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光中∣在亚欧大陆的文明古国中，中国究竟是靠什么“特殊本领”胜出的？

原创 2017-03-23 强光中 文明比较

从一定意义上说，部落文明的消亡，使中国人变成了世界上最能实现充分竞争的一个民族了。小到个体与个体之间、家庭（家族）与家庭（家族）之间的竞争，大到集团与集团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竞争，无不是充分而又激烈的。最终，中华文明必然走向部落文明的反面——文化上的单一性与社会组织方式上的专制性。失去部落文明的保护性屏障，中华文明只能走向中央集权制的大一统之路了。

秦统一前的中国历史可以从总体上概括为从部落（联盟）社会、诸侯割据的君主专制主义社会向大一统皇权专制主义社会的转变。这一转变过程的根本性标志是部落文明的“洞穴”式母体结构被彻底打破，取而代之的是家族为基本单元的“广场”式中央集权制国家。也就是说，原本独立成邦的部落（联盟）的彻底消亡使中华文明的本质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古代部落（联盟）或邦国是完全独立存在的，各邦的原始宗教、典章政事都是不相同的。古代邦国的独立性只能靠战争或其它暴力的手段才能剥夺。在一个由若干不同的族组成的邦国之内，行使邦国最高权力的邦君，其权力的行使过程需要通过与各族族长协商，邦内重大事项必须与族长取得一致才能实施。邦君不能直接指挥各族的普通“邦民”，必须通过各族的族长发布号令才能统一邦国的行动。邦君、族长、邦民均有相对应的权利与义务，具有部落社会原生态的民主性。

部落文明的衰落源于部落（联盟）间的兼并战争，但部落间的兼并战争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部落的性质，规模更大的部落联盟仍具有部落社会的基本属性。直到夏、商时期，中国社会也没有进入真正意义上的奴隶社会。那时的“中国”是以中原华夏族部落为主体，他们以武力征伐为主要手段，对其他众多部落逐渐拥有了一定的特权。虽然所控制的地域十分广大，实际上却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独立王国，而是由众多部落组成的联合体。这就如同太阳系中的太阳与行星的关系一样，行星围绕太阳运转，但太阳并没有与行星融为一体，它们都是彼此独立存在的。显而易见，部落文明的特质并不能由单纯的部落间兼并战争而被彻底改变。也就是说，部落间的兼并战争之所以是导致部落消亡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它发生于古代中国的特殊“国情”之上。

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中国部落文明走向消亡的呢？

古代中国战争的性质主要是内战而非外战

独特的地理环境护佑中国人从容地创建着自成一体的文明模式，直到近现代西方文明崛起之后，中华文明才有了真正的威胁。在此过程中，除了来自文化落后且人口稀少的北方民族不断侵入之外，再也没有其它更为成熟的“异族”入主中华大地。这样，中国人更像是在一个自我封闭的的大陆上建立了独立的文明体系，而其它文明体输送而来的一切元素都只是被投入到这个超级大熔炉之中，锻烧熔炼成中华文明的组成部分。

从石器时代到金属时代，由于生产力水平的显著提高，人口不断增加，土地资源趋于紧张，古代中国社会逐渐从和平共有的的自然生存状态向“争地以战、杀人盈野”的私有化时代的转变。中国历史的剧烈变化程度与青铜时代的历史分期大致有相近的一面。人们一般把中国青铜文化的发展划分为三大阶段，即形成期、鼎盛期和转变期。形成期是指龙山时代，距今4500～4000年，中国社会由不必战、无战状态发展到必战状态；鼎盛期即中国青铜器时代，包括夏、商、西周、春秋及战国早期，延续时间约1600余年，中国社会由少战状态发展到多战状态，由小规模战争发展到大规模战争；转变期指战国末期－秦汉时期，青铜器已逐步被铁器取代，铁器的普及化使战争的发生更加频繁，战争的破坏程度更加惨烈，中国社会开始走向大一统的历史征程。

