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实文学：天降大任

当代书法网 2023-0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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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降大任

杨潇杨崇学任学才张红云

2003年的春天，戴口罩和量体温几乎成了每个北京人的日常习惯。

这个春天，这座城市到处都在捕捉一个黑色的数字：38度。这道体温计上的刻度，顷刻间搅乱了北京所有的数字并重新排列，象个魔咒左右着整个城市的感官神经。

阅尽沧桑的北京，不是没领略过四时交替中的倒春寒。然而，肆虐的SARS还是搅乱了人们的方寸，一股恐慌在这座城市的上空蔓延。

SARS——非典型性肺炎。这是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共和国历史上从来没有遭遇过的灾难。尽管人们可以从教科书中翻出一大堆关于城市危机管理的文字，然而，当与危机不期而遇的时候，人们还是有些措手不及，无所适从。

北京，直面危机。

4月17日，北京抗击SARS之战军中升帐。中共中央、国务院直接领导下的北京防治SARS联合工作小组，以医疗、防控、物资、信息四个领域分兵镇守。整合在京全部资源，非常时期高效处置的危机控制程序紧急启动。

4月18日，北京宣布，抗击SARS是各级党政组织第一要务！

4月20日，北京SARS进入高发期；

4月21日，新增确诊143例；

4月27日，新增确诊126例；

4月29日，新增病例达到创纪录的152例------

与这些让人揪心的数字相对应的，是医疗资源的空前告急。据北京市卫生局常务副局长韩德民介绍，“当时北京能够收住院的床位也就500多张，按照当时的要求，可能缺1500到2000张。”医疗资源的失衡达到了这样的极限：一个导演、一个大学生，还有一个卫生系统的干部，三个SARS重症患者，而当时能加进去的带呼吸机的病床只有两个。手心手背，命悬一线！难题直达主管副市长面前，副市长强忍热泪应允了卫生系统干部的请求，让他继续待在了发热门诊。卫生干部的生命终结在了第三天。

如果说，各种传媒日日刷新看涨的疫情数字，给公众心理带来的是层层加码和焦虑，对负责任的党和政府来说，则是在敲击一条条紧绷到了极致的血脉神经！

北京，面临考验！

天降大任于斯人！

高举旗帜向前冲

在午夜紧急召开集团党委常委会，在北京城建集团组建以来20年的历史上是不多见的。

2003年4月19日23时左右，中共北京城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常委家中的电话几乎在同时骤然响起：“请迅速赶到集团公司，参加党委常委紧急会议！”电话中的每个声音仿佛都是一个惊叹号！

刚刚从市委、市政府受领任务的北京城建集团董事长、党委书记刘龙华、集团公司总经理郁志桐此刻已经在会议室坐等党委常委的到来。此刻，牵挂着3万名职工和8万名民工身家性命的两个主帅表情是极为严肃的，从眼神中分明透露出大战来临前的镇定、果敢和运筹帷幄。

如果说，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越战争、抗美援朝战争屡建奇功的军人出身的城建集团要把防控SARS作为战役来打的话，前期的工作打的是一场“防御战”。3万名职工和8万名民工的自身防御是这个时期的重点。因为他们深知，3万名自有职工的背后，是3万个家庭；8万名民工来自全国15个省市和地区，民工防控SARS工作涉及全国各省市，一旦出现问题，会秧及全国，后果不堪设想。

应该记住这一天，这一时刻——2003年4月19日午夜24时或者叫4月20日零点。在这一时刻，在北京城建集团党委常委会这个平台上，北京城建集团实现了战争性质的战略切换——国难当头，匹夫有责，他们要把防御战变为进攻战，高举“三个代表”伟大旗帜，以对党和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直接向SARS宣战！

半个小时之内，常委们到齐了。集团董事长、党委书记刘龙华开宗明义向常委通报刚刚受领的任务：“为从根本上切断SARS传染链，对SARS患者开展科学的救治，市委市政府决定紧急改造北京胸科医院。”刘龙华的目光在每个常委的脸上停留片刻，接着说：“从任务量来看，调集队伍在规定的时间内迅速进入紧急施工状态压力不会太大，问题的严重性在于胸科医院已经收住了170多名SARS患者，进入疫区施工，施工人员的危险系数增大了。考虑这方面的因素，我们选派的施工队伍必须具备专业施工的技术和敢打硬仗、雷厉风行的作风和素质。”

会场寂静无声，气氛凝重。此刻，每一名常委心里都清楚任务的艰巨。重千钧的担子由谁承担成了大家考虑的焦点。比较遴选，权衡把握，集团公司总经理郁志桐果断决定：命令城建三公司承担最具危险的市政管线施工任务，命令城建五公司迅即抽调200人的精干施工力量开赴胸科医院改造第一线。

进入SARS病区施工，职工的自身防护成为集团领导关注的焦点。会上，集团领导决定紧急求助部队，不惜任何代价，购买防护服。电话迅速与驻京部队沟通，搜集线索，安排落实。

集团党委常委会强调指出：“紧急时期参加SARS医院的建设，是集团目前重中之重的头号工程，主要领导要负总责。要从认真贯彻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高度出发，把维护广大人民的利益与对广大职工高度负责的态度结合起来，保证迅速出击，决战决胜。”

会后半小时，集团公司副总经理郭国俊召集三、五公司主要领导组织实施，集团公司经理助理谭晓春、三公司副经理黄家善、五公司副经理程丰三人现场指挥组成立，并迅速进入施工现场。

会后40分钟，价值30万元的200套防化服订购在山西落实。

4月20日凌晨，正在市重点工程——怀柔水源九厂工地和丰台永定路南延市政工程紧张施工的北京市公用设施抢险大队在夜幕中急速向北京胸科医院进发，成为第一支进入疫区的施工队伍；

