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读群书治要》39 重农务本
《品读群书治要》39 重农务本
《余莉开讲》第三十九集
尊敬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们今天学习《重农务本》。在《群书治要·汉书》上记载,说古之人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饥;一女不织,或受之寒;生之有时,而用之无度,则物力必屈。古之治天下,至纤至悉也。故其蓄积足恃。那么这一句话是讲,在汉文帝即位之后,他从自身做起,厉行节俭。一心想着让百姓过上安居乐业的生活。但是当时,因为战国时期的动乱,影响了汉初的发展,整个社会也背离了“以农为本”的方针。很多人都弃农从商。
在这个时候,贾谊看到了问题,于是就向汉文帝上书说,管子曾经说过:“仓廪里的粮食都充足了,人们才会懂得讲求礼节。”如果人民衣食不足,吃不饱,穿不暖,还想使国家得到治理的,从古至今还没有听说过。接着,他就说了这样一句话,强调农业的重要性。他说“古之人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饥;一女不织,或受之寒”。古人曾经说过,一个农夫不耕作,就有人会挨饿。一个妇女不织布,有人就会受冻。“生之有时,而用之无度,则物力必屈。”这个“屈”就是尽的意思。他说万物的生长,都是有时节的。如果使用起来,过分地奢靡,没有节制,那么物资势必会用尽。“古之治天下,至纤至悉也,故其蓄积足恃。”这个“恃”就是依靠的意思。古代治理天下,达到了精详细致的地步。所以国家有足够的积蓄,可以依靠。那么贾谊还说:“今背本而趋末,食者甚重,是天下之大残也。淫侈之俗,日日以长,是天下之大贼也。”如今人们都背离了农业,而趋向商业,不劳而食的人就愈来愈多,这是天下的大害。奢侈浪费的风气日益严重,这是国家的大祸。
那么在《群书治要·崔寔政论》上,也有一段类似的阐述。把这个道理讲得更清楚。它说“夫人之情,莫不乐富贵荣华,美服丽饰,铿锵炫耀,芬芳嘉味者也。”这里讲的人情,我们要知道人性和人情是不一样的。人性本来就是清净无染的,没有任何的欲求,就像水那么样的清澈,没有任何的污染。而人的习性,这个被称为情,也就是后天的熏染。而喜欢荣华富贵,比如说华美的服装,漂亮的饰品,铿锵作响的音乐,渲染眼目的光彩,香喷喷的佳肴美膳等等,这都是人情所喜好的。结果是白天想着这个事,夜里做梦还是想着这些事。
你看现在很多人有钱了,有闲暇时间了。整天想的是什么呢?就是吃喝玩乐。所以一心一意地想着这些事,须臾都不离开自己的心。这就如同是水往下流,瀑布会奔向深谷一样,自然而然。
所以中国人把人的欲望,看得非常的清楚。所以把“欲”比作是深渊。“欲”是深渊,如果人的欲望任其发展,而没有节制,最后怎么样呢?连自己都无法约束自己,任着这个欲望所摆布。
认识到了这一点,中国古人特别制定了“礼”,来节制人们不合适的欲望,甚至还要通过礼,防患于未然。像我们中国古礼中有一句话说,男女授受不亲。男女在接递东西的时候,不要碰到手。很多人觉得这太封建了吧,你看我们改革开放之后,受一些西方的,开放自由的思想的影响,结果把这个礼,误以为是吃人的礼教。结果开放之后,男女之间的交往很随意,接触机会很多。肌肤相亲的机会,也越来越容易。那我们看到结果是什么呢?结果就是婚外恋的情况越来越多,男女之间的情欲不加节制,越来越放纵,结果未婚先孕,未婚同居,结果堕胎。还有第三者插足等等。这些现象都大量出现。这个就是我们古人所说的:人于禽兽的区别几希。说我们人和动物的区别,只要一点点。那么这一点点是什么呢?那就是人懂得礼,人懂得义。他知道用礼和义去节制自己,不合适的欲望和行为。
