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光中∣雅典帝国惊世崛起的秘密是什么？

原创 2017-05-06 强光中 文明比较

如果没有全民民主制的诞生，就没有雅典帝国的崛起。雅典人成功的秘密在于，他们以贸易的方式获取外部空间的资源，不仅解决了资源匮乏的难题，而且极大地刺激了个体与群体的欲望；个体与群体欲望的膨胀，又产生出惊人的社会创造力。贸易推动着商品经济滚滚向前发展，其爆炸性增长模式与个体、群体精神的解放遥相呼应。希波战争的胜利，更是大大激发了雅典人的爱国主义精神，雅典拥有了一种不可遏制的力量，从而得以迅速崛起。

对于雅典来说，存在着下列层层递进的变化关系：如果没有资源的极度匮乏，就不需要大规模的海外贸易；如果没有大规模的海外贸易，就无法推动城邦内部的政治革命；如果没有城邦内部的政治革命，就无法推翻神权、王权、族权三座大山；如果推翻不了神权、王权、族权三座大山，就没有全民民主制的诞生；如果没有全民民主制的诞生，就没有雅典帝国的崛起；没有雅典帝国的崛起，就不可能创造出理性与科学等诸多伟大成就。

在以上层层递进的变化关系的任何一个方面都是不可或缺的。正是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才提供了足够大的力量冲破了神权、王权、族权的桎梏。在古代世界的各民族文明，只有雅典人推翻了这三座大山。而且，我们不得不承认，近现代西方理性与科学文明的重新崛起，所依赖的仍然来自雅典人的智慧。

幸运的雅典人之所以幸运地创造出民主与科学的制度性逻辑范式，说是偶然，其实也是一种必然。

中国人常说：“自古雄才多磨难，从来纨绔少伟男。”在论及一个地区的民风时，也有用到“穷乡僻壤出刁民”的说法。如果从正面的意思来理解，贫穷与磨难是一个人乃至一个民族源源不断的智慧源泉。文明如同一个人，文明的逻辑范式中体现着特定地理空间特定族群的人性。东亚、南亚并不缺少海洋文明元素，但它却无法孕育出海洋文明，根源正在于孕育海洋文明的巨大力量不可能发端于丰沛肥美的大河流域。

古代希腊世界脆弱的资源供给环境只适合“小国寡民”的生存状态，任何政治集团的“长大”都意味着对其他社会群体更加沉重的剥削与压迫。到了公元前5世纪，希腊人发现在他们的世界里，生存着两只饥饿而又凶猛的狼，如何才能喂饱它们几乎是全体希腊人共同面临的无法解决的难题。

斯巴达人数百年固守着静态化的奴隶制，他们本来只是为了解决生存问题而对外进行了十分有限的扩张，他们似乎并不想成为一个身躯庞大的帝国，只要那种小富即安的温饱型生活方式。他们通过抑制个体与群体的欲望，减少资源消耗来应对资源匮乏问题，将平民文化扩大到全体公民身上，实现了全体公民生活方式上的低水平平衡。他们的自闭，却导致外敌的强大，并最终招致强敌的攻击。当他们几乎是被迫投入一场不可避免的战争时，才发现先前浪费的时间实在是太多了。他们的惨胜已挽救不了一个帝国的命运——显然，这是由于他们自身的缘故，让雅典在不经意间突然发展壮大，导致了斯巴达帝国无法挽回的紧缩性溃败。

雅典人并没有把解决资源匮乏问题全部寄托在奴隶制上，他们通过贸易、发行货币等方式解决生存问题，并且擅长于通过内部政治革命来推动对外部世界的大规模扩张。他们几乎完全推翻了神权、王权、族权三座大山的压迫，将贵族文化扩大到全体公民身上。个体与群体欲望的无节制膨胀，迅速导致雅典帝国的惊世崛起。膨胀后的雅典必然面临与斯巴达的冲突，惨烈的战争导致雅典的彻底失败。于是，在短暂的辉煌之后，雅典人最终陷入扩张性衰竭的悲剧命运之中。

斯巴达与雅典——资源极度匮乏的地理环境下所造就的两只短兵相接的饿狼，他们的两败俱伤似乎永远地警醒着世世代代的人类不得不去思索，究竟什么样的生活方式才是人类真正需要的？

人类该是像斯巴达那样“忍饥挨饿”，还是像雅典那样“放开肚子大吃一场”？

人类最初是从自然界的食物链中“拔高”而来的……人理应过一种人所需要的生活，然而，如果人所得到的生活标准过低，人的欲望就会处于被抑制状态；如果人所得到的生活标准过高，自然界将会失去供给能力乃至无法承受而被破坏。人的欲望总是驱使着人类尽可能实现更高的生活目标，这样就导致了不同族群社会的竞争。一部分人类族群在竞争中失败，被迫过着较低水平的生活方式；一部分族群在竞争中取得胜利，过着较高水平的生活方式。当更多的人类群体普遍适应了不同生活方式的要求，这就形成了在一定空间范围内的人人遵从的逻辑范式，而逻辑范式正是一切人类文明体的本质内涵。

