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叙事——生命的姿态与精神的出路

守望真善美守望新教育 2024-0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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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叙事

——生命的姿态与精神的出路

作者｜邵子华

一、

生命问题是人类生活的最基本、最核心的问题。个体的人以生命为存在的方式，人类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是无数个体生命活动的结晶；无数个体的生命构成了人类社会生活的历史和现实，人类生活就是人的生命的真实生动的表现。可以说，生命是世界的内在本质和最终根源。一切文明的最终动力都来源于每个人与生俱来的生命冲动，来源于人的积极向上的生命力量。

人的生命既是物质形态的呈现，也是形而上的精神追求。它既包括肉身的存在，也包括精神价值，特别是内在的感情体验。生命在整体上有两个方向：向下发泄、释放肉身欲望，向上提高、升华精神境界。生命是一个由多种因素参与的矛盾冲突的运动过程。所以，我们不能简单地把生命看做是物质或精神、感性或理性的实体，而应看做是具有主体性的人对自己存在的体验、领悟，也就是心灵的内在冲动、活动及其过程。就是说，生命不是作为一种外在地给予的对象，而是人的存在的直接和内在的呈现过程，是作为反思主体的人内在地体验和领悟到的生命。它的形态往往是合目的性的，即积极追求有待实现和达到的价值。因此，我们在考察生命的过程中，应当重视生命的变异性和创造性以及作为人的生命体现的心灵世界的独特性，应当强调生命和激情对理性和经验的超越。

如此说来，作为“人学”重镇的小说，所探索的就不是世界的物质或精神本原，而是内在于并激荡着整个世界的生命。它应该从对人的肉身的物质存在形态的考察上溯到对形而上的精神境界的叩问，以充实的生命体验为内容的叙事方式来洞察当代社会的本质和真理。小说叙事的意义在于深刻地理解生命本身从而对个体形成一种生命启示。也就是说，小说叙事既是文学自身的事，更是关涉人类精神存在与发展的事。因而，它必须对生命存在、生命价值怀有深切的关怀，必须不断寻求人类精神发展的自由道路，尽力拓展人类生命的可能性，发展人类生命的合理性。

二、

当代小说有两大重要叙事类型：精神叙事和肉身叙事。精神叙事关心人的生命的终极问题，肉身叙事则沉湎于对肉体的抚慰或虐待，二者对人的关注各有侧重，但都未能上升到生命整体的高度。以生命整体为主体的小说叙事应该是介于精神叙事和肉身叙事之间，或者说是吸纳、融合了二者积极因素的叙事，我把它称之为生命叙事。生命叙事把对人类肉身生存境况的关怀逐步推进到类似宗教的境界，它描述生命从物质到精神的孕育、产生、冲突、升腾的变化过程，是生命从具体实在向形而上境界的升华。生命叙事的起点及归宿是对蓬勃的生命状态的渴望和追求。

小说叙事为什么要从对肉身存在状况的考察开始？因为，肉身的冷暖是人最基本的生命经验，肉身的痛苦或欢乐是人最基本的生命经历。肉身的可敬可贵之处在于，它在艰苦的劳动中不断进化、不断发展，它对事物的感受越来越敏锐、越来越精细，并在自然功能的基础上培育、锻炼、发展起来了丰富的社会功能。“五官感觉的形成是以往全部世界史的产物”。[1](p162)人的肉身的每一条神经都像生机勃勃的植物的根须，在努力地生长、延伸、汲取养份；它的敏锐的感官是到达思想的阀门和通道。是肉身产生了思想，孕育了灵魂，同时也使自身上升到一个神圣的境界，因此，我们不能不对人类的肉身满怀着无限的敬意从而倍加呵护，而决不能够有一丝一毫的轻慢或亵渎。但是，肉身所面临的一个永恒的悲剧是它在时空中存在的有限性，人类不得不思考它存在的意义并为它寻找一个永久的归宿。

