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光中∣雅典民主制为何是海洋文明的“副产品”？

原创 2017-04-25 强光中 文明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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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口、船队、商品、货币、资本、技术、人力以及潜藏在航路背后的族群、民族、国家间的明争暗斗……贸易如同杠杆，撬动着自然形态的族群组织加速向商品社会转型。如果没有包括贸易、战争等诸多内外因素的推动——而且这些内外因素似乎总是在最合适的时机发生，最终成就了雅典的伟大。也正是雅典，将希腊人的海盗事业修成了正果。

雅典的变革是渐近性的，如果把斯巴达与雅典联系起来看，就可以清晰地看出一个革命性的变革过程。斯巴达与雅典之间的差异，从本质上说，是在如何对待部落文明遗产，或者说是在如何处理族群关系的方式上产生的差异。雅典人一步步打破血缘关系，进而打破政治上的贵族世袭制，打破社会关系上的等级制，最终建立了全民民主政治体制，在人类文明史上写下了划时代的新篇章。

斯巴达虽然有一部好的宪法，然而，正可谓成也宪法，败也宪法。斯巴达人墨守成规，不能把握历史机遇成长为一个庞大的帝国，其根本原因在于他们世世代代受制于源自血缘关系母体的种族主义思想的束缚。一个斯巴达人终生都要生活在一个自我封闭的族群社会里，不许出外旅行；外国人除因事而外，也不许进入斯巴达，因为他们害怕外国的风尚会败坏拉栖代梦人的德行。斯巴达禁止用金银货币，只准用铁铸币，其价值是如此之低，以至于要积攒很少的货币也要“装满整整一窖”。（《西方哲学史》[英]罗素著，商务印书馆，1963年8月版，128页）

金钱对于斯巴达人来说是无用的，因为所需要的一切都由希洛人生产出来；对外贸易是没有必要的，外国商人因为不喜欢铁钱而远离了斯巴达。此外，一切学问都是虚浮无益的。斯巴达为了种族主义的需要，牺牲了其余的一切，于是，斯巴达在整个希腊对于世界文明的贡献里面，就不再有任何地位了，只剩下不能为人所道的那些阴暗的负面东西了。

由于囿于种族等级制的封闭性与狭隘性，斯巴达人不能与其他非斯巴达城邦公民共享权力和利益，因而注定不能“长大”。相比之下，同样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中国王朝，却能够通过郡县制度、科举制度建立发达的文官制度，明清以后又完善了乡村治理中的缙绅制度，从而对于血缘宗法制进行了合理性的改造，使得皇权制可以适应更大范围的帝国地理空间。皇权盛期，中国的王朝还能通过“册封”方式对朝鲜、越南甚至由海岛组成的琉球等国施加政治影响。世界上其他民族文明一般都是通过宗教的方式超越或是规范种族主义行为。完全形态的血缘关系帝国不仅难以长大，也不可能持久。据说曾经有一万公民的斯巴达人，到了被底比斯击败时，已经不满一千人了。斯巴达也许只能属于这种长不大的小小帝国形态。斯巴达人创造的文化与其他城邦文化缺乏同质性，也无力将其他希腊城邦改造为相同的或近似的斯巴达城邦。斯巴达人不能拓展自己的文明空间，因而不能成长为类似于希腊化时期的文明树状结构。因此，人们有理由认为，斯巴达人的生活方式是不可复制的，斯巴达文明模式也不具有传播价值。

斯巴达文明死于它的封闭性，而雅典文明与斯巴文明达正好完全相反。雅典作为一个城邦虽然“死”了，但雅典文明却传播到了遥远的后代。站在斯巴达肩头的注定是对斯巴达进行手术的新的革命者，它们分别是“全希腊的学校”——雅典、亚历山大开创的希腊化时期、还有罗马帝国时代，等等。

今天的人们津津乐道于雅典的民主制，其实，雅典的民主制度并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基于希腊特殊的地理空间与历史人文环境。雅典不是为了一个什么目的，不是为了实现民主而推动民主制的。也就是说，雅典民主制最初绝对不是出于人们头脑当中的一个理想主义的念头，而是不自觉地甚至是不由自主地走向了民主化的道路，直至走向“多数人暴政”的暴民民主而令人扼腕兴叹。