人类社会每一次剧变的背后都隐藏着技术革命的影子，技术革命的后果往往又通过战争等形式体现出来，战争是技术革命的极端表现形式。如果说，农业革命使人类真正凝聚成人类社会，那么，金属时代的技术革命使这一社会真正进入到冷兵器时代；发生在近现代西方的工业革命进而使这一社会真正进入热兵器时代。进入金属时代的所谓人类文明社会，从本质上说，不过是战时或是战后状态——体现为人类社会有组织的力量对比状态，战争是人类社会生活的永恒背景。

古代的中国战争与世界其它民族所发生的战争究竟有何不同呢？

玉石时代的中国大抵是一段平静的和平时期。考古工作者在红山、良渚等遗址中未发现围城或防御工事以及陪葬兵器的存在；在先秦文献中，人们也普遍认为那时的中国人处于“有祀无戎”的自然和平的生存状态，人与人之间“无有相害之心”，不同族群之间没有发生大规模战争的必要。玉石时代的人类生存状态亦可以从美洲、澳洲在被欧洲人入侵之前相对和平的部落化生存方式得以左证。然而，这种群体规模相对较小的部落化生存图景不得不因为人类技术文明的升级而发生根本性的变化。由于金属时代的渐次来临，在从玉石时代向金属时代转变过程中，中国人的生存方式逐步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部落（联盟）之间不断发生兼并战争，一部分强势部落（联盟）通过暴力手段强迫弱势部落（联盟）提供劳动成果或其它资源。这种由战争主导的社会变革最初可能发生在西亚、中亚部落向中国渐次迁徙的“长时段”历史过程中。由于西部屏障的阻隔，最初也许只有少数游牧部落才具有远距离迁徙的能力。他们携带着金属工具或武器，来到“中国”的外围地带，以武力获取生存物资，进而定居下来，成为最早拥有金属工具或武器的古代“中国人”。

由于地域广大，古代中国不必经受外来“异族”的直接攻击而由玉石时代进入青铜时代、黑铁时代，这是古代中国与古巴比伦、古埃及、古印度最本质的不同之外。从这个意义上说，外来“异族”小股军民冲破各种艰难险阻，来到“中国”的外围——他们虽然手握先进武器，但到了广大的“中国”外围地带却已成为强弩之末。他们在与外围部落集团的冲突中很快会被融合，继而成为包围“中国”的众多外围部落集团之一。因而，不可能存在大规模侵入中国的“异族”军事集团，亦即不可能存在两大敌对的军事集团先后存在论。所谓的“先后”只是渐次而来的“先后”，绝非某一时段征服者与被征服者的“先后”大规模存在于“中国”境内。

金属工具或兵器传入中国之后，金属冶炼技术很快也会为中国人所掌握，中国人甚至有可能在某些领域进行了自主创新。物以稀为贵。中国人在金属时代到来时，最初只在最为重要的领域使用金属。“国之大事，在祀及戎”。对于中国先秦中原各国而言，国家的大事莫过于祭祀和战争。作为代表当时最先进的金属治炼、铸造技术的青铜，也主要用在祭祀礼仪和战争上，它们分别代表着古代中国在物质方面与精神方面的不同追求。夏、商、周三代所发现的青铜器，均为礼仪用具和武器以及围绕二者的附属用具，这一点与其它民族青铜器有着明显的区别，形成了具有中国传统特色的青铜器文化体系。

在人类最初出现的文明古国中，古巴比伦、古埃及、古印度都曾遭受外族入侵，这些民族不得不面对外来的“异族”入侵而在各自的文明体系中构筑安全防线。而在古代中国，从一个严格意义上说，从未受到成建制的外来“异族”军团的攻击。由于地域足够大，人口和民族足够多，地理上存在着“中国”的概念。任何外来“异族”军团都不可能越过层层包围“中国”的部落集团而灭亡“中国”。“中国”永远处于“中国”的地理中心位置上，而“天下”则是看不到边界的却永远属于“中国”的外部世界。

