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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山西人曾做过两位领袖的秘书,被誉为党内笔杆子

2017-08-03 康小明 太原道

父亲一生笔耕不辍,他晚年精选作品、出版了四卷200万字的《报坛六十年耕耘录》,但他病重期间写的最后一篇文章没有来得及收录进去,这就是纪念恩师范若愚的《马克思主义的、有学问的教育家——怀念我们敬爱的校长范若愚老师》。

1941年,父亲16岁时就读于晋绥根据地的一所抗日干部培训学校——晋绥二中。17岁时,经范若愚校长介绍,他在学校第一批入党。1944年,二中毕业后父亲先后在晋绥二地委和《晋绥日报》工作,1949年又从根据地到《山西日报》工作。读了父亲的这篇遗作,我才明白:父亲一生刻苦读书、勤于笔耕、献身新闻事业和勇于追求真理精神的养成是与恩师范若愚校长的教诲分不开的。

父亲对恩师范若愚的感情很深,他把这篇文章寄给了中央党校并建议中央党校出一本纪念范若愚的文集。父亲去世后,我把此文收录在纪念父亲的《报人楷模》一书遗作栏目中。

父亲在纪念文章中详尽回忆了范若愚办学的一些特殊事件。比如为晋绥二中编写的毕业歌:“几年来的情景怎能忘,今天让我们想一想,谁给了我们一日三餐的口粮,我们忘不了中国共产党;谁给了我们寒暑两季的衣裳,我们忘不了人民的愿望。谁要把我们的头脑武装?是这新政权对我们的教养,这是共产党的一片心肠.....;他为学生选择了一些语文课自编教材《回族烈士马骏》、《抗日英雄杨靖宇》、《回民支队长马本斋》、《甲申三百年祭》、《阿Q正传》、《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国共产党烈士传》等;他邀请地方党政军领导许光达、王德、付子和、赵仲池、宋文彬等讲述时事政治课,扩大了学生们的视野;他带领学生开展大生产运动两年和建校劳动,培养了学生们的劳动观念等。


█ 范若愚在太原会见部分晋绥二中学生,前排中为范若愚,右为原晋绥二中教导主任刘静山,左为原晋绥二中剧团团长张焕,身后左侧为作者父亲


父亲在文章中还深情回忆了范若愚老师的其它一些事情。范读过大学,文采横溢,口才极佳,他讲的课学生特别爱听。据说后来他在中央党校当副校长,他讲的课比著名的哲学家艾思奇还受学员欢迎。他在《北平日报》当过记者。在二中当校长时,他给《抗战日报》、《晋绥日报》写了不少散文、杂文、通讯、论文。正是在他的影响下,我的父亲和一批同学毕业后走上了新闻岗位。范若愚老师早期为《晋绥日报》写了一篇文章《闲话河曲城》,正是这篇文章修改了一首旧社会流传多年的历史民谣。这首民谣原为“河曲保德州,十年九不收,男人走口外,女人卖风流”,范若愚认为,“女人卖风流”这句是对妇女的侮辱,这种现象是旧社会劳动人民受剥削、贫穷造成的,这是抗日民主政权应当解决的问题。后来这句民谣改为“女人挖苦菜”,一直流传到今。

父亲在纪念文章最后写道:“作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范若愚老师的贡献和成就,是在中央党校工作期间,他的理论贡献足以传世,足以益人”。但是,写到这里父亲的文章戛然而止,并没有涉及中央党校这一块。

多年后的今天,我仔细研究范老前辈到中央党校后的贡献和成就,心中充满了对这位红色理论家的崇敬之感。

范老是从山西五寨县三岔镇走出来的革命者,1933年在北平上大学时加入共产党。曾任中共五寨县区委书记,晋绥边区二专署秘书主任(后称为副专员),晋绥边区第二中学校长等职。建国后,担任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副校长。在党校任职期间,还兼任周恩来总理的理论秘书、刘少奇主席的学习秘书,之后兼任《红旗》杂志常务副总编。

范若愚刻苦读书,勤奋工作的精神,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的中央党校,是出了名的。他认为要做好理论工作,就必须反复认真地钻研马列主义经典著作。    

