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光中∣读懂了古希腊，方能找到开启西方文明的钥匙吗？

原创 2017-05-31 强光中 文明比较

从地图上看，巴尔干半岛就像一个巨大的楔子插入到地中海之中。从巴尔干半岛向西看，这样的楔子还有亚平宁半岛和伊比利亚半岛。如果把地中海当作孕育西方文明“聚宝瓶”的话，而伊比利亚半岛正像是一个巨大的瓶塞，一切外来“宝物”落入“瓶”中都将难逃其外。从历史的长时段来看，如果再将这三个巨大的楔子联系起来，我们不难发现，这些区域都曾经在西方文明的历史上先后发生过革命性的作用。巴尔干半岛南端的古希腊文明代表着西方文明的起源期；亚平宁半岛南端的意大利孕育了伟大的文艺复兴运动，标志着西方文明迈入了成熟期与突变期；伊比利亚半岛上的西班牙、葡萄牙则将西方文明带入到面向全球的扩张期。

这一切是巧合还是暗合了某种必然性的逻辑？

“一提到希腊这个名字，在有教养的欧洲人心中，尤其在我们德国人心中，自然会引起一种家园之感。欧洲人远从希腊之外，从东方，特别是从叙里亚获得他们的宗教，来世，与超世间的生活。然而今生，现世，科学与艺术，凡是满足我们精神生活，使精神生活有价值、有光辉的东西，我们知道都是从希腊直接或间接传来的──间接地绕道通过罗马。”（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157页）

希腊本土虽然最后被征服，但希腊人所创造的独特文明却随着他们的足迹向世界其他地区传播开来。希腊文明就像是一个支点，经过历史的传承而由点到面地扩张到整个西方世界。吸收希腊文明成果的西方文明，与希腊文明在本质上具有同源性、同一性。西方文明的高扩张性在它的文明孕育期——古希腊时代就表现出惊人相似的一面。古希腊文明起源于克里特文明，再经希腊本土的迈锡尼文明，逐渐发展到斯巴达、雅典为代表的城邦时代乃至欧亚非大陆的希腊化时期和罗马帝国时代。如果把希腊文明比作一艘小船，把西方文明比作一艘大船，它们之间的相似性就能被更加清晰地看出来了——

小船与大船有着相同的动力系统

这些动力包括：奴隶制（封建农奴制）、殖民主义、国家联盟。奴隶制是希腊城邦社会的基础，拥有大片土地的中世纪西欧社会实行封建农奴制，近现代西方殖民者还把大批的非洲人贩卖为奴隶。亚里士多德曾经宣称，有些人生来是统治者，有些人生来是被统治者。如果后者拒绝接受预先注定的命运，那么，人们可以像追猎野兽一样追逐他们，直至将他们捕获，这样的行为是“自然正当的”。西方人最擅长的一件事也许就是秉承希腊人的传统，通过剥削奴隶或农奴的劳动来解决贵族的生存问题了。

殖民主义实际上是奴隶制、农奴制在地理空间上的移动，亦即把本土以外的生存在其他土地上的人们作为剥削对象，以殖民地的资源来满足本土的需要。有些殖民地虽然看上去并不属于本土上的母邦，但文化的亲缘性则是不可分割的。比如说，如果没有小亚细亚的众多希腊殖民地的存在，希腊文明就会有很大的不同。

协迫其他政治实体建立集团，一直是西方人“船队”思维的基因——即是由单个的海盗劫掠行为演变为全副武装的集团性侵略。国家联盟是希腊众多城邦成长壮大的主要方式，设想如果没有提洛同盟和伯罗奔尼撒同盟的存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就难以发生；如果没有希腊世界的衰败，后来的亚历山大大帝或许就不会出现在历史的舞台上。同样地，西方列国也是以多种结盟方式或是发生内斗，或是与其他非西方民族进行外战。与伯罗奔尼撒战争十分相似的是，二十世纪两次世界大战主要是在西方国家集团之间进行，这两场战争直接或间接地导致众多非西方民族的崛起。

小船与大船有着相同的目标

资源丰富程度对文明体的形成具有致命性的影响。由于欧洲在资源丰富度上远不如东方，因而一直需要一条通往东方的商路。换句话说，如果希腊以及后来的西欧不需要东方的资源，也许西方人就不会那么迫切地需要一条通往东方的商路，东西方文明之间的交流就会停滞不前。历史学家在总结西罗马帝国陷落而东罗马帝国却没有崩溃的原因中，指出其中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在于，西部经济不及东部发达。意大利农业从未像中东肥沃的大河流域的农业那样高产。地理纬度的差异，造成了农作物产量的高低，也在客观上推动了不同文明体之间的竞争与交流。有着广阔腹地的中华文明，很难产生出主动寻求外来资源的内在冲动。资源的流动性起初是通过便捷的海洋贸易通道来实现的，从古希腊时代起，这种海洋性贸易就在地中海周边地区广泛开展，新航路开辟之后，西方人的大船就驶入了大西洋、印度洋、太平洋。远洋贸易让近现代西方人能够像他们的祖先米诺斯人、雅典人那样，在文明的竞争中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实际上，古希腊文明与西方文明的同源性、同一性起源于相同的文明基因，它们都是在一种由资源匮乏所带来的不平衡状态下被推动着。资源匮乏导致雅典与西欧不断地进行政治、经济、军事扩张。每一次最新出现的地理空间，都是他们决战决胜的新战场。每次出现新空间，都有可能在空间竞争中出现新的竞争者。原先的胜利者总是要让位于后来的挑战者。当然，西方人的胃口绝不只是停留于海洋时代，现代西方人更是率先把文明的大船驶向了遥远的太空深处。