4月21日，城建五公司两支共210人组成的突击队，在公司党委副书记王效玉、副经理程丰、史玉斌和总工程师丁建民的率领下进入胸科医院SARS病区；

4月23日上午9时，北京城建集团党委又一次召开党委常委（扩大）会，在京的常委、董事会成员、经理办公会成员全部到会——执行市委、市政府的紧急命令，组织力量迅速投入小汤山SARS医院的紧急抢建。会议进行到一半，集团公司副总经理郭国俊、经理助理董荣耀、总工程师吴竞军、施工管理部部长李生贵立即带领集团工程指挥人员驱车赶往小汤山。

于是，一个非常时期的特殊会议开始了。

“前线指挥部吗？集团党委常委会刚刚研究决定，抽调一公司、二公司、四公司、七公司、亚泰公司、安装公司组成突击队，集团已经和上述公司主要领导通话，具体安排由前指下达命令！”这是从集团党委常委（扩大）会上打来的电话。

“前指吗？我是一公司，施工队伍已调动，主要领导已经赶往小汤山，请告诉集结地点。”

“前指，我是二公司……”

“前指，我是四公司……”

……

前指的车在开往小汤山的路上急驶，集团本部的命令、各参施单位的请示、前指指令的下达……此刻，车上的手机成为相互间沟通的唯一通道，无限网络延伸到北京的各个角落。手机是无线的，但此时此刻，却无不与城建集团指挥网络系统相联，传递着国有企业维系国家和人民利益的情感。前指车轮滚滚，后续部队和大批机械设备陆续跟进！

为加强SARS特殊时期的纪律约束，北京城建集团党委一系列文件迅速制定下发：

4月21日，《北京城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加强SARS预防工作的紧急通知》下发，明确了各级领导的责任；

4月23日，《北京城建集团防控SARS22条暂行措施》下发；

4月22日，集团党委要求各单位加大防控SARS工作的督察力度，要求各级监察部门对所属单位党员和党员领导人员在SARS期间履职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对临阵脱逃的共产党员严肃纪律，对造成严重后果的党员领导人员就地免职。

每临大事有静气，国难当头敢为先。社会主义制度保证和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保证，在临战特殊状态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高效的决策和紧急动员成为抗击SARS的制胜法宝。

有党就有主心骨

北京胸科医院改扩建工程是北京建筑业抗击SARS战役率先打响的一场攻坚战.

4月20日上午8点，北京城建集团五公司和三公司同时接到集团下达的北京胸科医院改扩建工程抢工任务,要求立即组织精兵强将，火速赶往北京胸科医院。

具体任务是：三公司必须在5天之内，完成北京胸科医院414米污水主干线铺设，和246米上水管线的施工，并做好路面修复；五公司必须在5天之内完成80间老病房改造极其相配套的48套环保厕所的安装、和200米上下水管线、400米封闭护拦以及动力照明、排风系统、紫外线灯具消毒等配套设施，并新建一个化粪池；

城建三公司把任务交给了所属市政管道分公司，即北京市公用设施抢险大队。

接受任务后，抢险大队队长刘旭东和书记张建泉会同主任工程师关圆等，火速赶到北京胸科医院，进行现场勘察。并根据现场实际情况，制定科学的施工方案。

与此同时，五公司党委也召开了紧急扩大会议，决定由公司副总经理程丰、党委副书记王效玉、副总经理史育斌、总工程师丁建明等四人组成现场指挥组，率领本部精锐之师----华普项目部及素有“敢打硬仗的铁军”之称的水电专业安装华普项目部出击SARS一线。

按理说，普通的管道施工，没什么难的。时间上虽然是紧了一点，正常情况下，抢这点活儿，无论对于五公司或者对于抢险大队来说都不在话下。问题就在于，这不是正常情况下的施工：

在这里施工，最难的就是施工人员的自身防护问题。一方面，要加快施工进度，和SARS病魔抢时间。另一方面还要必须确保施工人员一个都不能感染SARS。而抢进度本身就需要付出超长的努力，何况还要对付SARS！一句话：这活儿不好干！

勘察完现场回来，有人就急匆匆地找到队领导说：“这活儿咱不能干啊，那地方太危险了！要是感染上SARS可就完了。”

这种担心，不是没有根据的。

今年4月20日左右，正是北京SARS疫情的高发期，由于当时还没有找到有效的治疗方法，报纸、电视、网络等新闻媒体，每天都有确诊病例、疑似病例以及死亡人数的报道。越来越多的白口罩令人窒息，救护车的鸣叫声撕心裂肺，SARS病例和死亡人数在不断增加，人们的恐慌心理也在进一步升级。SARS，几乎成了魔鬼的代名词！可以说，当时已经到了人人自危的境地！身体本来有病的人，非不得已，一般也不愿去医院。好好的人，这时候，谁愿意到医院去找事儿啊！

的确，在与SARS病人几乎是“零距离”接触的医院里施工，感染SARS的可能性最大。

可是，担心归担心，活儿还是要干的，而且必须要干好,并且工期一点儿都不能拖。这就是命令！

4月20日晚8点，抢险大队召开战前誓师动员大会。党支部书记张建泉面对抢险队员一张张熟悉而略显紧张的面孔，缓缓地说：同志们，这次抢工的任务大家都知道了。这个时候到SARS定点医院施工，确实是非常危险的。但是，没有危险还要我们抢险队员干什么？我们有危险，白衣战士们有没有危险？这是一项事关人民群众生命安危的工程，我们早一分钟完成任务，就能为救治SARS病人赢得一分宝贵的时间。只要我们按照施工方案进行施工，认真做好防护工作，就可以把感染的可能性降到最低点。疫情如火，军令如山，险情就是命令！大道理我不说了，开弓没有回头箭，是党员、是汉子的都给我站出来！

张书记的话音刚落，袁忠起第一个站了出来。他曾三次接受江泽民同志接见，是全国劳动模范、优秀共产党员`。

接着，共产党员王长兴站出来了，主任工程师、共产党员关圆也站出来了……党支部的5名支委中，除了一人在怀柔重点工程继续主持正常的施工生产之外，在场的4 名支委全都站出来了……

