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光中∣你知道泰戈尔曾经受了什么样的超验感受？印度之学为何是印度文明、中华文明、西方文明的共同交集？

原创 2017-08-27 强光中 文明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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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印度哲学对于中华文明、西方文明都曾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印度的佛教文化自公元一世纪就已扎根中国，并且成为儒释道三教合流的重要组成部分；印度哲学的独特思维模式极大地启发了笛卡儿、叔本华等一大批近现代西方哲学家，进而影响到由他们引领的体系化哲学路线的走向。因此，在很大的意义上说，不研究印度哲学，不尊重印度哲学应有的地位是不公平的。

对于宇宙本体的探索更早更为系统地发生于古代印度，印度文明之所以能够当之无愧地称得上人类文明史最伟大的文明有机体之一，在于其孕育出独特的思维模式——印度人在关于宇宙本体的过度探索中，寻找到了一种与正常状态下人类生存意志相反的思维路径。文明使人类走向进步，人总是越来越变得聪明，中国人认为这种聪明有时会违反人的本性，会作出“逆天”的行为，由此产生出一种反智思维。这种反智思维在其他文明体中也有所体现，但像古代印度人那样，出于神学与哲学上的高度自觉而提出系统性的与正常状态下人类生存意志相反的思维模式，这实在令人惊奇。换句话说，在其他民族的思维模式中，反智思维一般只会影响少数人的行为，中国人通常在拥有“出世”思想的人中间才有这种反智思维，而印度人却为反向的生存方式付出了全民化的行动。

如果说人类意志既有正的方向，那么，人类意志也必有反的方向。古代印度哲学反向的思维方式无疑是史诗般地拓展了人类精神空间的内含与外延。人类文明发展到今天，人们已习惯于无休止地压榨有限的地球资源，从而造成了诸多无解的社会问题。那么，我们不禁要问，当下人类文明发展中所出现的问题是否与历史上的人们对于存在本体的认识有着深刻的联系？每个生存在物欲横流的现代社会中的人们，是否应该停下来反思一下人类行为应该具备的舍与得？在当下的人类主流价值观中，是否应该加入印度哲学的核心思想？

人类历史上的每个时代，总有相当一部分知识精英苦苦地探索宇宙本体如何存在这一“大问题”。也许，对于宇宙存在本体的探索是人类心灵深处解不开的心结，它的无解是一代一代延续而来的人类新成员都必须面对的“大问题”，一切其他问题都由这一“大问题”派生而来，人类的文明生活需要由它定位，并从中获取不可缺失的方向感。

印度之学可谓博大精深，在人类诸文明体中，进入文明时代之初就以“知识”的名义来命名的，大概只有印度的吠陀时代。在长达1000余年的吠陀时代，古印度人构建了庞大的知识体系，这一体系的广度与深度在那个时代都是独一无二的。在这一知识大厦中，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对宇宙存在本体的探索。犹太文明虽有著名的士师时代，但其名称在“知识”方面并不纯粹而且在时间上也较为短暂。中国虽有“百家争鸣”时代，但它被动发生于社会动乱之中，在引领社会前进的功能上远不如印度的吠陀时代。吠陀时代显示出印度精英在知识的社会化上所做出的巨大贡献。当然，这一时代的产生可能与印度社会的长期稳定和知识精英们优裕的生活地位相关。毋庸置疑的是，古代印度吠陀时代的存在，是人类知识精英创造文明发展模式的光辉范例。

处于人类文明起源期的各民族大师们的心底里或许都有一种想把一切存在物何以存在的原因解释清楚的愿望，或许都有把一切由人类意识所产生的问题在思维领域里“自圆其说”的雄心壮志，然而，由于人类认识能力的局限性，开创文明的大师们无论如何努力，他们也不可能一劳永逸地建立终极意义上完美而统一的体系性逻辑范式。在这个意义上说，没有哪一个民族所创造的文明堡垒是人类真正完美的“巢穴”。

宇宙本体论的形成，是一切思维模式得以形成的根据，对于一个民族的生存方式具有决定性意义，它标志着一种文明形成了居高临下的思维定式。然而，自宇宙本体论衍生出的认识论、人生论，进而形成“自圆其说”的知识体系并非易事，其间充满着探索的危险性：一个不完美的知识体系，特别是有着巨大“漏洞”的宇宙本体论直接导致创建文明有机体的工程彻底走偏，甚至走向失败。在古巴比伦、古埃及文明那里，我们能够从宇宙本体论上找到其创建文明体趋于失败的内在原因。

创建成熟形态的宇宙本体论是一个极其艰难的过程。它最初起源于个别精英分子的特殊创造。在介绍那些非凡的古代精英分子生平资料的文献中，我们不时会看到他们中的一些人在青年时代遭遇这一问题时的极不寻常的特别感觉，或者是那种晕眩的感觉，或者是那种豁然开朗的感觉，等等。这里可能有神的启示，可能有一种出于无法探知宇宙本体而产生的焦灼感，也有可能是一种来自未知世界引发的那种空洞的失重感。一个人从他对于宇宙本体自觉的那时起，他就有可能明显地异于常人，从此将终生不得安宁。犹太民族曾经有“与神摔跤”的精英分子，伊斯兰教的创始人穆罕默德曾在麦加郊外的山洞里沉思。印度近现代最伟大的诗人、作家、艺术家和哲学家泰戈尔曾多次谈到自己在18岁时第一次突如其来的体验。那是在一个阳光明丽的早晨，他突然对自然、对宇宙产生出一种强烈的特别的感觉。