那么，人应该抑制本来就有的欲望，还是顺从人的欲望无节制地膨胀呢？

斯巴达拉栖代梦人的选择是聪明的，他们占有的那一小块空间恰好是希腊最为肥美的土地，而其他的则是他们不需要的并无多少价值的地理空间。既然无法过上更奢侈一些的贵族生活，那么就降低标准，“穷日子就穷着过”，看上去这是一种独善其身的行为。斯巴达保持着强大的地位，却没有过多地干扰其他城邦人的生活。斯巴达人没有过多地消耗什么，也没有过多地产出什么。斯巴达人的纪律严明而英勇无畏的精神深刻地影响了柏拉图，其“哲学王”的观念以斯巴达的模式为蓝图，他要求人们以集体为单位，不能拥有个人财产，从而过一种苦行主义的生活。柏拉图试图说服很多城邦的统治者按照其设计的“理想国”蓝图进行政治变革，然而却没有一个城邦统治者能够践行他的主张。

雅典人作出了远比斯巴达人更为聪明的选择，他们没有过度地节制欲望，而是另辟蹊径，突破狭小空间的限制，勇敢地向“全世界”开放，走出了一条贸易立国的道路。今天的人们不得不承认，如果没有雅典人的对外开放，或许就不可能有体系性的古希腊理性与科学思想的产生，人类文明的颜色或许会灰暗许多。基于海洋文明的贸易活动对于人类文明为何如此重要？

如果没有资源的极度匮乏，就不需要大规模的海外贸易。特定地理空间的资源供给能力对于特定文明体基本特色的形成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生产力水平的提高虽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某一地理空间的资源供给量，但它不可能额外产生这一空间原本无法产出的某类资源。因此，贸易从本质上说，是突破空间局限性来解决资源匮乏问题的一种行为。相反地，如果某一空间某类资源供给不紧张，则无须借助其他空间的资源来解决某种资源的匮乏问题。因此，贸易活动对于古希腊人来说绝不是可有可无的，而是出于内在的需要。

如果没有大规模的海外贸易，就无法推动城邦内部的政治革命。海外贸易和商品加工业的发展造就了一个新的独立的社会阶层，作为新生产力的代表者，这一社会阶层拥有着巨大的财富，这样既可以摆脱族群血缘关系的束缚；又可以超越甚至挑战贵族阶层的特权，从而将血缘关系等级制转化为财富等级制，进而对城邦社会逐渐积聚政治变革的能量。

如果没有城邦内部的政治革命，就无法推翻神权、王权、族权三座大山。由于存在着一个区别于斯巴达的多元族群社会，雅典没有形成强大而统一的神权与王权政治集团。希腊宗教虽然仪式庆典繁多，神庙林立，但由于希腊人泛神的世界观和多神崇拜的传统，故而在希腊并没有形成一个独立的、垄断宗教大权的祭司集团。没有形成专制的祭司集团势力，因而缺乏神权专制的社会基础。在古希腊，祭司也是国家公职人员，只要是公民均可通过选举充当祭司，或是由某个家族世袭。总的说来，祭司特权对于希腊人来说是一个陌生的概念，祭司的职责只限于主持仪式、管理神庙等宗教方面的事务，此外别无其他。神权与王权往往是连为一体的，缺乏神权专制的社会基础，同样也难以有培育王权专制的土壤。由于缺乏神权专制与王权专制，在神权与王权相对薄弱的地理空间，政治革命更易于发生，贵族权力更易于被打破。

如果推翻不了神权、王权、族权三座大山，就没有全民民主制的诞生。只有当神权、王权、族权三座大山被推翻，人才能显现其个体与群体的力量。只有当人的力量最大限度地被解放出来，才能建立起全民民主政体；只有建立起全民民主政体，才能保障人的能量得以最大化的释放。全民民主政体正是由全社会的人的最大化的能量结晶而成。

如果没有全民民主制的诞生，就没有雅典帝国的崛起。雅典人成功的秘密在于，他们以贸易的方式获取外部空间的资源，不仅解决了资源匮乏的难题，而且极大地刺激了个体与群体的欲望；个体与群体欲望的膨胀，又产生出惊人的社会创造力。贸易推动着商品经济滚滚向前发展，其爆炸性增长模式与个体、群体精神的解放遥相呼应。希波战争的胜利，更是大大激发了雅典人的爱国主义精神，雅典拥有了一种不可遏制的力量，从而得以迅速崛起。

