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光中∣我从哪里来，又将往哪里去？ ——人类文明何以能够薪火相传？

原创 2017-03-16 强光中 文明比较

不少人常抱怨自己看不懂当今世界的变化，看不懂中国近现代社会的历史演进过程，甚至也看不懂自己的人生遭际。“我从哪里来，又将到哪里去？”“这一切究竟是如何造成的？”人类所创造的文明就像一头怪兽一样，闯入到每一个人的生活当中，而我们却没有任何办法赶走或是降服这头怪兽，人世间的每一个人原本都是“被抛入”的，任何一种回答方式都有可能带有“与生俱来”的陈见。显然，回答关于人类文明的各种困惑，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简单的是非判断往往显得感性与幼稚。如何才能耸身一摇，轻松“破执”呢？

关于这些问题，我总是喜欢回到人类文明的起始点来探讨——只有从文明发生的源头来探讨，才能真正弄清当今世界和中国社会的本质。

那些历史上发生的事实很多都是确凿无疑的，然而，我们仍然需要进行深层次的挖掘。因为一个很确切的事实是，我们这样生活着，可地球上有一些人是那样生活着。我们对自己生活所产生的疑问，可能并不完全来自我对自己生活的感受，而是来自于某个参照物，类似于“这山看那山”而生发出来的观后感。

人类各民族的历史存在方式是千差万别的，从表面上看很难对它们作出对比。但如果把各种不同的历史存在方式放回到“文化”这个大橱柜里，我们立刻就能惊喜地发现，它们原来只是所放置的位置不同而已。那么，接下来的问题便是，它们为什么会被放置到不同的位置上？

人类文明的丰富多彩正源于各民族文明的差异性。那么，导致人类各民族文明模式发生差异的根源在哪里？是否存在一个使一切文明发生根本性变化的源头？生活在不同文明形态的人们过着什么样的生活或者说是生活方式，都与这个源头有关？

有人把当今世界归结为七种或八种文明的世界，主要包括中华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教文明、西方文明、拉丁美洲文明等。这些文明虽然从外在的方面来看千差万别，但从它们在文明的起源点上看却是一样的。他们都是从丛林中走来，从采集、狩猎文明中发展而来。人类一切文明的同源性正是我们探讨文明差异性问题的立论依据。中华文明作为一种有着广泛影响力的区域性文明模式，究竟是从哪一点上与其他民族的文明模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差异？

这一点究竟是什么呢？

很长时间以来，我一直倾向于认为，不同民族的文明差异性正是从如何对待和处理部落文明遗产这一问题上发生根本性差异的。

部落文明是人类精神文明的母体。人们为了能够生存，必须和其他人共同生活在一个群体里。人先天性所拥有的是无法逃避的群居生活，于是先有了族群、部落生活方式，并从“知母不知父”的母系氏族社会发展到父系氏族社会，然后才有了私有制下的家庭、家族化生活方式。中华文明当然也不例外，中华文明经历的是多以“万国”计的部落与部落联盟社会，直到夏代以后才逐步建立起家族式国家政权。

人类文明的进步建立在征服部落文明的基础之上。一个民族，如果停留在部落文明阶段，文明的进步将很难突破，最终将被别的文明形式所淘汰或者替代。因而，从某种程度上说，如何对待人类文明的母体——部落文明，是导致民族文明差异的根本发生点。中华文明与世界其他民族文明发生根本性差异的地方正在于，中国人彻底打破乃至消灭了部落这一组织形式，连同部落文明的遗产也丧失殆尽。而西方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在对待部落文明的方式上却具有明显的差异性。

农业革命使适合耕作的土地资源成为人们争夺的首要目标，因而，土地所有制的变革是农业革命的必然产物。土地资源所代表的不仅是部落间不可分享的地理空间，而且是部落拥有的用以产生财富的核心资源。土地的部落所有制对部落内部成员来说是公有的，人们共同劳动，共同占有生产资料，共同分享生产成果。然而，对于外部其他部落来说，土地又是绝对私有化的，任何一个部落都不可能将作为生存根本的土地轻易让给其他部落。如果把部落作为基本的个体单位来说，人类文明的开端是从土地私有制开始的。农业革命初期，由于人口稀少、土地广阔，不同族群之间少有战争。当人口增加、土地资源不足时，人们就有可能为了生存而展开争夺土地资源的战争。从理论上说，最初的基于土地的战争是从不同部落间拥有共同的土地边界开始的。当争夺土地的战争变得较为普遍时，野蛮的暴力掠夺便成为获取土地的主要方式。