我的意识在人类的超个人的世界中猝然扩张。（泰戈尔，《人的宗教》，刘建译，《泰戈尔全集》第20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297页）

这种超验的感觉让他处于亢奋状态达4天之久，仿佛从此获得了天启。人们相信诗人一定是真诚的，而且，也有足够的理由认为生活于印度的知识精英更易于从其自身文明中体验到那种非同寻常的超验感受。

一个民族的异于常态通常起源于一些个体自觉者的异于常态。他们作为一个个个体提出了惊世骇俗的“大问题”，并且提供了他们苦思冥想中所得到的答案，这些答案引起了更加广泛的思辨。经过无数本体论大师们探索不止的共同创造，一个民族也由神学思维部分地转向了哲学思维。

宇宙存在本体的问题终究没有令人满意的答案。然而，任何一个民族的知识精英都不会轻易接受这样一个令人沮丧的结局。一个民族探索宇宙本体的艰辛过程很像一个人的人生经历：一个人在他的青年时期常有雄心勃勃的计划，但是，残酷的现实却让他遭遇一次次挫折，先前的宏伟计划不可能实现，他还会怎样选择？路还得继续走下去，但先前的路显然是走不通了。于是，他不得不变得现实起来，或者放弃原先的计划，或者“变通”原先的计划，寻找新的起点，以迂回曲折的方式构建退却或者“转进”后的新堡垒。

构建完美的人类文明的“巢穴”难在何处？首先在于人类的知识体系建立在一切学问之上的“自圆其说”的难度；其次在于人类获取的知识被普遍性认同的难度，即知识体系的全民化认同的难度。前一方面的难度在于建立知识体系本身所遇到的难度，知识体系需要“圆通”地解决一切问题，世界上万事万物所有的问题皆有答案，此所谓“圆融统摄”，或曰“一网打尽”。后一方面的难度在于知识体系向“广土众民”传播中遇到的难度，知识体系需要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同，而且，更重要的是，知识体系需要被历史性地不间断地传承，人类的后来者，一切时代的新的人类成员在他们长大明白事理之后，只要一味着跟着前人走就可以了，不必重新探索关于世界问题的众多悬而未决的答案。

当开创文明的大师们在他们的头脑中构建了一个个他们自认为空前完美的宇宙论体系之后，他们的思维也许窒息了后代的文明大师们再生的机会。因为，当文明模式一旦趋于定型，这一文明体就有可能走向成熟状态而不再大幅度地向前发展。在高度模式化的文明形态中，我们大致可以看到的是，中国人热衷于依靠前人的经验——每一代中国人在他们成长过程中都会接受“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之类箴言的教化，心甘情愿地像前人一样过着千篇一律、千年复千年的生活方式。在印度，开创文明的大师通过超验的神性和反向的哲学思维完成了体系性逻辑范式的构建，这种体系几近完美——它几乎是一劳永逸地解决了从本体论、认识论、人生论等系统性的问题，在相似的社会形态中，中国人还不得不受到“成者为王败者寇”的强权暴政以及王朝社会兴替历史周期律的困扰，而印度社会则是数千年如一日的超稳定状态。而在西方，“自圆其说”的知识体系在多元族群文明的冲击下始终没有形成，人们所信仰的“上帝”之存在的诸多“细节”问题需要证明，但结果却是“上帝死了”；“一个杀死了另一个”（黑格尔语）的哲学体系层出不穷，理性与科学的大树枝繁叶茂，但宇宙如何存在的本原问题仍然如黑洞一般在吞噬着人们的一切努力。

宇宙如何存在这一本体论问题在任何一个成熟的文明体中都是一个无法回避的“大问题”，如何探索这一“大问题”并作出答案，是文明特质之所以形成的核心要素。我们能否可以说，后天社会的稳定程度与文明起源及定型时代的思想成熟度有关？反过来说，如果不从这一“大问题”开始来探讨人类各民族所创造的文明，那么，我们就不可能真正弄清诸文明体之间差异的根源。

在人类文明的历史上，开创文明的大师们对于宇宙本体论问题，或是像中国儒学那样采取回避的态度，像道学那样走向玄学；或者像西方哲学那样不断地“制造”出新的体系却最终于事无补。

古代印度哲学对于中华文明、西方文明都曾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印度的佛教文化自公元一世纪就已扎根中国，并且成为儒释道三教合流的重要组成部分；印度哲学的独特思维模式极大地启发了笛卡儿、叔本华等一大批近现代西方哲学家，进而影响到由他们引领的体系化哲学路线的走向。因此，在很大的意义上说，不研究印度哲学，不尊重印度哲学应有的地位是不公平的。

强光中， 1989年毕业于安徽大学哲学系，安徽省哲学学会会员。30多年来，一直致力于人类文明比较研究工作，2011年出版《全球史观下的孔子学说》一部，已被台湾“中央研究院”、上海社科院、中国科大等数百家图书馆收藏。80余万字新作《全球史观下的人类文明》正待出版。“强光中的哲学博客”（http://qianggz.blog.ifeng.com）是凤凰文史名博。欢迎添加强光中微信号：qianggz1.公众号：文明比较（qiangguangzho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