所以这个孔老夫子告诉我们说:“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那么你远离这些污染呢,可以让自己保持清净。特别是《弟子规》上说:“斗闹场,绝勿近;邪僻事,绝勿问。”那么这样做的好处,它其实不是约束自己,让自己丧失自由。恰恰相反,它是让你远离污染,不要受到不好的影响。当然我们知道,更高等的修学功夫是:百花丛中过,片叶不沾身。就像一个人在百花从中行走,他什么事都可以做,但是他不会被任何外物所吸引,所诱惑。但是我们一般人,我们没有这种功夫,所以要怎么样呢?要远离金钱、美色、美食等等,引起人欲望的东西。那么这些东西一旦沾染,那不是一般人能够戒除的。所以普通人还是以远离为好,这样就能保持心地的清净。
在《崔寔政论》上就接着说了,说现在市场上,都卖那些华丽的工艺品,商家也卖僭礼的服饰。手工艺者也可以做奢侈品。那人们看了这些,能够满足自己欲望的东西,受不了诱惑,肯定会争相购买。结果怎么样呢?这个商人之流,家家户户的超级享受,奢靡无度。
国家的政策一旦有了偏失,那普天之下的人,都会去追求奢侈浪费,违背礼仪的生活。这不是宣传劝导所导致的,而是时势潮流,驱使他们这样做。因而,这是天下最让人忧心的事情之一。
人们放弃了农业,而争相从事商业,为什么值得忧虑呢?我们可以把它分析概括为四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会导致天下的财产缺乏,甚至导致全球的环境危机。这个贾谊说:“生之者甚少,而靡之者甚多。天下财产,何得不蹶哉?”“生之者甚少”,就是从事生产的人,特别是从事生产粮食的人,越来越少。而浪费的人,不参与生产的人,不劳而食的人越来越多。奢侈浪费的风气,还越来越严重。那这天下的财产,怎么会不枯竭呢?
《大学》上就告诉我们说:“生财有大道”。什么大道呢?“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舒,则财恒足矣。”就是生产的人很多,而消费的人少,这样的话,才能够保持,财富能够充足。但是我们现在所作所为,恰恰相反,生产粮食的人少,不劳而食的多。这样做的结果就是粮食不够吃。而且奢靡之风越来越严重,天下的资产也会因此而缺乏。这个资产就是指这些资源、财富等等。
那我们知道现在全球都出现了环境危机,资源危机。那是什么原因呢?其实归根结底,就是人们越来越膨胀的欲望。越来越过着奢侈浪费的生活所导致的。人的欲望没有止境,但是整个地球的资源,却是有限的。这个有限的资源,不能满足人们越来越膨胀的欲望,这才是环境危机,资源危机的根本原因。
所以有人说,如果人人都像美国那样的消费方式,再有几个地球都不够。所以我们古人怎么看待发展呢?我们看一个羊群“自杀”的真相,我们就知道古人,他其实是很高明的。有一群羊,它们集体跳崖“自杀”了,那人看了之后觉得挺奇怪啊,它们活得好好的,为什么集体跳崖自杀呢?于是就去研究原因。结果发现其实这群羊,本来就是在草原上吃草而已,但是他们为了吃到,比别的山羊更加鲜美的水草,他们就要跑到前面去,因为前面的水草,没有羊吃过。更加地肥美。但是落后的山羊,它就不满足了。它也会跑起脚步,跟得更快,跑到前面的山羊的前面,吃到更加鲜美的水草。而这个落后的山羊,也不甘示弱,它们再跑到前面的山羊的前面。结果这样,你追我赶,这群山羊互不相让,莫名其妙地,就在草原上奔跑起来。结果在跑的过程中,越跑越快,越跑越快,最后就忘记了要去吃草的目的,跑到了悬崖面前,收不住脚,结果怎么样呢?给人的印象,就是集体跳崖自杀了。那我们看看,这个羊群“自杀”的现象,我们再反观一下我们人,我们发展经济的目的,到底是为了什么。我们经常说,那是为了满足人民不断提高的,物质精神生活的需要。但是我们再想一想,人要生存,最起码的物质需要是什么呢?那就是新鲜的空气,干净的水。但是我们现在发展经济,以追求GDP增长的结果,是使我们连新鲜的空气,和干净的水都喝不上,都呼吸不到了。那请问,我们发展经济的意义何在呢?