这就是说，人既是感性的物质存在，又是形而上的精神存在。不论能否揭开终极存在的永恒之谜，人都不会停止对人生意义的叩问，对终极存在的不懈思考是人的本质特征。而对人的关怀有一个逐步提升的层级问题，即从近到远，从生到死，从物质到精神，从具体到抽象。“生命”是现实关怀和终极关怀价值判断的唯一并且永恒的标准。人文精神在现象和本质上都是对人类生存状态及人类命运的担忧和焦虑。它表现为对“人”的存在的思考，对“人”的价值、“人”的生存意义的关注，以及对人类命运、人类的痛苦与解脱的焦虑与探索。这是超越于一切时代之上又存活在一切时代之中的大命题。

我们常说的文学是人学，就是指文学是对人的生命状态的直观把握，就是指文学是人类生命活动的结晶，特别是人的内心体验物化的结果——人的“生命经验”和“精神价值”的凝结形式。生命叙事正是坚持以人的生命为本，高高地举起人文主义的大旗，关注当下的生命状态，特别注目于那些艰难的生命和病态的生命，以正视现实的良知和勇气揭示出生存的真相，从而诊断、拯救和升华生命。生命叙事又由人的生命，特别由人的情感、意志等心理活动推及人的历史和文化，以至人与周围世界的关系。生命叙事的基本任务是解除束缚人的种种有形的和无形的桎梏，探索使人在身心各方面都获得彻底解放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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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生命叙事产生于对个人命运的关心，它关注的也是个人命运的沉浮。当命运处于不稳定或捉摸不透，或只要一种小事就可能把一个个体的命运改变得天翻地覆的时候，就会产生一种生命叙事的冲动。这样的冲动使作家处在一种精神的沉潜并飞翔的状态。生命叙事的魅力在于命运感，而命运感体现为对个体存在偶然性的不断地探索。小说叙事的过程聚集在偶然性与因果性之间，这是一个并不十分清晰、令人揣测不已的巨大空间。真正的偶然性能够体现出时代的特点，能够体现为在某一个时代的一个个体命运中辐射出让所有的人都能接受的东西。在事件展开的过程中，一步一步导入对命运形成的原因以及存在意义的深入思考。小说叙述的性质就在对生命的思考和解释，这种解释隐含着对人生真谛的认识。小说表达的过程既是生命成长的过程，又是思想展开的过程；生命叙事的目的就是使叙事的思想内核——生命的价值和尊严——孕育成熟。这种叙事“不是功利目的追逐，而是精神价值的寻觅；不是纯粹的感官享受，而是反抗的承诺和人类生命意蕴的拓展。”[2](p34) 小说的生命叙事正是通过展现个体生命的曲折、艰难的行程来展示生命的受虐和反抗、屈辱和高贵。

文学是个体心灵的历史，生命叙事的特性决定了它必然从个体出发解释人生。它从个体入手，却在“人类”的层面展开“生命”过程的描述。人们能够从这种叙事中照见了自己丑陋的病态，惊奇地发现了自己身上存在已久的潜能和自我实现的可能性，从而走向对人的主体性的皈依。昆德拉说，“对小说家来说，一个特定的历史状况是一个人类学的实验室，在这个实验室里，他探索他的基本问题，人类的生存是什么？”[3]序　叙述一个“故事”在本质上正是为人类的精神所做的一次解剖实验，其目的是为人类精神寻找新大陆，寻找那些纯粹属于人和人性的品质的必要途径，让读者从形象中看出人的内在的自由和无限。鲁迅在分析陀斯妥耶夫斯基创作《穷人》的意图时，认为作者是“穿掘著灵魂的深处，使人受了精神的苦刑而得到创伤，又即从这得伤和养伤和愈合中，得到他们苦的涤除，而上了苏生的路。”[4](p104)一个伟大的小说家在本质上是人类生存方式的实验者和人性的创造者。譬如《红楼梦》所描写的各式各样人生。这些各式各样的人生态度总括起来分属于三个不同的世界，一是以薛宝钗、花袭人为代表的生存世界，二是以王熙凤、贾探春为象征的创造的世界，三是以贾宝玉、林黛玉为中心的精神的审美境界。这三个世界正是三种迥然不同的生命状态，有豹子的矫健和高贵，有绵羊的温顺和屈从，有走狗的诡谲和卑贱。其中贾宝玉和林黛玉追求精神绝对自由的人生态度具有极大的超越性，这是人类心灵上的永远的期待和伤痛。从这种伤痛中生长出来的启迪是常青的!

