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光中∣人类文明发展的方向究竟在哪里？——斯巴达奴隶制与雅典民主制启示录

原创 2017-05-21 强光中 文明比较

当强盗无可抢之物时，也许就会收手；当所有的族群都过着近乎相同的生活，竞争也许就会失去意义。斯巴达人过着集体共产主义生活，保持着了希腊世界数百年的稳定，而雅典的全民民主制却把这一切都破坏了。

当我们领略一场战争的奇异风光之后，不得不回到古希腊世界资源匮乏这一正题上。我们不能离开环境来谈论某个具体的文明话题，因为在人与环境的关系上，越是处于原始状态的文明起源期，环境对于人类的族群生活方式越是具有决定性的影响。这种观点看上去很像是环境决定论，但我不得不认为，如果不从环境状况来审视一种文明的特质，一切都将无从谈起。

人在过度的饥饿中会发生抢劫行为，这种完全出于人类本能的反应在任何民族文化里面都是一样的。个体的人尚且如此，如果更大的地理空间更多的族群发生集体性的饥饿行为会发生什么样的结果？在特定的地理空间内，资源丰富度直接影响到族群之间相互竞争的程度。在相同的地理空间和同样人口密度下，资源越是匮乏，族群之间的生存竞争就越充分、越激烈、越残酷。

为了生存而加剧竞争，在早期族群竞争中被人们看来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从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奥德赛》到希罗多德的《历史》、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人们看到的是写满杀戮的诗行和不堪回首的滴血记忆。古希腊城邦间的战争原则就是在这样的残酷竞争的历史环境下产生出来的。公元前416年，雅典人发动了对米诺斯岛的远征，在战时谈判中，雅典人对拉栖代梦的移民十分露骨地说出了雅典人的强盗逻辑：

“因为我们双方都知道，当今世界通行的规则是，公正的基础是双方实力均衡；同时我们也知道，强者可以做他能够做的一切，而弱者只是忍受他必须忍受的一切。”（《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古希腊]修昔底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1月版，403页）

处于文明起源期的人类族群，在恶劣的生存环境中必然产生出恶的文明扩张模式，当文明沦落到极恶之时，是否也会像当今股市K线图那样呈现出自然上升的拐点，并且有可能反弹到大致与极恶相反的另一极？

众恶之源在于导致生存环境日趋恶劣的资源匮乏。为了应对资源匮乏，人类不得不创造出各种不同的生存方式，因而，我们不得不说，资源匮乏在另一种意义上说，它又成为人类的创造力之源。如果所有的早期人类族群都生活在丰沛肥美的大河流域，生活在拥有广阔腹地的大陆深处，躺在安乐窝里的人类或许就会因为不思进取而失去我们今天的现代生活。

奴隶制与民主制是古希腊城邦社会结构中呈现出来的与其他文明体有着明显差异的不同点。对于残酷的奴隶制，我们不会对它抱有什么好感，因为它本身就是恶的存在。对于古希腊全民民主制来说，如果从一个客观的角度来分析，它最初并不是为了一个善的目的而建立的，而是在城邦内部利益的调整中产生的，在某些时期甚至是“恶从胆边生”的产物。雅典全民民主制在古代的希腊世界也没有带来一个善的结果——从公元前594年梭伦执政开始民主政治改革到公元前404年伯罗奔尼撒战争雅典失败为止，在不到200年的时间，虽然它在同波斯帝国的抗争中捍卫了古希腊文明的独立性，但它同时在希腊世界产生的动荡亦是史无前例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在某种程度上说不过是从这种社会结构失衡发展而来的一种结果。

暗藏在古希腊奴隶制、民主制背后的到处都是战争的火种，即使是海洋性商品经济发展模式的建立、海上航路的控制也离不开军事力量的比拼。生存环境的恶劣导致古希腊几乎在一切方面都充满了火药味，当然，它在另一方面又激起了人们深沉的理性思考，推动了大师的出现和理性化逻辑范式的确立，后来西方文明中的普世价值或许正是在这种由极恶的文明价值观探底后逐步形成的，此所谓“恶之花，善之果。”

奴隶制之恶

资源匮乏的一个最为直接的结果是人的存在的价值趋于低下。中国诸侯战争中之所以注意顺应民意，争取人民，是因为人可以在农业劳动中产生价值，绝不能一杀了之。但是当人缺乏生存物资时，对于强者的一方来说，人不仅是多余无用的，还是完全负面的存在。在古希腊经典文献中，人们经常可以看到战争中的胜者对于异邦族群的无情杀戮，那些有幸生存下来的常常被卖为奴隶。柏拉图曾在当时正与雅典交战的埃吉纳登陆时，就被当作俘虏，并被送往奴隶市场，幸好他的朋友居勒尼人安尼克将他赎出。