所以作为有理性的人,不要像没有理性的羊群那样,为了竞争,为了数字的增长,最后怎么样呢?最后断送了自己的前程,污染了自己的生活环境,也使地球的资源衰竭。而且后代人,都没有再可持续发展的资源支撑了。
所以中国在古代,它不强调过分地发展,为什么呢?因为它有远见。它看到任何事情走到极端,那都会导向危险的境地。所以有的时候,它不过速发展。它恰恰是更有眼光,为的是可持续发展。
所以现代很多的西方环境学家,他认为只有从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才能真正找到,解决当前环境危机的出路。这个确实是正确的。
那么第二个,如果我们忽视农业,会产生的第二个问题,那就是会导致衣食储备不足,无法应对突发事件。贾谊接着阐述说,世上有荒年,也有丰年。这是自然变化的规律。即使是在夏禹商汤的时候,也都遭逢过。如果不幸,国家遇到方圆两三千里的旱灾,国家拿什么来救济百姓呢?如果边境突然发生紧急的军情,几十万的民众,国家拿什么来供给粮食。战争、旱灾接踵而至,但是天下的物资、粮食匮乏。那么有勇力的人,他就会聚众蛮横抢劫,进而发动徒众去争相闹事,到了这个时候,才惊慌失措地设法应对,还能够来得及吗?所以储藏粮食等等的物资,是天下的大事。如果粮食多,而财资充裕,做什么事会不成功呢?“以攻则取,以守则固,以战则胜。怀敌附远,何招而不至。”凭借着充足的粮食和物资储备,你攻城能够成功,你守城能够稳固,作战能够获胜,以此怀柔敌方,使远方之人前来归附。那还有什么人,会招致不来的呢?
所以应该让百姓回归农业,着力于国之根本,让天下的人各食其力。使从事工商业和四处谋生的人,转行来从事农业。这样积蓄就会充足,百姓也就能够安居乐业了。汉文帝被贾谊的谏言所打动,于是怎么样呢?他开始设立天子的责任田,并且亲自耕种,勉励百姓回归农业。那我们从这里看呢,中国古人那里富有的观念,就是衣食无缺。有足够的衣食储备,来防御天灾人祸就可以了。而不是一味地追求奢侈无度,挥霍浪费的生活。这样一浪费呢,这个资源就会匮乏。
在《礼记》上就明确的记载说,“国无九年之蓄,曰不足;无六年之蓄,曰急;无三年之蓄,曰国非其国也。”这句话特别引起我们的重视,因为我们现在人口众多,但是很多的农民呢,都进城打工。很多的耕地都没有人去种了。我们的粮食怎么样呢?大量的依靠进口。所以粮食安全也成了问题。那么这一段话就提醒我们,一个国家如果没有九年的粮食储备,这叫不足。没有六年的粮食储备,这叫危急。如果连三年的粮食储备都没有了,这个国家就不称其为国家了。
他还说:如果连续耕种三年,确保储备一年的粮食。连续耕种九年,确保储备三年的粮食。这样三十年一以贯之的做下来,即使遇到凶灾、水旱,民众也不致挨饿,没有了后顾之忧。这个时候天子每天用餐的时候,就可以奏乐了。意思是什么呢?天子就没有那么多的忧虑了。因为粮食储备充足,人们衣食富足,他没有后顾之忧。即使突然有了战争,突然有了水旱等灾害,他都有足够的粮食去应对。
那么第三,如果我们忽视了农业,会导致贫富差距拉大,社会矛盾加深。那么在《群书治要·汉书二》上记载,说晁错曾经上书汉文帝,说“民者,在上所以牧之,趋利如水走下,四方无择也。夫珠玉金银,饥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众贵之者,以上用之故也。”这段话也说得很有味道,他说百姓就在于君主用什么方法来管理,来引导。他们趋从利,就像水往低处流一样,并不在乎流去的方向。像金银珠玉这些东西,饿了不能吃,冷了不能穿,但是大家都认为他很贵重。那是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上层的人喜欢用,那么底层的人呢,都会效仿上层的人。所以才争相去抢购这些金银珠玉。
就像我们现在很多的领导,喜欢穿名牌,坐名车,喝名酒,抽名烟,戴名表,并以此为荣。那么老百姓就会起而效仿。认为这才是荣耀的表现。这样一来,奢侈浪费的风气,就会越来越严重。那么世间奢侈的风气越来越严重,人们所用的服饰都违背礼制,没有实用价值的器具越来越昂贵。就像古玩、字画、奢侈品,甚至是石头等等,这些东西却越来越昂贵。而农业这个本业,却越来越低贱,这会导致什么结果呢?那务农的人,种桑的人很勤苦,但是收入却非常的微薄。从事工商业的人很安逸,但是他们的收入和利润却丰厚百倍。如此一来,耕种的人越来越少,而从事末业的人,从事商业的人越来越多。虽然这个荒地有开垦,但是因为人们并没有把心思放在种地之上。没有尽心尽力地去耕种收割,怎么会有丰收的年景呢?
