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光中∣古希腊城邦为何难以成长为中国式的专制帝国？

原创 2017-04-03 强光中 文明比较

在“言必称古希腊”的人们看来，古希腊人对于人类文明最伟大的贡献在于创立了“民主与科学”的制度性逻辑范式。那么，人们不禁要问，在古代世界，为什么存在于大陆上的诸文明体中不能产生出一个雅典式的民主制帝国？为什么在古希腊不能产生出一个大陆式的专制帝国？

上述问题其实可以近似于表示为另一个问题，即古希腊城邦如何才能“长大”？古希腊城邦在如何“长大”的方式上与大陆上的专制帝国有何不同？

制约古希腊城邦“长大”的最大难度在于其空间狭小。不同的族群居于城邦之一隅，相互倾轧；不同的城邦之间相互冲突，危机重重。因而，古希腊城邦缺乏大陆上做大地理空间的先决条件。与陆地不同的是，征服海洋是一种更强的技术行为。海洋的千变万化让生存在海岛上的人们比陆地上的人们更能感受到大自然的力量。人们需要认识海洋，并且需要借助船舶才能下海，人的群体性行动因而受到了很大限制。除此之外，更为重要的原因在于，海岛上资源匮乏，有的地区甚至完全没有资源可言，只能通过劫掠与贸易的方式解决生存问题，因而，有限土地上的收获不能给征服者带来巨大的利益。这一点与大陆上的情况有着很大的不同。大陆征服者不仅可以获取地理空间内的“大量战利品”，而且可以通过收取税赋等方式获取土地上年复一年的收获，从而建立可持续的地广人众的专制帝国。

帝国成长的过程总是通过战争的方式实现的。如果从发动战争的军事成本上来探讨古希腊城邦如何“长大”的问题也许更有意义。相比在陆地与草原上采取的军事行动，海洋军事行动所要花费的成本可能要高到不可比较的地步。陆地上的兵员成本最低，无须多少军事装备就可以投入战争，甚至说只要有足够的人力资源再配备必要的兵器即可。中国式的农民起义可以通过“揭竿而起”的方式直接投入反抗暴政的战争中，其战争所要花费的成本可想而知。草原上的兵员作战往往需要马匹，因而成本相对于陆地要更高一些。海洋上的兵员，不仅需要投入战争的各种军事装备，而且需要额外增加昂贵的交通运输成本，这些成本主要花费在制造投入海战所用的船舶和支付精通驾船技术的水手的工资。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一书中，修昔底德对于雅典战争的费用作了十分精确的计算。在战争之初，雅典舰船总数大约有250艘，这些船只耗费了雅典人的巨额财富——

雅典财源的枯竭主要是由于支付这支舰队和波提狄亚战役的费用。围困波提狄亚的重装步兵的薪饷是每人每日2德拉克玛（一个发给士兵本人，一个发给他的侍仆）。起初，围攻的重装步兵人数为3000名，这个数字一直维持到围攻结束的时候；此外，还有佛米奥带去的1600名士兵，他们在围攻结束之前就离开那里了。舰船上人员的薪给和重装步兵相同。雅典起初就是以这种方式耗费金钱的，而它配备在舰船上的人数之多是从未有过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古希腊]修昔底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1月版，207页）

同一海岛上的城邦之间发生战争，与大陆上发生的战争几无差异，但不同海岛上的城邦之间一旦发生战争，跨海攻击的一方就需要花费相当大的战争费用。

这支第一次起锚出征西西里的军队，是迄今为止由单个城邦派出的花钱最多、外观最华丽的希腊军队……过去派出的那些军队只有很短的航程，缺乏优良的装备；而现在这支远征军在组建时就打算在陆上和海上长期执行任务，配备了舰船和陆军，以便根据需要随时应用。舰长和城邦都花费巨额金钱精心装备舰队；每个桡手每天由国库支付1德拉克玛的薪金，公家还提供没有装备的空船，计有60艘战舰和40艘运输船，都配备有能招募到的最好的船员；上排桡手和其他桡手除从国库领得薪金外，他们的舰长一般还颁发给他们额外薪金……如果有人统计一下邦国的财政支出和私人的开支——这笔费用包括邦国已经用在远征军方面的和将要送到将军们手中的金钱，远征军将士用于个人装备上的费用，舰长们在他们舰船上已经花费的以及他们将来还要花费的金钱；如果加上除由公款支付的薪金以外，每人因航程遥远而随身携带的途中所需费用，以及士兵们或商人们为了做生意而随身携带的财物——人们一定会发现许多塔连特的巨额金钱从雅典流走了。（《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古希腊]修昔底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1月版，431-432页）