没有雅典帝国的崛起，就不可能创造出理性与科学等诸多伟大成就。当波斯入侵小亚细亚的希腊人殖民地，尤其当雅典与波斯发生直接冲突以后，大量外邦的人才、技术、财富流入开放的雅典，雅典迅速成为全希腊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尤其是带有其他文明气息的精英分子纷纷来到雅典传播他们的思想，大大地推进了雅典理性与科学事业的发展。相对于斯巴达来说，只有富强的雅典才能为大批逃亡的社会精英提供这种政治、经济、文化的自由环境，才能在城邦社会的贵族血统中产生出一个真正拥有自由思维的有闲阶级。

至迟当公元前六世纪的时候，荷马的诗歌已经固定下来成为目前的形式。也正是在这个世纪里，希腊的科学、哲学与数学开始了……到了这个世纪的末叶，曾被波斯人允许过有限度的自主权的伊奥尼亚的希腊城市举行过一次未成功的叛变，这次叛变被大流士镇压下去，其中最优秀的人物都成了逃亡者。有几位这个时期的哲学家就是流亡者，他们在希腊世界未遭奴役各部分，从一个城流浪到另一个城，传播了直迄当时为止主要地是局限于伊奥尼亚的文明。他们在周游的时候受到殷勤的款待。色诺芬尼也是一个流亡者，鼎盛期约当公元前六世纪后期，他说过：“在冬天的火旁，我们吃过一顿很好的饭，喝过美酒，嚼着豆子，躺在柔软的床上的时候，我们就要谈下面的这些话了：‘您是哪一国人？您有多大年纪，老先生？米底人出现的时候，您是多大年纪？’”（《西方哲学史》[英]罗素著，商务印书馆，1963年8月版，13-14页）

希波战争大大地推动了推动了文明思想的传播，这段对话中展示的是一种泛希腊世界里的“国际性”交流。一次战争并不能改变什么，但它的“副产品”也许才是足够伟大的，那就是战争对于文明思想的传播提供了特殊的条件。比如，春秋战国时期列国间的战争，催生出中华文明的主要思想；蒙古铁骑横扫欧亚大陆虽然造成了当时社会的巨大动乱，却也历史性地促进了欧亚两端不同文明体之间的大规模交流。如果没有希波战争的推动，没有精英文化在雅典的汇聚，没有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大师级人物的出现，雅典不过是人类历史长河中突然出现却又迅速消失的众多“低素质”“暴发户”之一而已。

伯里克利时代雅典的成就，或许是一切历史上最令人惊奇的事件。在那时以前，雅典一直都落后于许多希腊城邦；无论在艺术方面或在文学方面，它都不曾产生过任何一个伟大的人物（除了梭伦而外，梭伦主要地是个立法者）。突然之间，在胜利和财富和需要重建的刺激之下，出现了大批的建筑家、雕刻家和戏剧家，他们直到今天还是不可企及的，他们所产生的作品左右着后人直迄近代。当我们想到它的人口数量之少的时候，这一点就格外令人感到惊异了。雅典人口最多的时候约当公元前430年左右，估计为数大约二十三万人（包括奴隶在内），而它四周的亚底加农村领土上的人口可能还要更少些。无论在此以前或者是自此而后，从来没有任何有同样比例的居民的地区曾经表现出来过任何事物足以和雅典这种高度完美的作品媲美。（《西方哲学史》[英]罗素著，商务印书馆，1963年8月版，74页）

如果我们把以上的诸项推论总结起来，那么，对于雅典来说，存在着下列层层递进的变化关系：如果没有资源的极度匮乏，就不需要大规模的海外贸易；如果没有大规模的海外贸易，就无法推动城邦内部的政治革命；如果没有城邦内部的政治革命，就无法推翻神权、王权、族权三座大山；如果推翻不了神权、王权、族权三座大山，就没有全民民主制的诞生；如果没有全民民主制的诞生，就没有雅典帝国的崛起；没有雅典帝国的崛起，就不可能创造出理性与科学等诸多伟大成就。

幸运的雅典人之所以幸运地创造出民主与科学的制度性逻辑范式，说是偶然，其实也是一种必然。

强光中， 1989年毕业于安徽大学哲学系，安徽省哲学学会会员。30多年来，一直致力于人类文明比较研究工作，2011年出版《全球史观下的孔子学说》一部，已被台湾“中央研究院”、上海社科院、中国科大等数百家图书馆收藏。80余万字新作《全球史观下的人类文明》正待出版。“强光中的哲学博客”（http://qianggz.blog.ifeng.com）是凤凰文史名博。欢迎添加强光中微信号：qianggz1.公众号：文明比较（qiangguangzho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