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書 |《饑荒政治：毛時代中國與蘇聯的比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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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到「饑荒」這個詞，我們的腦海裏常常出現非洲嬰兒餓得奄奄一息的畫面。但是更符合歷史事實的是，如果聽到這個詞，我們也應該想到蘇聯和中國餓死的農民。因為，如斯蒂芬．戴維洛斯（Stephen Devereux）所估計，20世紀死於饑荒的7,010萬到8,040萬人中80%是這兩個國家的公民。……在這本書裏，我重點對蘇聯1931至1933年的饑荒與中國大躍進期間的饑荒進行比較，因為它們具有相似性。

——文浩（Felix Wemheuer）

《饑荒政治：毛時代中國與蘇聯的比較研究》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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饑荒政治

毛時代中國與蘇聯的比較研究

文浩 (Felix Wemheuer)　著

項佳谷 (Jiagu Richter)　譯

三十 · 三十書系

中文大學出版社

新書

《饑荒政治：毛時代中國與蘇聯的比較研究》

毛時代的中國和蘇聯都是將糧食優先提供給重要的大城市、軍隊和黨政幹部、重工業企業的工人以及知識分子。但是當農業的損失危及到工業的發展和城市的糧食供應時，兩個國家的政府都不得不對農民作出重大讓步。其結果是，農業的全面社會主義化和通向共產主義的道路被堵死了。此後的中國在20多年裏，為了不增加農民的負擔努力防止都市化。蘇聯共產黨則在斯大林死後將福利制度擴大到農村。在中國，大躍進的失敗確認了國家和國民的距離，因為國家不得不接受農村的「自然邊界」。在這兩個國家，饑荒都長期影響著國家與國民的關係。將中國和蘇聯的饑荒史放到一起做深度的比較研究，既是合乎情理的做法，又對研究者本身的學術功底有極高的挑戰。

《饑荒政治：毛時代中國與蘇聯的比較研究》一書的作者文浩（Felix Wemheuer）教授在他這部著作的最新中譯本的序中如是介紹這本書的研究緣起。經過數年的努力，就有了這本書的問世。

在這本關於1931–1933年的蘇聯饑荒與中國1958–1961年的饑荒的比較研究中，作者實現了一部研究著作所能達到的細節深度和理論高度。基於對這個問題的大量和深入的研究，文浩教授在這本書中對這些社會主義制度下發生的饑荒及其歷史和政治根源進行了剖析。他指出，斯大林和毛澤東所主導的過於雄心勃勃的工業發展計劃比革命之前的饑荒給蘇聯和中國帶來了更大的災難。作者聚焦於以饑荒作為「政治工具」這個問題，系統地分析了農民、城市人口和政府之間在糧食問題上的衝突如何造成了幾百萬人的死亡。這個具有挑戰性的發現是對中國和蘇聯歷史研究的重大貢獻，提醒社會正視大饑荒對國家與其公民關係的長期影響。他還指出，正是因為中國和蘇聯政府從這兩場災難中吸取了教訓，使他們能夠在後來幾十年的執政中避免了饑荒的再次發生。

除了與中國的大饑荒研究進行對話外，作者還對烏克蘭與俄羅斯之間的民族矛盾深有洞察，早在2009年，他就已親歷其間的緊張局面。而在當時，還沒有人能預見到烏克蘭2014年以後會發生起義和戰爭。可見歷史的書寫和記憶對於歷史未來走向會發生無比重大的影響。

作者介紹

文浩 

Felix Wemheuer

文浩（Felix Wemheuer）教授任教於德國科隆大學東亞學院，主要研究領域是中國當代社會史。他曾在中國人民大學中共黨史系留學，2006年獲得維也納大學博士學位。2008至2010年在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擔任客座研究員。他的英文著作Famine Politics in Maoist China and the Soviet Union由耶魯大學出版社於2014年出版，出版之後廣受好評。他還有數部著作，包括德文版的《毛澤東傳》。