由于没有大片可耕土地，古希腊城邦奴隶制大部分都采取直接占有奴隶劳动的方式，因而，成为奴隶就意味着失去了人身自由。这一点与东方大陆社会有着明显的不同。在中国，统治者通过占有土地的方式，进而通过收取农民部分劳动成果来体现其统治地位。因而，农民是拥有人身自由的。

希腊城邦奴隶制大体有两种主要类型。第一种是斯巴达类型，它以农业为主，工商业不发达，实行土地国有制，使用国有奴隶，奴隶来源是被征服的居民集体（如希洛人），其数量大约为斯巴达公民的7倍。第二种是雅典型的商品经济型家庭作坊式奴隶制，代表希腊奴隶制经济的主要方向。其特点是使用奴隶以小规模为主，大奴隶主与小奴隶主的差别不是很大，雅典公民三个等级拥有奴隶数量，第一等级为25人左右，第二等级为15人左右，第三等级为3人左右。自梭伦废除债务奴隶制以来，一般不将本城邦公民变为奴隶，奴隶都是通过战争或奴隶市场买卖获得的外邦人、蛮族人。奴隶占城邦人口的比例不算很高，雅典总人口40万人，奴隶占20万，约占一半。

斯巴达为避免公民分化和加强公民军事活动，实行国有奴隶制。在国有化的僵化制度下，斯巴达虽然十分强大，但它无意于对外扩张；全体公民专心致志地为国效力，同样无意于扩大奴隶的规模，从而保持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在数量上的平衡。

雅典在发达的城邦奴隶制下，广泛使用奴隶于商品经济活动中，而商品经济不像农业经济那样相对固化，而是由市场的需要来确定。这样，奴隶的数量常常随着商品经济发展而变化，这就发展出奴隶交易的市场化。奴隶的使用价值在于他们是否能够创造出价值。由于雅典国民经济中占优势的是小农和小作坊经济，奴隶劳动使用于商品生产的比重较大。商品经济十分活跃，农业中也以生产用于商品交换的经济作物为主。以市场和商品经济为一切生产活动的杠杆，在社会生活中也起着重要作用。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工商奴隶主的势力逐渐强大起来，其地位的上升对希腊城邦的民主政治和思想文化产生了深刻影响。

保守僵化的斯巴达并没有对外扩张的欲望，因而，斯巴达奴隶制始终停留在缺乏创新的初级水平上。相反，雅典以发达的商品经济和贸易经济为标志，其生产方式以奴隶制为基础，每个家庭都可以将奴隶用于扩大生产规模，发展商品经济。这种家庭作坊不仅能够大大提高生产效率，并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奴隶的生产积极性。斯巴达式的国有奴隶制可能是人类文明史上导致奴隶的社会地位和自由度最为低下的一种形式，因为人们实在找不出哪一种文明体的逻辑范式中还有比它更为残忍的奴隶制度。雅典使用奴隶于家庭作坊的生产劳动中，奴隶的社会地位和自由度与其劳动能力有关，相对于斯巴达明显较高一些。在斯巴达专制社会里，只有国家有权对外扩张，任何个体都没有对外扩张的权力。

由于没有土地及其附着物作为中介，希腊城邦奴隶制直接将人本身作为奴役对象，让人失去了应有的自由。与东方社会相比，古希腊城邦奴隶制是十分残酷的。无论在中国，还是在印度，农民虽然社会地位低下，但他们并不能算作真正意义上的奴隶，只是处于等级制下相对较低的层级。虽然属于被统治阶级，但他们可以拥有独立的人格尊严。按照古希腊奴隶制的这一路径，后来西方社会一直实行这种野蛮的奴隶制或半奴隶制，如中世纪封建农奴制等。特别是新航路开辟以后，西方殖民主义者更是将大量的非洲人贩卖为奴隶，这可以说是古希腊奴隶制之恶在近代西方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再现。

民主制之恶

资源匮乏的雅典创造出商品经济、货币经济与贸易经济，这种经济形态是一种需要通过武力去实现的一种外向型经济。从海盗到武装集团，从散兵游勇到成建制的海军，经济和军事领域的变革又不断推动政治领域的变革。

雅典的经济与军事扩张方式大大地激发了城邦个体与群体的内在活力。从个体组成的家庭单位，到族群组成的城邦，都因为这两种扩张方式大大受益。经济的快速增长又推动着城邦内部利益的调整，最终延伸到政治层面的民主变革。