对于单个部落来说，与任何外部部落发生的战争都属于外战，然而，在一个无边界的“天下”之内，在任何部落及其集团之间所发生的战争，都属于争夺“天下”的内战。

由于古人认识上的局限性，“天下”似乎是没有边界的，而在“中国”之外，周边地区远没有“中国”文化先进，“中国人”又是最文明的，因而，“中国”是“天下”理所当然的中心。

中国，又以“中华”、“华夏”、“诸夏”、“诸华”、“神州”等代称出现。“中国”一词，最早指天下的“中心”——黄河中下游的中原河洛地带，而“中国”之外则称为“四夷”。在中国人心目中，其直接统治地区为“中国”本土，包围在其周围的“四夷”则为臣属之地。

因此，“中国”是一个属于地理范畴的概念，而非神权中心或政治中心的概念。历史上，“中国”的中心并没有固化为某个特定地区，更没有成为特殊人群居住的地区，西安、洛阳、南京、北京等都曾成为中国的王权政治中心。“中国”的中心绝非如耶路撒冷这样的特定神权中心永远不变——也许正是绵绵不绝的战争，使得任何部落所崇拜的神都不能长期“定居”于某一特定地区。

古代“中国”的“地盘”上不能为一个个“洞穴”式部落神权所定位，这对于“中国”、“天下”的纯地理性质的形成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任何部落都不能与特定的地理中心建立特殊的“意义”联结，“中国”的任何地区都不能固化为某一特定种族、部落所拥有。即使“异族”人来到中国，如果改行中国之道，久而久之亦有可能被“中国人”同化，进而成为地道的中国人。数千年来，“异族”人扎堆般渐次来到“中国”，也渐次成为“中国人”，他们彼此都未能以种族的方式征服“中国”，在“中国”弘扬特定种族的神权文化。在少数民族政权取得优势地位的朝代，他们至多不过象征性地获取某一种族在社会政治上的上层等级地位及其特权，而当这些政权败退后，他们曾经获取的特权地位也会一并消失。“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天下”依旧是中国人的“天下。身处“中国”的中国人在人际交往中一般不会过度关注人的种属问题。当然，这一原因大概是由于中国之大、中国人之多这一因素造成的，极少数“异族”人来到“中国，如同汇入大海的水，很快便消失得无影无踪。由于“天下”是统一的，对于所有的人都是开放的，神权思想中并没有民族优劣论的生存空间，中国因而没有印度式种姓制度存在的土壤。

因此，在古代中国所发生的战争只能是属于同一片“天下”的部落（联盟）集团间的内部战争，亦即“内战”。战争发生在地理相近的部落集团之间，他们有可能曾经来自西亚、中亚，亦有可能来自位于“中国”东南西北的任何部落集团。各部落虽然来自“五湖四海”，但他们都在长时段的历史变迁中汇入“中国”，并被“中国”所同化，而在“中国”地理范围内形成的中华文明却能在本质上的不变中从容变化着。

古代中国战争的主要目的在于占有土地而非掠夺财物

基于大陆文明、农业文明之下的古代中国战争，其目的在于争夺更多的土地。人们为了更好地生存下去，就必须占有更多的宜耕土地。因而，中国式战争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获取现成的财富而是为了占有产生物质财富的母体——土地。这与游牧民族之间发生的战争有着很大的不同，居无定所的游牧民族并不把脚下的土地看成是物质财富，他们往往着眼于掠夺现成的物质财富，如牛羊等。当游牧部落战胜另一个游牧部落，胜利者通常会残忍地杀死男丁，掠夺所有战败者的财物，连同女人儿童也都成了战利品。这种战争发生在种族、部落之间，它是一种残忍的针对人类肉体的战争，是“人”之间的兼并，而非土地的兼并。这在《圣经》及古希腊等许多历史著作中都有大量的史实记载。只有当这些地区的不同族群成长到足够大的规模后，彼此谁也吃不了谁的时候才逐渐发展到成熟的“帝国”时代。相比之下，古代中国的战争在大多数情况下则是相当“文明”的，战争的对象主要的不是人，而是土地。古代中国战争用不着大量杀人，特别是不必去杀普通平民，战败的部落可以选择投降，或是逃往别处而保全生命。

