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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光中∣历史上真的有河图、洛书吗?——易经为何是中国人思维领域的逻辑学?

2017-02-27 强光中 文明比较


统一的符号逻辑范式是大一统文明的基础,它潜移默化于人们的思维模式中。其他民族通常需要神的启示,而中国人只需要这一堆符号的启示足矣!几千年来,它同样能够深入人心,让人不可抗拒。


太极两仪四象等系统性的符号是天、人之间交流的中介,其直觉主义与神秘主义的思维方式似乎处于神性思维与理性思维之间的某个阶段。它让人不再听命于神,但更非听命于人,而是由符号的偶然性排列组合所代表的物象、意象来决定人的行为。它对于人的行为以常常能够起到规范化的启示作用。

火烧龟裂之纹演绎而来的易经学说,是中国人神学、哲学、科学思想在意义世界的联结,它将感性、知性与逻辑思维中的物象、意象高度统一起来,形成符号化宇宙结构图式。在当时人类文明思维水平下,中国人在些领域可谓高度发达。易经中的基本思想更像是中国人思维领域的逻辑学。《易经》仿佛是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的《工具论》,然而却比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思想更通俗易懂、更直观形象,更能深入人心,更为深刻地影响了一个民族文化的基本形态。

 


古埃及、古代苏美尔与中国象形文字不同的发展方向在人类文明史上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在某种意义上,我们不得不说,人类文明被标音文字与表意文字分成两个不同的部分,甚至可以说被分成了非中华文明区与中华文明区。中华文明独一无二的特点源于它独特的表意符号系统。由于底层符号系统的统一,中华文明中的“意义的世界”是统一的;也正是由于底层符号的分裂,非中华文明区的“意义的世界”是分裂的。中华文明几乎在起点上,就是一个“意义”相互联结的整体;非中华文明区由于在起点上的“意义”的分裂,于是不得不进行着艰难的联结“意义”的逻辑建构过程。

从系统论的观点看,整体性、关联性、等级结构性、动态平衡性、时序性等是所有系统共同的基本特征。任何系统都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它不是各个部分的机械组合或简单相加,系统的整体功能是各要素在孤立状态下所没有的性质。系统中各要素不是孤立地存在着,每个要素在系统中都处于一定的位置上,起着特定的作用。要素之间相互关联,构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要素是整体中的要素,如果将要素从系统整体中割离出来,它将失去要素的作用。

在一个“意义”未被联结的系统中,系统内诸要素仿佛只是杂乱无章的排列,没有整体性的逻辑建构。系统内诸要素,即文明子系统间的整体性联结是构成文明的基础,其中,“意义”的联结是人类文明实现逻辑联结、秩序联结、制度联结的前提。印度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三大宗教文明体都是在实现一定规模的区域性“意义”联结的前提下才得以存在和发展的。

人类最初依靠物象与意象进行思维的,各民族创造的以象形文字为代表的符号体系就是这种思维方式的直接体现。然而,地中海文明区从象形文字回归到以语音符号体系为主体的标音文字,从而使文字符号体系失去联结“意义”的能力,重新退回到语音世界的杂乱无章之中。从此,地中海文明区不得不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不得不重新一次次寻找新的符号体系来构建文明的一体化系统。不同的语言文字系统,多样化的族群相互冲突着,不能达成“意义”上的一致性;神话,宗教,哲学,科学都以其自有的“意义”试图建立逻辑的联结,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性过程。以西方文明为例,宗教上以基督教徒数个世纪之久的顽强抗争为代表,在四世纪初步实现了神权社会的“意义”联结,而这正是西方文明神学、哲学、科学三大体系开始建立全面的“意义”联结的基础。


与地中海文明完全不同的是,中华化石文明从象形文字起步,由系统性的符号体系介入“意义的世界”——直至建立符号化宇宙体系。中华文明以原初意义上的符号一体化为基础,从语言、文字到逻辑、秩序、制度的“意义”联结,最终建立了一体化的宇宙观。以方块文字为主体,中华民族建立了共同认同的符号体系,从而使同一化的“意义”世界得到确证,“天、地、人”定于一体,形成了2000余年始终如一的文明传统。

 

在个别的国家里,确乎有这样的情形,即:它的文化、艺术、科学,简言之,它的整个理智的活动是停滞不前的;譬如中国人也许就是这样,他们两千年以前在各方面就已达到和现在一样的水平。(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8-9页,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

 

中华传统文明是一个整体性的稳态控制系统,每一个子系统都被机械地固定在统一的稳态系统结构内部,难以形成西方文明中宗教、哲学、科学千帆相竞,百舸争流的独立发展局面。

 

东方人见到统一而忽略了差异,西方人则见到差异而遗忘了统一;前者把自己对永恒的一致性所抱的一视同仁的态度推进到白痴的麻痹状态,后者则把自己对于差异性和多样性的感受扩张到无边幻想的狂热地步。(费尔巴哈,《费尔巴哈著作选集》上卷45页,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

 

费尔巴哈的这一论断虽然也包含了“东方人”中的印度人,然而,印度文明显然不是一个符号意义上统一的文明,印度是多民族、多部落、多语种的,印度从国家或王朝的意义上说,在现代以前几乎就没有真正统一为一个整体。

如同世界上的万事万物一样,不同的“符号”之间存在着普遍联系。由单一的符号体系上升到由逻辑建构的整体性符号系统,使符号表达的“意义”呈现出网状交汇的特征。古代中国人几乎一切领域都基于同一套符号体系的平台建立“天、地、人”共享的符号系统,最终形成了统一的中华文明树。