党员干部带了头，普通群众不再犹豫了，也纷纷要求上前线。

……

20日午夜12时，三公司抢险大队第一批由关圆、袁忠起等6名同志组成的突击小分队，率先赶往施工现场。第二天早晨5点２０分，由16名技术管理人员和60多名外施队员组成的突击队伍，也准时赶到现场。

５点30分，机械的轰鸣声，打破了北京西北郊温泉小镇清晨的宁静。北京胸科医院改扩建工程的战斗率先打响了。直到后来，三公司抢险大队的队员们才发现，他们在无意之中竟抢了个头彩。

就在三公司抢险大队抢工战斗打响的同时,城建集团的另一支精锐之师——五公司的大队人马也赶到了现场。经过短暂的准备之后，改造80间老病房极其与之相配套的48套环保厕所安装、２00米上下水、４00米封闭护栏的攻坚战随后也打响了。

这是一场非常时期的特殊战斗！

说他非常，因为他的对手是看不见的恶魔般凶残的SARS疫情和超越人类正常生理极限的生死时速；说他特殊，因为它不符合建筑业正常施工的逻辑；说他特殊，因为他违背了战争中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的常规。

由于北京胸科医院建院较早，原始竣工资料不齐，加之地下管线纵横交错、深浅不一，给抢险大队的组织施工带来了极大困难。机械设备不能充分发挥作用，400多米的管线基槽，全靠人工一锹一锹地挖成。抢险队员们穿着抢险服，戴着厚厚的口罩，在重体力劳动的情况下呼吸极为困难，犹如高山缺氧一般憋得人喘不过气来。汗水一次次湿透了衣服，手上磨破的血泡染红了锹把，他们依然咬牙坚持、坚持、再坚持……

城建五公司的施工也不顺利。原先定下的48个环保厕所不合格，使施工无法正常进行。负责环保厕所安装的刘启平，只好一方面组织工人们分头测量数据，一方面与厂家联系，商量改进事宜。

最苦最累最危险的，当然不是工程本身。身经百战的城建职工，特别是经历过大大小小180多次生死考验的抢险队员们，什么急活儿没干过？什么险情没经历过？！但是SARS疫情造成的莫大的恐惧感，总会时不时地悄然袭来，一次又一次地侵扰着这些年轻抢险队员们的心。

北京胸科医院从3月27日开始收治“SARS”病人，到4月21日改扩建工程战斗打响时，已有170多名重症SARS患者入住。当时参战的大多数职工对于“SARS”的认知很少，仅仅知道它的传染性很强。另外，当时的外界形势也十分严峻，属于高发期，治愈率也较低，特别是面对呼啸而入的“SARS”救护车、“全副武装”、步履匆匆、神情严肃的医护人员，和从病房里推往太平间的尸体，参战职工的心理难免会出现一些恐惧，压力也越来越大，形势十分严峻。

关键时刻，领导的率先垂范作用，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又一次显示出了它的巨大的威力。

为按时完成任务，切实做好参战职工的防护工作，减轻职工们心里的紧张压力，五公司指挥组的几位领导24小时盯在现场。工人三班倒，党员干部不倒班，始终坚持在第一线。三公司抢险大队党支部还临时决定，由参战的7名党员，组成战地特殊救护小组，严格纪律，明确分工，各负其责。

为切实做好防护工作，确保万无一失，各单位都不约而同地规定施工作业人员实行6小时轮换制，避免疲劳作战，以保证队员们精力充沛；并再次强调，所有参战人员，进入施工现场，必须戴口罩、着统一抢险服装。

强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和有效的预防保障措施，缓解了工地上的紧张气氛；危急关头，党员干部以身作则，坚守在第一线。所有参战职工没有一个当逃兵的。这时候，城建职工心中只有一个共同的信念：那就是尽快完成任务。而完成任务，就是对人民生命安全的最大保障！

由三公司抢险大队负责施工的污水勾头，是整个工程施工中最危险的工序之一。施工人员要同“SARS”病人排泄物近距离接触。接触病人的排泄物，就等于和病人直接接触了，其危险程度可想而知。

所谓污水勾头，其实就是连接污水井的管头。施工作业人员将把铺设的污水管线和医院正在使用的污水井连接起来。最危险的地方，抢险大队的党员干部总是冲在最前面。党支部书记张建泉身先士卒，亲自指挥队员奋力凿洞。当打开污水井盖，查看水位时，一股热哄哄的浊气扑面而来，熏得队员们几乎喘不过气来。负责勾头作业施工防护工作的共产党员周生光，只好一遍又一遍不停地在作业处喷洒药液。

基槽内空间太狭小了，3名身着防化服的作业人员一次只能下去一个。要用铁锤、钢钎在井壁上凿开400毫米的洞口尤其困难。勾头管口距离污水井里的病人排泄物只有30公分，砖块掉下去，含有SARS病毒的污水就会溅到身上。为避免砸掉的砖头落进污水里，队员们只能先用铁锤轻轻地把砖头砸松动了，然后再一边用钢钎撬，一边用手小心谨慎地往外扒……汗水、热气弥漫在防护服的眼罩里，挡住了视线，什么也看不见了，只能两三分钟换一次人……

其实，五公司的战斗打得也非常激烈，他们所面临的危险程度丝毫不逊于抢险大队。特别是直接进入SARS病房施工，其危险程度较之三公司可以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那是犹如穿行在枪林弹雨中的一场鏖战。

说到底，各单位在共同面对SARS疫情考验的同时，单位与单位之间也在暗暗进行着一种速度的较量：零感染、最快完成、最早撤离。这是集团领导在下达任务时附加的一个要求和目标。

最早进场、最早开工的抢险大队，经过200多名抢险队员3个昼夜、72小时惊心动魄的激烈鏖战之后，于4月23日午夜，提前两天完成了任务。而工作量最大、危险度最高的五公司，也于４月２４日夜提前２天顺利完成任务，并于25日实现全部撤场隔离休整。

