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普日博希诗4首

在战时，诗歌是地下文学的主要体裁，因为一页纸就足以容纳一首诗。诗歌以手稿或以秘密出版物的形式流传，以口头或歌唱方式散播。几年前出版的一部诗选《战斗的波兰诗抄》厚达一千九百一十二页，收录的诗和歌，大部分写于德国占领时期。诗选绝大多数具有记录性价值，而且在当时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天我们难以给予它们高度的艺术评价。仅有若干作品表明略通诗歌技艺。然而，它们全都符合米哈乌•博尔维奇在他那本关于监狱和集中营文学的著作中发现的规律：它们风格上属于战前时期，但同时它们试图表达“新东西”，可这新东西是现成概念和表达手段所难以捕捉的。这种诗歌常常太啰唆，在其号召战斗时往往太露骨，同时，在较深层次上，它表现得像个哑巴，徒劳地试图从其喉咙里挤出一点听得懂的声音；极度渴望发言，却无法成功传达任何实质性的东西。要等到迟一些，在战后，在强烈感到需要为一种极其难熬的集体经验找到表达方式这样的压力下，波兰诗歌才开始脱离很多国家的战前诗歌所共有的风格模式。

如果要用一个词来定义所发生的事情，我们可以说：解体。

人们总是生活在某种秩序之内，难以设想没有那种秩序的时刻是什么样的。现有概念和标准突然崩溃的情况是罕见的，只有在最动荡的历史时期才看得到。也许，经历过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的几代法国人有过类似的感受，也许在内战结束后南方的美国人也觉得他们见证了他们整个生活方式的毁灭。不过，总的来说，十九世纪没有经历过二十世纪那种快速而猛烈的改变，后者惟一可能的类比，也许是我们从修昔底德著作中了解到的伯罗奔尼撒战争。然而，我所说的解体，在十九世纪已经开始了，尽管它发生在表面之下，只有少数人觉察。希特勒与斯大林在一九三九年八月二十三日达成的协约，把欧洲的全部毒害都表露无遗，打开了一个潘多拉的盒子。这无非是实现了种种早已准备好、只等待显现的事情。需要牢记这种奇特的事件逻辑，才能理解诗歌如何反应。也许，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宣布欧洲文化终结时，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他那俄罗斯人的反西方情结的刺激。但是，波兰诗人恰恰是以这种方式把欧洲一个又一个阶段地陷入非人性境地视为全部欧洲文化的终结，以及它的耻辱。

对文化的主要责备，一种最初太难表达、最后终于表达出来的责备，是它维持了一个意义和象征的网络并以此作为一个表面，来掩盖进行中的种族灭绝。同样地，宗教、哲学和艺术也被怀疑是同谋，用崇高的理念来欺骗人，以便遮蔽存在的真相。似乎只有生物学的东西是真实的，一切都被简化为物种内部的一场斗争，简化为适者生存。没错，但是那种简化早已经发生。整个价值体系已经被摧毁，包括善恶分明、美丑分明的划分，还有真理的概念，也都已经被摧毁。因此，尼采宣布“欧洲虚无主义”时，他并非完全错。然而，那个表面还维持着，并引发了愤怒的责备：“你们谈什么人的尊严，说人是根据上帝的形象和样貌创造、根据善和美创造的生物，但看看发生的事情吧；你们应为你们的谎言而感到羞耻。”整个欧洲文化遗产受到不信任和嘲弄。这就是为什么在战争结束很多年后，耶日•格罗托夫斯基耶日•格罗托夫斯基以如此奇特的方式把斯坦尼斯瓦夫•维斯皮安斯克写于一九〇四年的戏剧《卫城》搬上了舞台。这出戏是根据荷马和圣经一些事件改编的，因而也是西方文化主要构成部分的概括。在格罗托夫斯基的版本中，这些事件是由穿着条纹囚衣的奥斯威辛囚徒演出的，对话则伴着酷刑。只有酷刑是真的，演员背诵的诗歌的崇高语言在对比之下充满讽刺色彩。

以如此概略的方式来审判文化，肯定会引起严重的怀疑，因为它简化了人类状况，如此一来便远离真相，如同过去各种悲观和世纪病情绪造成的那样。在经历了各类最可感可触的解体之后，虽然听起来很奇怪，但波兰诗歌再次加入被“欧洲虚无主义”污染的西方诗歌，不过却赋予“欧洲虚无主义”更激烈的表达。在战后崛起的塔德乌斯•鲁热维奇的诗歌就是这样。他的特点是在审判文化的同时，常常利用从该文化借来的简略表达和符号，例如在对《暴雨风》指莎剧。进行戏仿的《普洛斯佩罗的斗篷里什么也没有》一诗中。智慧的普洛斯佩罗在其岛屿上把一套人类话语和礼貌的规矩教给卡列班，但他的教化力量只是一个骗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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