战争并不是部落间解决资源纷争的唯一形式，否则，从理论上说，不同部落间的冲突导致的结果必然是，只有其中最强势的一个部落是最后的胜利者。实际上，部落间的冲突很多是通过外交等军事以外的其他方式解决的。这样，从游群、族群、部落联盟的演化过程中，产生了多种利益共享、分享形式，从中产生出最早的人类文明模式。

这场由农业革命推进的人类生存方式转变过程中究竟发生了什么？

人类社会是由“微粒”状态下的个体组成的，每一个“微粒”又与其他“微粒”组成一个个群体，群体又有大小之分，最后都从属于民族或国家等更大的群体范围之内。从群体的组成结构来看，从由“微粒”组成最小群体家庭、家族，再由家庭、家族组成部落、部落联盟，最后由部落、部落联盟组成民族、国家。在这些基本结构中，个体“微粒”总是从属于家庭、家族和部落、部落联盟的，民族与国家意志一般不能直接通达到每个个体“微粒”，而是通过影响家庭、家族和部落、部落联盟来影响到每个个体“微粒”。这样，一个民族与国家的意志从本质上说，是家庭、家族和部落、部落联盟意志的延伸。

从正向的历史演化过程来看，人类的社会组织结构从微观到宏观体现为：个体状态下的人、家庭、家族、游群（原始状态下并无家庭、家族关系）、部落、部落联盟乃至民族、国家。那么，如果从民族与国家意志对于每个个体“微粒”的影响，则是一种反向关系，即民族、国家意志如何成为部落联盟、部落、家族、家庭乃至个体“微粒”的意志。很显然，正向的历史的演化过程，是自然形成的，也就是说，只要有无数的个体“微粒”，就有可能形成人类社会，其间的组织结构总是由家庭、家族、游群、部落、部落联盟组成。然而，文明的核心在于人，一种文明模式的形成与固化需要在一代一代的人们中间将文明的精髓薪火相传。一种文明模式可能盛行于一个时代，却不能持久存在。文明的持久存在不能离开特定人群的坚守，那么，什么样的人才能高擎文明的火把，从而让某种特定文明模式的火焰永不熄灭？

早期民族、国家是建立部落联盟基础上，而部落联盟又是由若干强势部落建立起来的，因此。早期民族、国家的意志从本质上说，就是一个或几个部落共同的意志。在部落的内部，又包含着若干核心家族。因而，早期民族、国家所创造的文明能否长久地存在下去，取决于这些文明是否拥有足够的力量支撑其同质化的精髓代代相传。无疑，这些力量只能来自家族、部落乃至民族相互兼容、融合而形成的组织，只有这种血肉相连的组织才能提供文明传承所需要的生生不息的巨大能量。

文明统一体的建立需要很多的外在与内在条件，但不管是什么样的条件，文明的持久存在需要“消耗”巨大的能量，地域狭小、人口稀少、资源短缺的地区是无法支撑其存在的，同时，它也会产生强大的能量，足以抵御与同化其他外来文明的侵扰。在大河流域，人类建立了最早的文明世界，它们分别是巴比伦、埃及、印度和中国。这些早期的人类文明有机体不是凭空建立的，而是在游群、部落、部落联盟的社会组织形态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或者说，它们虽然看上去是相当成熟的文明模式，但从这些文明模式的内部结构中仍然能够看出更为早期的游群、部落、部落联盟等组织形态对于它们的影响——游群、部落、部落联盟等组织形态的遗存对于这些早期文明不同的影响，最终使这些文明在后世的发展中呈现出明显的差异。在这些早期文明中，有的历数千年仍然能够在现代文明冲击下焕发生机，有的却早已湮灭在历史的长河中。