所以“国以民为根,民以谷为命,命尽则根拔,根拔则本颠。”国家是以老百姓为根本。而老百姓是以粮食为命根,粮食没有人去耕种,百姓不能够保命。国家的根本当然就削弱了,整个国家就会陷入危难,这是国家最大的忧患。
那么第四,如果我们忽视了农业,会导致贫穷者奸邪,富足者淫逸。那么作奸犯科就会屡禁不止。在《群书治要·说苑》中,记载着一段话,这个魏文侯问李克,有的地方称他为李悝,他说:“刑罚产生的根源在哪里?”李悝怎么回答的呢?他说:“是生于百姓邪曲不正,还有放纵奢侈的行为。”凡是奸诈,邪曲不正的心,都是因为人们饥寒交迫才生起的。而放纵奢侈的人,都是把他们的心思,耗费在文饰之上。古代的奢侈品,都是精雕细刻的玩物,还配有锦绣的绶带。一旦人们把这些,看成是有价值的东西,那么男的就会放弃农业,从事雕纹镂花,女的也会放下织机,去学习刺绣。这个农事受到了妨害。这才是饥饿的根源。纺织受到了妨害,是寒冷的根源。“饥寒并至,而能不为奸邪者,未之有也。”这老百姓都饥寒交迫,吃不饱饭,穿不暖衣服,还能够不作奸犯科,不做邪曲不正的事,这是很少的。
那么有钱人是怎么样的呢?“男女饰美以相矜,而能无淫佚者,未尝有也。”这个男女都互相炫耀衣服饰品华丽漂亮。那么这样做,还不奢侈放纵的,那也是从未有过的事。“故上不禁技功,则国贫民侈。国贫民侈,则贫穷者为奸邪,而富足者为淫佚,则驱民而为邪也。”因此,如果上面不禁止机巧之事,奇技淫巧的事情越来越多。奢侈品的生产越来越多,最后导致的是国家贫穷,而人民奢侈。国家贫困,而人民越来越奢侈浪费,那贫穷的人就会想出一些奸诈的,邪曲不正的方式,来追求富裕的生活。而富裕的人还会互相攀比,过上更加放逸纵欲的生活。这就等于是,驱使人民去做邪曲不正的事。当百姓被驱使走上了邪路,再用刑罚来诛杀他们,这等于什么呢?就是等于为百姓设置了陷阱。所以他最后说,“刑罚之起有源,人主不塞其本,而都期末,伤国之道也。”刑罚的生起是有根源的,如果君主不堵塞它的根源,而只是在枝节上进行督促。做了错事就给予严惩,这对国家是有损害的。所以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古人他思考问题,思考得很深远,而且能够考虑到根本。而不是就事论事。特别是农民,他付出得多,收入得少。而工商业者,付出得少,收入回报却丰厚。这样会导致贫富差距加大。贫富差距加大了,那贫穷的人,就会做奸邪之事。富裕的人,就会做纵欲放荡之事。这样作奸犯科的事越来越多。而一旦人们养成了娇奢放纵,奢侈浪费的习惯,国家的资源会越来越枯竭。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国家再不重视农业的话,耕田的人越来越少,人们的衣食都不能够得以保证,那么遇到了灾荒,就没有办法接济了。应对不了突发事件。
那么这些教诲,对于我们现在人,都是很好的启发。告诉我们要居安思危,要重视农业这个根本。这样才不至于,在有突发事件的时候应接不暇。
那我们今天就学习到这里,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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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余莉,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学士、硕士毕业。现为中共中央党校哲学部教授、伦理学专业博士生导师、中山大学新华学院客座教授,著述丰硕。曾获英国赫尔大学哲学博士、新加坡国立大学博士后,并应邀到英、意、美、加、澳、日、新加坡、印尼、中国香港等地进行演讲和研讨。2015、2016年,先后两次应邀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法国巴黎总部,围绕“从《群书治要》看圣贤教育的重要性及如何加强道德教育”做主题演讲,对中国传统文化“东学西渐”起到了有力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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