范若愚不仅读书刻苦,工作也异常勤奋。他思考一个问题,吃饭睡觉都在想,时时刻刻都在搜集材料。他常说:“晚上工作好,时间可以无限延长。”因为白天的事情多,尤其是六十年代的头几年,他兼职多,担子重,许多教学研究工作只能放到晚上来做。为了写文章和编书,他不但自己经常开夜车,还经常把一些同志请到他那里去,一搞就是一个通宵。

严谨治学是范若愚的又一特点。他讲课写文章,都要占有大量材料,在研究丰富材料的基础上得出结论,不说空话,力求所提出的观点持之有据,论述合理,并十分注意语言和文字。他写文章,都是字斟句酌,反复修改。例如,1955年,是俄国1905年革命五十周年,这年在我国和苏联都举行了纪念活动。范若愚接受任务,写一篇学术论文到苏联去参加纪念活动。从定稿后到正式宣读前,他又改了十多遍。他查阅了大量报刊资料,以确凿的事实论述了1905年俄国革命在中国引起的反响,并说明在俄国革命的影响下,中国、土耳其等国也先后爆发了革命。由于这篇论文对1905年革命说出了新的观点、新的思想,作者在苏联宣读后,又分别在《人民日报》和《真理报》上发表,不仅得到国内外广大读者的好评,还受到周恩来同志的表扬。



在“文革”前,范若愚已先后撰写和发表了百余篇理论文章,结集的有《和青年朋友谈谈学习中的几个问题》、《为什么要学习和怎样学习〈联共()党史简明教程〉》、《列宁论中国革命》、《〈共产党宣言〉名词解释》、《〈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解释》等。其中颇有影响的文章有:1951年为配合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党建任务日益重要而撰写的《肃清封建等级的思想残余》、《共产党员必须克服农民思想》等;1954年为配合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而撰写的《学习列宁关于过渡时期的理论,为实现我国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而奋斗》、《列宁论国家资本主义》等;1955年为纪念俄国1905年革命50周年而撰写的《俄国1905年革命和中国》;1957年为纪念俄国十月革命而撰写的《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中国》、《社会主义革命是政治经济和思想的根本变革》等;1960年为纪念列宁90周年诞辰在《红旗》杂志上发表的《列宁论中国革命》以及《我们为什么废除了封建家长制》等;1961年为纪念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发表20周年而撰写的《普遍真理和本国革命实践相结合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根本要求》等。

范若愚最重要的经历之一,是于1956年至1959年奉命调至总理办公室,兼任周总理的理论秘书。其间的1958年初,他又兼任了刘少奇主席的学习秘书。

1956年,范若愚担任周恩来理论秘书赴任前,中央党校校长杨献珍叮嘱他,在总理需要时一定要全力以赴地工作,平时则仍在学校工作。后来,有人因此戏称他是“总理府行走”。当时,周恩来的秘书达20多位。后来,范若愚回忆说:“从这个意义上说,那时是周总理办公室最兴旺的时期。事有巧合,那个时期也正是我们党的路线正确、全党全国最兴旺的时期。”但是到了1959年,周恩来因犯了“错误”,相应地,他的职权也受到了削减,秘书班子的人数大减,范若愚也结束了他在中南海的兼职。

范若愚晚年结集有《在周恩来身边的日子里》一书,其中收入7篇回忆文章,主要记述了他当年在周恩来身边所感受到的领袖风范。如周恩来的优秀“学风”,是“实践”、“调研”、“从实际出发”、“认真”、“言必有据”、“揭露矛盾,解决矛盾”、“推陈出新”、“阶级分析”、“言行一致”、“谦虚”、“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周恩来的学习方法则是“习作合一”、“抓住中心”、“与不正确的思想作斗争”等。

范若愚对周恩来最重要的一篇回忆文章是《历史最终会把一切纳入正轨》一文。此文记述了周恩来当年因“反冒进”受到毛主席的严厉批评而被迫检讨的一些情节。其中的具体描写为其他文献资料所不载,因而弥足珍贵,成为国史中的实录式的记载。

作为刘少奇的学习秘书,范若愚在1961年参加了《刘少奇选集》的编辑工作,在康生主持下,组织了熊复、姚溱、王力、范若愚、李鑫等几个工作人员,收集和查阅了刘少奇的档案和文章,约有300万字,为编选作准备。当时的编辑方针,是按照《毛泽东选集》的模式,所选文章的下限,只选到1949年,并搞出了一个选目。后来因为“文革”发动,自然也就泡汤了。