与地中海地区的那些擅长掠夺的“海盗”相比，在古代中国经久不衰地上演着的却是一出出“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的历史话剧。

古代中国战争攻伐的对象主要是贵族集团而非平民阶层

古代中国，土地所有制逐步经历了由部落公有制向宗族私有制的变革过程。这一变化过程主要是由于战争导致的。在原始氏族公社时代，对于单个的部落来说，土地属于部落公有。但战争改变了这一切。在战争环境下，一些强势部落不断兼并土地，被兼并部落的土地落入强势部落控制之下，强势部落的部落民因而成为贵族，而失去土地控制权的弱势部落民随即成为平民。此外，部落或宗族为了维护自身的安全，通过联姻或其它外交、军事方式与其它部落建立联盟，这样就在联盟组织结构中产生了新的军事政治集团，原先平等的部落民之间产生了阶级分化，一部分人成为联盟组织中的贵族阶层。

战争催生上层贵族的产生，也在不断地消灭着弱势部落、宗族的上层贵族。贵族是拥有土地的主体，他们是战争发动者，也是战争所要消灭的主要对象。不同部落、宗族组成部落联盟相互兼并，如同大鱼吃小鱼一般，无数部落或宗族势力纷纷化为乌有，最后共同汇入同一片平静的水面。每个贵族集团的灭亡，意味着该部落或宗族政权的消亡。部落、宗族消亡后，原先的部落民沦为平民，土地最后主要集中于若干较大的贵族集团手中。这就如同一个山头一个山头的削平，弱小部落的土地集中到强大部落的控制之下，直到整个中国的统一。

发动战争的主体呈现多元化而非局限于某些特定族群集团

春秋战国时代到秦代大一统，中国发动战争的主体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逐步从部落、宗族下移到普通民众。在古代，军事与外交都属于部落的核心权力，有着严格的制度规范。在西周时期，“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周王室是周天子控制天下和行使王权的重要工具。各诸侯国虽有自己的军队，但有严格的限制。数量的多少一般依国家的大小而定。《周礼·夏官》记载：“凡制军，万有二千五百人为军。王六军，大国三军，次国二军，小国一军。”诸侯的军队在数量上不得超过王室，应符合礼制的规定。春秋时期，随着王室的衰微和诸侯的强大，各列国的军队规模不断扩大，如晋国在不到一百年时间里，军队由一军扩大到六军。在春秋列国的军队中，还存在着一定数量的属于宗族武装的族兵，由统率军队的国君和卿大夫的族人组成。在“礼坏乐崩”的历史背景下，原本只有周天子才有的发动战争的权力逐渐下移，不仅诸侯国君可以发动战争，握有军权的大夫也可以发动战争。当天下大一统之后，连陈胜、吴广也可以揭竿而起，发动反秦大起义。发动战争的权力下移标志着中国社会组织结构已经发生了从部落联盟组织逐渐解体为以家族为单位这样一种惊天动地的巨大变化。纵观整个古代世界，像陈胜、吴广这样的普通人，能够从一盘散沙状的民众中脱颖而出，发动战争的似乎只有在古代中国等少数国家才有可能。

战后控制国家政权的是家族而非部落、种族

古代中国战争攻城掠地的成果主要是通过消灭敌对集团的军事力量表现出来的。从万国到一国的部落、宗族兼并战争最终使一个家族最终掌握了国家政权，而家族中只有一人成为国家最高权力的拥有者。此所谓中国式“家天下”。