历史告诉人们的是，这是一次华丽的死亡之旅。起初，没有人想到，西西里远征的结局竟然是雅典人的惨败。修昔底德以无比凄惋的笔调写道：

这是一个悲惨的场面，使他们狼狈不堪的不止一个因素：不仅因为他们是在丧失了所有的舰船后败退的，他们雄心勃勃的计划化为泡影，而且也把自己和邦国置于危险的境地；他们在离开营寨的时候，人人眼前都是一片不忍看、不忍想的悲伤和痛苦的情景。阵亡将士的尸体尚未掩埋，任何人发现他的朋友躺在许多尸体中的时候，都会感到哀恸和恐惧；那些被遗弃的伤者或病者，觉得生不如死，比死者更可怜。这些被遗弃的人倒在地上恳求和痛哭，朋友们感到手足无措，高喊着他们看到的每个亲密战友或亲戚的名字，乞求把他们带走；在军队出发时，他们吊着其同营帐伙伴的脖子，竭力想跟着撤离的队伍跑远一些，当他们体力不支倒下去，被抛弃在后面的时候，他们惟有不停呼唤苍天，大声哀号。雅典全军已经遭受太多的不幸，他们泪眼涟涟，担心前途未卜，未来更加糟糕。于是，全军将士见到这种场面，无不以泪洗面，悲痛欲绝……他们每个人都感到耻辱，全体人员无一例外地感到痛苦，尽管因为有许多同伴分担而在一定程度上有所缓解，但他们当时仍感到心情异常沉重，特别是他们在出发时是多么豪华，多么自豪，而今的结局是多么耻辱，多么凄惨！没有哪一支希腊军队曾遭遇过如此惨重的失败。他们原本是奴役别人的，结果是害怕自己遭到奴役，而仓皇逃离；他们是在祈祷和凯歌声中启程的，而现在却带着截然不同的祈求和诅咒启程回国了；他们从海路而来，而今由陆路而退；他们原本所依靠的是他们的海军舰队，而今是依靠他们的重装步兵。尽管如此，想到巨大的危险正在逼近，他们对这一切都觉得可以容忍了。（《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古希腊]修昔底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1月版，525-527页）

然而，对于雅典人来说，更为悲惨的命运还在后面。修昔底德继续写道：

这是一场大屠杀，在这次西西里战争中，这次战役屠杀的人数是最多的…… 这是这场战争中希腊人最大的一次军事行动，照我看来，也是希腊历史上最大的军事行动——对于胜利者来说，是最大的光荣，对于失败者来说，是最大的灾难。雅典人被彻底打败，全军覆没，他们遭受了巨大的痛苦；他们被毁灭了，正像谚语所说，一切都灰飞烟灭了。他们的舰队，他们的陆军，全部都被毁灭了，庞大的远征军中只有极少数人重返故土。这就是西西里发生的事件。（《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古希腊]修昔底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1月版，533-534页）

雅典西西里远征军的全军覆没固然有着很多其他方面的原因，但最主要的原因还在于雅典人跨海登陆作战所面临的巨大困难。在跨海登陆作战中，被攻击的一方总是易于守卫，而攻击的一方不仅花费巨大，而且还要在占据绝对优势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取胜。这也是更早时期特洛伊战争耗时十年之久的原因——在这场战争中，“阿基琉斯的愤怒”是其中引人入胜的情节，如果没有阿基琉斯这一支城邦全力以赴地投入战争，攻击特洛伊的一方仍然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后来历史上一再上演着惊人相似的故事。雅典之后的海洋强国迦太基被罗马彻底击败；即使在极少发生海战的东亚，也有蒙古人两次惨败给日本人的战例；跨海登陆作战失败的战例在近现代西方人主导的海战中更是层出不穷。当然，这些失败的战例也许反而能够衬托出那些少有成功者的辉煌胜利，比如二战时的诺曼底登陆战。

