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宗鸿教授：探索血液疾病的源头，向医学科研上游进军
近年来，随着血液学科基础研究和临床研究的进步，我国血液系统疾病的诊疗水平和技术取得了极大的提升，中国创新的技术、药物也不断为相关临床难题提供解决方案，同时也造福越来越多的中国患者。
近日，仁医界记者有幸采访了我国著名的血液学家、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教授邵宗鸿，请他分享从医几十年来在血液疾病的临床诊疗和临床研究上的宝贵经验和独到见解。
邵宗鸿 教授
全国著名血液学家。原天津医科大学二附院院长、天津总医院大内科主任、血液内科主任。曾任中国医学科学院中国协和医科大学血液学研究所血液病医院副所、院长。中华医学会血液学分会第八、九、十届副主委；中国医师协会血液科医师分会副会长；中国免疫学会血液免疫学分会主委、临床流式细胞术学组主委。天津医学会血液学分会原主委、天津医师协会血液科医师分会会长。《中华血液学杂志》副总编。
擅长血液病的诊断、治疗。尤其在红细胞系统疾病如再生障碍性贫血、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免疫相关性血细胞减少症、阵发性睡眠性血红蛋白尿症等骨髓衰竭性疾病诊治和研究方面成绩显著，处于国内领先水平。并对白血病、淋巴瘤、多发性骨髓瘤等恶性血液病、血友病等出凝血疾病亦有深入研究。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十一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卫生部、教育部及天津市自然科学基金等课题30余项，发表学术论文300余篇，主编和参编专著10余部。
Q.血液系统疾病跟其他系统疾病相比主要有哪些特点？
邵宗鸿教授：血液病可分为三大类。第一类属临床“重症”，如白血病、淋巴瘤、骨髓瘤、MDS、重型再生障碍性贫血、某些些溶血性疾病和出血性疾病，与其它系统疾病相比虽发病率不高（以十万分之几计）但对患者危害大，治疗难度大、花费大；第二类属常见病、多发病，如缺铁性贫血在女性发病率可达10%以上，尤其是在贫困和农村地区更为高发，已经成为公共健康问题；第三类是遗传性血液病，如地中海贫血、血友病等，患者终身带病，花费大且影响生活和工作。
此外，由于血液在人体中分布的特殊性，血液病往往不是单独存在的，血液一旦有异常，它就可能影响到心脏、肝脏、肾脏、肺脏、大脑、神经系统、甚至皮肤黏膜。所以血液系统疾病既累及血液系统，又影响全身各个系统，这是它非常独特的特征。
Q. 血液系统疾病的诊断和治疗应该注意哪些方面？
邵宗鸿教授：正因为血液病类型多，所以它的诊断非常重要，如果没有掌握一定的专业知识，很容易漏诊甚至误诊。这既要靠血液科医生在诊断方面多下功夫，踏踏实实地把诊断技术掌握好，医院也应提供相应的诊断条件，包括实验室、设备、试剂和技术人才，才能保证患者得到正确和及时的诊断。现在血液病的诊断除了常规检查，还需要一些特殊的检查，比如骨髓细胞学的检查、免疫学的检查、基因的检查、流式细胞仪的检查、染色体的检查等，这些检查跟一般器官水平疾病的检查是不一样的。因此，除了需要医生具备专业诊断知识、医院配备专业的检测条件，政府也要支持专业医护人员，并教育广大患者能够认同配合医院医生的诊断流程，才有助于保证诊断正确。另外，其他科医生如果有机会也要适当地学习血液病的有关知识，因为血液疾病往往在不同系统都有表现，当病人在非血液病科就诊时不要误诊或漏诊。
在临床治疗上，不同血液病的治疗方式各有不同，如果现阶段有针对这类血液病的特效药，医生能予及时、精准的诊断和治疗，患者多可以获得满意疗效。如果不能予精确诊断，就容易用错药，不仅可能白花钱，还耽误时间，甚至危及生命。因此，血液病非常特殊，精准诊断和正确治疗非常重要。
Q.您在国内率先提出“重视骨髓衰竭性疾病机制的研究”，能否请您介绍当时开展这个研究的一个初衷？
邵宗鸿教授：骨髓衰竭综合征是血液系统疾病中一组“大病”，再生障碍性贫血、阵发性睡眠性血红蛋白尿、MDS和免疫相关性全血细胞减少都属此类疾病。骨髓衰竭性疾病极易误诊，某些医生见全血细胞减少和骨髓衰竭便诊断再障，全血细胞减少骨髓不衰竭便诊断MDS，这种“思维定式”极易导致误诊。
同时，我们看到很多骨髓衰竭性疾病进展迅速，对患者危害大，但又不容易诊断区分，我们觉得有责任提醒同行，除了重视研究白血病、淋巴瘤等血液恶性疾病，也应该分出一部分精力来重视骨髓衰竭疾病的研究，需要从发病机制上进行研究，并且分层、分型、分病，然后把现有的药进行合理的应用，以期取得更好疗效。
我们从上世纪九十年代获得卫生部一个重点科研项目基金资助，在国内率先提出了“重视骨髓衰竭性疾病的机制研究”，解析、纯化不同的骨髓衰竭症，使之由不同机制的“综合征”逐步过渡到机制相对明晰的“独立疾病”体系。
在对骨髓衰竭性疾病甄别研究过程中，我们发现以ATG为代表的免疫抑制治疗对某一类骨髓衰竭疾病有很好的疗效，因此，我们将这类疾病从骨髓衰竭性疾病中纯化出来，命名为纯化的再生障碍性贫血。针对这类病首选强化免疫抑制的治疗方案，包括ATG、环孢素以及造血因子，近年，这种病人的疗效达70%-80%，且只要疗程充足，很少复发。