皇权大一统之后，古代中国部落的社会化功能分分别被国家和家庭、家族所取代，即：宗教、军事、外交等宏观方面的功能被国家政权所取代；涉及个体化家庭生活等微观方面的功能则被家庭、家族所取代。如果说，大一统的国家像远古时代的一个部落，而掌握这个部落命运的只是“天下“之中的一个家族，而组成这个超级部落的却是”家天下”之中的无数同质化的家庭、家族。

战后统一的国家内部任何组织一般不得拥有军事力量。由于部落势力的消亡，组成“天下”的皆为家庭、家族，而家庭、家族一般没有能力拥有大型化军事力量。皇权是所有家庭、家族安全等公共利益的提供者。因此，同质化的家庭、家族意味着国家统一体规模的无限扩大。

古代中国战后社会实行直接统治而非委托治理

真正加速中国古代部落文明趋于消亡的根本原因在于西周初年的“封建”政策。李宗侗先生（1895—1974）将此与罗马相对比，有过专门的研究。李宗侗先生认为，周初的封建，对中国历史甚为重要。它划分先后历史成两个时期，等于罗马的统一各邦，但比罗马要早得多。周灭商始由陕西进至河南，周公东征进至山东，封齐、鲁等国。成王北伐进至山西，封晋、韩等国。昭王南征，穆王征徐，至宣王时周的势力扩展到南方各邦。从太王翦商起，至宣王南征止，周室皆在扩充疆域。这是第一步的推动，由周室直接用武力征服各邦。第二步推动较后，在齐、鲁、晋等国受封之后，由分封各国用武力向外扩充。齐的向东发展，鲁的向东向南发展，晋的向北发展就是这种现象。罗马在武力上只有第一步推动。罗马没有在被征服的各邦建立组织，各邦无论名为臣服或是联盟，皆独立存在，只由罗马派一省长治理其地。省长每年更换，有无上威权。罗马对各邦是真正征服，而周室对各邦则完全是殖民，对强的邦加以灭亡，改由周室兄弟亲戚封其地和殖民；对弱的邦就留作分封各国的附庸。全中国于是合为统一的大邦国。大邦国之下的各受封国，典章、政事大体相同，各邦之间互相往来均有统一的礼仪规范。周室虽然衰弱，但各邦仍然能够联合起来。这就是春秋时期夷与夏的观念的由来。至春秋时，全国只分两个阶级，一面是各国的世族（君子），另一面是各国的平民（小人）。一国卿大夫出奔他国，仍受世族的优礼。因此，战国时盛行客卿，国界的观念亦不甚重。文明的同质化，也为秦始皇的大一统创造了条件。对比统一后的罗马，虽然也分为两个阶级，但与周朝明显不同。一面是罗马邦，较最初并未扩充；一面是被征服的各邦。每邦与罗马皆有关系，各邦间互相无关系。所以，周室衰弱后，中国事实上并未分为文化不同、语言不同的若干国；而罗马衰弱后，各地仍旧回复到独立状况，希腊仍回复希腊，高卢仍回复高卢。由此可见周初封建在中国历史上的价值。（李宗侗《中国古代社会新研历史的剖面》，53—56页，中华书局，2010年版）

由以上文字可以看出，周朝“封建亲戚、以蕃屏周”的过程，首先是以武力扫荡了原有土地上各部落的组织结构，强者予以消灭，弱者予以同化。其次是在占有土地和人口等最为核心的资源的同时，将周的文化植入到被征服地域的各部落内部，从而输出周朝的组织、管理等实体性文明形式，形成统一的周文化圈。仅以宋国为例，宋国是殷商遗民受封国，到了春秋时期，在组织上已不见其与姬姓封国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孔子亦叹殷礼“不足征”，足证周人同化宋人的结果。

周代的封建政策，实质上是将周的文化理念植入、嫁接到部落文明的旧系统之中，从内部分化瓦解旧有的部落组织结构和文化理念，最终使“万邦”文化与周文化同一化。部落的多元文化消亡了，“万邦”在文化上合而为真正意义上的一邦。

