痖弦《红玉米》

台湾著名诗人痖弦这首《红玉米》是一首关于回忆故乡、思念故乡的诗，但是其意义远不止这流于表面的思乡与抒情，而是带有一种穿透时空的历史苍凉感以及对故乡记忆的坚守，所以我将从以下角度来分析这首诗歌。

马尔克斯在《百年孤独》里开篇的第一句话被后人奉为圭臬，作者站在‘现在’时空写主人公在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想起了以前父亲带他看冰块的那个下午，仅一句话就将过去、现在、未来这三个时空卷入其中，时空纵深感和历史苍凉感铺面而来，仿佛让读者看到来了马孔多小镇百年的沧桑变化和布恩迪亚家族最终难逃的孤独的宿命。

《红玉米》这首诗与《百年孤独》开篇的第一句有异曲同工之妙，“宣统那年的风吹着/吹着那串红玉米”中的宣统这一时间是他往回追溯的起点，是过去的时空，而“尤似现在/我已老迈/在记忆的屋檐下/红玉米挂着”是现在的时空，即诗人作于1957年12月19日的这个时空，最后两句“一九五八年的风吹着/红玉米挂着”是未来，这三个时空就此铺开在一张上，在现在这个时空相遇。从“宣统那年”到“一九五八年”，这是一段中国涅槃重生的历史，包含了封建王朝的结束到新中国成立这一段，其艰难历程就如同布恩迪亚带领其家人和村民，跋山涉水，穿过广阔而又湿热的丛林，经历疾病、死亡与绝望，最后在马孔多这片新的地方安营扎寨，开始新的生活一般。但这段如此曲折的历史仅化为“宣统那年的风吹着”、“一九五八年的风吹着”，每个时代都有风吹着，历史的变迁，会有遗忘、更替，就像对故乡的记忆会泛黄，所以无论对故乡还是历史，伴随着遗忘的苍凉感会随年岁只增不减，但挂在记忆屋檐下的“红玉米”会一直在，因为它已经成了故乡的象征，我们会忘记故乡的原貌，但不会忘记故乡的红玉米。

本来“红玉米”会沿着过去、现在和未来这条时间脉络顺畅地走到底，但是处于中间的‘现在’使这条脉络产生了断裂，因为前后作者表达的感情是坚定的，但中间又呈现出他的孤独，即使宣统那年的风照样吹着，如同过去与未来，这风一直吹着，似乎永不停息，但“你们永不懂得/那样的红玉米/它挂在那儿的姿态/和它的颜色/我的南方的女儿也不懂得/凡尔哈伦也不懂得。”是啊，红玉米在作者脑海中还那样鲜明，但那样的红玉米不是语言所能描绘的，它已经不是一串具体的红玉米了，而是诗人对故乡的记忆，对那个时代的所有感受，所以没有谁能懂得 ，连诗人自己的女儿（作为他生命的一部分）也不懂得，可是啊，即使没人能理解，他仍然坚信，那串红玉米会在那里挂着，被“一九五八年的风吹着”。

提喻是英语中的修辞格，它与中文的修辞格借代相似，但又有所区别，提喻中涉及的两个事物是包含关系，而在借代中是相关关系，是在人们的生活经验和联想的基础上完成的，比如人们一提到摇篮就会想到婴儿时期，所以摇篮就可以用来表示婴儿时期。这首诗体现了提喻以局部带整体的的表现方式，人类的记忆是有限的，距离现在越久，记忆就越散，所以我们不可能将过去一段时间的经历以块状储存在脑海中，因此对于诗人来说，对故乡的那一段记忆是零碎的，诗人只有在过去时空中，将自己儿时的一些记忆片段截取下来代替他对故乡的那整段记忆，也代替了他所经历的那段时光，这种类似于摄影中的元素，正是提喻恰如其分的体现，它让画面和情感结合起来，达到了直观的场景体验效果，给读者以深刻的感情共鸣，比如诗中“犹似一些逃学的下午/雪使私塾先生的戒尺冷了/表姊的驴儿就拴在桑树下面/犹似唢呐吹起/道士们喃喃着/祖父的亡灵到京城去还没有回来/犹似叫哥哥的葫芦儿藏在棉袍里/一点点凄凉，一点点温暖/以及铜环滚过岗子/遥见外婆家的荞麦田/便哭了。”诗人想起了读私塾的生活，想起了表姐和她的驴，想起了祖父去世时那凄惨震耳的唢呐声，想起了儿时爱玩的葫芦儿，想起了外婆家的荞麦田，这些记忆片段就像一帧帧的电影画面，故人们纷纷上镜又一个个退出，只有诗人自己一直留在那些镜头里，看着他们渐行渐远，诗人最后哭了，不是因为看见外婆的荞麦田而哭，而是因为再也回不去，所以在为那段逝去的“一点点凄凉，一点点温暖”的记忆而哀悼，既沉重又悲凉，这又是多少个异乡人心境的缩影啊。提喻思维另一个表现方式是以具体代抽象，即“红玉米”对故乡记忆的代替，它有着坚硬的外表和浓烈的颜色，悬挂在屋檐下，可以年复一年的被风吹着，不会腐烂也不会褪色，其暗含着不可磨灭性，一如诗人对故乡记忆的坚守，即使无人懂得，他仍然从一而终 。