雅典位于希腊半岛南部的阿提卡地区，扼守欧亚非三大洲交通要冲，雅典人依靠面朝地中海东部富饶大陆的优越地理位置而抢得先机。由于拥有了发达的贸易，雅典人具有其他城邦人所缺乏的“世界性”的眼光。精通帝国衰亡史研究的美国学者科马克·奥·勃里恩充满深情地写道：

希腊的所有古迹中，有一处常常为游客所忽略，究其原因，并不足怪。劳里厄姆山遗迹位于阿提卡南方远端，距离雅典有60公里之遥。此山的银矿坑道和通风口毫不起眼，当游客从入口进入后，将来到一个阴森恐怖的地下世界。从这个地下世界中挖出了累累的矿室，无言地诉说着昔日的场景，在现代人眼中，这里丝毫没有波塞冬神庙或者帕特侬神庙的巍峨壮丽。而这些矿室，这些大量奴隶在非人道条件下被迫劳动的场所，却是最重要的古迹。毫不夸张地说，它甚至左右了古代世界的格局。

到了公元前6世纪后期，此矿已成为雅典数代人的重要财富来源。奴隶在可怕的条件下劳动至死，从岩石中开采银矿，这些银矿又被铸造成银币，银币的一面是雅典娜，另外一面是作为雅典娜智慧象征的猫头鹰。这只著名的猫头鹰，飞遍了整个希腊，成为希腊通用的货币。

…….

雅典的伟大得益于它的民主制度、奴隶、银矿、船只、未雨绸缪之举和意外的好运，说这是雅典丰功伟绩的源泉，看起来不是那么的合情合理。但雅典正是利用了这些因素挫败了波斯的武力，并且建立了一个帝国，不过，这个帝国注定要因为希腊文化的特质而走向灭亡，这仿佛是历史的嘲弄。

（《帝国衰亡史》[美]科马克·奥·勃里恩，现代出版社，2013年7月版，118-119页）

雅典民主制显然是起源于人们在生存方面的迫不得已的原因。欧洲绝大部分地区都位于北纬40度线以北，一般不适宜农耕，土地产出率低。资源匮乏的欧洲不仅没有大片适合农耕的土地，也没有一条像东方大陆那样的大河将人流、物流等孕育文明的核心元素聚集起来。因而，欧洲人自古就需要一条通往富饶东方的贸易通道。在古代的运输条件下，海洋上开辟而成的由船队联结起来的海上航路正如同东方世界的大河航道，汇成物流、人流富集带，推动着文明向前发展。最初是些单打独斗的海盗，后来逐渐演变为武装集团乃至国家形态的组织控制了海上的航运通道。