如果说，周代的封建制还是通过诸侯列国这个“中间体”的残余，那么，到了秦代以后的皇权专制主义社会，这个“中间体”就几乎完全被郡县制、官僚制、科举制等制度所削弱，皇权统治可以通过制度化的设计直达“细民”。

古代中国统治者对广大人民实行间接奴役制而非直接奴隶制

中华文明建立在早熟而又发达的农业文明基础之上，广大人民素有勤于耕作的传统，因而，任何统治者都不会把田间劳作的农民当作屠戮的对象，而是通过剥削其劳动成果的方式获得他们所需的财富。这样，农民依赖耕种土地获取生存机会，并向统治者上交农业税赋。征收农业税赋是统治者获得财富的主要方式，地主、农民及一切土地所有者都要向统治者交纳土地税赋。这样，土地上的收成成为各方利益交织的核心。

因此，中国农民虽然依附于土地而解决生存问题，但相对于西欧农奴制来说，还是自由的。当王朝统治不合理的时候，中国农民能够发动反抗统治者的战争，这在西欧社会也是不多见的。

部落文明的消亡对于中华文明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部落文明的特质在于宗教文化上的多元性，社会组织方式上的民主性。人们组成部落除了基于血缘关系这一天然联系的原因之外，还有为了实现共同生存的基本目标而聚为一体的。部落为每个人提供了最低限度的生存条件，但人与人之间大致是平等的。对于每一个个体来说，他受到了家庭（家族）和部落的双重保护。甚至可以说，部落的力量相对于家庭（家族）来说，对每个人提供的保护更为有力。而部落文明的消亡对于个体的人来说则意味着失去了一道最为重要的保护屏障，个体的生存处境将变得更为严峻。一个个体状态下的人如此，一个家庭、家族也是如此，一个集团、国家同样如此。在普遍失去安全感的社会里，各种冲突不可避免地发生了。于此之中，人们就不难理解春秋时期的“礼坏乐崩”与战国时代庄子发出的那种“当今之世，仅免于刑”的感叹了。

从一定意义上说，部落文明的消亡，使中国人变成了世界上最能实现充分竞争的一个民族了。小到个体与个体之间、家庭（家族）与家庭（家族）之间的竞争，大到集团与集团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竞争，无不是充分而又激烈的。最终，中华文明必然走向部落文明的反面——文化上的单一性与社会组织方式上的专制性。失去部落文明的保护性屏障，中华文明只能走向中央集权制的大一统之路了。

家族化是最早的私有化，它意味着生产经营上的高效率。政体上“家天下”的私有制与小农经济体制上的私有制，使得中国农业社会在古代社会制度上拥有了逻辑范式上的优越性，它确保了中华文明数千年来屹立在世界东方，立于不败之地。

如果将中华文明与希腊的城邦文明进行比较，就能一目了然了。

在整个希腊文明带，城邦并不是作为一种统一的组织类型生长起来的。各种城邦，既不是同时，也不是在同样条件下组织而成的。城邦建立的这一进程，也就是所谓塞诺西辛（synoecism，意指村社联合）阶段，绵延数世纪之久，其中一些甚至到古典时代才告终。对雅典来说，塞诺西辛阶段大约在公元前8世纪末才尘埃落定。所产生的城邦政制标志着告别早期部落政制，以及多利安征服之后的部落混居。然而，部落年代在城邦结构中烙印之深，使它成为塑造城邦内政外交史的一个决定性因素，直至城邦亡于马其顿征服为止。城邦各部分都保持着血缘关系秩序，不论这种血缘关系随时间之流逝如何幻化。所以，作为一座城市，城邦从来就没有像西方中世纪城镇那样，发展成一种由个体公民组成的共同体，通过“同盟”（conjuratio）这种纽带团结在一起；作为一个地区性国家，城邦也从来无法像西方民族国家那样，扩展为一个由个体公民组成的民族。个体在他的政治单位之中，从来就没有获得过人格地位，而这种政治单位在基督教的人的理念影响下，正好体现了西方文明的政治型构；它通过城邦内部虚幻的部落的、更狭隘的血缘关系，总是保持着一种中介地位。