在诗人痖弦心中，故乡就是那串红玉米，从他还未出生的宣统那年到还未到来的一九五八年，一直被吹着，永不褪色。 

痖弦《红玉米》

宣统那年的风吹着

吹着那串红玉米

它就在屋檐下

挂着

好像整个北方

整个北方的忧郁

都挂在那儿

犹似一些逃学的下午

雪使私塾先生的戒尺冷了

表姊的驴儿就拴在桑树下面

犹似唢呐吹起

道士们喃喃着

祖父的亡灵到京城去还没有回来

犹似叫哥哥的葫芦儿藏在棉袍里

一点点凄凉，一点点温暖

以及铜环滚过岗子

遥见外婆家的荞麦田

便哭了

就那种玉米是红

挂着，久久地

在屋檐底下

宣统那年的风吹着

你们永不懂得

那样的红玉米

它挂在那儿的姿态

和它的颜色

我的南方出生的女儿也不懂得

凡尔哈仑也不懂得

犹似现在

我已老迈

在记忆的屋檐下

红玉米挂着

一九五八年的风吹着

红玉米挂着

饥饿的沉重记忆

痖弦此诗，是一种对记忆的回顾并因而产生联想和思索的诗。它的历史内涵及其同现实的关联，形成一种对“代沟”的描述与审视。所以这是一首极具内涵且发人深思的诗。

“宣统那年的风吹着／吹着那串红玉米”，诗的开头两句即是一种历史的回顾和进入。它隐隐地暗示着一个时代的即将结束，同时它的某种生活内容却在延续。作为这种延续的标志和象征的，就是那串“红玉米”。

“红玉米”既是实物，又是食物。它的存在并成为此诗的中心意象，是因为它不仅是能够供给人们以营养的食物，它同时又是饥饿与贫困的象征物。为什么痖弦那么倾心地回忆起红玉米的存在，特别是它挂在屋檐下时，“好像整个北方／整个北方的忧郁／都挂在那儿”。他对那些生活细节的回忆，好像都同那串“红玉米”联结在一起。一个人只有在饥饿时，才会把任何生活中的细节都同食物联系在一起的，所以痖弦才把许多生活情节事无巨细地都同红玉米捆绑在了一起。“就那种玉米是红／挂着，久久地／在屋檐底下／宣统那年的风吹着。”他一再地强调着“宣统那年”，并不是对那个年代的怀念，而是因为那个预示着改朝换代的年代虽已逝去，而那串红玉米却依然如故地挂着。红玉米是食物，却是不能给人们带来温饱的食物。在饥饿的状态下，它更是一种诱惑，是难以企及的对温饱生活的向往。