关于远古时代中华文明符号体系的起源,相传上古伏羲氏时,洛阳黄河中浮出龙马,背负“河图”,献给伏羲。伏羲依此而演成八卦,后为《周易》的来源。大禹时,洛河中浮出神龟,背驮“洛书”,献给大禹。此所谓“河图洛书”说。传说虽不可信,但它传递出的信息却是非常明确的,中华文明树基于符号体系的推演有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周易·系辞下》借包羲氏——伏羲氏之名揭示了古人“始作八卦”的来历:

 

古者包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

 

《左传》等先秦文献中大量记载古人用八卦(且为重卦)占卜定吉凶的生动故事,这说明周易在春秋战国时代的应用已广为流行,已成为当时中国文化中的“显学”。《周易》绝非一人一时之作,而是经历了一个历史的演变过程,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阴阳符号的产生,八卦的创立,重卦并撰成系统化的爻辞。也就是说,《易经》的创作起初只是从特定的符号演变开始,后来发展到有若干排列规律的卦画,这些卦画与自然事物产生“意义”的联结,再经过长期的演绎,这些卦画与爻辞对应起来,进而形成系统性的八卦、六十四卦。


“易”有简易、变易、不易等涵义,但易经中的“易”,其本质涵义在于揭示事物变化的规律。易卦用“一”代表阳,用“- -”代表阴,用三个这样的符号,组成八种形式,叫做八卦。每一卦形代表一定的事物。乾代表天,坤代表地,坎代表水,离代表火,震代表雷,艮代表山,巽代表风,兑代表泽。八卦互相搭配又推演出六十四卦,用来象征各种自然现象、人事现象及其变化,亦即象数与义理——“象”指卦象、爻象;“数”指筮数、爻数;“义”指卦名、卦爻辞的含义;“理”,指变化的原理、道理。

周易演绎的变化逻辑与汉字的组合方式有着异曲同工的精妙之处。汉字用若干偏旁部首组成无数表义汉字;易经用“一”、“- -”两爻代表最基本的符号,它所对应的是引起变化的两极力量的此消彼长。汉字用金、木、水、火、土,鸟、兽、虫、鱼等偏旁部首表示最基本的语义系统,通过它们与其它字形的组合构成大部分表义的形声字。易经用“八卦”对应构成自然世界的基本物质元素——天、地、水、火、雷、山、风、泽,代表引起万事万物发生变化的物象系统,通过卦形的变化,观察物象的变化,从而找出物象变化背后所隐藏的“意义”,此所谓“设卦观象,假象喻意”。

易经的精髓还在于其符号化宇宙观,在这整体性系统中,宇宙间无论是物质世界,还是精神世界,任何事物概莫能外。

 

易有太极,是生两仪。 两仪生四象, 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 凶,吉凶生大业。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变通莫大乎四时;县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崇高莫大乎富贵;备物致用,立成器以为天下利,莫大乎圣人; 探赜索隐,钩深致远,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龟。 是故,天生神物,圣人执之; 天地变化,圣人效之; 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易》有四象,所以示也。 系辞焉,所以告也。定之以吉凶,所以断也。(《周易·系辞上》)

 

从中,大致可以看出,符号化宇宙观的基本过程:

符号介入意义的世界:“一”、“- -”体现的是一种阴阳哲学观,一切事物从它们之中产生出来,并且受到它们的控制。事物变化的过程由它们之间力量对比的辩证属性决定。

符号介入逻辑的世界“一”、“- -”符号不是孤立的,而是呈现出有规律的符号组合,以组合的方式类比物象、意象,再由物象、意象中呈现的“意义”类比某种喻意中可能发生的逻辑关系。

符号介入秩序的世界:“一”、“- -”符号的组合含有现象、意象、法象等含义,象征着事物在宇宙间的时空关系,推断时间上是否恰如其时,所处的位置上是否恰当,反映出天、地、人之间的秩序性。

符号介入制度的世界:易经中的“意义”联结方式主要以儒家、道家学说为核心,是道家自然主义与儒家仁义之道的结合。比如,在天、地、人之间存在着天尊地卑、男尊女卑之类的等级制度,这些在易经中均有系统性 42 36124 42 15289 0 0 1652 0 0:00:21 0:00:09 0:00:12 3056体现。

火烧龟裂之纹演绎而来的易经学说,是中国人神学、哲学、科学思想在意义世界的联结,它将感性、知性与逻辑思维中的物象、意象高度统一起来,形成符号化宇宙结构图式。在当时人类文明思维水平下,中国人在些领域可谓高度发达。易经中的基本思想更像是中国人思维领域的逻辑学。《易经》仿佛是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的《工具论》,然而却比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思想更通俗易懂、更直观形象,更能深入人心,更为深刻地影响了一个民族文化的基本形态。

统一的符号逻辑范式是大一统文明的基础,它潜移默化于人们的思维模式中。太极两仪四象等系统性的符号是天、人之间交流的中介,其直觉主义与神秘主义的思维方式似乎处于神性思维与理性思维之间的某个阶段。它让人不再听命于神,但更非听命于人,而是由符号的偶然性排列组合所代表的物象、意象来决定人的行为。它对于人的行为以常常能够起到规范化的启示作用。其他民族通常需要神的启示,而中国人只需要这一堆符号的启示足矣!几千年来,它同样能够深入人心,让人不可抗拒。


强光中, 1989年毕业于安徽大学哲学系,安徽省哲学学会会员。30多年来,一直致力于人类文明比较研究工作,2011年出版《全球史观下的孔子学说》一部,已被台湾“中央研究院”、上海社科院、中国科大等数百家图书馆收藏。80余万字新作《全球史观下的人类文明》即将出版发行。所创建的“强光中的哲学博客”(http://qianggz.blog.ifeng.com)是凤凰文史名博,因思想深刻、特色鲜明而长期受到学界重视。欢迎添加强光中微信号:qianggz1.公众号:文明比较(qiangguangzh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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