小船与大船有着相同的舵手和船员

斯巴达像是领航古希腊的伟大舵手，而雅典更像是出色的船员。斯巴达人数百年间凝聚的城邦精神，是希腊这艘战船上高高飘扬的旗帜。斯巴达人最令人印象深刻的莫过于他们的节制与纪律，他们建立在部落民主制基础上的东方式专制主义，将世世代代的斯巴达人凝聚成坚强的战斗集体。斯巴达人不可动摇的宪法精神，内化为国家对于每一个个体的神性戒律。斯巴达宪法精神的高明之处在于，它使人看不到专制的力量，人因而不会产生对于城邦乃至特定群体的对抗情绪。没有了特定主体作为对立面，人就只有默默地自觉服从了。而东方式的阶级对抗与族群仇恨，总是会导致无尽的内乱。

相对于斯巴达人由群体性的力量凝聚而成的城邦精神来说，雅典人的城邦精神则是由民主制下的个体力量凝聚而成。雅典将贵族权力扩大到全民，致使个体的欲望不断膨胀，城邦像是无数个体——船员之间的联盟组成。个人主义与功利主义相结合的民主制赋予这些船员以出色的本领，从而让他们总是能够获得意想不到的突出功绩，当然也会出现让人扼腕兴叹的巨大失误。

在希腊这艘船上，斯巴达体现出的是舵手的神性灵魂和战无不胜的意志，显然，这是一种内聚的力量；雅典体现的是船员的势利野心和个性化能量的辐射，显然，这是一种外散的力量。近现代的人们更多地看到了雅典的民主制以及理性与科学的思维方式，实际上，斯巴达和雅典是不可分割的整体，雅典文明是显性的，而斯巴达文明则是隐性的——它们对于西方文明的影响很像是中国式的明儒暗法、明儒暗道那样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从某种程度上说，理解不了斯巴达，就不能正确地解读雅典；不了解斯巴达与雅典两大城邦文明之间的关系，就不能正确地解读希腊，同样也不能正确地解读西方文明。

西方文明这艘大船正是斯巴达和雅典内聚和外散两种力量凝结而成的结合体。人们看到，当希腊世界衰败之后，那些后起的帝国所依托的正是希腊城邦的精神衣钵。人们从马其顿国王腓力和亚历山大大帝身上所看到的是斯巴达人的高度的组织纪律性和雅典人的强烈的扩张欲望。罗马帝国的崛起显然离不开希腊城邦精神的哺育，据较可靠的史料记载，罗马人在公元前5世纪曾派使者前往希腊学习法律，后来成为西方法律基础的《十二铜表法》显然受到希腊文明的影响。

小船与大船有着相同的装备（实利化理性与科学的思维方式）

由于空间狭小、资源匮乏、人口密集，古希腊城邦间历来竞争激烈。在强烈的求生意志和实利主义精神推动下，希腊这艘船上由理性和科学催生的装备始终在不断更新之中。先进的装备体现着先进的技术，谁拥有最新的并且实用的技术，就有可能在城邦竞争占据优势。雅典人依靠先进的海军技术，战胜了波斯海军；马其顿军队吸收东西方军事的精华，成功地实现了军事变革，从而为地跨欧亚非的庞大帝国的建立打下了基础；罗马帝国亦是通过军事变革，打败了传统的海军强国迦太基，从而建立了罗马帝国。无论是战时的武器，还是和平时期生存工具的技术性改造，都体现了理性与科学的力量。从米诺斯人的单桅船，到雅典人的三列桨，再到近代西方用火炮装备起来的巨型战船，直至现代的航空母舰、宇宙飞船，船舶不断提升的技术体现出西方文明强烈的时代性。

从斯巴达人实行数百年之久的宪法精神中引申而来的逻辑范式，以及凝聚在斯巴达文明深处的内在的灵魂力量后来逐渐被基督教文明的伦理精神所替代，然而，雅典文明中的外散的力量又在西方中世纪关于上帝存在的本体论证明中异化出真正的理性与科学思维。内聚与外散力量相互影响，共同推动着西方文明沿着螺旋式的轨道向上攀升。正如黑格尔所说的：“我们所以对希腊人有家园之感，乃是因为我们感到希腊人把他们的世界化作家园；这种化外在世界为家园的共同精神把希腊人和我们结合在一起。”（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158页）

希腊文明也像是西方文明的微型实验室——西方文明本身经历了无数次实验，从克里特、迈锡尼、斯巴达、雅典、马其顿、罗马等，随着实验室空间的不断扩大，西方文明的扩张能力也随之扩大。当今世界仍然在进行着这场不可逆转的实验，即使在古老的中华文明区，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西方化，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西方文明的实验室已经越来越深刻地改变着古老的中华文明。

强光中， 1989年毕业于安徽大学哲学系，安徽省哲学学会会员。30多年来，一直致力于人类文明比较研究工作，2011年出版《全球史观下的孔子学说》一部，已被台湾“中央研究院”、上海社科院、中国科大等数百家图书馆收藏。80余万字新作《全球史观下的人类文明》正待出版。“强光中的哲学博客”（http://qianggz.blog.ifeng.com）是凤凰文史名博。欢迎添加强光中微信号：qianggz1.公众号：文明比较（qiangguangzho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