學界推薦

白思鼎 

Thomas P. Bernstein

 美國哥倫比亞大學

本書是相關研究領域的一項重大成果。作者詳細對比了兩個國情複雜的國家，分析了分別在中蘇發生的兩次「大躍進」的戰略、策略和失誤。

濮德培

Peter C. Perdue

耶魯大學

作者開創了全面而系統分析中蘇這兩個社會主義國家的大饑荒及其影響的先河……對於這兩場二十世紀最大規模的饑荒，本書提供了迄今為止最具權威性的比較研究。

史蒂夫·史密斯

 Steve Smith

英國牛津大學

文浩對饑荒和「食物政治」作了大膽而創新式的研究。他探討重大問題，為當下的辯論帶入冷靜客觀的學術精神，既有知識分子的無畏，同時完全沒有忽視本書主題的沉重感。

本書目錄

中文版序

致 謝

前 言

第一部分：斯大林和毛澤東時代大饑荒的比較

第一章 糧食供應緊缺時期農民的「貢獻」

第二章 保衞城市，為政權的生存而戰

第二部分：毛澤東時代中國饑餓問題的政治化

第三章 饑餓問題上的等級劃分和農民與政府的關係（1949–1958）

第四章 為防止城市饑荒而讓農民挨餓（1959–1962）

第三部分：邊遠地區的饑荒

第五章 帝國的負擔：烏克蘭和西藏的「民族化」

第六章 「為解放西藏抓地鼠充饑」：中國官方歷史記載中的饑荒

第七章 「種族滅絕」：西藏和烏克蘭民族主義者的反敘事

終章與結論

終章 經驗教訓：蘇聯和中國如何避免饑荒

結論 饑餓與社會主義

索 引

中文版序

作為一個研究中國問題的外國學者，我常常在想，我怎樣才能對這一研究做出貢獻。我喜歡選擇一些很多中國學者不願或不敢選擇的題目。2000至2002年間，我在中國人民大學黨史系學習了兩年。在這段時間裏，我開始對大躍進和大饑荒問題產生了興趣。人民大學兩位講授人民公社時期農民問題課程的老師給了我很大的啟發。我開始採訪人民大學幾位1958年被派到河北省徐水人民公社支援大躍進的退休教師，這些教師曾去過這個著名的「共產主義轉型」模範試點，並對此記憶猶新。但是直到後來與村裏的老農攀談，我才意識到，對這些農民來說，那場饑荒是他們一生中最為痛苦和深刻的記憶。他們倖存了下來，但他們直至今日沒有一天不想着要有足夠的糧食。與農村的情況不同，在城市，對毛澤東時代的記憶則主要來自知識分子和退休老幹部，其更多的是關於1957年的反右和文化大革命，而不是饑荒。1959至1961年，餓死的大部分是持農村戶口的人，而重點城市的人則受到了保護。

2004年我開始以河南農村對饑荒的記憶為題寫博士論文，當時中國和西方都很少有學者對這個問題感興趣。我在饑荒時餓死近一百萬人的河南省信陽地區進行實地採訪，其中有一個村子所有的年輕人都逃難到青海，留下的婦女、兒童和老人很多都餓死了。採訪時，一些人說起那時的艱難和悲苦都忍不住落淚。那時我就想，口述史是記錄下這些聲音的最好辦法。與城市人和受過教育的人不同，農民的記憶和敘述較少受官方歷史觀的影響。他們從未提及「三年自然災害」以及「左傾錯誤」。他們直言不諱地談及偷糧、逃難和虛報產量。地方幹部也不否認他們可以比一般老百姓多弄到一點糧食。2006年我以題為《摻石頭的麵：河南省對大躍進饑荒的官方記錄和農民記憶》的博士論文獲得博士學位。這時我想，我再也不研究這個令人痛苦的題目了。

可是，當我閱讀了有關蘇聯1931至1933年斯大林時期饑荒的書籍和材料時，我又有了新的想法。很明顯，蘇聯和中國兩個國家的情況十分相似，都是農民與政府的關係處置不當、激進的農業集體化政策和過於野心勃勃的工業發展計劃導致了饑荒。為甚麼中國共產黨沒有從蘇聯的經驗中吸取教訓，而是同樣將國家帶向了饑荒呢？是蘇聯計劃經濟式的體制和社會主義農業導致了災難嗎？為了對這類問題有更多的了解，我開始在宏觀的層面進行比較研究。2009年，斯蒂芬．維特克羅夫特（Stephen Wheatcroft）教授也有同樣的研究興趣，並且在墨爾本大學組織西方國家、中國、俄羅斯和烏克蘭學者就這兩國的饑荒舉辦研討會。即使早在那時，烏克蘭和俄羅斯學者之間的緊張局面就已經很明顯。烏克蘭官方對1931至1933年饑荒的說法是，這是斯大林組織的針對烏克蘭民族的種族滅絕。俄羅斯官方的說法是，這是蘇聯所有各民族經歷的一場災難，烏克蘭的饑荒不是有意組織的。在2009年時，沒有人會預見到烏克蘭2014年以後會發生起義和戰爭。這本書裏談到烏克蘭民族主義者如何建立了一種饑荒是種族滅絕的說法，以服務於建立獨立民族國家的政治目的。這個例子說明人們如何書寫和記憶歷史是非常重要的問題。所以，歷史學家不僅要努力發掘「到底發生了甚麼」，還要理解大眾記憶是如何形成的。

在這本書的中文版裏，我們糾正了原英文版中的一些錯誤。近十年來，大躍進饑荒問題成為中外學者研究的一個熱門議題。出版了不少重要的書籍，如楊繼繩的《墓碑》。顯然這些書在中國大陸出版是不可能的。我希望此書對蘇聯和中國的比較可以為饑荒研究提供一個有用的視角，而饑荒問題與中國讀者也密切相關。對於中文版的出版，我首先要感謝本書譯者項佳谷為此付出的艱辛。我還要感謝中文大學出版社葉敏磊和楊彥妮編輯、中國人民大學辛逸、上海交通大學曹樹基、華東師範大學徐進、科隆大學景文玉、朱美婷和維也納大學崔金珂對文稿提出的建議。

文浩

2017年3月於科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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