生命叙事应该坚持以个人的方式追问整体性的命题，应该为解脱人的精神困境投入真诚和热情。它把对人类心灵意义的叩问作为自己的使命，把对人的命运和生存的思索当作自己的本原性问题，它在叙事中维护人类的基本价值，在对生命现实的深切反思中充满诗意光辉的憧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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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如何叙述生命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一般说来，人生有五件大事：生，食，睡，爱，死。小说叙事通常就是从对这些“人生大事”的叙述开始的，但它又决不停留在这个层次上，而是由此引入并逐步展开，从实到虚，由肉身到灵魂，从生命的有限的具体存在推及到生命的无限的精神想像。比如“食在小说中主要是社交活动，它把小说中的人物拉到一块儿来了，但是，他们很少是生理上需要食的，很少享受食的乐趣，而且决不会消化食物，除非特别要求那么办。小说中的人物互相渴慕，像我们大家同样经常想吃早餐和午餐的渴望在小说中却得不到反映。”[5]（p512）小说中写到食物，往往是人物心里和精神的需要，而决不能停留在生理的层面。再比如“梦引进小说里来是有意图的，那个意图不是要表现小说人物的整个生活，而是要表现当他醒着时的那一部分生活。”“在小说中一切事情以人性为根据，占优势的感情是一种生存感，那儿一切事情都是有意识的，甚至连激情和罪行，甚至连痛苦，也是有意识的。”这样一来，“一个新的强音进入了小说家的声音：把重点放在价值观上。”[6]（p126-133）小说的叙事既不能滑落到肉欲的泥潭，也不能坠入到无视生命现实的云雾，它总是从肉体的感受上升到灵魂的抚慰。真正好的叙事应该是从俗世中来，到灵魂里去。

生命叙事极为敬畏和尊崇生命，因而，它总是显得敏锐、细致、深刻，小心翼翼又激情奔放。它用感觉思想或者说是用肉身思想的叙事，它拒绝用理论或学说来思考，总是借助鲜活、敏锐的感觉抵达那看不见的一层——生活的隐喻层面中轻微的音色——叙事的灵魂就栖居在那里。生命叙事者能够感受出秋日黄昏的恐慌甚至一片落花的惊悸，能够从一根拐棍、一层霜雪上面感到生命的伤感，从一个果园、一片庄稼里感受到灵性的跃动，能够运用语言表达出对生命中微妙幽深细流的真切感受，从而写出生命的精魂大义——思想和意识以及一切受到意识烛照的人的生活。生命叙事中的思想是潜在的，它深藏于感觉的每一个毛茸茸的细节中。一个民族的性格、一个时代的风云，就寄托在某个具体的人物的酸辛悲苦之中。这就是说，敏锐精细的感觉中要蕴含着鲜活的思想，叙事要能够唤起读者对所叙述事件的深刻反思。

生命叙事的核心在于通过对个人“生活的体验”和对生命的同情的“理解”来认识文化和历史。而对生命的理解必须以情感的直觉和想象为主，应当从意志、冲动、渴求、期待、体验等不同侧面去理解生命的活力，必须重视生命过程中的某种神秘的心理体验。体验是人意识到自己存在的基本方法，体验也是对他人的存在加以理解的基础。当体验与直觉被认为是生命的基本存在形式的时候，进而也就认为，生命只有通过内心体验和直觉才能去把握。由此，生命之间才得以联络和沟通，对生命的理解和想像也才成为可能。生命叙事根植于对人物命运的深切体验，极为重视对人类的生存状态和精神处境的关怀、探索和思考，通过叙事使人们像照镜子一样看到自己的愚昧和丑陋、智慧和高贵，从而在人性的深处促进人的转变。正是由于向生存深处的深入与追求，生命叙事成为彰显人的本质力量的方式。