在这场激战中，各单位的管理人员几乎没有合过眼，参战队员虽然6小时轮换一次，但是由于体力消耗太大，也都已经疲惫不堪了。

4月26日下午，正在接受隔离观察的城建三公司和五公司的职工们，又分别接到一项新的任务：三公司抢险大队要将一喷水池改建为消防蓄水池；五公司要在三天之内完成老病房电路改造和146台排风扇、200套紫外线消毒灯具的安装等任务。

这时，参战将士们虽然经过两天的休整，但身体还处于疲惫状态。而且，当时北京SARS疫情的发展已经十分严重，形势也越来越严峻：确诊病例、疑似病例、感染率以及死亡人数每天都在急剧窜升，白口罩、消毒液及相关药品出现脱销、学校停课、外地人离京、抢购商品以及北京封路封城的消息时有耳闻，街上的行人和车辆越来越少……一个喧闹的大都市，仿佛一夜之间突然冷清了下来，气氛相当恐怖！

如果说，当初进现场时，参战职工们对SARS疫情的了解和认知程度是模糊和迷茫的话，那么当他们完成任务、接受隔离，特别是从电视、报纸上了解了北京疫情发展的严重程度之后，回想起72小时的激烈鏖战，职工们都感到非常后怕！

对于二进现场，职工们的心里自然产生了很多想法。而最大的压力，则是来自职工妻子和子女的担心和牵挂。首次进入隔离区时，很多职工都没有来得及跟家里打声招呼就匆匆奔赴战场了，许多职工家属后来才知道他们原来是在抗SARS一线进行施工，都为自己的亲人捏着一把汗。

现在，当他们得知自己的亲人将再次深入SARS一线时，电话就一个接一个的打到隔离区来。一个职工的妻子在电话中说：“才出牢笼又进虎口，你们这不等于去找死吗！第一次咱不知道这么严重，去就去了，可现在咱知道了啊，不能再去了啊，万一要是感染上了……我和孩子可怎么办啊？求你了，你跟单位说说，咱不去了好吗？咱不能再去了啊！”

面对这种情况，各单位党组织及时同职工进行沟通，并和职工家属取得联系，做思想工作，又将所了解的有关科学预防“SARS”的知识，耐心细致地讲给他们听，使大家了解到SARS病毒是可防可治的，同时又购买了大量的防护药品和防护用具发给参施兑元，尽量消除参战职工和职工家属的恐慌和不安心理。职工们又一次义无反顾地来到抗击SARS工程第一线。

连续几天的昼夜奋战，工人们都已经筋疲力尽了，再加上病区入住的SARS病人越来越多，现场施工环境十分恶劣，危险性也越来越大，有的施工地段紧靠病房，领导干部便亲自上，五公司水电专业华普项目部经理刘启平和支部书记王连总是冲在最前面，带领职工们连续奋战两天两夜，任务又完成了，而且完成得很漂亮。

已经非常疲惫的城建职工们，做梦都不会想到，28日刚刚完成任务返回隔离区，仅仅几个小时后，第三项更艰巨更危险的任务，又落到了他们的肩上：城建三公司抢险大队为新建的病房化粪池与污水管线做进出口连接；城建五公司为老病房搬家和清除病区内沉积多年的垃圾堆。

职工们第三次进入SARS病隔离区内施工。这次作业现场与病房仅隔五、六米远，医护人员为SARS病人治疗的全过程，都能看得清清楚楚。为保证工程顺利完工，城建三公司抢险大队的共产党员王长兴带领20名抢险队员，在雨中连续奋战9个小时，顺利完成任务。而城建五公司也在29日那天班师凯旋了。

三次出击，三战三捷！

从4月20日午夜12时第一批突击队员进驻工地，到4月29日最后一批职工撤离现场，除了中间两天的隔离时间之外，队员们在SARS病区一线工地，整整鏖战了7个昼夜！由于采取了科学施工，防护措施落实到位，城建集团参战的400多名员工无一人感染SARS。

每一场特殊的战斗，都需要一批特殊的战士；每一次生死的较量，都会涌现一批无所畏惧的英雄。

在北京胸科医院改扩建工程惊心动魄的七个昼夜里，参战职工们顾不上刷牙洗脸，没有睡过一个安稳觉。他们心里既装着家人对他们的牵挂与担忧，更时刻不忘城建职工的责任与使命。想家想亲人的时候，也只是在换岗休整的间隙，偶尔用电话匆匆向家人报一声平安。

在施工中，为了尽可能减少人员进入高危环境，参战的党员干部都表现出了高度的政治责任感。面对SARS疫情，他们把危险留给自己，把安全留给工友，昼夜坚持在一线组织施工。作业面上，哪里有工人施工，哪里就有党员干部在跟班带班作业。党支部书记王义患有严重的糖尿病，每天必吃的药品没有来得及带，就匆匆赶往现场。由于一连几天没有吃药，他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差，尿糖和血糖都升高了很多，但他一直坚持战斗在第一线；城建五公司党委副书记王效玉接受任务时，妻子去外地考察还没有回来，在他带领队伍奔赴抗击SARS战场不久，接到在顺义上学的儿子打来的电话，说学校放假了，你来接我回家吧，王书记跟儿子说，爸爸正忙，没时间去，你自己想办法回来吧，说完就挂断了电话。后来还是一位老乡帮忙把儿子接回来的。

共产党员、城建三公司抢险大队队长刘旭东率先垂范，带领队员日以继夜地拼搏在施工第一线，眼睛熬红了，嗓子也哑了。平时不吸烟的他，此刻却一支接一支地抽起了烟，而且不停地给队员们发烟。书记张建泉看在眼里却什么都没有说，他知道他的这位搭档为什么要抽烟，当时不是有人说抽烟可以防SARS吗。

22日深夜12时，已经连续奋战42小时的刘旭东，手机电池全用完了，关键时刻手机就是进行联络指挥的重要武器。他不得不回家拿充电器，然而为保证安全，减少感染几率。身穿防化服的他，只得让妻子把充电器放在院门口，自己去取。远远望着家门，他多想走进家中休息一会，喝一杯妻子递来的热茶，同妻子说几句安慰的话，亲一亲熟睡中不满六岁的儿子啊。可是他不能这样做，因为自己还在隔离观察期内，工地还在紧张施工，现场还在等着他指挥。