范若愚作为党内的一位“笔杆子”,主要是在《红旗》杂志担任常务副总编辑的时期。

195861日,毛泽东亲自提议创办中共中央的理论刊物《红旗》。《红旗》杂志最初的编委有邓小平、彭真、陆定一、王稼祥、张闻天、胡乔木、陈伯达、康生、陶铸、王任重、李井泉、柯庆施、舒同、李达、周扬、胡绳、邓力群、王力、范若愚、许立群。范若愚排名倒数第二,但却是编辑部的常务副总编辑之一(总编辑为陈伯达,四个副总编辑分别是胡绳、邓力群、王力、范若愚)。据说《红旗》编委的名单是毛泽东“一个一个拟定的”,基本上囊括了当时党内几个著名的“笔杆子”。范若愚长期从事宣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当时还担任周恩来的理论秘书和刘少奇的学习秘书,并且因为他对列宁主义较有成就的研究,受到过毛泽东、周恩来等的赞扬,被称为是中国研究列宁主义问题的专家。所以,作为党内几位著名的“笔杆子”之一的范若愚,理所当然地就被毛泽东选入《红旗》编委名单之中。 

1963年,根据毛主席的意见,《人民日报》全文发表了苏共中央330日的来信。五一劳动节过后,作为“笔杆子”的范若愚等随邓小平、彭真、陆定一、康生等飞赴杭州,与各大区书记和政治局委员谭震林、李富春等出席或列席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会议的内容是讨论“反修防修”的问题。 

后来,范若愚对当年的“反修”有一个反思,撰写和发表了《必须对修正主义有准确的理解》等文章。范若愚在大量引证列宁、斯大林对“修正主义”的解释之后指出:“‘修正主义’一词绝不允许滥用。只有对那种用‘修改’马克思主义的形式,有意识地用资产阶级观点修改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体系,并且自成一种‘严整的’思想体系的机会主义,才是修正主义者;对那些不是有意‘修改’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体系,而在理论上实践上有个别错误的人,都不能把他们叫‘修正主义者’。”

范若愚参加过撰写批判“苏共公开信”文章的工作即“九评”文章的写作。当时这些中央级的“秀才”,包括中央书记处书记康生,人民日报社社长吴冷西,中联部副部长王力,中宣部副部长姚溱,《红旗》杂志副主编范若愚等,另有陈伯达,乔冠华等人参与部分工作,这可以说是解放后中共党内第一个最高级别的写作班子。后来他在文章中回顾中共从1956年提出反对“现代修正主义”以后的斗争过程,指出:这其中,中共发表的批判“现代修正主义”的文章,“有正确的地方,也有错误的地方”。如评“苏共公开信”的“九评”,虽然有许多错误观点,但不能认为把赫鲁晓夫集团作为“修正主义者”来批判根本上是错误的。“九评”中的若干错误观点,“主要错在对苏联的国内制度,特别是经济制度,没有进行调查研究,没有占有真实可靠的大量材料,没有进行科学分析,却按照我们的观点,轻率地下了许多空洞的断语”。更为严重的是,“九评”中对社会主义、无产阶级斗争、阶级斗争的若干“左”的观点,后来被林彪、“四人帮”利用,发展成一条极左路线,或者说,成了他们搞极左路线的“理论”。这一反思,以过来人的口吻,当然是体会得更加深刻了。

范若愚作为党内的一位“笔杆子”,还参与了“文革”导火线——《二月提纲》的起草和拟定。



196623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组长彭真在北京召集文化革命小组会议。参加者除了五人小组的成员外,还有许立群、胡绳、姚溱、王力、范若愚、郑天翔等。最后,会议起草和拟定了《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即《二月提纲》),其内容是:

“从批判《海瑞罢官》开始的大辩论,是我国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并且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后,在学术领域中清除资产阶级和其他反动或错误思想的斗争,是兴无灭资的斗争,即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至于开展这场斗争的方针,应采取“放”的方针,即“让各种不同意见都放出来,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对反动的或错误的思想加以分析批判”,“要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学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在报刊上点名作重点批判要慎重”;同时,“要依靠坚定的左派,团结一切革命的知识分子,孤立极少数顽固不化、坚持不改的人。要边打边建,由少到多,逐步形成一支不但在政治上而且在学术上超过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革命的、战斗的、又红又专的队伍”,但要“反对自以为是”、“要警惕左派学术工作者走上资产阶级专家、学阀的道路”。