殖民地的建立引起一个最后改变整个希腊世界的连锁反应。殖民地用船把以谷物为主的各种原材料运到人口过剩的希腊本土，作为回报，得到酒、橄榄油和诸如布和陶器之类的制成品。这种贸易使本国的经济急速发展。希腊的土壤较适合于经营橄榄园和葡萄园。而不适于作麦田，所以，既然小麦可以进口，多岩石的山坡也就可以用来种植葡萄树和橄榄树，故土地的开垦面积大大增加了。因此，转向商业性农业，使能够养活的人口比以前经营自给型农业时增长2-3倍，同样，制成品也增加了，这可以从不仅在地中海周围，而且深入内地，在俄国中部、德国西南部和法国东北部也发掘出大量希腊陶器这一点上看出来。与此同时，希腊商船队在往返运送货物方面也获得很大成功。那时的货物与奢侈品截然不同，体积庞大，以如此巨大的规模运销各地，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希腊人率先用硬币作交换媒介，硬币日渐广泛的使用也有效促进了所有这些经济活动。（《全球通史》（[美]斯塔夫里阿诺斯着，102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像希腊其他大部分地区一样，雅典土壤贫瘠，先民引进橄榄、葡萄种植技术后，农业才有所发展。起初，雅典人也是依靠自给型农业为生。后来，由于爱琴海的海上贸易逐渐摆脱腓尼基人的控制而大半落入阿提卡居民之手，加上地产的买卖，农业和手工业、商业和航海业分工进一步发展，原先单一的族群结构被打破，逐渐增加的外来移民与原先土地上的居民杂居起来。大约在荷马生活的那个时代，雅典经过传说中的英雄人物提修斯的改革，以协议而非征服的方式联合各村社，建立了中央议事会（“塞诺西辛”，synoecism）。这种村社联合体的建立或许是出于村社安全的需要，或许是为了适应海外贸易的需要。无论是城邦自身的安全，还是贸易通道上的安全，对于航海业占据重要地位的雅典来说，都是一件至关重要的大事。村社联合体统一各部落自有的武装，建立一支一致对外的更为强大的军事力量，用以进行小规模战争，或是为了巡航保卫海上航道上的商船。随着贸易规模不断扩大，与之相应的军事开支也会增 35 43126 35 15291 0 0 3742 0 0:00:11 0:00:04 0:00:07 3743，这样，中央议事会就会通过协议的形式让各部落按照一定的份额出资出人，或者投入军用船只。

公共安全和其他共同利益的需要产生出一个区别于族群组织的公共空间，这个空间是由协议产生的，而不是简单地隶属于亲属血缘关系的亲疏远近。由公共空间产生的公用设施“对氏族制度起了双重破坏作用：第一，它造成了一种已不再直截了当同武装起来的全体人民相符合的公共权力；第二，它第一次不依亲属集团而依共同居住地区为了公共目的来划分人民。”（《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110页）

出于解决生存问题的共同需要，雅典自发地跨出了摧毁部落血缘关系的第一步。雅典社会固有的内部矛盾在商品经济条件下随之发生了新的变化。由于得益于地中海贸易圈的形成，雅典人拥有的港口、船队以及银币、陶器制造等较为发达的商品加工业，使农业形态的传统生活方式受到了挑战。商品经济活动中的一些因素并没有使农民变得富裕起来，反而使其中相当多的一部分人失去了财产甚至人身自由。货币和高利贷成为压制人民自由的主要手段。

在阿提卡的田地上到处都竖立着抵押柱，上面写着这块地已经以多少钱抵押给某某人了。没有竖这种柱子的田地，大半都因未按期付还押款或利息而出售，归贵族高利贷者所有了；农民只要被允许作佃户租种原地，能得自己劳动生产产品的六分之一以维持生活，把其余六分之五以地租的形式交给新主人，那他就谢天谢地了。不仅如此，如果出卖土地所得的钱不够还债，或者债务没有抵押保证，那末债务人不得不把自己的子女出卖到国外去做奴隶，以偿还债务。父亲出卖子女——这就是父权制和一夫一妻制的第一个果实！要是吸血鬼还不满足，那末他可以把债务人本身卖为奴隶。雅典人的文明时代的欢乐曙光，就是如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107-108页）

在“塞诺西辛”阶段，公民分为贵族、农民和手工业者三个等级，他们都可参加公民大会，但只有贵族才能当官掌权。雅典一度保留国王名义，但王权逐渐被废黜，实权由贵族执政官垄断。他们酷施虐政，实行高利贷、土地兼并和债务奴隶制，使平民无以为生。德拉古立法更使债务奴隶合法化，而且用刑严酷。至公元前7世纪末叶，贵族和平民的斗争十分尖锐，发生了基伦反叛事件并被镇压。