驾车返回工地的路上，极度疲惫的刘旭东几乎睁不开眼睛。他摇下车窗，把收音机的音量调到最大，让呼啸的晚风和震耳的音响，来驱散他的疲劳和睡意。当他返回工地，已是凌晨一点多了。他看到抢险运输车里，四名抢险队员和衣进入了梦乡，身边的四碗方便面还冒着热气。望着汗渍斑斑、满脸疲惫的抢险队员，刘旭东心中涌起一股热流，他感觉眼圈发热，鼻子也有些发酸。他悄悄地给每位队员盖上了大衣，又迈步走向施工的最前沿。

共产党员、城建五公司水电专业华普项目部经理刘启平，在接受任务之后，连个招呼都没有来得及跟家里打，就直接从单位去了抢工现场。第３天，10岁的女儿青云给他打来电话，女儿说：“爸爸你去哪儿了？你早点回家吧，妈妈也上班去了，我自己一个人在家里很害怕……爸爸，爸爸你回来吧，回来吧，爸爸我怕……”女儿不说话了，听见女儿哭了，启平心里既着急又担心。他平时很疼爱女儿的，最不能听女儿的哭声。听见女儿哭了，启平的眼睛也红红的。可是现在正是抢工的关键时刻，他是经理，现场需要他指挥。他给女儿打电话，让女儿好好学习，说过几天就回家看女儿。刘启平家住亚运村附近，爱人的单位远在通县管庄，离家很远，上下班仅路上坐车就需要３个多小时，她每天一大早６点出门，晚上最快６点30分才能回到家。刘启平到胸科医院施工后，晚饭她总要多做一些，留给女儿第二天吃。女儿年龄小，不会使用天然气，也不敢让她自己热饭，怕不安全，所以女儿每天就只能吃头天晚上剩下的凉着的饭菜.从４月21日刘启平到胸科医院抢工到５月13日隔离期满回家，刘启平整整24天没有回家。24天时间里，除了礼拜天之外，他的妻子一也直都在上班，刘启平10岁的女儿青云一个人在家里吃了差不多20天凉着的剩饭菜……

共产党员、北京城建三公司全国劳模袁忠起，在三次紧张的战斗中一直冲锋在前。连续作战，日夜煎熬，体力极度透支。他的目光有些呆滞，行动也迟钝了许多，走路都感觉深一脚、浅一脚的。穿着防化服，捂着口罩，时间一长，耳朵都勒肿了，耳朵根像长了一个疖子，又疼又痒，可他依然坚持不下火线。困意袭来，和衣打个盹，往头上浇瓶矿泉水，就又来了精神，继续投入战斗。

妻子十分担心他的身体，她知道丈夫干起活来不要命的那种倔劲儿，加上离家前严重的胃病又复发了，因此她每天要打好几个电话询问，还要和儿子一起给他送药到工地。妻子知道一个人说不动他，就发动她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河北老家的父母、亲戚，还有单位的领导和同事……一个个电话接连打来，袁忠起在电话里和妻子发火了：“不要再罗嗦，再给我添乱，我就跟你急！”

直到6月13日，解除隔离后回到家中，面对妻子亲手做好的他最爱吃的韭菜鸡蛋馅饺子和半个月前就买好的白酒，袁忠起眼里盈满了泪水。

党员的一言一行，深深地感染和激励着工友们。司机俞国标，不仅负责施工人员的接送，还要负责现场渣土的外运和大型发电车的操作。从医院门口到现场，几十个井盖，也需要他开车拉进来。有一次，车刚倒到位，他却已经手握方向盘睡着了。即使这样疲惫，他硬是咬着牙坚持战斗到最后。

司机陈民生看到党员们始终冲在最前面，深受感动。找到所在单位支部书记要求火线入党。他说：“申请书来不及写了，我就用实际行动来书写，请党组织考验我吧。”在战斗结束后，他正式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

挖土机司机郭殿帮接到任务时，正在怀柔工地十多米深的基坑里作业。21日凌晨3点多，郭殿帮就从工地出发了。从工地到北京胸科医院，差不多有近百公里的路程，而挖掘机的最大时速仅有30公里，心急如焚的郭殿帮，边加油，边问路，马不停蹄火速向一线挺进。战斗打响前，郭殿帮和他的挖土机已经出现在抢工现场！人们不明白的是，每小时30公里的挖土机，是怎样在不到三个小时时间里走完近百公里的路程的。

战斗打响后，郭殿帮和大家一样冲锋陷阵，只是到了休整的间隙，人们才发现他好象有满腹心事似的，一个人坐在一边发呆。原来，家住河北三河的郭殿帮，的确有一件事始终放心不下：女儿正在复读，准备参加第二次高考,由于心理负担太重，情绪很不稳定，一度出现轻生的念头。爱人整日为此事忧心匆匆，多次打电话，催他回家做做女儿的工作，给女儿打打气鼓鼓劲儿。但是由于抢工任务紧，完工后还要隔离观察，又怕爱人和女儿为他现在的处境担心，郭殿帮只说工作太忙，回不了家，始终没有说自己正在抗SARS工程一线紧张战斗，直到战斗结束后才向妻子女儿坦白。

胸科医院改扩建工程顺利的提前完工了，北京城建集团在非常时期的这场特殊战斗，为收治SARS病人、控制疫情蔓延，赢得了十分宝贵的时间。

有人曾经把冲锋陷阵的战士比做旗帜。其实，在城建集团过去的每一次抢险中，在紧张的抢工中，在遍布京城和全国各地大大小小的工地上，他们的每一个党员都是一面旗帜。他们有的累倒了，有的负伤了，甚至有的牺牲了，但他们的精神之旗永远不倒。