红玉米作为象征物出现，不仅仅是对饥饿状态昀回忆。从它的身上，更体现出两代人之间难以沟通的一种隔膜。痖弦不无伤感地写道：“你们永不懂得／那样的红玉米／它挂在那儿的姿态／和它的颜色／我的南方出生的女儿也不懂得／凡尔哈仑也不懂得。”他是在有意地勾引起历史的回忆的同时，把红玉米的姿态和颜色特别地突现出来。而这一切，既是他的女儿不懂得的，也是作为诗人的凡尔哈仑所不懂得的。凡尔哈仑是比利时的现代诗人，他笔下的农村和城市也是无法同痖弦的红玉米世界沟通的。这大概也是痖弦作为诗人的一种身份认定吧。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诗的最后那一句：“一九五八年的风吹着／红玉米挂着”，它不仅是同“宣统那年”相对应，为什么事隔数十年之后红玉米却依然“挂着”呢？

作为台湾《创世纪》诗刊的主笔，痖弦以探索和开拓而见长，在传统和现代之间，他主张“走向西方，回归东方”，1956年，他正式提出了“新民族诗型”的观点，主张追求形象第一，意境至上；强调中国风与东方味，以民谣写实和基于生命体验的心灵探索为职志，进而反映农耕文明与现代工业文明急剧冲突时代的普泛世相。《红玉米》正是践履这一诗学主张的代表作。

这是一首以西方印象派的写作技巧所谱写成的诗歌，却有着典型中国传统文化的韵味，“红玉米”是诗人故园记忆中最坚硬的东西，它楔入了诗人的灵魂，永不褪色。因此，“红玉米”是流离失所的现代人沉湎故园，对故园温暖记忆的凭借。诗人选择红玉米作为主体意象，辅之北方的雪、私塾先生、戒尺、驴儿、桑树、唢呐、葫芦儿、棉袍、铜环、岗子、荞麦田……这些共同勾勒出了一幅生气十足的中国北方农村实景图。整首诗情理兼备，大处着眼，小处落墨，在历史与现实的回想中饱含着思考的力量。诗人的想象沿着感觉翱翔，全诗充盈着气韵荡漾的回环之美，很好地避免了因知性太强而流于空疏、艰涩。如国画一样展示出“平远、深远、高远”的纵深感，我们明显感受到诗人对人生经验的准确把握与高妙。红玉米乃点题的关键词，是高度浓缩的意象，是郁结着家园、传统、历史、文化等复杂心绪的意象。诗人的北方生活记忆，全都维系在旧时屋檐下的那串红玉米上。悬挂在“宣统那年的风吹着”的屋檐下的红玉米，是历史的情致；悬挂在“一九五八年的风吹着”的屋檐下的红玉米，是现代人的精神象征。我们看到了诗人在历史长河中艰难跋涉，在俯瞰中深沉思索。诗人的情思寄托在无垠的历史时空里，显现出开阔而悠远的博大和深度。但诗人对这一复杂情感的表达，仅以“红玉米”意象为神髓，的确像是酿粮为酒，形质俱变。

《红玉米》一诗充盈着诗人对现实的忧虑与警策，我们看到了时间链条的断裂，看到了现代人生存尴尬境地的隐喻。在诗歌的最后，诗人连用两句“红玉米挂着”，意在强调一切都还存在，都不会褪色。这既是对生命家园最美好的期待与祝愿，更是对乡土精神的内在生命力的自信和自豪，这是“温暖”的。

上世纪50年代，以思乡为主题的现代派诗歌纷纷涌现，《红玉米》可以说是这一阶段思乡主题诗歌的代表。痖弦曾说过：“从徒然的修辞上的拗句伪装深刻，用闪烁的模棱两可的语意故示神秘，用词汇的偶然安排造成意外效果。只是一种空架的花拳绣腿，一种感性的偷工减料，一种诗意的堕落。”痖弦行动胜于语言，总是努力让他的灵魂超过他的诗句。他消解了粗浅层面上的“乡愁”，不做人皆能言的大众型诗歌，而将视点聚焦在“无家可依”的存在上，全诗无一字生涩，语言简洁而平易，承载的精神内涵却极为丰富,充分显示了诗人高人一筹的诗歌才华。