贵族与平民之间的斗争是阶级社会司空见惯的一件事，然而，这一斗争形式在贸易越来越发达的希腊世界也会发生明显的变化，直至贵族的特权被限制乃至被取缔。

自公元前8世纪初开始的两百多年的殖民运动已使希腊产生了新的富人群体，他们逐渐成为一个新的社会阶层出现在历史舞台上。在雅典，贵族日益加强的统治到了公元前600年左右，已经变得令人不能忍受了。雅典人的富人群体更加迫切地要求得到与其经济力量相符的政治地位。他们反对贵族统治的行动得到了手工业工人、码头装卸工人和水手的支持，所有这些对现实不满的人，一道起来试图改变让拥有土地的贵族独掌政权的传统政治制度。城邦社会的内在矛盾促成了雅典人从自发走向了自觉追求民主制的道路，从而开始了长达一个多世纪的民主政治改革。

梭伦以“侵犯所有制”的方式揭开了雅典的“政治革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110-111页）被誉为希腊“七贤”之一的杰出政治家梭伦是这场改革的发起者。他也是一位颇负盛名的学者、诗人。公元前594年他被选为执政官兼仲裁，握有全权，进行了具有深远历史影响的民主改革。其改革的内容包括：一是发布“解负令”，禁止人身担保的借贷，废除债务奴隶制，并规定个人占有土地的最高限度；他将债务人失去的全部土地所有权归还债务人，让因负债而沦为奴隶的所有平民都重新获得自由，并永远禁止债务奴隶制。二是按照每年财产收入（以麦斗估价），将公民分为500斗者、骑士（300斗）、双牛者（200斗）和日佣（不足200斗者）四个等级，前三个等级可选任不同级别的官员，第四等级只能参加公民大会和陪审法庭。以私有财产规定公民权利与义务，彻底打击了贵族势力，而有利于工商业者得势，促进了工商业的发展。三是政治体制上以公民大会为最高立法机构，由四部落抽签选举组成400人议事会作为行政机构，并设立公民皆可参与和上诉的陪审法庭，从而使雅典民主体制基本成形。梭伦还采取一系列措施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鼓励工商业发展，引进外邦技术人才与技艺教育。

政治改革在贵族寡头派和平民民主派的反复较量中前进。公元前541年至公元前527年的庇西特拉图僭主统治，实际上是以温和和宪政推行梭伦的立法，并在雅典大兴城市建筑、雕刻艺术及泛雅典娜节庆等文艺事业。庇西特拉图并不能算是一个坏的僭主，因为他注重“民生”事业的建设，刻意将市政工程交由相对贫困的公民去做，从而改善了一些人的生活状况，获得了下层人民的支持。公元前506年选任的首席执政官克利斯提尼，又实行摧毁贵族反抗的较为彻底的政制改革。克利斯提尼废除4个血缘部落，将阿提卡地区划分为十个区域，将它们的居民组成了十个新的部落。每一个部落都进一步划分为十个区，公民权就取决于是否为其中一个区中的一员；由10选区抽签选举产生五百人议事会和十执政官，所有公民都可担任；由各选区选举组成十将军委员会，军事执政官为首席将军，指挥由各选区征兵配备的强大武装力量；实行“贝壳流放法”，公民大会每年可以贝壳投票方式，决定将危害民主与国家安全的人流放国外10年。

克利斯提尼的改革将族群制单位改造为选区制单位，从而将“部落民”改造为民主社会的“公民”，很多人都获得了公民权，而旧的部落只限于其宗教功能。一个人，除了他个人的名字还带着指向他所出身的区名。克利斯提尼推动的改革完全可以算得上是人类社会政治制度方面最具有开创性意义的伟大变革，因而被称为雅典民主制之父。

克利斯提尼的外甥伯里克利是一位富有才智、清正廉明的杰出政治家。他从公元前461年至公元前429年执掌政权32年间，积极推行民主政治革新，他使公民大会真正成为最高权力机构，所有公民都可以直接参政，参加投票、决策、选举；公民大会和五百人议事会、陪审法庭、十将军委员会之间有了严格的权力制衡；各级官吏向一切公民开放，都以抽签方式产生，并为任职和参与政治活动的公民发放工资和补贴，公民一生中总有能够在政治机构任职的机会，这就保证了民主政治的开放性。