在与SARS病魔赛跑的日子里，在胸科医院这场没有硝烟的战斗中，城建集团所有参战的党员，共同组成了一个鲜红的旗阵，这旗阵就是一个坚强的堡垒，一个“拉得动、过得硬、打得响”的钢铁长城。

营造思想“磁力场”

号角犹疾旗正展，将士征战尚未还。

就在北京城建集团等单位数百名将士于北京胸科医院全力奋战、英勇拼杀的同时，又一场举世关注、规模浩大的抗击SARS的战役，在京北风景秀丽的小汤山吹响了冲锋的号角。

4月22日，针对十万火急的疫情蔓延形势，北京市委、市政府决定：5月1日以前，在昌平小汤山，以最快的速度抢建一所专门收治SARS患者的大型传染病医院。

七天七夜，168小时，要建成一所建筑面积为25000平方米、拥有1000张床位的传染病专科医院，这在世界建筑史上是没有先例的。

此前，世界上拥有500张以上床位的传染病医院，建筑周期至少也需要两年时间。

无疑，这是一份非常的考卷，这是一项非常的工程。

非常考卷需要非常人来解答，非常工程需要非常的队伍承建。

国难当头，临危受命。

“党和国家的利益高于一切，国家有难，我们必须为党效力，为国分忧！”

危难之时，具有军人和国企双重血脉的北京城建集团再一次挺身而出。

这是一场必须打赢的无准备之仗。

因为，此役没有留出调集人力、物力、财力的任何时间，没有一点大战前的任何征兆，命令下达之时，决战已然开始。

这是一场只能胜利、不许失败，乃至违背战争逻辑的战役。

因为，此时首都北京SARS患者人数在直线上升，SARS病毒在疯狂的吞噬人民的生命。队伍没有出发，已经被“敌人”包围。医院早建成一天，就多一批患者获得新生。疫情如火，战争开始之时，就约定了胜利凯旋之日。

4月23日拂晓，北京城建集团所属一、二、四、七、亚泰、安装等六大公司的主要领导，率领由近4700名员工和大批机械设备组成的精锐队伍，迅速到达指定的施工现场，实现了7700平方米基础工程的全面开工。

这一天，世界卫生组织发布对北京的旅游警告；

这一天，北京城里出现了抢购商品的骚乱现象；

这一天，被称之为“首都抗击SARS关键一役”的小汤山医院抢建战斗正式开始。

特殊时期，特殊任务，注定了这场奋战的艰苦卓绝。

据《北京日报》报道：“小汤山医院是一项非常规的工程，是一项与时间赛跑的工程，更是一项救命的工程。紧急决策，紧急设计，紧急开工，在近万名建筑大军完成集结时，施工图纸还没能赶出来，只有一张简单的平面图；水、电、道路等配属设施以及各种材料都是未知数，从常规的眼光看，施工条件根本不具备。”

“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

困难，挑战着建设者的意志，也极大地调动着建设者的潜能。

没有坐标，没有水准点。工程指挥人员和技术管理人员就凭借多年的施工经验和对特殊病房的独到理解，创造性地确定施工方案。

没有临时道路，没有加工场地，工人们人抬肩扛，像蚂蚁搬家一样，一点一点把施工材料抢运到现场......

就在从首都四面八方迅速集结到现场的近万名建筑大军全面展开施工的时候，北京城建集团于进驻小汤山工地的当天下午两点，突然接到了一道特别的“军令”：保障整个施工现场的临电供给、天黑之前必须全部亮灯。

一纸军令，不仅使北京城建集团四公司第一设备安装分公司的20名员工成为万人大会战的尖刀部队，也使这个集团成为保障整个小汤山工地正常运转的血脉和动力中枢。

要知道，北京城建系统六大集团、大大小小上百个单位在25000平方米的广阔作业面上参加会战，至少需要6台以上发电机、近百个电闸箱和数千米电缆线，这些材料要在四个小时之内紧急调运并安装到位，实在是难以实现的极限目标。

极限，考验着参战员工的智能；极限，也激发着参战员工超越极限的挑战性格。

“宁可其他工地全部停工，也要保证小汤山用电！”城建四公司党委的态度斩钉截铁。

于是，一台台发电机从内部各单位紧急运来，一车车的电缆线从各施工工地火速送达现场……

放线、布管、接线头、安装闸箱……20名员工就象高速运转的发电机，把浑身本领象电流一样顷刻间转化为工作效率。

当太阳落山、彩霞未尽之时，两万多平方米荒芜嘈杂的现场骤然灯火通明。

如果说这通明的灯火拉开了小汤山大会战序幕的话，那么，接下来近万名员工用热血和汗水在万米大戏台上演绎的撼人心魄、惊天动地的大戏，也就交错纷繁的全景式展开，并以其波澜壮阔的气势，浓缩在未来的七天七夜里。

七天七夜，时间，是以分秒计算的。

七天七夜，建筑，是用血汗浇筑起来的。

城建一公司承担了其中60间，共计2000平方米的彩色钢板结构房屋施工任务。按理说，这样的工作量，对于善打苦仗硬仗的城建人来讲，并不在话下。问题在于，他们的施工位置处于整个现场的咽喉地带，是六大集团材料运输和人员往返于现场与总指挥部的必经之路。机械、车辆川流不息，作业人员熙熙攘攘，每天从这里穿梭的车流人流不下于数万次。在这样的环境中施工无异于急流中架设浮桥，既凶险又艰难。

再凶险也要向前冲，再困难也要坚决拿下！

深夜、黎明、白昼，一梯队、二梯队、三梯队，600人的队伍轮番作业，交替冲锋。

人们的眼熬红了，往头上冲把凉水继续干，腿浮肿了，搓揉敲打几下接着练，累的实在支持不住了，倒在地上打个盹爬起来再战。

此情此景，北京市质量监督总站站长张玉萍看在眼里，感慨万千：“政府在关键时刻还得靠国企—我们的子弟兵……虽然平时没能怎么关照你们。”听完老大姐的话，在场的几位管理人员因熬夜而干涩发红的眼睛顿时潮润，用力提着沙哑的嗓音表示：“大姐，您放心，我们拼了！”