《红玉米》的开头是这样咏叹的：“宣统那年的风吹着/吹着那串红玉米”，“宣统那年”这个时间名词很刺目，为什么必须是“宣统那年”的风呢？“宣统那年” 到底是哪一年呢？这自然而然就把我们带入到了老中国的历史现场中去了。讲到“宣统”，自然就要先从清朝的也是中国的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说起。爱新觉罗·溥仪（公元1906-1967年），道光皇帝曾孙，醇亲王载沣长子。光绪34年（1908）10月，光绪、慈禧在两天中相继死去。半个月后，溥仪在太和殿即位，第二年改年号为“宣统”。然而，宣统的年号没有保持多久，在宣统三年（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1912年2月12日，隆裕太后被迫代溥仪颁布了《退位诏书》，宣统帝退位，宣告了清王朝的灭亡，整个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帝制时代彻底终结了。在诗人那里，在《红玉米》中，帝制是和“整个北方的忧郁”相偶合的。“宣统那年的风”吹着“那串红玉米”，“红玉米”就在屋檐下挂着，“好像整个北方的忧郁/都挂在那儿”。在这里，所有的时间都已经凝固了，定格在那个老中国的屋檐下。这些衰败的意象，在诗人记忆的深层里埋藏，就像琥珀里的凝结。诗人对于故园的记忆被生生截断在老中国的某一个时刻里，那个横截面，有着的是永不褪色的生动和呆滞。虽然诗人生在民国20年，辛亥革命成功已经那么久了，宣统也已经退位那么久了，宣统那年的风却依然在他的记忆中吹着，吹过整个北方的忧郁。

一切好像就在眼前，一切好像也从未曾改变过：“犹似一些逃学的下午/雪使私塾先生的戒尺冷了/表姊的驴儿就拴在桑树下面//犹似唢呐吹起/道士们喃喃着 /祖父的亡灵到京城去还没有回来//犹似叫哥哥的葫芦儿藏在棉袍里/一点点凄凉，一点点温暖/以及铜环滚过岗子/遥见外婆家的荞麦田/便哭了”。“红玉米”，那么刺目而坚硬，冷冽而怆然，却是在血脉里隐藏着的虚无的暖。这些记忆里反复纠缠着的生命片断，在一次次地进入到当下的意识中，突破理智的阀阈，倔强着微笑，赧然着哭泣。里面那么多的亲人的面影，逐一浮现：“私塾先生”“表姊”“祖父”“外婆”，还有每一个镜头里暗藏着的“我”。他们彼此操着自己的道具走上场来，为“我”演出一幕幕的独角戏，“戒尺”“驴儿”“亡灵”“荞麦田”，这些事物都有着自己的灵性，冷暖的意绪。当诗人这个主角由背后出现，听着“叫哥哥”在棉袍里面凄凉而温暖的鸣叫声或长或短；他在快乐地将铜环滚过山岗时，忘情地哭了！亲人的距离已经遥遥在望了！一切竟可以那么触手可及！仿佛从来都没有远离，犹似一些冬日的下午，洁白的大雪飘过北方的乡村，一群逃学的孩子在先生的戒尺下颤抖，这一切也都在一个美丽的少女的眼神里漾着暖暖的春情……

是的，就是这样子的啊！“就是那种红玉米/挂着，久久地/在屋檐底下/宣统那年的风吹着”，这些永未褪色的记忆，忠实于他的主人，就像他的主人忠实于相隔 万里的故乡，忠实于生育过他、养育过他的大地。它属于乡村，属于北方，属于沉实的宿命。诗人用非常坚定的语气强调着，“红玉米”是存在的，是有的，一直有的，“它就在屋檐下”、“就是那种红玉米”，虽然“你们永不懂得/那样的红玉米/它挂在那儿的姿态/和它的颜色/我底南方出生的女儿也不懂得/凡尔哈仑也 不懂得”。没有经历过那些生命场景的人，是永远无法懂得的，永远无法想象“红玉米”悬挂的姿态和它的颜色。而时间和空间是无法回溯的，是无法真实重现的；一个人的经验，也无法被第二个人去感知，哪怕是诗人的女儿，或者他内在的灵魂的新生出的那一部分。比利时的现代派诗人凡尔哈仑，对于中国新诗的发生起到过 重要的作用，这里，“凡尔哈仑”应该指代诗人自己，也就是痖弦到台湾后的那个“自己”。就是在他自己的身体内部，那不同类型的生命经验依然是歧异的、冲突 的、难以调和的。在这里，诗人突出了“红玉米”的姿态，它是一直“挂着”的，风吹着的。整首诗里，“挂”字出现了六次，那种悬浮的形态，没有根和边，头朝 下，在北风的吹拂下晃荡的姿态，就是诗人漂泊天涯、浪荡无根的写照。然而，它的颜色是红的，是暖的，是未曾冷却的热血燃着的火焰。