《约翰·克利斯朵夫》是长篇小说的典范，也是生命叙事的典范。第一册（黎明，清晨，少年）写克利斯朵夫的感官与感情的觉醒……第四册（燃烧的荆棘，复旦）写克利斯朵夫内心的疾风暴雨。作家不以故事为程序而以感情为程序，不以外在的因素为先后而以内在的因素为先后结合作品；作家采用内心独白、自我对话、梦境、联想、抒情性插笔以及情景交融等多种艺术手段，其目的就是要表现主人公丰富而又奔腾的内心世界，展示他丰富复杂的生命流程——一生精神探索的曲折历程。同时，作家的心理描写不只是为了在更深的层面上刻画人物的个性特点，也是为了以主人公的内心世界为中心去看客观世界，即以心灵为窗口去反映外部的大千世界。克利斯朵夫的人生道路虽屡遭挫折，但自始至终地在与命运、与其生存环境作不懈的斗争从而孕育了他高尚的灵魂，他也因此成为我们倾心谛听的永恒的生命跳动。

生命叙事既要切入又要超越个体的生命体验，以获得对人类生存本身的苦难的同情和超拔。小说家必须置身于现实世界之中与人物同呼吸共命运，从中获得真实、复杂、深刻的生命体验。他不能只带着自我的价值观念和审美观念去叙述，他还必须带着“人文理性”、采纳并借鉴“他者”的人文理性观念去叙述事件。他的双脚在现实的大地上艰苦地跋涉，而想象力又能够在精神的天空飞翔。生命叙事中既有对生命的本原把握，又有独异的个人生命体验和深切感悟；既有个体的人文理性反思，又有人类思想语境的自由交流和自由转换。这是在人的现实和理想、存在和想象之间的对话，是人性内部主体性、反主体性以及自然属性之间的对话；在多层次的对话中，叙事者才能实现对人的生命的关切、构想和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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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叙事决不仅仅是对已经发生的事件的再现，而是一种深刻的反思和充满热情的想像。“叙事是一种社会存在，一种影响人际关系并且由此获取意义的行为：叙事之所以成为叙事，依赖于一种隐含的社会契约关系。”[7] (P32)叙事的“智慧必定不会被隐藏在某个角落，它是说服人、争取人的。智慧必须激发人们行动”。[8](p24) 事实上，伟大小说家都意识到了现实社会的复杂、价值的混乱、困境的逼压给人们带来的肉体和精神上的双重磨难，也都观察到了自身的缺陷把人一步步带入暴戾、困惑甚至毁灭的境地。他们在自己的著作中具体展现了对个体生命的复杂、深切而广阔的理解，他们在坚持不懈地探索着使人的神圣而沉重的肉身获得解放的种种可能性。

对我们人类来说，生命所经受的种种痛苦是普遍的也是必然的，生命叙事不能逃避对人间苦难的咀嚼和观照，但是，生命叙事的价值不是对苦难的宣泄，而是在对人间苦难的叙述中细心地寻找苦难产生的根源，并进而寻求解除痛苦的途径。任何痛苦都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感性的具体的事件和细节，因此，生命叙事既要把肉体的痛苦推向并转化成精神的痛苦，使痛苦具有一种宗教感，又要在表现精神痛苦时不忽略肉体痛苦的存在，使痛苦具有现实感。生命叙事从痛苦的表现形态反思苦难的本质，考察、追索痛苦产生的根源。从本质上说，痛苦产生于人们对异化的感觉、体验和意识。异化是指对主体性以及合理的自然需要的压抑，也就是对人的本性、人的本质力量的糟蹋和摧残。因这种异化而产生的肉体和灵魂的强烈体验就是真正的痛苦，这种痛苦主要表现为精神上的疼痛和灵魂上的煎熬。对于生命叙事而言，就是要写出这种大悲痛、大苦难。这才是对生命的至真至诚的呼唤和无惧无畏的呐喊。这种声音如黄钟大吕充沛于天地之间，使邪恶的发抖，使懦弱的坚强，使善良的奋发。