“我们拼了，我们拼了！”

这不是几个人的声音，也不是一个单位的口号，而是北京城建集团10万员工的呐喊，是北京城建集团10万员工向SARS开战的宣言。

在这样的呐喊声中，城建七公司员工楞是靠人拉肩扛，把数十吨沙子、水泥、石子、屋墙板等材料运到了施工现场。

在这样的呐喊声中，城建二公司员工硬是靠肩挑手提，将几百立方米的施工用水，从200米外一桶一桶的提到工地。

在这样的呐喊声中，数百台挖掘机抡臂作业，数百台车辆疾驰往返，数百台电焊机弧光闪烁，数千名将士挥汗如雨。汇聚成一幅气势恢弘、雄伟壮丽的立体画卷。

机器轰鸣声、钢铁摩擦声、电锯尖叫声、哨声、喊声、电话声……声声交织震撼；挖基础、浇注混凝土、砌墙铺砖、安装设备管线、搭建房屋盖板、搬运材料、布设空调风箱……施工错综交叉；人员、车辆、灯光、月光……声影光电交向呼应。有时，大雨滂沱，人们的汗水雨水一起往下淌，着装的固有颜色已经湮灭，个个变成了“泥人儿”。

根本分不清哪个是干部，哪个是员工，往往民工找不到队，队找不到公司，公司找不到指挥部，有的面对面或背靠背还在用电话联系；有时，供电出故障，现场光线昏暗，往往此单位错给彼单位干了活儿，甲单位错拿了乙单位的材料，这个集团的人员撤离现场时错搭了那个集团的车。人们心里只明白该干什么、该如何干，但有的连大单位的归属都搞不清；人们只知道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任务，满脑子都是干活和时间，但却往往忘记了今天是何日，此间是何时。长时间连续的重体力劳动，十多个小时一顿饭的特殊进餐制，打乱了人们以往的工作习惯，也打乱了人们的人体生物钟秩序。累倒的、困倒的……一个接着一个，虚脱的、中暑的……一批接着一批。亚泰公司副总经理党明事后回忆：“工地南侧的小山坡上，横七竖八的躺满了劳累、困倦的员工，那情景就象硝烟弥漫的战场一样悲壮。开始，我们还心疼员工，后来就连自己也倒在了他们的身旁！”

苦点、累点还不算，最难接受的是工程计划的一变再变。

小汤山医院的建设是超常规的，设计随疫情变化，任务随疫情增加。往往早晨建起的病房，晚上就要更改，今天挖好的基础，明天就要无条件填埋。

城建七公司最初承担的2排共16间病房的施工任务，24日上午基础已经快完工了，可下午3时任务就变成了2排32间，当板房和顶板基本就要建好时，晚上8时指挥部又要求把其中的6间改为护士中转房。次日，指挥部看他们能干，又把其他单位施工的32间病房的施工任务交给了他们。

小汤山医院最初设想定位在野战医院，后来又定为按照一级传染病医院标准建设，这样，城建一公司承建的西段病房区全部改为治疗区，刚刚立好的墙体全部推倒，已经完成的室内洗浴和外排污系统全部作废，改装框式空调机和通风系统。像这样临时改变设计，随时安排突击任务的事情，几乎天天发生。

然而，天天发生的不仅仅是设计更改和临时突击任务，还有在完成突击任务过程中，发生的许许多多催人泪下的故事。

4月27日上午9点，连续工作了16个小时的一支民工队撤下来后，还没走出现场，一个小个子队员就突然晕倒在地，不醒人事。正在工地指挥作业的城建一公司副总经理魏越，三步并作两步，赶忙将“小个子”抱起，紧急送到离工地最近的小汤山疗养院。他焦急的在诊疗室门口踱来踱去，不时将脸贴在门玻璃上向里张望。一会儿，人被扶出来了，医生冲魏越大喊：“你们怎能这么用人，病人啥病都没有，纯粹是疲劳过度给累瘫的。”魏越一阵心酸，紧紧握住“小个子”和民工队长的手，感谢的话还没出口，这位民工队长抢先说道：“什么都别说了，多保重吧，你们国企领导对工人就是比私企好，跟你们干，爽！”见此，刚刚醒过来的“小个子”也哽咽着表示：“今后只要工地需要，我还上！” “SARS疫情这么厉害，你们不怕吗？” 魏越关切的问，“我们两个都是十几年的老党员了，敢来工地就没把SARS放在心上！”民工队长自豪的说。听罢，魏越二话没说，向他们挥挥手，“你们撤吧。”

两天后，当这支队伍经过休整再次奉命驰援工地时，队长看到的魏越和一直坚守在现场的几位公司领导，人人已经瘦了一圈儿，个个眼睛布满血丝，眼眶塌陷，嘴唇干裂，嗓子哑的说不出话来，只能用双手比划交代任务。见此，他的眼泪夺眶而出，回过头去高声喊：“弟兄们还等什么，跟我冲吧！”

高喊声中，一个个象“小个子”般的勇士站了出来，一群群冲锋陷阵、不怕牺牲的英雄般人物涌现出来。

工程进入后期，需要安排少数技术熟练人员进入隔离区作业。经过反复筛选，公司决定由经验丰富和技术纯熟的杨大军和唐承林来完成这项工作。但是，这么危险的任务，怎样做两人的工作？要知道，此时，大批SARS病人已经陆续入住，而作业面就在隔离室外，里面就住着SARS病人，空气中散发着高浓度的SARS病毒，作业环境十分危险，进去后，就有可能出不来。几位领导研究半小时的对策，还是觉得无法开口，最后，公司领导给项目经理10分钟时间做两人的思想工作，如果做不通，领导就要亲自进隔离区。结果是出人意料的，项目经理找到二人后还不到两分钟就如释重负的回来了。“领导别的不要说了，我们来就是抢险的，别担心，我们上。”听了二人的话，公司领导感动的什么话都说不出来。进入隔离区前，领导亲自给两人穿了一层又一层防护服，拉了一遍又一遍衣扣链，叮咛嘱咐了一句又一句注意事项：“记住，到里面后，不管遇到什么情况，都不要拉开口罩，万一撑不住了，赶紧出来，我们随时替换你们”。送到门口，又对两个人的防护着装进行最后一次检查，并含着眼泪，目送他们走向隔离区、走向工作面。