在诗的末尾，出现了很奇特的一段，“犹似现在/我已老迈/在记忆的屋檐下/红玉米挂着/一九五八年的风吹着/红玉米挂着”。为什么说是奇特的，仍然要回到 时间上来看。这首诗的最后有明确的写作日期——“1957年12月19日”。出生于1932年的痖弦，在写作《红玉米》时，只有25岁，正年轻，而在诗中却说“犹似现在/我已老迈”，这是第一个矛盾；本诗明明写于1957年的岁末，却说“一九五八年的风吹着”，这是第二个矛盾。这样的悖论其实很容易理解， 首先，这里的“老迈”指的是记忆，而非诗人本身。时间本无所谓新旧，记忆也无所谓年老或者年轻。只是因为感觉，感觉到日益遥远，难以捉摸。诗人之所以使用 如此多的言辞去强调一切都还在，都不会变色，是因为他已经意识到了一切都在慢慢褪色，在慢慢远离。因为新的生活正在到来，在冲淡过往的日子留下的黑白的底片。比如南方的背景，脱了乡土的根性，新出生的女儿和在自己灵魂里闪现的“凡尔哈仑”；这一切和北方的屋檐下的“红玉米”是多么格格不入啊！那些记忆虽然 深入骨髓，是个体生命的最为原始的生命密码，但是，它能够一直都那么鲜明而不朽吗？诗歌的最后一节，表面看起来是和第一节、第二节遥遥相对，然而表达的情 绪却是天壤之别。前面的部分非常有力、坚定；后面的部分显得迟缓、无奈。诗的最后三行是一个内嵌的结构：“红玉米挂着/一九五八年的风吹着/红玉米挂 着”。在这里，两个“红玉米挂着”，把“一九五八年的风吹着”一句包拢起来。“一九五八年”，那是尚未到来的明天啊，是即将要发生的不可预测的将来，是有 风吹的。无论到哪个时刻，只要生命一息尚存，就会有风一直吹着。然而，红玉米呢，它会一直挂着吗？谁又能说得清楚？谁敢这么肯定呢？谁有能力预测这未知的命运呢？

痖弦的这首《红玉米》，在整个结构上有着很强的伪装性。乍看起来，好像是对称的形态，有着旧体诗的复沓之美，时间也好像在这样的复沓之中反复回环。然而， 仔细去品味，却可以清晰看到内部呈现的裂纹。诗人用那么顽强的口气反复建筑起一个梦幻的大厦，却在最后一句轻轻地把它推翻了，原来一切只是建筑在沙地上，是那么松软和不可靠，是无法信任的，是不牢固的。在一种看似封闭的结构里，那些异质化因素的忽然出现，就像在一堆纸里迸现了火星，一座大堤有了细微的漏洞。它在最后的收紧中松弛，在满心的欢喜里啜泣。这样的作品，其繁复之处，不在于轻易地相信或失望，不在于欢欣或者悲怆，而在于把生命的一场大戏蕴含的所有的细节和大转折指给人看，从容而淡定，淡定而仓皇，仓皇而迷惘，迷惘而希望，汇聚成了一曲繁复的生命恋歌，在幽远的时空中凄美地吟唱。

迪 尔 比 勒 · 胡 扎 伊

艾布·阿里·穆罕默德·胡扎伊，绰号迪尔比勒，出身于阿拉伯种源，祖先为戛赫塔人。他生长在库法，曾与一批飞毛腿、狡黠之徒为伍，浪荡终日。他后来前往巴格达，结识穆斯里姆·本·沃立德，后者对他表示关心，并指导他作诗，以后迪尔比勒在自己诗歌的新风格方面一直效法他的这位导师。

迪尔比勒成年后即与拉希德哈里发结识，并得其宠信。哈里发对他的诗歌表示欣赏，为对他初露头角的诗才表示鼓励，特赐予他薪俸。约在790年，迪尔比勒被委任管理土哈尔斯坦的赛姆尼城。他约在815年去朝觐，后逃至埃及，在埃及埃米尔穆塔赖布处避居，受到款待。穆塔赖布委托他管理阿斯旺。尽管如此，他还是对穆塔赖布进行攻击，于是被放逐。