有一类ATG疗效不好的骨髓衰竭症，向白血病进展。我们对这类疾病进行了总结，发现除了病态造血外，该病还伴有染色体异常、中性粒细胞功能低下、免疫表型和分子靶点异常等特征，符合国际上命名的“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MDS）”。我们采用多参数综合诊断MDS的方法，将形态学、免疫学、细胞生物学、细胞遗传学等多项指标综合起来对MDS进行诊断，提高了诊断的灵敏性和特异性。2005年，我们团队发表了前瞻性的研究成果。2007年，MDS国际工作组发表了MDS维也纳诊断标准，确定了多参数诊断MDS的方法。对此类疾病近年采用去甲基化治疗等取得较好疗效。
B淋巴细胞产生自身抗体破坏骨髓，也可引起骨髓衰竭，这种体液免疫异常引起骨髓衰竭的特征是网织红细胞和中性粒细胞比例不低，骨髓细胞膜上存在自身抗体，如按照再生障碍性贫血采用ATG、环孢素治疗，效果不佳；但采用糖皮质激素联合环磷酰胺或CD20单抗，疗效则很好。不易控制且PNH克隆负荷高的患者可酌情采用DAG方案化疗，未来可用抑制补体激活的单抗。
Q.目前联合用药在临床应用广泛，您认为联合治疗有什么样的优势，应该注意哪些事项？
邵宗鸿教授：第一要联合得有道理，确实需要联合用药；第二要注意药物之间的一些相互作用，不要互相抵消，产生副作用。第三就是要考虑联合用药的费用，患者是不是能够承受得了。这些都是需要我们临床医生考虑的。
严格讲，联合用药是医学的无奈，是目前没有找到单药去病的方法，不得已把几个药组合起来治病，不是医学追求的方向。将来医学发展方向应该是找到各种疾病的“源头”，研发针对源头的靶点药，主要矛盾解决了，其他的矛盾就迎刃而解了。
现在我们还没找到克制疾病的主要通路，我们找到的是多个通路，因此我们联合把多个通路阻断，让末端现象消失。目前只能用这种方法，因为患者得病等不了，现在就只能把已知的多条通路同时或者陆续阻断掉，让末端疾病现象消失，这也是治疗疾病的一个方法。未来应该是从多药联用发展到尽量用少药最后进展到用单药，如果能够找到源头，用一种药治好病，那是医学的理想境界。
Q.您认为血液科当前还有哪些没有满足的临床需求？临床研究有哪些方向值得关注？
邵宗鸿教授：近年来国内血液学研究取得了很多成果，在血液病和血液肿瘤的诊断治疗上，我们不比国外同行差多少，甚至有的做得还更好。总的来讲医学的科研也分“两头”，一头是做上游、一头是做下游。
我们国内现在很多研究都集中在下游，主要就是消灭末端现象，研究末端的机制。研究末端现象，往往走着走着就跟其它学科平行或交叉了。比如说白血病患者或者再障患者成熟粒细胞少了出现发热、就跟感染科走到一起去了，患者肺功能不好，肺炎那就跟呼吸科走到一起了，如果出现肝脏、肾脏、心脏，皮肤、神经系统、消化系统的症状，就和相关学科交叉了。这些研究多可借助相关学科的“套路“和经验，相对容易。
科研往上游追索是非常艰难的，上游发现的东西少也不容易发文章。中国医学要发展，一定要有高智商肯牺牲的人做上游科研，去追根溯源，探究疾病的上游环节，一旦上游关键环节突破了，就有可能把这个环节堵住，下游的所有疾病现象都消失。我们如果在上游环节有重要发现，不管能不能超过欧美，关键是能够造福中国广大患者，也有可能对全人类有益，中国学者早发现的维甲酸、砷剂有效治疗M3白血病就是很好的例子。
因此，在临床研究上，我们不要跟风，应该踏踏实实沉下心来去解决一些有深远价值的问题，去寻找一些基本问题的答案。需要有一部分肯吃苦、考虑问题比较深刻、逻辑思维比较清晰的人才聚焦医学科研的“上游”。
现在我们课题组一边做临床一边做基础研究工作，追踪激发再障T细胞瀑布激活的始动抗原。我跟大家说，我们做这些东西可能是既没有什么名又没什么利，甚至有可能一辈子都出不了成果，但是总得有人在这里做探索。我们科研人员参与临床，临床大夫参与科研，科研人员了解了患者无药可治的痛苦和无奈，更能激发他们做科研解决问题、征服疾病、挽救生命的动力。同样，临床医生带着问题做科研，“有的放矢”，增加解决临床困惑的效率。
Q.从医多年，您有哪些心得体会给大家分享？
邵宗鸿教授：作为医务工作者，我觉得首先要热爱医生这个职业，这是一个救死扶伤、成就生命的职业。尽管平时很多工作可能不被人理解，甚至受到误解，我们不要在意这些。遇到这种情况，千万不能抑郁、借机打退堂鼓。我们要以积极正面思维，去享受无论在临床工作，还是科研工作上，一旦取得突破之后给自己带来的愉悦感。第二，做医生也需要勤奋和吃苦，这份工作肯定是个吃苦受累的活儿，甚至做科研发表不了文章都有可能。如果在临床上能把那么危重的患者救活，同时在这治疗过程中悟到别人没有悟到的东西，这就是推动了医学进步、发挥医者和研究者的价值。第三，做医生要包容、虚心，生命科学无止境，要活到老学到老，学前人、学同辈、学后人，学人长补己短，嫉贤妒能难成“大医”。人生很短暂，追求学问，追求利他，是境界，也是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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