古巴比伦

两河流域的美索不达米亚在公元前3000年里产生了世界上最初的城市文明。这种文明由广泛的灌溉农业支撑，先驱的民族叫作苏美尔人，他们渐渐地建立了一系列相互竞争的小王国，或城邦国家，每一个都以一个相当规模的城镇为中心。其间充满了冲突、分裂与连年战争。水上的贸易战争与冲突导致不可能建立中央统治权力。各城邦相互征战不休，结果轻易地就被来自北方的印欧入侵者和来自南方的闪米特入侵者所征服。巴比伦帝国第一位奠立者是闪米特人萨尔贡一世（公元前2276—前2221年），另一位帝国创立者也是闪米特人汉谟拉比（约公元前1704—前1662年）这种连续入侵的模式一直持续到近代，因为继汉谟拉比之后的入侵者还有赫梯人、亚述人、波斯人、马其顿人、罗马人、阿拉伯人、蒙古人、突厥人和西方人。由于独特的地理位置，两河流域是个多民族、多部落杂居的地区。即使是早期的苏美尔人也不是那些地区的最初居民。不同的城邦（部落）信仰不同的神明，其中最为著名的是尼普和埃利度两座城邦。这两座城邦的祭司阶层人数众多，并且掌握了统治俗世的权力，他们自然不肯将权力交给任何君主。而对于君主而言，在神权政治掌握了绝对权力的地方建立统治威权是极其困难的事情。民众对于神明的信仰会使任何君主的努力都将以失败告终。尼普和埃利度一直是维持 39 38921 39 15290 0 0 3638 0 0:00:10 0:00:04 0:00:06 3638着独立与自治的神学中心，俗世王国只能在它们的周边建立与发展。古巴比伦的政体是神权政治，这一体制从王朝的兴起一直延续到王朝的覆灭。城邦的命运决定了其守护神的命运。城邦的崛起意味着城邦的守护神明将成为最高神祇，而城邦的衰落也意味着该城的守护神明将被遗弃。臣服的城邦的守护神明成为统治公国守护神明的仆从。当乌尔的国王成为古巴比伦的最高统治者，乌尔的月神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而当么罗达赫成为古巴比伦的主宰时，它的神明就成为万神殿的最高神明。当然，一旦某位神明占据了最高神明的位置，就很难将它从这一位置上罢黜，因此，在古巴比伦正统宗教的最顶端，供奉着好几位最高神明。

古巴比伦文明是各民族融合的产物，一直是世界文明的先驱，直到欧洲文明的崛起。关于古巴比伦对于人类文明的伟大贡献，除了苏美尔的泥版书之外，还有《汉谟拉比法典》。然而，这些贡献只能成为短暂的辉煌，不能持久地支撑一种文明模式的存在。究其原因，也许在于以下几点：文明存在的地理区域缺乏扩展的纵深地带，没有守护文明的安全屏障；文明体内部城邦部族林立，战争频繁发生；各民族、部落间神权思想不能统一，神权与王权之间存在着对立，因而不能形成整个地理区域范围内的统一的文明模式。从人群的社会组织结构来看，无论是家族还是部落、部落联盟都不可能形成整体性的合力，因而不可能形成支撑文明长久存在的内在力量。

古埃及

“新月形沃土带的一端是美索不达米亚，另一端是埃及，两者之间在某些方面形成鲜明对比，要另外再找出这样两种文明来，恐怕是很难的。这种差别的原因大多归结为地理因素。美索不达米亚的好几个方向暴露在毁灭性的攻击之下，一次次被异族征服。埃及几千年来毫无这样的威胁。尽管两处中心相隔只有800英里，其间是乡村，相对比较容易跨越；尽管我们知道美索不达米亚对埃及的文化发展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这两个社会的宗教信仰与价值观却属于非常不同的模式。埃及不像美索不达米亚，埃及变成时间和空间的孤岛，在1000多年里享受文明生活而很少受到外部世界的侵扰。当这种侵扰最终发生时，埃及的反应极其刚强，以致其独特性再也无法保持。”（《世界文明史》菲利普·J.阿德勒，兰德尔·L.波尔维斯，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2年5月版，41页）。与美索不达米亚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埃及很快地而且是决定性地完成了统一。大约在公元前3100年，尼罗河流域的中下游就处在一个统治者之下，人们称之为法老。在古埃及，法老是人间的神，是一个选择在一段时间里同人民一起生活的神。在将近2000年的时间里，信仰国王的神性始终不变。这种神王一体的政体，由于几乎没有遇到战争和外来入侵，它几乎不需要军队来维护国家的安全。埃及人口中绝大多数是农民，他们居住在沿尼罗河密布的村庄里。他们多数是自由佃农，在大地主或政府官员的田庄上干活，政府官员为国王服务而得到田产作为报酬。每一个村庄的格局都是一样的：茅屋集中造在里圈，外圈是田地。每座茅屋里住着几个成年人。农民们每天在田里干活，浇灌农田或饲养牲口。住在村庄里的除了农夫，还有许多小商人和手艺人。由于大自然提供了其他地方都没有的持久的农业丰收，加之没有内外战争，因而没有必要存在吞食国税大户——军队，因而，埃及成为当时已知世界上唯一能够出口多余粮食的地方。