雅典人对内实行民主，对外实行军事专制。全民民主制本身意味着更加充分的竞争。城邦内部竞争的起点更低、范围更广、力度更大。雅典的经济基础依靠的是奴隶制，经济繁荣依靠的是商品经济和海外贸易，经济鼎盛期依靠的是城邦同盟。雅典人的胆识来源于其强大的实力，而雅典的强大实力来源于其全新的社会制度。雅典人的优势在于其拥有独特的“三驾马车”：一是在空间扩张方面，通过殖民主义与城邦同盟来扩张其地理空间及其影响力；二是在经济扩张方面，通过奴隶制下的商品经济与海外贸易来增强其经济实力；三是在军事扩张方面，主要是基于控制海洋安全来变革其海战装备及其技术。这“三驾马车”也正是海洋文明的精髓，后来西方各国的崛起路径也大致如此，即由发达的殖民主义、资本主义与科技创新不断引领时代的变革。

民主制的建立意味着人欲的膨胀和城邦权力的下移。在城邦内部，随着民主制的发展，个体与群体不断膨胀的人欲与十分有限的资源供给能力之间产生出越来越大的矛盾。在古代的生存条件下，有限的资源供给能力一般只能维持少数贵族的奢靡生活，根本不可能存在一种可以满足民主政体下的全民化生活需要。然而，事实证明，也只有在雅典这样的弹丸之地，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才能进行古代全民民主制（不包括奴隶和妇女）的试验。雅典人最伟大的成就正来自于这场试验。

不断膨胀的人欲导致无尽的恶行。这场试验在多大程度上表现为恶呢？

首先，全民民主制虽然能够让更多的人才脱颖而出，但它并不能阻止民权运动向失控的方向发展，从而出现“多数人暴政”和党派林立、政出多门的混乱局面。雅典之所以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落败，很大程度上来自全民民主制所导致的政局失控；苏格拉底之死则更是“多数人暴政”下的典型案例。

其次，城邦内部的人欲膨胀需要通过对外经济和军事掠夺来实现，因而，实行民主制的雅典必然走上对外扩张的道路。民主制在空间狭小、资源匮乏、人口密集的希腊世界不啻是搅动了数百年来平衡与安静的局面，更是造成了一场让无数希腊人死于非命的空前灾难，它直接导致了战争的后果。

膨胀的人欲导致人性的贪婪，进而向其他城邦输出了战争。当我们还不能理解全民民主制在希腊世界所造成的罪恶，那就让我们再来聆听希罗多德在《历史》中讲述的一个故事吧：希波战争失败后，斯巴达人缴获了无数占利品，其中有薛西斯在逃离希腊时留下的御用帐篷。当斯巴达统帅波桑尼阿斯看到以其精美的金银镶饰的床榻，看到摆放在那里的金银餐桌，以及餐桌上准备好的极其丰盛的大餐的时候，他对眼前的这些好东西感到吃惊，他心情很好，吩咐他的随从们准备一顿斯巴达式的晚饭。随后，波桑尼阿斯将希腊联军的将领们集合起来，指着那有着天壤之别的两顿晚餐大笑着说道：“希腊人啊，我派人把你们召集到这里来，是想要你们看一看波斯人的领袖是多么愚蠢，他每天享受着这样豪华的盛宴，却非要到我们这里来抢夺我们这点可怜的伙食。”（《历史》[古希腊]希罗多德，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版，497页）

据传斯巴达人的“简朴餐”是从来库古斯改革开始确定下来的。成年的斯巴达男人大约每15人为一伙，每人从剥削希洛人所得中拿出一定的粮油交出来，组成一个“公餐团”。伙食非常简单，最有名的菜名是“黑肉汤”，可是据说其他城邦的贵族只要尝一次这种汤，就再也不想吃第二次了。

参考书目

《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古希腊]修昔底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1月版

《历史》[古希腊]希罗多德，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版

《西欧文明》（姚介厚、李鹏程、杨深著，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

强光中， 1989年毕业于安徽大学哲学系，安徽省哲学学会会员。30多年来，一直致力于人类文明比较研究工作，2011年出版《全球史观下的孔子学说》一部，已被台湾“中央研究院”、上海社科院、中国科大等数百家图书馆收藏。80余万字新作《全球史观下的人类文明》正待出版。“强光中的哲学博客”（http://qianggz.blog.ifeng.com）是凤凰文史名博。欢迎添加强光中微信号：qianggz1.公众号：文明比较（qiangguangzho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