《二月提纲》虽然不免有历史条件下“左”的痕迹和错误,但出发点是试图对已经开展的“大批判”加以适当限制,并将之置于党的领导之下和学术讨论的范围之内,反对把它变成集中的、严重的政治批判。但后来中央决定停止《二月提纲》的执行。

“文革”发动之后,范若愚受到审查,被诬陷为“特务”,他的专案组由陈伯达的老婆刘叔晏负责。据称,江青曾称刘叔晏“办案有能力”,也就是想让“范若愚案”越搞越大,让许多无辜者也受到牵连。据范若愚的儿子范岳写的回忆文章介绍:“当‘彭、罗、陆、杨’被打倒时,一盆污水也向我父亲泼来,使他陷入万劫深渊,他曾以死抗争,由于妈妈的警觉他才渡过了生死关,从此身陷囹圄失去自由。“文革”中父亲被污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混进党内,还里通外国,被罗织了很多罪名。在那个时期的如此情形下,家庭受到株连是必然的事,批判、交代、抄家接踵而来,家里顿时乱成了一锅粥。……我们一群孩子即刻变成了“狗崽子”,惟一的出路就是去农村接受再教育。从此抬不起头来,受到极大的压力,一家人接着各奔东西,家庭瞬间解体。1972年,在吉林插队的哥哥给周总理写信,请求探望已六年多没有音讯的父亲,幸运地得到了批准。1973年春节,我们一家人从四面八方汇集北京,我们一群孩子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来到戒备森严的秦城监狱门前,春天里的寒风与守卫军士手中明晃的枪刺使我们的心收得更紧了。当我们在监狱探监室等待时,我还在努力回忆着父亲当年的容貌与身影。门开了,他一身囚衣,脸色灰暗,面容枯槁,摇摇晃晃地走到我们跟前,我不由得低下了头,不忍看他的样子,偷偷擦去流下的泪水。

1975年春天,住监狱九年的父亲被释放回家,虽说是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算是“解放”,但政治结论里留着又长又黑的尾巴,一身是病的他实际上已进入了风烛残年,专案组的那个混蛋挺着肚子板着脸当面对我们说:“他回来也活不了几年了。”而父亲在监狱中曾因胃部大出血昏倒在地,又忍受了长达九年的批斗和审讯之苦,如今能够重见天日,获得自由,已经是胜利了。

从监狱回到家时,他的身体和精神都受到了严重的摧残,但他心底仍深埋着自己的政治理念和抱负,花甲之年的他时而亢奋时而焦虑不安更多的是沉默。”

范若愚出狱不久,我的父母即赶到北京中央党校,看望了恩师和他的夫人。他的夫人常峰当年也是父亲的二中同班同学。他家住在中央的党校院内的一栋小二楼里,这是当时副部级官员的标准住宅。客厅里全是书架,地面铺一块很陈旧的五寨出的地毯。范老见到父亲很激动,父亲激动的心情也难以言表。

1977年,中央党校复校,因年龄和身体原因,范若愚任校顾问。此外,他还是中国科学社会主义学会会长。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思想空前兴奋、活跃和解放。在胡耀邦同志主持下的中央党校里,他努力工作,为批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对马列主义的篡改,为恢复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为用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和路线轮训高、中级干部而尽心竭力。他从理论上认真研究和总结了建国以来我国社会主义实践的经验教训,也总结了自己从事理论工作的经验教训,用实际行动拥护和支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党中央的正确路线、方针、政策。

这个期间,范若愚认真探讨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等新的重大课题。当胡耀邦同志在1977年提出开设科学社会主义课程后,他为建立这门新学科,倾注了巨大的精力,主持编写了《科学社会主义概论》一书。作为中央党校的一名教授,他带病为学员讲了多次内容深刻、精彩生动的课;又指导研究生的学习,关怀年轻同志的成长。即便在重病住院期间,范若愚同志也仍然坚持撰写学术专著,在新形势下又撰写和发表了大量理论文章,并先后结集出版了《列宁论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在周恩来身边的日子里》等。