除了上述内因之外，让雅典民主制大放异彩的最为重要的外因在于希波战争的推动。关于这场战争，我们不必多说。这场战争不仅没有击败雅典，反而使雅典人紧密地团结在民主制度下，激发起更加高昂的爱国主义民族精神，以其强大的政治、经济实力联合甚至协迫其他希腊城邦加入“提洛同盟”。300多个盟邦每年缴纳的巨额盟金又使雅典变得更为强大繁荣，从而使雅典迅速成为全希腊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希腊古典文明由此达到鼎盛的黄金时代。

公元前431年，伯里克利在悼念因与斯巴达人作战而倒下的雅典将士的葬礼上的演说中，对雅典帝国的荣耀——“全希腊的学校”作了如下经典描述：

我们的宪法没有照搬任何毗邻城邦的法律，相反地，我们的宪法却成为其他城邦模仿的范例。我们的制度之所以被称为民主制，是因为城邦是由大多数人而不是由极少数人管理的。我们看到，法律在解决私人争端的时候，为所有的人提供平等的公正；在公共生活中，优先承担公职所考虑的是一个人的才能，而不是他的社会地位，他属于哪个阶级；任何人，只要他对城邦有所贡献，绝对不会因为贫穷而湮没无闻。我们在政治生活中享有自由，我们的日常生活也是如此，当我们的街坊邻居为所欲为的时候，我们不致因此而生气，也不会相互猜疑，相互监视，甚至不会因此而常常给他们难看的脸色，尽管这种脸色不会对他们造成实际的伤害。我们在私人关系上是宽松自在的，但是作为公民，我们是遵守法律的。对当权者和法律的敬畏使我们如此。我们不但服从那些当权者，我们还遵守法律，尤其是遵守那些保护受伤害者的法律，不论它们是成文法，还是虽未写成文字但违反了就算是公认的耻辱的法律……我们的城邦如此伟大，它把全世界的产品都带到我们的港口，因此，对雅典人而言，享受其他地方的产品，就如同享受本地的奢侈品一样……真正的耻辱不是贫穷这一事实本身，而是不与贫穷作斗争。我们的公职人员，在关注公共事务的同时，还关注自己的私人事务；我们的普通公民，虽长年累月地忙于劳作，但是仍可以对邦国大事作出公平的裁断……一言以蔽之，我们的城邦是全希腊的学校。我认为世界上没有人像雅典人这样，在个人生活的许多方面如此独立自主，温文尔雅而又多才多艺。这些并不是在这样的场合下的一种自吹自擂，而是实实在在的事实，我们城邦的势力就是靠这些品质获得的。在现有的国家中，只有雅典在遇到考验时，被证明是比它的名声更加伟大；只有雅典，入侵的敌人不以战败为耻辱；它的臣民不因统治者不够资格而抱怨……我们勇敢无畏地冲入每一片海洋，攻入每一块陆地；我们在各地所造成的不幸，或所布施的恩德，都为后世留下了不朽的纪念。这就是雅典，就是这些人为它慷慨而战、慷慨捐躯的一个城邦，因为他们只要想到脱离这个城邦就会不寒而栗。他们的每一位后人，为此都应当准备忍受这一切痛苦。（《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古希腊]修昔底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1月版，150-153页）

参考书目

《全球通史》 [美]斯塔夫里阿诺斯着，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西欧文明》姚介厚、李鹏程、杨深著，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

《西方哲学史》[英]罗素著，商务印书馆，1963年8月版

《帝国衰亡史》[美]科马克·奥·勃里恩，现代出版社，2013年7月版

《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古希腊]修昔底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1月版

《城邦的世界》[美]埃里克·沃格林，译林出版社，2008年版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

强光中， 1989年毕业于安徽大学哲学系，安徽省哲学学会会员。30多年来，一直致力于人类文明比较研究工作，2011年出版《全球史观下的孔子学说》一部，已被台湾“中央研究院”、上海社科院、中国科大等数百家图书馆收藏。80余万字新作《全球史观下的人类文明》正待出版。“强光中的哲学博客”（http://qianggz.blog.ifeng.com）是凤凰文史名博。欢迎添加强光中微信号：qianggz1.公众号：文明比较（qiangguangzho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