迪尔比勒生性好怒，又喜嘲讽，他对一切都不满，不但不愿意颂扬任何人，反而不断地对人们进行嘲讽。他一生对人类充满憎恶，通过具体的人来对其进行嘲讽，如他说：

我打开双眼，

看到那大千的世界，

却没有看到一个人。

他憎恨人们，性格冷漠。他的一生是在与流浪汉、强盗、小偷为伍，浪迹天涯中度过的。由于害怕落人某个被他攻击过的有权有势者之手，他在大半生中都过着隐匿的生活。他从伊拉克流亡到沙姆、埃及、波斯，到处树敌，各地都有人警告要杀死他。他的舌头没有放过任何人，他攻击过哈伦·拉希德、麦蒙、穆尔太绥姆等哈里发和伊卜拉欣·本·麦赫迪，还攻击过自己的亲属，以及保护和援救过他的人。如他嘲讽穆尔太绥姆说：

阿拔斯君王共七人，

第八位史书未载有 ；

洞中人恰巧合此数 ，

第八个却是一只狗。

我对它比你更尊重，

那狗没有一丝过失，

你的罪恶数不清楚。

他认为他运用这种攻击更能引起人们对他诗歌的注意，并能受到重视，为自己树立起地位。总之，它比颂诗对他们更有好处，他们为了避免受到尖刻的攻击，不得不端正自己的品行。有人提醒他，他的讽刺诗可能使他遭到不测，他回答说：“五十年来我一直把木板扛在肩头，但从未见谁把我钉上十字架。”

迪尔比勒非常强烈地倾向于穆罕默德家族，因此他憎恨阿拔斯人。他在讽刺诗中的攻击和对人的尊严的践踏，最后导致他的被杀，那是发生在860年穆太沃基勒哈里发统治时期。

作品雅古特·哈迈威在《文学家辞典》中提到迪尔比勒有一部著作，被收入《诗人等级》一书中，此外他还有一部诗集。但他的大部分诗歌已经遗失，只保留下来很少一部分长诗和散见在文学书籍中的短诗，其多数是对阿里家族的颂诗，其次是讽刺诗。

据说迪尔比勒写有一些优美的情诗和咏物诗。不过他首先是个天生的讽刺诗人，阿卡德说他“生来就好怨怒和咒骂，从怨怒和咒骂走向赞颂和调情。他的一生就是一首活的讽刺诗，他永远是用嘲讽、玩世不恭和奇异的态度来对待人们的。”

他写讽刺诗有三个重要动因，而且各具不同色彩：或是出于内心冲动，以表现他冷漠、顽劣和憎恨人类的天性；或是将其作为谋利手段——就像柏萨尔一样，对一些人肆意攻击，从而使另一些人拿出钱来封住他的口，以避免其伤害；或是趋附一个新的方向，把讽刺诗作为一种政治的攻击，用它来表示他对君王们及其政府的愤怒，用它来攻击他不满的国王、大臣和什叶派的各级政治领袖。

他的讽刺诗尖刻犀利，充满谩骂、中伤，特别是采用了否定被攻击者全部美德的手法，诸如大方、慷慨、勇敢等，这些都是刚强的贝督因人引以为自豪的品质。一个贝督因人一旦失去了这些品质，他就得承认自己确实是卑下的。

迪尔比勒受到他曾一度追随的穆斯里姆·本·沃立德的影响，十分注重诗歌的雕琢和修饰，因为这是那个时代的诗歌潮流和获得声誉所必需的外衣。但迪尔比勒的一生是贝督因人的一生，与过分的雕琢和修饰格格不入，他受穆斯里姆的影响也像布赫图里受别人影响一样，不愿把任何繁难怪异的内容引进诗中，始终保持创作的朴实，接近率真的阿拉伯风格，没有陷人艾布·泰玛姆的过分造作和隐晦之中。他的诗歌具有强烈的生活气息，洋溢着诗人的奔放精神。语言流畅，内容清新，优美和谐，迸发出动人的旋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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