纪中期开始的工业文明时代，在大约经历了大约5000余年之后，人类的社会生活又一次被极大丰富的工业产品和无处不在的资本力量所淹没。

人类究竟需要什么？是权力？财富？知识？秩序？还是自由？平等？

人类究竟应该过一种什么样的文明生活？

强光中， 1989年毕业于安徽大学哲学系，安徽省哲学学会会员。30多年来，一直致力于人类文明比较研究工作，2011年出版《全球史观下的孔子学说》一部，已被台湾“中央研究院”、上海社科院、中国科大等数百家图书馆收藏。80余万字新作《全球史观下的人类文明》即将出版发行。欢迎添加强光中微信号：qianggz1.公众号：文明比较（qiangguangzho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