跨海登陆作战的难度，为古希腊这个“儿童” 赢得了更多的成长时间，从而使古希腊文明免于众多大陆民族文明早熟的命运。希罗多德在《历史》书中讲述了一个耐人寻味的故事，当吕底亚国王为征服海岛上的居民而倾力建造舰船时，来自希腊的一位客人说出的一席话让这位野心勃勃的国王彻底打消了征服海岛的念头。希腊的客人说：“国王啊，看来你是热心期望像在大陆上那样捕捉马背上的岛民的，这个想法当然有道理。但是那些岛民们在听说你在建造舰船，准备从海上攻打他们的时候，你想想：那些岛民最期望的不恰恰是在海上捉拿吕底亚人，并在那里为那些在大陆上遭受奴役的希腊同胞复仇吗？”（《历史》[古希腊]希罗多德，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版，10页）公元前六世纪的吕底亚人能够征服生活在亚细亚大陆上的希腊人，却无法征服海岛上的希腊人。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不同海岛上的城邦之间一般不敢轻易发动跨海战争，因而难以像大陆国家那样轻易地能够通过兼并战争的方式建立专制帝国。另一方面，大陆民族攻击海上民族远比海上民族攻击大陆民族的难度更大，海洋民族可以通过偷袭等非对称的手段短暂地击败疏于防范的大陆民族，而大陆民族则不可能反过来用偷袭的方式取得胜利。

希腊文明不可抹煞的一个特色，就是不存在任何世俗和教会的官僚制。从多利安移民到希波战争，也就是说，大约从公元前1100年至前500年，希腊文明的地理区域，始终没有受外来侵略影响，这是一个历史奇迹。六百年间，在近东和远东，帝国文明及其必不可少的官僚制一再地建立、推翻和重建，而爱琴海周围的地缘政治天堂，却可以发展出这种“自由”文明，首先是地方氏族和贵族的，后来则是城邦的，它们的规模之小，以至于不需要任何庞大的官僚行政机构。在这些得天独厚的历史条件之下，希腊从古风时代向古典时代的转型，可以具有这种个人智识冒险的形式，而不会受到力求维持传统的科层制压力的百般阻挠。（《城邦的世界》[美]埃里克·沃格林，译林出版社，2008年版，231页）

我们不厌其烦地引用史料，试图说明的就是，为什么古希腊城邦文明能够产生并且延续数百年之久？海洋的天然屏障护祐着古希腊城邦的安全，它们虽然“体量”极小，却能长久生存下去，且不必产生一个统一的专制政府来严加管理，因而，洋溢在众多城邦上空的是一种独立而自由的气氛。在分崩离析的状态下，希腊世界缺乏统一的民族意识。基于城邦的生存意识远大于民族意识，甚至根本上就不存在一个概念上的大民族意识。即使在同一城邦之内，城邦亦不过是其组成者的利益共同体。

古希腊民族与其他同时代欧亚非大陆其他民族相比，有个相对较长而又独立成长的“儿童”期。如果中国能够像古希腊那样保持“万国”状态，列国文明没有中断下去，中国也未必不是另一个很像古希腊的“正常儿童”——因为在春秋战国时代，中国已经产生出许多类似于古希腊的文明火种，平等、自由、博（兼）爱、民主的思想以及孕育着科学的逻辑思维模式。然而，过早建立的大一统专制政权没有给古希腊式“科学与民主”的制度性逻辑范式在中国的成长获得更多的机会。

强光中， 1989年毕业于安徽大学哲学系，安徽省哲学学会会员。30多年来，一直致力于人类文明比较研究工作，2011年出版《全球史观下的孔子学说》一部，已被台湾“中央研究院”、上海社科院、中国科大等数百家图书馆收藏。80余万字新作《全球史观下的人类文明》将正式出版。“强光中的哲学博客”（http://qianggz.blog.ifeng.com）是凤凰文史名博。欢迎添加强光中微信号：qianggz1.公众号：文明比较（qiangguangzho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