叙事主体对痛苦的态度问题是极为重要的，是漠视、说谎、置身于事外，还是参与、体验、感同身受的“在场”？“在场”不仅仅是指当事者亲身经历的在场，更多的是指叙事者精神参与、心灵共鸣、置身其中的在场。“在场”的一个标志就是把别人的、过去的、大众的痛苦统统转化为自己的痛苦，把事件的陈述转化为自己切身的体验。只有把我们的心拿出来在痛苦的液汁中浸泡，只有置身于痛苦的炼狱中经受煎熬，才能够抵达痛苦的本质，才能写沉甸甸的文字。真正热爱生命、敬畏生命的叙事者，决不能向现实低下高贵的头颅，而是敢于坚持从自己对生活的实际感受和体验、独立观察和思考出发去描绘现实，不去人为地掩饰或美化人类生存的真实状况。在叙事的过程中，他面对着人类的幸福、苦难、罪恶、美德，或忧心如焚，或欣喜若狂。人道、正义、生命的本质等崇高范畴自始至终都和强烈的生命感及生存意识紧紧地联系在一起。那些真正伟大的作家，从来都不回避描绘严峻的社会问题，他们的主题是从生命存在的事实中提炼出来的，他们从人性的黑暗处指向光明；因而他们的著作有一种执拗的力量迫使读者不得不关心作品中人物的命运，并且能使读者从对人物命运的关切中感受到历史潮流的涌动，使读者对历史与个人命运的关系产生深入的思索并做出具有良知和远见的抉择。伟大的小说家以叙事的方式向世界发出心灵的呼唤，尽心地培植人性中合理的部分，以期使人类的罪孽和悲哀得以减轻，使人类的高贵和幸福得以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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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文学的意义就是人的生命的意义。真正有意义的文学是将人引到意义的道路上来，而非把人推到无意义的深渊中去。一种小说叙事如果忽视了人的生存状态，如果疏远了人的心灵，不能给那些在艰难中抗争的人们以扶持，不能给在黑暗中摸索的人们以指引，不能给在绝望中沉溺的人们以拯救和鼓舞，那他就悖离了文学的宗旨，其价值是很令人怀疑的。

在今天，日渐膨胀喧嚣的自然属性侵蚀、掩盖了人的主体性，人成为了自己肉体的工具和心灵的陌生人。现代主义的文学暴露了人的触目惊心的精神伤残感和荒芜感，人的精神家园成为一片废墟。后现代主义则宣布，“我们现在一无所有，没有一样东西不是暂时的、自我创造的、不完整的，在虚无之上我们建立了我们的话语”。[9](p279)这无疑使人陷入了因精神的严重缺失而导致的茫然、虚无与绝望的泥沼。而尤为麻烦的是，我们有相当部分的当代小说，叙事者的主体精神和伦理导向模糊不清甚至付诸阙如，或者精神叙事远离了现实存在的根基而虚浮无力，或者肉身叙事向下堕落为浅薄无聊的游戏。怎么办？我们只有彻底实行生命叙事，不仅关注生命的形而下的存在，还要作出形而上的追问。叙事者要把发扬人文精神跟现实人生紧密结合起来，在婉曲、细密的叙事中高高地擎起人类理性精神的火把，照亮、温暖在大地上苦苦跋涉的人们。只有如此，我们才可能告别虚无主义，告别罪恶、残酷、恐惧和无底的绝望，走上神圣的救赎之路。

对人的尊严的思考，对人的智慧、激情、创造力及摆脱一切束缚的渴望，对一种积极、理性、灿烂、充满了力量的生命的呼唤，已经成为我们时代的庄严的命题。当下小说叙事的使命就是描写生命与环境不断的冲突、交流和抗争，就是拯救那些消极的、非理性的、阴暗的以及羸弱的生命，从而鼓励生命在不断的创造过程中实现自身的意义。“小说并不是作者的忏悔，而是探索处于世界变成陷阱中的人类生活。” “它能够在通向自由的无尽的征途上为人们指引方向”。[10]（p512）从这个意义上说，生命叙事是一种心灵构筑意义的活动从而是一种再造另一世界的活动。

（文章来源于网络，特此向作者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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