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人 | 人活着：记索尔仁尼琴百年诞辰

人活着

——记索尔仁尼琴百年诞辰

舒霍夫从碗里捞起一勺稀粥，稀得可以见底，他把粥搁嘴里，舌头像慢进那样把粥从舌尖逐渐滚到舌根，确保每一块舌面都尝过粥的味道，然后才让它落下咽喉。他把勺子抿了又抿，重新放进碗里，撩起第二勺……他取出面包皮，刮碗边、碗底，刮一遍，放在舌头上舔干净，再刮一遍，再舔干净，反复刮到碗锃亮如新，他才把面包放进嘴里，小心翼翼地、慢条斯理地嚼，嚼，直到面包皮在他嘴里完全消失。

在劳动营里，舒霍夫不是个特殊的角色——不过索尔仁尼琴写道，他在简陋的食堂里吃饭时，天气再冷也要先摘下帽子，像是一种条件反射；他不肯用食堂里给的勺子，而总是随身携带一把，从靴筒里取出来用。他面对的菜汤，不论有多么单薄，总要拿勺子在汤里搅上一圈，就仿佛那是一碗浓稠鲜美、热气腾腾的东西。他吃鱼头的时候，连骨架都要吮得吱吱响，但是如果鱼头煮得太烂，连鱼眼睛都漂到汤面上，他就不吃了，他觉得吃起来不体面。

顿河修道院，索尔仁尼琴葬在这里的墓园

孔子说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之前，我所理解的一个人在困境里保持体面，便是这种“安贫乐道”的层次，可在读完《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之后，认识便不一样了。体面不是要人安于贫穷，兀自豁达，相反，体面要求一个人多做一点什么，多挑剔一点，就比如拥有一把自己的勺子。对于舒霍夫而言，摘下帽子吃饭，和不吃炖得太烂的鱼头，这都提不到“捍卫尊严”的高度上，而只是他下意识的小小坚持。只要能做，他就会做。

得到这个认识，并非一蹴而就。在过去，对“体面”这一概念完全不懂，我在故事中看到的都是不体面。舒霍夫明明就是个囚徒，跟其他人完全一样，被剥夺，被驯化，他摘帽子，舔盘子，幻想自己在吃一顿上好的饭菜，都是可怜虫的自我安慰罢了，就像中国那则笑话说的，穷人家把腌鱼挂墙上，父亲让孩子看一眼腌鱼吃一口饭，某个孩子看了两眼，父亲说“咸死他活该！”然而，隔了若干年再读《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却觉得舒霍夫恍在眼前了。他依然可怜，但那几个小举动，却增加了这个人的可敬。

他不是“乐道”之人，连求道都谈不上；他也说不出何谓体面。可是他有这个意识，或者本能，要做一点什么。有些情节，当初我觉得作者是在控诉劳动营的不人道，或者揭露人生的荒谬感了，比如，舒霍夫的面包，早晨领的，他要分出一部分面包藏在床褥里头，这一天，不管室外怎样的严寒，劳动如何辛苦，他想着收工后，可以在临睡前独自享用一块面包，就会美滋滋的。荒谬吗？荒谬的，但现在，我更多地在意舒霍夫从中得到的满足，甚或幸福。

这是因为，我终于认识到，构筑成人的生命的原材料，是一些他不能打破、不能逾越的东西。就像西伯利亚，它也经历了一个其形象逐渐清晰化的变化过程：在19世纪普希金、赫尔岑的时代，只要从莫斯科往东流放，走到高加索就算西伯利亚了，当不服从沙皇的人被陆续送过去，沃尔康斯基等乐观的贵族，还觉得那片冰雪之地正在孕育一个热火朝天的、民主的俄罗斯呢！可过了一百年，索尔仁尼琴的时代，西伯利亚没了神秘感，它就是劳动营和监狱的代名词，舍此无他，人们必须不带幻想地去看待它。在事实面前，舒霍夫只能自己调整，他抵御绝望的办法是：不想家，想了也没用，太太是不是早已跟了他人，孩子长大成什么样，是死是活，都不想。

顿河修道院外

不仅如此，在他被判劳改的最初几年间，他太太来信说，家乡不少人靠经商发了财，舒霍夫还回信表达不齿，信中说：他才不乐意去做小资产阶级倒买倒卖的工作，这种事情多么无耻，他现在天天上工修一个设施，这才叫建设。写这些话的时候，他可没觉得亏心，一点都没有，那些可恨的佩枪的看守，那冰天雪地拉练的折磨，他也没有忘记。

既来之，则安之，即便是被迫劳动，即便已经遭到驯化，但一个人依然是可以嘴硬说，这是我自己的选择。自欺欺人吗？可为什么不这样呢？一切出路都封得死死了，抱有希望不是什么美好的事情。舒霍夫被判的徒刑是十年，可是他服刑到九年的时候，并不热切地盼望自己被释放，因为在九年里，他看到过太多三年改五年、五年改七年的改判了。自由啊，希望啊，狠狠心抛弃这些词汇是必需的，在什么样的环境里，人就该形成什么样的保护色。