这一时期,范若愚撰写的一些文章,主要是批判“左”倾思潮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混淆和扭曲(如《试论完整地准确地领会和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必须对修正主义有准确的理解》、《以历史的进步补偿历史的灾难》等),以及在思想理论领域肃清“文革”的流毒,特别是中央党校发生的旧案(如《康生与“十六字”方针》、《决不容许篡改马克思主义——评唐晓文反党的三篇文章》、《唐晓文吹捧柳下跖居心何在》等)

197710月间,山西省图书馆的两位领导来到中央党校,准备复印范老收藏的《合河纪闻》。这部书是清人康基田撰写的,它详细记录了晋西北,特别是兴县地区的历史,是一部很有史料价值的地方书史,国内已罕见。范老看到山西的同志对山西地方史料这样重视,便慷慨地将自己多年精心收藏的山西地方文献70多种、400多册(卷),连同《合河纪闻》全部赠送给山西省图书馆。

19838月,范老专程到太原会见了我父亲等部分晋绥二中的学生,合影时,他拉着我父亲和张敏一左一右站在了他的身后。1985年元旦,他写了“老年迎盛世,髫龄逢良辰”的条幅以志喜,又写了“幸教枯木逢春,但望老而不朽”的条幅以自勉。范若愚病逝前不久,他抄了明人黄湛致友人书中的一段话:“凡人阅世光景,无过生老病死。今既老且病,相去阎家不远,须要眼明手快,觑得破,抛得下。腊月三十到日,便不忙乱,不酸楚,更觉有一种逍遥自在之趣。此是真正学力,不可不预办也。”下面并注明他自己的意见:黄湛的这一观点“是可取的,人到了既老且病时,在世无几,乃自然法则。所谓觑得破,抛得下,就是要在思想上做到自觉地适应自然法则,这样,到了生命临终时,便可变忙乱、酸楚为逍遥自在,用哲学的语言来说,就是由必然王国变为自由王国。所谓此种真正学力,就是自然辩证法的学力。这里存在的矛盾是不可否认的:一方面,生命是令人留恋的;另一方面,自然法则是不可抗拒的。怎样解决这个矛盾呢?我们许多老同志曾经以视死如归的精神,进行了艰苦的斗争;现在仍应以视死如归的精神,对待自己的风烛残年。这样,就可以保持眼明手快的精神状态,在所余无多的日子里,多做些工作;又可以在弥留之际,心安理得地了结一生”。范若愚实践了自己的话,为党的理论研究、教育和宣传事业勤奋工作,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1985620日,范若愚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73岁。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等中央领导送了花圈,习仲勋、邓力群、乔石、程子华、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康世恩、杨成武、赵朴初、马文瑞等中央领导同志以及有关部门负责人共五百多人参加了追悼会。

范老的家乡山西省委省政府、五寨县委县政府的代表、我父亲和几十位晋绥二中的同学也专程赶去参加了追悼会。休息时,同学们聚在他家,屋里人多很热,家里居然没有电风扇,他的夫人常峰只好去邻居家借了台电风扇。他是行政5级干部,工资不少,但钱都用于买书了。   

追悼会场两侧悬挂着“革命五十余载勤奋攻读马列宏论雄健诲一代,历经十年风霜笑唾魑魅魍魉正气浩然贯千秋”。“忆当年晋北穷乡运用马列教导吾辈奔上革命征程,看今朝大河上下桃李满园同悼我师栽培抚育情深”两幅挽联。下联“忆当年晋北穷乡运用马列教导吾辈奔上革命征程”这句,即是对范在晋绥二中的生动写照。

追悼会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党校校长王震主持。悼词称其“长期致力于党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研究和教育事业,成为全国有影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为宣传和捍卫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宣传和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党的理论教育事业,为高级党校的教学和科研工作,特别是理论队伍的培养和建设,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 范若愚夫人常峰


时光一晃,范若愚前辈已经走了三十多年了,我顺着父亲2005年写的这篇怀念范老的文章思路,斗胆续写了上述文字,仅是想表达一个晚辈对老前辈们的景仰之情、怀念之情和对老前辈们的理想信仰的继承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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