雅典的例子将说明这个问题。家政共同体由父母和孩子组成，是最小的组织化血缘关系。家政共同体之上就是家族（anchisteia），它包括了三代人，从一家之长一直到他自己的孙子、他的侄子和侄女的孩子、叔叔的孙子。这帮亲戚形成了家庭中的一个单位和规定继承权利、送葬义务和葬礼的神圣法律。在anchisteis之上，人们发现了genos（种族，李宗侗书中译为“演司”，全演司人共有一姓），这是贵族的家庭单位，只要外部情势（诸如遗产、社会地位等等）许可就会形成。贵族的家庭单位的联系纽带，是他们来自于共同的祖先以及祖先崇拜，而不管这种血脉相连真假与否。雅典的gene形成于希腊中世纪晚期，当时正值土地贵族在政治和军事上都占统治地位。每个贵族家庭单位都拥有它的宗庙、祭司、祠堂、公共库房和可能每年由抽签来决定的行政机构（archon）。Phratria是更大的共同体，由这些狭隘的血缘单位所组成，它也是通过同祖同宗维系在一起，结成一种血肉联系。共同体（Phratria）也有它的庙宇、崇拜、节日和涉及家庭关系的法律功能。最后，在共同体之上，人们发现了具有崇拜功能的部落。直到公元前508年克里斯提尼改革时，拥有共同体的成员身份都一向是雅典公民的前提。

族群的秩序经验，在公元前508年克里斯提尼改革的时候，充分展现出它的力量。这场改革旨在借助贵族家庭打破gene和氏族（Phratries）的支配地位。为达目的，克里斯提尼将阿提卡地区划分为十个区域。从那以后，公民权就取决于是否为其中一个区中的一员。与此同时，很多人都获得了公民权，而旧的部落只限于其宗教功能，最后的结果就是政制成功民主化，打破了旧的族群结构的权力。然而，被打破的仅仅是贵族gene的权力，而不是族群的制度精神。尽管是以领土为划分基础，区毕竟是由人组成的法团，就像过去的血缘关系一样。雅典人依然有他的公民身份，不过不是通过一种法律途径，让他这个人成为城邦的一员，而是基于他在一个区中的成员资格。于是，除了他个人的名字，他还带着demotikon，这个名字指明他所出身的区；不管他原本住在哪个区，后来迁居到另一个区，demotikon都将跟随他及其子孙。

理解希腊城邦，必须从族群结构出发。族群结构，数百年来维持了希腊文化的统一，却没有提供一种制度秩序，让它在这种秩序中发展。在众多的部落、氏族和gene之上，兴起了城邦，将这一切都兼收并蓄。城邦是自治的、非部落的政治秩序单位。城邦从强烈的自我意识和自治起步；它不得不发明一种超越地方性制度的形式，将众多城邦结合成一个更大的领土性单位。要达到这个目的，城邦唯一可以驾驭的基本法律形式就是城邦同盟，也就是说，将公民权扩展到国界周围或其它城邦的人口。

（以上关于希腊城邦文明的文字参考《城邦的世界》[美国]埃里克·沃格林，凤凰出版传媒集团，178—185页，2008年版）

强光中， 1989年毕业于安徽大学哲学系，安徽省哲学学会会员。30多年来，一直致力于人类文明比较研究工作，2011年出版《全球史观下的孔子学说》一部，已被台湾“中央研究院”、上海社科院、中国科大等数百家图书馆收藏。80余万字新作《全球史观下的人类文明》即将出版发行。欢迎添加强光中微信号：qianggz1.公众号：文明比较（qiangguangzho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