“这样的感人事迹，在小汤山工地比比皆是，数都数不清。”同样始终盯在现场的城建二公司副总经理房本轩，不止一次发出这样的感慨。

进入小汤山施工现场没几天，来自江苏的普通民工汤文和，得知父亲与岳父同日去世的噩耗，为了不耽误工作，身为长子的他，默默选择了留下，只是按照当地的民俗，为亲人寄去了自己的一缕头发以示哀思。在老人下葬的那一刻，他流着眼泪，朝着家乡的方向跪下磕头，为父亲送行；同样，来自湖南湘乡的民工徐世友三兄弟，父亲去世，三兄弟放弃“尽孝”，全部坚守在小汤山工地。

在小汤山医院建成投用后，需要有人留下“保驾”，民工陈应林和于新杰挺身而出，主动向党组织递交请战书：“我们有工作经验，就让我们上吧，保证完成任务”。从此，他们每天全副武装，两三次出入SARS病房，修洗手盆、通坐便器、维护电路，与SARS病毒零距离接触。一个星期后，当领导安排工友替换他们时，他们表示：“我们现在很好，已经熟悉了病区环境，不要再换人了，还是我们俩干吧，我们只要在这里呆一天，保证把工作干好一天！”

没有豪言壮语，只有埋头苦干；不讲任何价钱，只讲默默奉献。此时此刻的小汤山工地如同有一股巨大的魔力，吸引着所有建设者舍生忘死，慷慨赴难。

如果说这个魔力是一个巨大的“磁场”，那么，单位与单位之间、领导与员工之间行为力量的互相吸引，就形成了强大的磁力源，这个磁力源就是城建人战胜SARS的决心和信心，就是城建人长期培养的高尚情操和无私奉献精神。而这种情操和精神的原动力，就来自于各级领导干部和广大党员的榜样力量和先锋模范作用。

当工程进入白热化阶段，集团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刘龙华率领集团公司领导班子成员来了，他们与一线工人亲切交谈，与民工一起推车抬楼板。年近六十的集团公司总经理郁志桐与职工一起风餐露宿整整四天三夜。

“我是共产党员，让我上！”工程任务下达后，集团公司、一、二、四、七、亚泰、安装公司等参施单位的吴竞军、魏越、房本轩、梁伟明、苏才、党明、谢春来几位老总几乎同时发出同一个声音。

“领导就意味着责任，领导就要冲锋在前”，四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程占华，在病危的老父亲躺在病床上反复呼唤他的乳名中去世的时候，他没能满足老人临终前见到长子一眼的愿望，始终坚守在工地，用自己的行动，感染着单位所有参战员工。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先锋模范作用是巨大的。

“我是一名党员，我要发挥党员的带头作用，听从党组织的安排，我没有钱捐给患者，但我有一颗热爱的心，去付出生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面对突如其来的特殊任务，面对集团同心协力战SARS的氛围，河北省承德平全县的民工宋井文首先亮明党员身份，揣着请战书奔赴施工现场。

受这种氛围和精神的感染，年轻的技术员裴小羽在小汤山工程结束后，产生了一种强烈愿望，自己也要成为一名共产党员。他在入党申请书中写到：“在抢建的过程中，我看到了真正共产党员的形象，他们临危不惧，奋不顾身，无私奉献，使我受到一次又一次的震撼和感染，自己暗下决心，将来一定也要成为一名共产党员，这一次的大会战，将影响我一生。”

七天七夜，小汤山工程结束了。

但是，在小汤山野战医院建设过程中形成的伟大奉献精神将永远不会结束，特殊时期特殊政治思想工作产生的巨大威力，将作为宝贵的精神财富永远保存。

2003年6月4日，端午节，北京下了今年以来最急的一场春雨，电闪雷鸣，雨过天晴灿烂的阳光穿过厚厚的云层照耀大地。

这一天，卫生部疫情通告，当天全国没有一例新发病历，世界卫生组织疫情通告，全球首次没有死亡病历。

危情下的北京，经受了考验，向人民交出了一份合格的答卷，也为世界提供了一个公共卫生危机处理的范例。

尽管这并不是危机的休止符，但可以确信危机终将过去，危机中确立的科学理念、效率机制、战时思想政治工作成功的经验却将由此得于长久的保持，在城市今后的运行中日渐完善以防患未然。

对于我们来说，完成这次采访写作任务是艰难的，深深的自责始终伴随我们之间的每一个人、每一个写作的过程。我们深知，作为一个宣传干部，应该站在时代的风口浪尖之中，去反映生活，把握时代的脉搏。可是，SARS病毒毕竟充满危险，为了保护宣传干部的自身安全，多次赴疫区采访的请求都被领导制止。“这里危险！不能冒险！”可是集团领导说这话时却身先士卒，在战场上拼搏得已经分不出领导和工人。采访过程中，我们几乎每一天都被工友大无畏的献身精神和“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英雄气概感动着，和他们一起流泪、一起自豪，一起感受鼓舞、体会骄傲。但是毕竟由于客观影响，我们掌握的素材，只是这场战争的一个局部、一个片段，我们记叙的事件，也只是有限的几个人、几件事。应该说，参加胸科医院改造、小汤山医院建设的近万名工友，每个人都有可歌可泣的动人事迹，尽管他们的事迹没有也不可能逐人逐事全面反映，但是共和国的丰碑上分明记载下普通建设者创造的奇迹和辉煌！无名英雄，正是有了更多的无名英雄才铸造了我们共和国的脊梁！历史会铭记，人民会铭记，民族会铭记！

因为我们相信，风雨洗礼过的北京，必定会抖去硝烟征尘，以成熟和理性迎接新的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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