如果人的想法是有肉身之形的，那么在《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这篇小说里，索尔仁尼琴就是用贴着皮肉的笔，来写他的舒霍夫的心理。文艺作品多少得有点“造梦”的属性，美梦或者噩梦，作家会制造一个让人难以拒绝的回暖情节，比如主角历尽艰险后偶然重逢，或是反过来，残忍地把主角剥夺到分毫不剩。这都是带有理想化色彩的设计。但是索尔仁尼琴却清除掉了任何一种意义上的“理想化”。他的笔下，劳动营的恶，像一件合体的外衣，被囚犯们穿在身上；在与个体的互动之中，劳动营几乎没有显现什么称得上是“残忍”的地方，喜欢打骂囚徒的看守，还有分饭菜故意偏心的厨师等等书中的恶棍，都是这个有机体必需存在的一部分。

索尔仁尼琴，就是舒霍夫本人。

《牛犊顶橡树》，索尔仁尼琴的自传，里面有一段话，凭着同样程度的“贴皮肉”精神，描写了他在离开劳动营，过上正常作家的生活后，依然如同在营里时一样，整天偷偷摸摸地构思和写作。文字写出来了，但是手稿如何保存？藏到哪里？用什么工具转运？

“物品的体积确实最要紧，不是指创作手稿多大，而是有多少立方厘米。一系列的因素帮助我摆脱了困境：视力还没有损坏，生就的一手小字（能写得如同葱籽一般），很薄很薄的纸（如果能从莫斯科弄来的话），把草稿、计划、未定稿全部消灭（我总是只做一件事：付之一炬），写得密密麻麻，行距很小，不留页边，而且是正反面全部写满，重写之后原来的清稿也要焚毁：从在监狱里迈出文学活动的第一步起，我只承认火最可靠。”

这些句子中朴实的诗意让我十分钦佩。大师级的写作就该如此，有深度，却不故意制造费解，因为作者将自己裸露的灵魂都交到了你的手上，但不会使劲地把你的手腕拗到一起，强迫你唏嘘感动。其实，这些话就和舒霍夫藏面包、喝汤、热火朝天地干体力活一样，带着一种自嘲的味道，一种当着众人之面，专注地自舐其伤的味道，它们对读者提出的要求是：在嘲讽、惊奇、体恤和感动之间来来回回多次之后，找到一个立足的位置。

《牛犊顶橡树》写成的时候，《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这篇如履薄冰地发表的小说早已成为索尔仁尼琴的成名作，但这篇小说的意义高低，与它是否带来作者的成功，根本就是两回事。在故事中，清早拥有体面意识的舒霍夫，到傍晚就做了极其不体面的事情，一个囚犯在劳动时睡着了，结果让其他人在大冷天里干等了一小时，当这个摩尔多瓦人出现时，所有囚犯都上去揍他，舒霍夫也情难自已，踹了几脚，这几脚踹出了一腔怨恨，也踹出了大斯拉夫人对少数民族的优越感。你可以因为劳动营的关系，而看不起舒霍夫维护体面的小动作，但你能不能出于同样的理由，来给他的暴力辩护，说这是环境造就的恶呢？

当年的书评人都是这么认为的。小说发表在“解冻”时期，人们争着清算斯大林遗产，抨击个人崇拜，赞美同志情谊，要求恢复列宁所确立的党风政风，舒霍夫身上庸碌市井的一面，都被归责于恶的环境。不过，有些表达明显溢出于政治需要之外，像作家西蒙诺夫的这几句话：“你，一个读者，会感觉到，书中这些被监禁在一起的人不是别的，而只不过是我们社会的一部分，它是从这个社会上被血淋淋地撕了下来并囚禁在劳动营里的！他们同你、同你的亲人、朋友、邻居和同事是一样的人……”而另一个书评作者迪姆希茨，他的文章的标题就是三个字：人活着。

然后我得说一说索尔仁尼琴的墓地的样子。

他葬在莫斯科的顿河修道院，那片墓地在10月中旬有着湿润的黑土。俄国的土看上去都挺肥，可是俄国人似乎更愿意让它们留做森林、墓地或者种花，而不愿怎么开垦。一位主妇模样的女士从墓园出来，要去做祷告，但知道我们的要求后，又返回去给我们指路。我们从横七竖八的碑石之间穿了一阵，才看到一个一人高的东正教十字架形墓碑，索尔仁尼琴并没有雕像，就挂了一张黑白照片。墓前放着三枝花，玻璃灯箱里悬着的灯芯是熄灭的。我们刚要走时，有一对男女到这里来，站了一会儿，还擦了一下墓的基座。

人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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