古代埃及为什么能够长期保持稳定的局面？“早期近东文明生活的两个杰出中心——埃及与美索不达米亚——地理位置比较靠近，时常经历相当程度的跨文化刺激。然而它们之间的差异既显著又恒久。埃及享受着无限的稳定，生活是高度可预见的：明天就是今天和昨天，环境情况不变，或者只有微小的变化。相反，美索不达米亚频繁经受剧变。不仅入侵或战争是家常便饭，就连国王——他们是人而不是神——也常常受到反叛的挑战，权力被发怒的神或人类对手剥夺。”（《世界文明史》菲利普·J.阿德勒，兰德尔·L.波尔维斯，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2年5月版，52页）

神权政体的超稳定性使埃及人过上了总体上能够被称上当时世界上最富足而又安宁的生活。一个最明显的例子是，人们并不会把建造庞大的金字塔看成是痛苦不堪的生活，而是相信他们正在为一位能决定他们共同幸福的神建造宅邸，因而充满了热情。也许正是由于缺乏战争环境的洗礼，人民过于安逸地生活在神权政体的统治之下，当外来文明侵扰时，庞大而涣散的帝国终于免不了轰然倒塌的命运。此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埃及人的神权思想过于独特，无法在其文明区域之外扩展其原汁原味的思维模式，无法让处于其文明之外的“异族”人被同化，因而，很自然地失去了传承文明的后继者。

古印度

古代印度至少早在公元前2500年前就有繁荣的城市文明。绝大多数印度人信奉的宗教是印度教。很多人认为，印度教其实不能称之为宗教，而是代表着一种生活方式，一种哲学体系。印度教的信仰是雅利安人的信仰同当地文化慢慢混合的结果。总体原则上体现了种族性的等级制度。雅利安人把他们自己看作是下等印度人的天然主人，把社会分为四个等级，一个种姓就是一个社会单位，个人一出生就带着种姓，种姓决定了日常生活的大多数方面，终生不能改变。在部落、种族基础上建立的等级制度让印度的下层人民永远居于下层。当一批批外来入侵者进入印度，他们根本不需要改变什么，只需作为胜利者就能理所当然地成为高级种姓，自然享有高种姓的高贵生活。由于神权思想强化了这种等级制度的合法性，因而，在印度维持文明的力量根深蒂固地存在于社会各阶层之中。直到现代，印度人也很难改变这种种姓制度的束缚。

参考书目：

《古巴比伦宗教十讲》[英]亚奇伯德·亨利·萨伊斯著，黄山书社，2010年3月版）

《全球通史上册》（[美]斯塔夫里阿诺斯著，，88-92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世界文明史》菲利普·J.阿德勒，兰德尔·L.波尔维斯，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2年5月版）

强光中， 1989年毕业于安徽大学哲学系，安徽省哲学学会会员。30多年来，一直致力于人类文明比较研究工作，2011年出版《全球史观下的孔子学说》一部，已被台湾“中央研究院”、上海社科院、中国科大等数百家图书馆收藏。80余万字新作《全球史观下的人类文明》即将出版发行。欢迎添加强光中微信号：qianggz1.公众号：文明比较（qiangguangzho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